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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那鲁大学历史学教授。1987年他出版《大国的兴衰》，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列前茅的畅销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500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展望本世纪末和21世纪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地位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前景。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八章《走向21世纪》中的第一节。 本章的标题不仅意味着年表上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变化。即使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也可谓历史。虽然偏见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使10年前的历史学家“难以区分短暂因素和根本原因”，但是他仍然是根据同一个学术规则来进行研究的。然而，那些关于现今如何演变成未来的文章，即使它们所谈的是已经形成的趋势，也不能自称是在写历史事实。在这方面，不仅使用的原始材料不同（包括从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专著到对经济的预测和对政治的推测），而且也无法假设所写的是否正确。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方面也常有许多方法上的困难，但像大公被谋杀或某一次军事失败这类历史事件确曾发生过，而人们谈论未来的事情就没有这样肯定。不可预测的事件、纯粹的意外事故以及某种趋势的中止，这些都可以推翻似是最有道理的预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预言家纯粹是走运。 那么，下面要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推测性的，其根据是对当今全球经济和战略的趋势如何发展进行合乎情理的推论，但是不能保证所有这些（或任何一部分）将会发生。过去几年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美元价值的螺旋式变化和1984年后石油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苏联、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有着不同的影响），很好地告诫人们不要从经济趋势中引出结论。政治和外交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许多涉及当代事务的著作，其最后一章往往仅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根据事后的认识进行修改。现在这一章以后如仍能保持完好如初，那将令人感到惊奇。 也许了解未来的最好方法是简要回顾一下过去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盛和衰落。本书的论点是，世界上存在一种促进变化的原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推动，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每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这种全球性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没有规律的，它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既包括个别发明者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也包括气候、疾病、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因素。同样，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社会都曾经历了一个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这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取决于它们对采用新方式增加产量和财富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些地区崛起时，另一些地区却相对或（有时）绝对落后。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类对改善自身条件具有天生的干劲，所以世界从未静止不前。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出现的智慧上的飞跃，而后又受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精密科学”的促进，这正意味着这种促进变化的动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具有自我持续力。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各个国家相对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同样，这也不足为奇，而且过去已经多次谈到这一论点，尽管强调的重点和表述的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时代才懂得“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军事实力依赖于充足的财富，而充足的财富来源于强盛的生产基础、健全的财政和高级的技术。这一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同样清楚的。如前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刻可以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因为这还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从地理和民族士气，到指挥才略和战术能力。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所有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主要变化都发生在生产力对比变化之后，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不同帝国和国家的兴衰都被主要大国战争的结果所确认，在这些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拥有最多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均是推测而不是历史，因此它是基于一种似乎有道理的假设，即过去5个世纪以来的总趋势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不论国际体系是否曾一度被6个或两个大国所统治，这种体系一直是处于混乱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威高于主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在每一个特殊的阶段，某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占有的相对比重或是增大或是缩小。这个世界在1987年或2000年不再可能像1870年或1660年那样保持冻结状态。相反，某些经济学家还会审辩说，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变化：农产品和原材料产品的相对价值正在下降；工业生产正在与工业“就业”相分离；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社会中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流动正在逐渐脱离贸易方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新的科学发展，必然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总之，在没有不可抗力的干预或灾难性的核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将继续存在一种世界力量的推动力，它主要是受技术和经济变化的推动。如果对计算机、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作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有关对第三世界部分地区的“绿色革命”可能成功的预测也证明是正确的话（这种预测包括印度和中国成为长期的粮食纯出口国），那么到了21世纪初，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富饶。即使技术领域缺少戏剧性的进展，经济增长也是可能出现的。人口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将会确保上述情况发生；利用更尖端的技术开发原材料也会做到这一点。 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增长将是不平衡的，此处快些，彼处慢些，这取决于变化的条件，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别的原因，使得下面作出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40年使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经济扩张在今后20年将继续下去。鉴于苏联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家自从60年代以来一直下降的增长率，到90年代再次出现上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目前的趋势，上述两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换句话说，如果从现在到21世纪初确实发生日本停滞不前和苏联经济繁荣，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由于环境和政策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应比根据现有迹象所作的合理的假设要激烈得多。对15年或25年后的世界情况进行估计可能会出现差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因此宁愿选择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不去根据当前事态的广泛发展提出合理的期望。 例如，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今天为世人熟知的“全球趋势”，即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将可能继续下去，这正是因为这一崛起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它不仅包括作为经济火车头的日本，而且还包括那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包括繁荣和已建成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也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较大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再扩大一些，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如下各种因素巧妙组合而促成的：出口型社会的工业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增长转过来导致了外贸、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增长；在更新的技术领域以及在较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取得的显著进展；在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牲畜）方面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些成就每项都互为作用，相得益彰，其产生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使得传统的西方大国以及经互会国家的增长速度显得大为逊色。 例如，1960年亚太国家（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占世界总产值的7．8％；到了1982年刚翻了一番多，达到16．4％。从那时起，这个地区的增长率就以空前的幅度超过欧洲、美国和苏联。到了2000年，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很有可能超过20％，与欧洲或美国持平。就是以比过去25年“小得多”的增长率发展，它也会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流域的活力也可从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感觉到。1960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仅占其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的48％，但是到了1983年则达到美欧贸易的122％。这一变化伴随着美国临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人口和收入的再分配。尽管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增长放慢，或者某些问题影响着某一特定工业，然而，这一总的趋势明显将继续下去。因此，毫不奇怪，一位经济专家曾怀有信心地预言,现在占世界总产值43％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2000年将稳占50％。他的结论是，“随着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力量中占据了一个主要中心位置，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迅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当然，自19世纪以来，这一类言论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来这个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力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一预言才成为现实。 同样，也有理由设想今后几十年一个远不吸引人但却更为广泛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这就是军备竞赛开支的螺旋式上升，它受到新式武器系统昂贵的费用和国际性竞争的推动。人们看到，“历史上几个不变的因素之一，就是军事开支的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倘若在武器技术更新还较慢的18世纪，战争和军备竞赛已是这样的话（即使出现某些短期波动），那么在本世纪则更是如此，即使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今天每一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军舰和坦克的昂贵费用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同类武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政治家们对一艘1914年以前的战列舰造价250万英镑都会感到吃惊，如果得知今天这种战列舰将耗费英国海军1．2亿英镑，而更换一艘护卫舰耗资则更大，他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议员很情愿为数千架B－17轰炸机拨款，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会在五角大楼的估价面前退缩：仅100架新型B－1轰炸机就要耗资2000多亿美元。所有领域都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轰炸机的造价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200倍。战斗机超过第二次大战时的100倍或者更多。航空母舰和主战坦克分别是二次大战时的2倍和15倍。在二次大战期间6级潜水艇每吨造价为5500美元，如今，一艘三叉乾潜艇每吨造价达160万美元。 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今天的军火工业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商业性和自由市场式的制造业。前者通常集中在少数几个庞大的公司中，它们与本国的国防部享有特殊的关系（不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法国，在实行指令性经济的苏联更是如此），它们的产品往往因国家予以特殊的合同和提供成本超支担保而免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它们产品的唯一消费者只有国家（和友好国家）。而后者，即使是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也不得不为能在多变的国内外市场上仅仅赢得一席之地而对付无情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喜好以及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军人渴望得到目前工艺水平所能生产的最先进的武器，以使其部队能够在任何可能（如果有时是非常不可能）的作战形势中战斗，前者受到这种愿望的驱使，生产出的产品越来越昂贵、精密，而数量越来越少。后者在对家用产品或办公计算机的最初样品进行首次大量投资之后，由于市场竞争和大规模生产的原因，需要降低其平均单位成本。虽然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新技术和科学发展上出现的爆炸形势确实不可避免地使军火制造商与政府建立了一种背离“自由市场”准则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今天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异的。各种关于美国“军事改变”的建议也许会防止出现那些好挖苦的人所预言的结果，即在2020年，一架飞机的造价就可以吞噬掉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但是，即使是这些努力也不可能改变以越来越高的造价生产越来越少的武器的趋势。 尽管上述情况当然主要是由于武器不断的和不可避免的高精尖化所造成的（如现代战斗机大约有10万个零部件），但它也是不间断地在陆地、海上、水下、空中和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如果说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缘故，这两大条约集团在军备上的投资几乎占世界的80％，拥有的飞机和舰船占世界的60％一70％），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伊朗至朝鲜的广大亚洲地区，还有一些较小规模但仍不容忽视的军备竞赛（更不用说战争了）。其后果是第三世界军费开支爆炸性的增长（甚至对最穷的政权也是如此），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武器销售和转让大规模的增加。1984年，全世界武器进口总额达350亿美元之巨，超过了世界谷物贸易总额（330亿美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约达9400亿美元，刚好超过本星球上较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总收入。而且，武器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经济和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每年各自用于国防的费甩大大超过2500亿美元，而且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此项费用增至3000亿美元以上。在大多数国家，武装力量的开支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对它起制约作用的只有经济的乏力和硬通货的短缺等因素，而不是靠要削减武器开支的真诚许诺（仅有极少数国家的动机例外，如日本和卢森堡）。正如国际形势趋向研究所所称，“世界经济的军事化”正在以超过过去30年的速度向前推进。 不均衡的增长模式（其特点是全球生产力对比向太平洋流域倾斜）和武器及武装力量费用螺旋式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当然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但是同时，这两种趋势显然越来越可能相互影响，而且它们确实已经是这样。两者都受到那个促使技术和工业变化的原动力的推动（即使个别军备竞赛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两者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前者通过促使财富和生产力以较快或较慢的速度增长，并使一些社会的繁荣超过另一些社会来发挥其影响；后者的影响是通过消耗国家的资源来实现的，衡量这种消耗不仅要看资本投资和原材料，而且（也许甚至更重要的）要看与商业性和出口型经济增长相比，从事国防生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制人员所占的比重如何。尽管有人宣称国防开支能产生某种商品经济的副产品，但看来越来越难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过多的武器开支将会损害经济增长。当今军事投资过多的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在重复当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所经历的困难。庞大的军事权力机构犹如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对敏感的观众可谓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里指生产力较高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再进一步讲，这两种趋势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一个国家出现低速增长，可能会压抑公众士气，引起不满，加剧关于国家支出重点的讨论；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还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为如此。就大规模的军备开支而言，它可以使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工业受益；但它也能导致社会另一些集团所享有的资源向别处转移，而且它还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无力应付别国的商业挑战。除非敌人马上兵临城下，否则高额国防开支在本世纪几乎总是挑起“大炮与黄油”的争论。它引起了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之间建立合理关系的辩论，虽然这类辩论是在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今天逼近的紧张局面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这种紧张局面表现在一国既要生存于二个无秩序的军事政治世界，又要生存于一个任其自由发展的经济世界。同时还表现在一国一方面要谋求战略安全，其特征是投资发展最新式的武器系统和将大部分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寻求经济安全，其特征是增进国家繁荣，这种繁荣有赖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又来源于新的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创造），还有赖于生产的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所有这些都会因过度的军备开支而受到损害。正因为军事权势集团过重的军费会减慢经济增长率并导致一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财富的下降，再进一步还会导致权力的下降，因此，全部问题是一个如何平衡靠庞大的国防力量支撑的短期安全与使生产和收入得到增长的长期安全的问题。 由于宣扬存在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模式”，上述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出现的紧张现象也许在20世纪后期显得尤为尖锐。一方面，存在一些非常成功的“贸易国（地区）”，它们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香港，但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了1945年以来世界生产的大发展和商业上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它们的对外政策强调与其他社会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所以，它们都谋求使国防开支保持在与维持其国家主权相适应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从而省出资源用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和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化”经济，如东南亚的越南；处于长期交战中的伊朗和伊拉克；近东的以色列及对其提防的邻国；还有苏联本身，它们每年都把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有一些国家更多）用于国防开支。它们虽确信这一水平的开支对确保军事安全是必要的，但是显然要承受因资源未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而带来的痛苦。在商业国和好战国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这个星球的其余大多数国家，它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此安全的地方，以致可以把军费开支削减到日本那样异常低的水平，但是它们一般也对大规模的军备开支带来的昂贵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感到忧虑，而且也意识到在短期军事安全和长期经济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取舍关系。对那些拥有广泛的、难以推卸的海外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再次与日本形成对照），问题就更复杂了。此外，在许多主要大国中，政策计划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要权衡螺旋式上升的武器费用与生产投资的关系，而且还要权衡这种费用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关系（在它们国家的整个人口年龄不断老化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使得如何安排开支的优先顺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的工作。 当世界走向21世纪的时候，多数政府机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需要具有三重本领：既要为其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其他可行的替代安全），又要满足其公民的社会经济需求，同时还要保证持续的增长。不论是从其积极意义上讲，即负担当前大炮和黄油所需的费用，还是从其消极意义上看，即避免出现将来可能会损害其人民的军事和经济安全的相对的经济下降，这最后一个本领都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技术和贸易方面不均衡的变化速度和国际政治方面不可预测的动荡，要在一个不间断的时期里全部掌握上述三种本领将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然而，掌握前两种本领（或其任何一种）而未获第三种本领，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的失利。这正是所有低速增长社会的命运，这些社会未能根据世界力量的变化来进行调整。正如一个经济学家清醒地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一个生产力增长在过去一个世纪落后于其他国家1％的国家（如英国），会从它不可争议的世界工业的领袖地位沦落到今天的平庸经济地位，但它毕竟还是发生了”。 关于主要国家看来如何较好地（或较坏地）准备去完成上述任务将是本章其余部分要谈的重点。几乎无需强调这一点，即由于在国际开支及军事安全、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投资发展这三方面的各种需求之间存在一种争夺资源的三角竞争，因此对这种紧张现象还没有万全之策。也许最多只能做到使这三种目标保持大体上的协调，但到底怎样实现这种平衡则总是要受国家环境的强烈影响，而不是受一些有关平衡的理论定义的影响。一个被敌对的邻国包围的国家将比一个其国民相对未感受到威胁的国家更认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安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对负担大炮和黄油的费用会觉得更容易些；一个为了赶上别的国家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社会与一个处于战争边缘的社会相比，将会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都使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难以与另一个国家完全相同。然而，基本的观点仍然成立，即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三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缺少一个大体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 刘晓明 译 （选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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