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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后，人类将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敌人、难题？这是大卫·赫伯斯坦在其著作《The Next Centry》中探讨的中心问题，赫伯斯坦是美国的著名记者，长期任职于《纽约时报》，曾获普立策奖，《决算》一书畅销全美。下面的文章选自他的《The Next Centry》，是其中的第五章，略有删节。该书的英文原版于1991年在美国出版。 我们的困境是复杂的。它是三代富裕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转而创造了一种高度预期的文化，再转而创造出以高度假设和高度消费为前提的政治体系。 那些在50年代早期以某种可能性开始的意识，逐渐变成一种期望，最后则变成一种权利。那些对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贫困仍有记忆的人们，已经衰者而且成为少数人，在那段时期，人们深受经济大恐慌的影响，必须对花费支出加以选择。另外，他们的父母不赊账买任何东西，而且对任何赊欠的念头感到惊恐，他们这些为人子女的因而得到一种结论：那时确实有抵押贷款之类的事情，但是人们只是偶尔贷款而已。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相信生活在现在，未来再支付是最好的报复。我们认为那些以现金支付的人是傻瓜，笨得不懂得占政府的便宜，大方地用信用购物作为报酬。不论何时，我们看到有人以现金向机票柜台买票，我们立即假定那人是贫穷的。 今天，我们的政治辩论并不接受这种新现实，不承认充分富裕的年代已经结束，仍然假设每件事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我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负债国，但是国家债务，如同对日本的贸易不均衡一般，并不是一个需要动员人民，并把他们推向战争的重大事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的政治体系仍哲学地殖基于领导权的辉煌岁月中，但我们的经济（及社会）体系在新国际经济刚开始的日子里，正笨拙地蹒跚而行。所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很怪异地对新现实视而不见；人民和国家自视甚高地活着；以及政客们不敢告诉老百姓真相。 不足为奇的是，在面临新现实时，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愿牺牲。他们想要一种无缺点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能大幅改善生活品质及拥有更大的事业发展，一方面继续享受较诸70和80年代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邻居却正回归50年代更有纪律的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自由民族，为每个开始作牺牲的人忧虑，当然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我们无法从里根的身上获得的，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保守的教育，藉由里根极佳的传道，将我们引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英国前首相撒契尔夫人执政早期的率直是相当可取的。然而，里根却强化了我们不需要改变的幻觉。在他掌权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消极的事情：以唱高调取代了行动和务实。讽刺的是，描绘出他这种糟透了的情况的，不是那些宣称自由的美国东岸的新闻媒体，他们当然是不共戴天之仇人，而是出现在里根最亲近助理所写的书中，如海格（Alexander Haig）和黎根（Donald Regan）。他是如此舒适地待在家里，好似从来不晓得这个世界，即使日本对我们的烟囱工业所做的一切已经出现了各种早期警讯。在里根的时代里，日本人还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动关键性的攻击，使得我们在微电脑产业的领导优势彻底瓦解。而里根对这类事件的漠不关心，似乎并未困扰到他的同胞们；他们只要求他让他们感觉更好，而这点他确实做到了。他不是这个社会的引擎，但却是一种征兆。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全心全意地相信个人负债以及信用购物是不对的，然而信用购物的使用仍每年激增，里根是“无痛”社会的“无痛”保守主义者。我最喜爱的故事是里根第二次竞选后，巴克华德（Art Buchwald）对一大群公司最高主管的演讲。他问道：“在座有多少人投票给里根？”实际上所有的听众都举手了，但他继续问道：“多少人愿意让他担任你们公司的最高主管？”没有一个人举手。 里根的总统权位显示出我们对分隔经济现实和政治过程处理得相当漂亮。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何以这个国家在面对令多数国家备感威胁的消息时，仍能如此麻木不仁？在1984年，一位前来美国访问的外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各方面都如此强大的国家，而美国人所面对的最大争论仅是学校的祷告。到了1988年，同样这位外国游客一定会认为就爱国主义而言，美国是如此地摇摇欲坠，因此美国人面前最重要的争论便成为宣誓效忠之争。 此刻，当我们似乎在教导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自由的真谛时，我们也许该反省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不寻常的自由。我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娱乐导向的美国社会。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对美国个人及整体社会有着压倒性的影响，电视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电视最重要的不成文规则：新闻必须永不枯燥。如果我们觉得枯燥，我们就会转台，即使在世界某处正进行着对我们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强力驱策之下，商业电视台的经营型态已经被定型了。当然，收视率直接决定了播出的节目。 印刷媒体和电视对新闻的定义总是不同。长久以来，内行人深知透过电视广播网，情节平乏但制作优良的节目，可以击败一个情节不错，却制作不良的节目。有关来自日本的挑战，其故事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被指派驻在当地的电视记者，全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男男女女。一件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却变成了次要新闻。CBS 电视网在它的全盛时期，应该可以制作出很出色的采访报导，但CBS的表现却很失败。 今天美国杰出的广播记者，都是在美国迈向承担新世界责任时，从事驻外的工作，因而得以扬名立万。做为一位驻外记者，在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不久的年代里，仍保留了某些荣耀及传奇。当时美国正心不甘情不愿地脱去孤立主义的外衣，我们最好的CBS电视网，当时是公开的国际主义者，那些著名的记者正是CBS 的驻外记者，同时也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教育者。今天，事情不一样了。飘洋过海去制作电视节目，已被视为一个人事业生涯的障碍。一般人认为，在越战后的年代里，美国人并不想看外国报导，或至少是愈少愈好。外国新闻的定义逐步在转变中。只有在下列情形下，外国新闻才变得重要：（1）一些戏剧性的（而且是暴力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2）即使没有美国人的出现，发生了真正暴力的连续镜头；（3）某种壮观的场面，使得电视乐于采访－－例如，某位皇族的加冕典礼或是年老领导者的死讯。愈是奇特的场面愈好。现在电视制作人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因为电视新闻比以往更娱乐导向，紧接下来的，便是它的主管和主播人员都必须是明星。在电视早期时代，新闻记者不是明星，只是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经常涉足广播或印刷媒体，尝试着掌握一种新的专业工作，但并不一定需要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地位具有某种程度的摇摆性，而他们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的地位，而不是所属公司的声望和力量。如今，主播人员在事件现场不寻常的出现，保证该事件具有明星的品质。明星事件才值得明星式的报导。 今天，我们政治体系的变数，有不小的部分和电视广播网的处理方式有关。如果电视新闻淡化处理了某个复杂的重要争论或是弃之不报导，那么一个被淡化了的政治问题是否仍会深受支持？最起码，电视藉着支持某种爆炸性的或混淆的政治主张，扭曲了一个国家的施政计划，而最糟的情况是毁掉了整个施政计划。这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政治体系回应的方式。 感谢电视，国家的施政计划并未成为我们长程或最急迫的问题，而是那些最佳影片的制作。这意味着在一个大民主社会里，沟通系统（电视网）最关键的一部分，基本上是阻塞不通的。当电视新闻的处理模式淡化了政治争论，政治体系便向它屈服了。对严肃话题进行严肃讨论太过复杂了。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人员都了解电视网要什么：一个适合电视传播的背景及一个哗众取宠的攻击或反攻击，愈简单愈好。由于电视只播出我们的政治领袖10一15秒的谈话，很快地，政治人物的谈话开始如此简短；最后他们的思考也开始如此简短。 最近，我和一个主播人员及他的执行制作人座谈，我提到电视网未能采访报导像日本的经济挑战这类的故事，乃是一大失败（而且他们以裕仁天皇的葬礼，作为每日日本新闻的开始，企图以此作为弥补）。我甚至得理不饶人地指出，难道电视网的标准对美国政治越来越平庸没有一点关联？基本上，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观点。那位执行制作人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顶尖的新闻制作人每晚都要抗争的问题。他同时又说：“我们只有少数人有此共识，却要和远较我们强大的环境相对抗。”我对他表示同情，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有此共识。 电视新闻人员就本质来说，和一般的新闻人员同样自由，但是他们在形式上没有自由。形式主宰了功能。比方说，如果纽约时报准备像今日美国（USA Toda）般采用充斥着事实的版面，那么它不只在形式上，甚至实质内容也不再是纽约时报了。然而，我们复杂的世界却一定要配合电视并不复杂的形式，结果我们无法看到有智慧、有深度的对谈或谈话。 电视偏好盛名胜过于实际的成就，而一个人的成功愈来愈为电视所决定。一位巴芭拉·华特丝（Barbara Wa1ters）的新闻迷最近写道，她的特别报导已经取代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成为盛名的终极象征。我想她是对的，因为华特丝已发展出一套极精明的公式：假装很亲密地访问摇滚乐明星或新闻热门人物（其中大多数是绊闻人物）。我记得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雷斯曼（David Riesman）曾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我并不期望他接受华特丝的访问。 不幸地，整个社会对电视标准太纵容了。在60年代末期，某些作家因为他们著书的成就或是时代性，跑去上电视自我促销，然后成为名人。很快地，出版商就把出版过程倒转过来。如果作家可以藉著在电视上曝光而成为名人，那么何不去找名人请他或她写本书（或者将他或她的名字借给不知名的作者），这样保证可以上电视脱口秀的节目，但是结果必然是出版一堆烂书。 如果出版商懂得运用和操纵媒体，国会议员当然也晓得。如果他们要举行一个重要的秘密听证会，电视网不会有兴趣采访报导。但是如果证人的名单中包括了珍芳达、梅莉史翠普、伍迪艾伦，或者最好是雪儿这些大牌影星，那么电视网就无法抗拒他们的脏力了。似乎没有人在意政治对话的水准，这正是电视最糟糕的地方。 最近，乔治·肯南（George KenT1an）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东欧主题发表演说；他是我们最有智慧且最善辩的东欧权威之一。我看了电视，他只出现了10秒钟左右，他的话被主播人员改写转述。比起其他美国人，肯南可能对冷战有更精辟的看法，他的书和回忆录可能是国家珍宝，可是很明显地，如果他想要在新美国让大家倾听他的话，他势必要学习如何更快地感动人。 除了那些善于自省的人以外，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日本的贸易政策、法令及文化的保护主义，构成了完美的障碍。如果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中有90％可以轻易赢得我们的赞赏，那么对于另外恼人的10％，我们也可以自在给予高度的关切。如果世界上没有日本人，我们也会发明这种人。他们似乎在嘲弄我们：他们工作努力、谨慎小心、自我吸收、努力追求他们定义狭窄的自利。现在的经济情势对美日双方都是进退两难：美国的经济衰退，然而美国的政治体系却无他法可想，唯有接受一途旧本的经济繁荣，然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却未能与之并驾齐驱。 依我看，美日之间的对抗情形一直在改变。当我第一次到东京。虽然我极为欣赏日本人努力工作的态度，以及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不过我却被日本人盲目的排外主义所激怒：对不是日本的事物，日本人几乎一律拒绝；在贸易方面，对美国人刻意牵制旧本人偏好雇用前美国高级官员到华盛顿游说，却拒绝其他国家到日本游说--换言之，日本人不了解互惠的概念，新的国际经济不是一条单行道。同时，日本人对任何批评都极度敏感，也使我感到不自在。 在我首次访日的时候，我被邀请对一群重要的日本企业主管发表演说。由于早已知道日本人很容易受到冒犯，我很小心地演讲了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美国的产业病。我称赞日本工人的效率，同时我非常欣赏他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相当少的资源建立这么可观的经济奇迹。然后在结尾时，我非常小心地提醒他们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我提议说，日本人在如此辛勤工作和奉献牺牲之后，伤害美日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如果除去所有的障碍，美日的贸易逆差也不过改善15一20％。我认为，在承担极小风险的情况下，美日贸易关系便能获得极大的改善。隔天，我遇到一位朋友，他是住在东京的一位美国顾问，他对我说：“我听说昨天你发表了一场重挫日本的演说。”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一位美国新闻人员如果报导美国在产业方面的失利，将被视为是高度聪明甚至勇敢的行为；如果他以同样的眼光批评日本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他就是在打击日本。 日本国家主义最令人讨厌的一面，就是它引发游客同样强烈的国家意识。这种情形自然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我写“决算”（The Reckoning）这本书的品质，但它确实影响到我写这本书时的情绪。事实上，“决算”这本书极为夸赞使得日本产业如此优秀的特质，然而日本人惯有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却让我感到处处制时。日本人有一股相当强烈的直觉，企图阻挡我发现事情的真相，经常把我给惹火了。我和家人在日本的花费相当昂贵，而且我没有任何机构的援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掏腰包，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在跑一个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计程车跳表。有一次，我对着电话向一位日产汽车公司的公关人员大声咆哮（那个人在阻止我见到想要见的人这方面，有着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他和他的公司正在练习沟通保护主义。我还记得曾和一位日产公司负责品管的高阶主管坐在一起，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提案制度的范例，来自品管圈，是员工自己激发出来的，而且确实改善了车子的品质。他说不行。我问道：“为什么不行？想想看，这是一个绝对合法的问题，而且假想一个卑微的年轻工人，发展出一个聪明而简单的点子，省下公司上百万的日圆。”他说，因为大约有36428个品质改良的例子，所以他必须向我介绍所有的36428个工人，以表对所有的人负责。 然后我回到美国，为美国这个国家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竟如此无动于衷困扰不已。更糟的是，我看到人们试着从他们的美国同胞那里得到起码的服务，却无法如愿以偿；在我们现代的服务哲学里，顾客永远是错的。我记得，不仅是日本人做事的效率较佳，而且一般人得到的服务品质也较好，我再次觉得美国人粗鲁无礼。我的经验绝非独一无二的。 我仍然不认为我们国家已经了解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寻找何以日本人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的藉口。如果我们被击倒，那么一定是规则锗了；一定有些人欺骗。每一次，我们认为已经找到答案了，最后证明是错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在底特律的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都相信日本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日圆的低估。所以，我们强迫日本人重新评估并让日圆升值。日本人照着做了，他们的核心产业因而受到重大但短暂的冲击。有段时间，他们的高阶主管大幅减薪，而且劳工出现了短期移动。不过，因为他们是过程导向，他们很快地让过程变得更好。很快地，他们不仅未成为日圆升值的牺牲者，反而因祸得福。日本的流动资产大幅增加，而美国的流动资产却不断减少。突然间，美国的公司和不动产开始大拍卖。有时候对我来说，日本这个竞争对手是如此难缠和强韧，要和他们竞争，只会落得凄凉的下场。你将他们挤出一个区域，他们仍然会从另一边冒出来。如果日圆坚挺，他们在出口方面会受到限制，但是他们会到你的国家开设商店，他们的身分便成为拥有者、制造者及投资者。 我想日本人的成功是整体的，没有单一秘密，但至少让我们试着去了解。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希望继续“制造”东西。我们已让我们的活力转到以前我们认为商业的次要领域，像财务和行销。我想，制造东西在日本人的社会里比在我们的社会有更高的社会价值。相对我们而言，他们资本主义的目的似乎较为淡薄。我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他们是使产品精良，当然，如果他们能做到，他们自然可以赚钱。 如果说日本（以及东亚）的成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便是教育。我对日本思考得愈多，我愈觉得教育的重要。日本人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美国人无法忍受的教育。它强调博闻强记，以及对权威的接受（这点和我们刚好相反），但是即使一个人不同意这种教育的形态，他仍然尊重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一般日本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一个家庭的地位和荣誉，不是因为小孩的运动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在学校的成绩而定。在针对这个主题所作的第一次访问中，我去拜访吉布尼（Frank Gibney），一位杰出的历史新闻学家。我们对许多不同的事情谈了两个小时，但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转过身说：“别忘记，教育就是让手表上紧发条的助力。”日本人相信如果善加教育人民，而且教育体系运作良好，其他的一切就会运作得非常好。 1983年我到日本后不久，我去拜访永井道雄，一位前任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长）。那次访问并未照我的期望进行，但经过了七年之后，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终于了解当时他的意思了。我询问他日本和美国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和社会伦理的关系。不过他无视于我的问题，只是想要谈论韩国。他说，韩国人的考试成绩一直在进步，可是日本人的成绩事实上却稍稍往下滑。我问他这意味着什么？他缓缓地说：“考试的成绩下降是一种警讯，一个社会的乐观程度正在增加，因此，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也许，日本正变成一个老化的国家。”他接着说，日本的离婚率及少年犯罪率正在上升，虽然不会比美国糟糕，但对日本而言，已是令人触目惊心。相反地，韩国小孩晚上仍然待在家里，听父母的教导。最近一位韩国官员对他说：“日本是要继续向美国学习错误，还是要开始向我们学习正确的经验？”十年前，他绝对不敢对一个日本人这样说话。那是一种他们自信心大增的象征。他又说，有那么一刻，一个社会开始起飞了，人们会对生活大幅改善心存感激。但很快地，那种均衡的状态改变了，他们不再那么感激，而你得到的只是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负面影响。他说，韩国才刚踏入这个阶段，日本走在中间，而美国则已经走得很远。那次的访问始终索绕着我，即使在和他的谈话结束很久以后。 它让我想起康乃狄克州的温斯特市。因为我父亲在1942年回部队服务，我兄弟和我在美国一些城镇里长大，但我们称呼一个地方为家，那便是温斯特，一个拥有大约8000家工厂的城市，位于该州的西北方。它像一个熔炉。当地最大的工厂是吉伯特钟表厂。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大都是外来的移民，曾经为了微薄的薪水，在这家钟表厂卖力工作。我们在这个不只是美国人的社会里，想要胜过我们的父母，出人头地。 我现在了解到，那时的学校体系真是棒极了。老师们是缅因州的女教师--也就是说，她们大多是单身女性，来自缅因州的小农村，因为那里没有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她们来到温斯特这个受惠于工业革命的大城市（当时的薪资高达一年900美元；当然，占少数的男性教员总可以拿到高出100美元的薪水），他们非常好，处事公平，而且相当清楚权威的运用，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对权威从不曾质疑过的家庭。 对我来说，那时似乎是个乐观的时期，即使当时有战争发生，我想我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我们这一代的明天将更好。父母不会抱怨做了多大的牺牲，而孩子不用任何人开导，也深深了解父母的苦心。在我班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将精神放在上大学方面--事实上，想要上大学的只有少数人，但机会就在那里，而且当时社会正在进行相当可观的改变。不自觉地，我们正是整个社会往上爬的一部分。 那正是永井所指的：一个往上爬的社会。日本从50年代中期便往上爬，是一个满怀信心的国家（事实上，直到最近她才第一次过度自信）。对许多重要的事情，她都做对了，日本的好运来自两代的日本人作了相当大的牺牲，使他们的国家从灰烬中变成了经济强国。近二三十年来，日本人的生活已经大幅提升，虽然改善的速度正在减缓，但人们仍然认为未来将更美好。这种意识产生了信心，而信心造就了乐观主义，然后转而产生了社会力量。这是日本社会往上爬的关键因素，而且是数学公式无法表示出来的。在这个循环过程里，人民相信传统社会阶级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而一般的怨恨已被消除。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论日本能否让下一代维持同样的乐观，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心怀感激地辛勤工作这一要素可能会减弱，才是关键的问题。很肯定地，当代的日本政治领袖和产业领导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到紧张，对日本是否有能力保持成功和维持工作伦理，觉得忧心忡忡。有些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者甚至担心日本的教育体系，怀疑是否太过僵硬。 1983年，我首度遇到天谷直弘，一位通产省的高级官员。当时我正忙着写《决算》（The Reckoning）这本书，一位朋友给了我他的名字，而我并不很确定他是不是我想要访问的人。结果我发现他是一个以官吏身分为掩护的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比我更清楚我书本大纲的历史学家。我们第一次的面谈原本安排一个小时，但却谈了二个半小时才结束。在我停留在东京的九个多月里，我和他谈了四次以上。我发觉在这么一个学者面前，我真是相形见绌。透过他所看到的当代事件，他有着不寻常的历史见识，而且因为他是日本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不是从西方或东方，而是从富裕和贫穷，从面临困厄的人和已经享有富裕的人为出发点。 现在，他已经从通产省退休，但仍然担任通产省的顾问。他经常对未来感到忧心。当其他的日本人正为日本的新产业力量的初期成功庆祝时，他早已致力于把烟囱工业的经济，推向高科技工业的新世界，这个新领域日本优异的教育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1989年春天，我和他在东京访查了两天。 对美国无法适应新经济现实，天谷直弘感到困惑。他注意到，美国目前还没有危机意识，也许是仍有许多人觉得美国相当成功。当国家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时，仍有归咎别人的倾向。他认为，也许美国需要某种财务震撼，一个像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人造卫星史泼尼克号的事件，才不会再自满，他认为，除非美国在纪律上下工夫，否则某种货币危机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现在美国的财务系统很不稳固地建立在外国人的信心上。有一天，一些外国政府会对美国市场失去信心，然后停止购买美国的债券，这将很轻易地引发他所假想的财务震撼。 如果说日本也有即将临头的危机，他说，那极可能是价值观和个人目的方面的危机。在某些方面，近四五十年来，日本的目的非常清楚：从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站起来，赶上西方。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漂亮，远远超出目标。但现在横在国家前面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的新财富和力量，努力从战败中的灰烬复原是一回事，决定如何去处理这些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说：“40年来，我们心里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是猎狗，凶猛地追着野兔。现在我们追逐的野兔不见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下一个追逐的对象又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我们生存的目的？都成为日本人的新问题，日本是个经济社会，四五十年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搁在一旁，因为我们正在处理那些似乎更为急迫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达到经济成功，我们需要其他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缺少其他的价值观，甚至不知道怎样去建立这些价值观。”他接着说，简单的部分已经完成。日本人是否已经准备好处理他们新成功所带来的复杂性？或者他们已被教育成只能执行某种社会功能？ 最近几年，天谷直弘加入一个重整日本教育系统的主要尝试，目的在让教学减少背诵，并且加强注重自由的教学技巧。这使得他必须站在国家的教育殿堂上，和有着良好防御的强大力量相抗衡。这场战争并没有打得很好。他相信，当日本准备好应付未来的挑战时，可能已经造成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日本这个国家制造的是工人，而不是一位完整的国民。他曾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要生产一部好车子，远比生产一位好公民要容易得多。日本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否会教育出心胸狭窄且自我孤立的人？甚至更糟的，它是否教育出随时可能被功能性淘汰的人？ 他指出，那正是日本的新困境。第一次，教育体系处于制造废物的危机中--也就是说，制造出不能适应的毕业生，因为他们缺乏对生活的全面看法。他说：“问题是我们正处于一种危机中，只会生产具有优秀电脑能力的年轻人，但他们掌握现实生活的能力却很糟糕。电脑已经凌驾一切之上。现在，我们的大学入学考试被设计成选择具有电脑潜力的学生，那意味着我们正加速制造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人，他们会做的事，电脑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 日本如何处理财富这个问题？他很怀疑。在以前这并不是个问题。现在，日本经济成功所带来的新影响，乃是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正如走在他们前头很远的美国人，变得更物质化了。然后他又说：“几千年来，神明和贫穷让人民保持着纪律，可是，在目前这个现代化的时代里，神明不在了，贫穷也消失了，我们将如何维持纪律？”他不确定急速的工业化到底留给日本什么。日本人将如何应付电脑时代所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性？“我们刚走过一个很容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工业时代，如果我们制造车子，一般人都可以了解，而且知道车子的用处。但是现在我们生产电脑，一般人并不容易了解电脑的用途。也许对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来说，那不是个问题，但对其他人而言，就可能相当困难。他们会做什么？坐在电脑旁边，然后每天晚上玩任天堂？现在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或许日本最大的弹性已经展现在经济事务上，而美国则可能转向更弹性化的社会和政治事务。 一本书总是有它自己的轨道。它会让你产生写这本书之初所没有的想法和观念，而这些并不是原先你打算的，我所写的畅销书《决算》，开始是一本有关硬体的书，讨论谁制造出较好的汽车，但后来它变成一本关于社会体系的书，最后，出我意料之外的，成为一本有关教育的书。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那些担心美国教育比其他国家落后（而不是担心美国核子飞弹比其他国家落后）的人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由于这本书，我变成了绝望的政治人物、商人，及老师的亲密战友。我被邀请参加各种州长会议，不管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印第安那州的共和党州长想要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中，戮力将印第安那州的学校升级，便利用这本书作为向州议会演说的基础，而且给每位议员一本。州长们都有一个共识，认为我们处于一种危机：我们并未如以前那样重视教育，人们基本上对它漠不关心，而似乎无人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州长都去过日本和韩国，他们已经看到那些国家的教育体系所制造出来的品质（以及他们如何认真地在做）。当有州长要求一家日本公司到他的州设立工厂时，这位州长总会被问到当地学校的品质、读写程度，以及年轻人阅读数学手册的能力。我们自己的企业最感悲伤的是，它们很难找到训练良好的人去执行甚至最基本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该具备的能力。最痛苦的抱怨来自我们的老师。他们似乎总是被那些只要做最少功课的学生，那些抗拒家庭作业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以及那些只有在运动或其他课外活动被限制时，才会对学校表现出热烈兴趣的学生打败了。最让老师感到挫折的是，大多数的学生来自中等家庭，而他们总被假设成会继续接受大学教育。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要向他们吼叫，如果他们不努力点，多作一些家庭作业，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准、读写能力和语言运用，他们将无法进入大学。可是你就像是在说谎，因为你知道即使他们不那样做，他们也可以进大学。事实上，他们也进了大学。外面有那么多大学，像企业般经营，需要学生和他们的钱，然后把我们的水准往下拉，只有上帝知道这些孩子一旦毕业以后，以他们的教育水准，他们可以做什么。” 布希说他是一位教育总统，但迄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把教育和我们的经济病痛联在一起。那需要一种政治判断，是他和他的前任都不愿意做的。在我们多样的次文化里，只有少数人（最明显的是那些最近到来的亚裔美人）了解教育是未来的关键。和其他已开发国家比较，我们的读写程度让人失望。我们并未真正地将教育连接到为我们孩子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上。在美国一般乡镇里的一般高中，一个16岁的男孩有良好的成绩，会被看成是异类，除非他是个杰出的运动员。当然，也有例外，中上阶级的人很看重教育，一栋在高级住宅区里的房子，在其高昂价格中，事实上己包含了接受私立学校教育的费用在内。 最近我在希伦大学（Hiram College）演讲，那是俄亥俄州一个很好却很小的私立学校。我和一群来自中西部小镇聪明的年轻人在一起一个下午。我要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高中同学每天晚上平均做多少家庭作业。这些纸条传回来了，平均是30分钟。我想了一下日本和韩国（那里的中小学生经常背两个书包，老师的升等和升学率息息相关）。我又想到在温斯特市童年时期的天真想法。我们认为我们与来自更大工业城（九英里外的多伦特市）的学生竞争工作机会。你要如何告诉今天的孩子们，他们不仅和邻镇的小孩竞争，而且要和大贩、汉城、雅加达、新加坡、曼谷，而且很快地，要和布达佩斯等城市的孩子竞争。 1988年，一位候选人终于提出来自亚洲挑战的问题。这位候选人是盖哈特（Dick Gephardt），一位来自密苏里州野心勃勃的年轻国会议员。他提问题的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夸张，但真正的讯息是：我们再一次沦为受害者。盖哈特意识到这是个新鲜的话题，将贸易不平衡完全归咎于日本和韩国，他的电视竟选广告突显出美国车在亚洲国家可能的售价，这些非常具有爆炸性，而且很明显地想要加强对亚洲人侵略的恐惧心理。这些竞选广告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整体说来，他们只抓到问题的表面，却不去试着了解它。（其实盖哈特自己心知肚明。他在私下谈话时，远比他的竞选广告所暗示的更见多识广。他承认即使日本开放他们的市场，对贸易赤字的改善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我看着那些广告，然后假想盖哈特的选民们：那些对所有与学校有关的论点投反对票的人，他们不监督自己的小孩做功课，只是怀疑为何亚洲人做得比我们好。 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快速地变动。由科技所推动的改变有它自己的速度，赶不上就会落伍。工作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及能力，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却未采取因应对策。我们的蓝领工作突然大量丧失，不只是被那些较低度开发国家所取代，而且如天谷直弘所预言的，被日增的自动化所取代。我意识到美国的转变，来自新政以来愈趋尖锐的阶级划分，以及来自为民主努力的力量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也包含了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民主。 迄今为止，那些让人失望的改变还没有在我们的政治中浮现出来（或是还没有太明显的浮现）；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宽恕令人失望和绝望的政治。但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不是很迷唐尼（Morton Downey，Jr·）和他搭配脱口秀的尖叫；可是我想对部分的唐尼听众而言，那是一种对他们老板、劳工领袖、政治家、新闻界、体制，以及所有人，除了唐尼之外，极力忍耐愤怒下，一种重要的发泄。这种秀，和其他类似的秀，暗示着那里正有一种愈演愈烈的经济束缚和社会痛苦意识。然而，这种挫折尚未被列入主要的政治讨论中。像焚烧国旗和宣誓效忠这类的事件，便已熟练地利用了这种意识，而没有被人发觉出来。这些是让人焦虑和不确定的政治，而非让人产生信心的政治。我想，在它变得更好之前，它会变得更坏。 谁将是赢家和谁将是输家的界限，似乎比以往更明显了，而这正是教育造成的。在最上阶层的人，能就读最好的法学院或商学院，不仅是赢家，而且是大赢家。顶尖的法律事务所和财务公司以他们的服务从事竞争，而且每年的起薪愈来愈高。一位朋友告诉我，今年一位从名校刚出炉的新进律师，起薪是一年85000美元。在寻觅这样一份工作的过程中，“面谈”的本质已经改变。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意味着你被面谈，一些在该公司里年高德劭的人审视着你，并且根据你的优点下判断。最近几年，“面谈”却成为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对法律事务所面谈－－也就是说，由他或她评断这家事务所。那些顶尖人才有大多选择；而那些在基层的人所能选择的却少得可怜。目前，中产阶级正逐渐减少中。那些在最基层的人缺少改善他们自己的能力，而那些在中上阶级的人被优厚报酬所激励，他们的报酬远比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来得优厚得多。因此，先照顾你自己，而且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利用教育去获得个人的、物质的报酬，而非实现更广大的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已比以往更强有力。我从未被甘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所迷惑，也不曾困于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它始终给我一种感觉，一个大家族为了安置一个儿子在高级办公室，所花的个人财富创下了新纪录。然而，回顾过去，公私部门问职业的平衡，在30年前似乎比今天要来得更健全些；从事公职在当时并不像今天一般，意味着庞大的个人财务牺牲。我在1961年搬到华盛顿，那时它是个一般人可以过得很舒服的城市：那几似乎没有富裕阶级，除了那些屈指可数的祖产继承者。今天的华盛顿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些国会说客形成了有钱阶级，而那些当选的政客们绝大多数有独立的财源，尤其在参议院里更是如此。 华盛顿不是例外。纽约这个我居住的城市，也渐渐成为一个富人和穷人的城市，有着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人口，而两者的隔阂比以往更大了。若就市民还有多少美德的程度而言，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精英分子，人们似乎是被永无休止的自私和自我耀升推着走。有钱人家赈济穷人的捐献，和他们为了参加募集基金的社交场合，在晚礼服和珠宝上的花费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但是仍然有人坚信，美国可以从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心产业经济转移到一个服务经济，而同时不会失去它的强大、活力，以及产业的健全性。我百分之百确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没有几个人进入服务经济后，能够得到所谓的高级服务工作－－亦即带着有效手段和尊严的高价值工作。他们大多数都会在基层服务部门工作，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工作技巧，而且人事流动率经常居高不下。一般人认为核心经济愈健康，服务经济也就愈健康。同样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日本人会自动转向我们要求所有的金融服务，以应他们扩张核心产业的需要。全世界最大的8家银行中已有7家是日本人的，也许目前是一段过渡时期，他们需要相当大的帮助去学习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但长期来看，他们对我们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减少。 我们正慢慢而且稳定地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制度，这个新制度从一个人出生开始，经过早期教育，最后是透过大学及研究所而形成。今天，那些在华尔街的人能很快做出关闭小镇工厂这种可怕的决定，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认识那些受伤害的人。由于我们大公司的组成方式，高阶层缺少高瞻远瞩，因此我们不断做出短视的决策，来使公司的盈利情况好看些。我们将成为一个较以往更不和谐的国家，有着少数有钱人和一大堆穷人，这些穷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负担，也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会制造出一个不安的社会，特别是人们近来已活在一个更富裕的社会里。我们将不会是一个人口2．5亿或2．6亿，强大及充满活力的美国。从真正有生产力的社会的角度看来，我们只有3000万或4000万有才干的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有能力和其他强大的国家竞争吗？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如此忧郁的想法。最近，我曾和余罗（Lester Thurow）讨论这些问题，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院长。他说：“我认为这触到．问题的核心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未碰过的问题：美国是一个有领导阶级的国家，或是一个是寡头政治的国家？”“每天我拿起报纸，新闻记者总将日本描述成有个领导阶级（我想他们是对的）；也就是说，日本有一群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实际上可以像任何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精英分子一样地极度自私，但是日本领导阶级的成员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不会成功，尤其是在这样小且容易受伤害的国家里，除非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也能够成功。所以这个领导阶级的成员愿意牺牲一些他们私人的权力和财富，以确定更大的社会能够动作而且生生不息，在此同时，当这些相同的新闻记者形容拉丁美洲的国家时，他们一成不变地以‘寡头政治’这个字眼去形容当地的领导权力。他们描述一群极少数的人，有着非常巨大的财富。这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人过得相当好，并且绞尽脑汁想要完整地继续保有它，完全不在乎他们国家的其他人是如何贫穷落后。事实上，一个寡头政治的统治者相信他们可以很成功，即使他们国家的其他人都很失败。这正是这些国家目前仍然如此失败的原因，而我们也正逐渐迈向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段里，我们曾有领导阶级，也有过寡头政治。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就有领导阶级，他们知道必须帮助欧洲富强起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富强也和欧洲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强迫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尽管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是极端的孤立主义者，极可能不要它。” 一个领导阶级知道，只让自己的孩子成功，也进身于领导阶级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他们的小孩所治理的国家里，有60％的年轻人不能有所成就，可怕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 在维持超级强权的前提下，美国可以发展登陆月球的计划，也可以利用炫目但无用的发明，无限制地发展武器。现在冷战结束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及心理的缺口。我们仍会怀念冷战的单纯性？怀念东西方简单的划分？以及怀念东西双方不变的论调吗？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张的世界中，比较有可能的冲突来自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非白人、富人与穷人、已开发与低度开发、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之间的对立。以往，我们在军力强大的苏联威胁下长大；如今，会对我们的安定造成威胁的是弱小的墨西哥，我们应该如何调适呢？冷战扭曲了我们社会的本质及目的。为了应付冷战的威胁，我们在不知不党中创造了一个自我衍生不息的国防基层组织。正如我在波士顿地球报（Boston Globe）任职的朋友马丁·诺兰（Martin No1an）所说的，我们在50年代所通过的联邦教育法案及公路法案，其实应该称为“国防教育法案”及“国防公路法案”才对。为了表示爱国（还有为了说服公司内一些反对力量），IBM所生产的第一部主机电脑就叫部“国防电脑”。这些标志不幸都一语成谶，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们成了和平时期里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防国家。整军经武成了我们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1990年，我站在莫斯科红场时，突然间认识了真正的苏联：一个除了飞弹以外所剩无几的呆滞社会。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不能再拿与苏联一争长短的角度来衡量自己，我们应该拿建立一个和谐又有格调的社会做为标准来自我要求。最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终于了解，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脸。 黄志典 译 （选自《新世纪的挑战》，长河出版社1992年版）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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