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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生于1934年，25岁获那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那鲁大学的教授，现任教于杜克大学。主要著作有《语言的囚狱》、《理论的意识形态》等。这篇《世界新秩序》写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詹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未尝失败，资本主义未尝成功。其中的论点与众不同，发人深省。詹氏在另一篇论文中曾说：“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本书选用时略有删节。 如果我们对市场体系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我们便不能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动的意识形态都承认这一点，它们抱怨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干涉下真正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格尔布莱斯（Galbraith）很早便注意到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取代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然，不论后期资本主义的三大中心--日本、1922年以后的欧洲和北美的超级大国--取得多大的成功，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如果我们相信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口吐真情的经济学家的话--）是没有前途的。罗斯托文式的起飞阶段（the Rostowian“take off stage”）对多数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不发达国家--负债国家--来说只是空想，在具有传奇性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发生之前就已如此。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国家有了未来，有了作为买主和依赖他人的国家、作为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的来源的未来。这个未来只会使发财致富的买办资本家高兴，而人口过剩、面临失业的大众只好等待其他某个体系的重新干预。（如果你不愿意再把这“某个”体系叫做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你现在最好给它另外起个名字。） 至于说共产主义本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不是左翼经济学家颂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党政权（不论在第二世界还是在第三世界里），是不发达社会快速实行工业化的途径，而是右翼历史学家现在想使人们相信：假如苏联自由主义者不受到干扰的话，苏联今天也许可以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事实上，先不提农业国的波兰实现了工业转型，我们得承认，斯大林主义是个成功，它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发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会主体。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我一个，认为如果波兰没有劳动力的集中来反对以共产主义政权力形式的单一雇主，那么波兰的团结工会根本就不会出现。以更普通的方式对苏联的强调来否认共产主义工业化的失败对一些人来说是具有悻论意义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相信历史曾经存在过，但是它不再存在”。按辩证法观点，承认某物是个成功即是承认内在于该成功的新矛盾的出现。矛盾明显与混乱不同，混乱往往伴随从前的失败。应该把最近发生的事件看成是出现了新的矛盾--当然事件是发生了，但它并不完全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 发生的事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体系--它在世界范围里突然攻破和扩展了从前的体系--出现了（或者最好说，被证明是出现了），从前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和成分被彻底重新评价和在结构上受到修正。我想谈谈与此有关的三个经济现象或称三个经济范畴：民族债务、效率、生产率。我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秘的事情发展之一是：尽管基本上没有变化，强大的民族经历了从富足衰落到贫穷这一难以解释的过程。在60年代，从创办新学校和推行新的福利项目到进行新的战争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80年代，同样的国家不再支付得起这些开消，每个人都开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预算（预算平衡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致呼声，也成了目前争吵辩论的中心。）但是正如海尔伦纳（Heilbron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偿还清国家债务不仅是个灾难，而且实际上是别的国家怀疑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偿付能力而强迫我们平衡预算的。一个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强大政权可以发放公债和承受赤字开支，只要它不必担心邻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当一个从前是自主的民族国家发现自己属于当今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时，这个担心便成了问题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尔·斯威兹［paul Sweezy］和亨利·马格道夫（Harry Magdoff］很早以前就曾在讨论中国革命时这样说过）：甚至在现代化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割舍的价值－－可以有其他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例如，工业教育、农民的再教育，或者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训练。但是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非竞争性的工业实务（和物质工厂）明显地成为一个祸害，拉革命集体的后腿，使其堕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怜处境。同样，马克思很早以前在《资本论》里就曾教导过我们，生产率也是市场统一的结果；生产率不是什么某种无限的绝对物：当与外隔绝的村庄或外省的产品与宗主国的产品在一个统一的体系里相比较时，原先在这些村庄或外省里是完全有效的生产率会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这正是苏联和其同盟国家一头栽进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时发生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之神--或者说是马车--与在最近20年内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挂在了一起。 当我有机会在较为中立的国家里与来自一些“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交谈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在过去被称为德国的“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而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单称为德国的“统一”（unificaiion）的那一天，我恰好路过被分割的柏林。我吃惊地看到人们的恐惧，他们对“统一”没有热情，除了那种最正式、最官方的兴高采烈的热情（他们举行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或者美国的新年除夕的酗酒狂欢十分相像的通宵达旦的城市晚会）。我也吃惊地看到两边的知识分子灰心沮丧：西柏林人对自己将要成为过是德国人的前景感到懊恼，西柏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同和有区别于一般德国人的－－这就像纽约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似的；东柏林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失了业，不管他们从前的工作是什么。在原来的东德，所有的科学机构都被关闭；出版社销声匿迹；随着货币的重新统一，昂贵的新咖啡厅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有房子的人在做着被西柏林人赶出去的准备，西柏林人在1945年前曾拥有这些房产；租借公寓的人准备看到他们的房租上涨三倍或四倍。西柏林人面临着房租和其它开消的急剧上涨，因为联邦的补助金将要被取消。柏林将要成为新的首都，但是柏林也将会是一个充满失业的城市，处于新欧洲东部的边界；它会再一次成为来自更为东边的经济避难者的城市，就像魏玛时期一样--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涌向柏林，但是这个柏林却不具有魏玛时期柏林的俗气可疑的华丽和迷人之处。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过多考虑魏玛时期；德国统一时，柏林最有名气的展览是俾斯麦的伟大生平和俾斯麦时期(anenormous life and times of Bismarck)。 同时，考虑这个体系改变的独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东德人认为这种体系的改变是一种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当然没有多少历史先例（如果说社会或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在本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的话）。很明显，在此有比权力更多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不光是由胜方的政党官员取代败方的政党官员而产生的错位的问题。我自己只能想起一个远距离的推论，即：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实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财产关系的改革是由一个胜利的占领军的政权实施的。 热月①之后的文化和政治会出现什么变化，并非连贯的。例如有人说，近期的西德“新表现主义”画家很幸运，他们有希特勒作为取之不尽的原材料。②如果战争现在完全结束的话，那么随着著名柏林里的倒塌这个原材料很明显也就枯竭了。从前的西德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天职使命了，他们跌跌撞撞地盲目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目标；从前的东德知识分子此刻头晕日眩（他们必须补上西德人的阅读课），一些诸如像海纳·米勒（Heiner Muller）和克里斯蒂·伍尔夫（（上rista Wolf）的勇敢者继续坚持一个已经不成功的主张，认为东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着土地投机和失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便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题目和新的灵感，同时也寻找建立长期的第三政党的新形式。 ①译者注：Thermidor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月”，现一般指紧接在一个过激分子的革命阶段之后的一个比较温和的反革命阶段，其特点通叙是通过独裁的手段，强调恢复秩序，缓和紧张局势和回到某些被认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中去。作者在此指德国统一之后的局势。 ②克利斯托(Chrisio)著：这本书没有记录他对当代苏联绘画受惠于斯大林一事的看法，但是相同的观点却成为鲍·格劳伊思(Boris Groys）的《斯大林的艺术总体》（Cesamtkunstwerk Stalin）一书中的重要宣言。 较德国更远的东方国家，我只想谈谈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这三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具有相互不同的专注事物，它们也同“我们”北美洲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滥用“我们”这个词来指北美）。这三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执迷于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体系的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或自显。他们坚信“我们”（西方人）不理解该事实，坚信我们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象，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任何严肃的国际交流中的开局策略就是要强调自己手里的牌是与众不同的；承认对方已经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败。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可以想象出来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偏见陈规，因此，来自东方的经验真理现在看起来不仅与普通媒介的宣传和幻影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冷战时期的形式也没有区别。在此，语言和表述的干预使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变得复杂起来：他们的真理越是用奥维尔式（Orwellian）的语言来表达，那真理就越变得冗长乏味、令人厌烦；我们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例如关于简单的社会民主、福利社会、社会正义和平等－－我们就越是不愿意倾听东方。 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它的个别词语或信息，是与具体情况有关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编码仍然具有一定具体的对抗意义：不信任自由主义对普遍富足、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的辩护；怀疑现有的盈利生产会保护集体利益，特别是怀疑国内或国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腾飞的可能；厌恶新型的公司风格（如果说不厌恶公司文化的话，公司文化似乎时常使人着迷）；或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深切地相信体系作为结构整体，既不可能按照虔诚的传统自由主义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乐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变。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编码仍然是对“体系”本身所持的固执且神志清醒的悲观主义的最高标志。这个体系制造社会悲剧，把社会悲剧作为其必要的副产品，它受无意识的、无法抗拒的本能的驱动走向战争的深渊。 但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编码意味着权威、国家、警察；试图改变这个编码终会导致关于人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运用它的辩论。西方人现在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东方，人们不需要明确说明便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几乎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东方人更为感兴趣的是设计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会主义的僵硬干瘪的木乃伊形象，现在几乎成了新文学陈规俗套），许多寓言和形象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体系联系起来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用偶然性和辩证法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历史的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宁时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的话）；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洗礼命名为“公民社会”（civil socieiy）--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分支：公与私。最近西方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也许在公司的西方（thecorporate West）终结，在经典的意义上，我们不再会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或者私人空间--甚至用最时髦的理论命名和包装也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斯大林的含义现在更有意义；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种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事物；集体性、乌托邦、现代主义。甚至在媒介的雏形里，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的标志之一是：对于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乌托邦”一词自动受到贬值，像我们对“极权”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看法一样--虽然在有限的圈子里以及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斯大林最辉煌杰出地体现了乌托邦的冲动，认为斯大林的最深层的趋力、动机和规划是出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尽管人们偶尔和反常地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没有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能够容纳希特勒），这些看法现在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观点。不用我指出，乌托邦或者拉法格（Lafargue）所称的“懒惰的权利”是与强迫劳动和早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价值原始累积毫不相干的。在此，乌托邦的观点与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心主义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历史和事件必须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该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从伦理宗教开始，知识分子就偏好按照这种道德“统一体系”来考虑问题，即以唯心论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论体系在作出铁证般的解释之前，首先把事件转变成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论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历史“统一体系”的道德化的观点，不再把历史解释为偶然性、非连贯性、意外事故和辩证飞跃。这种历史“统一体系”在我们自己的似乎是后理想主义，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中仍然存在，一如东方的反乌托邦主义。 在西方，一个霸权的哲学声称主体，中心主体已经完结死夭，而其它边缘或臣属团体却针锋相对地宣扬族群集体的认同，提供了“主体”（据说这个主体在个人程度上已经消失）的多种变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苏联的东方，个人主体自身首先建立不起来。（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告诉我，日语中的“我们”一词根本不需要被解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过中心主体。）在前苏联的东方，个性主义的缺席是以经典的哈巴马斯式（Habermasian）未完成的项目而经历的丧失和痛苦而展现出来的，同时受到梦魇式的斯大林集体躯体的加强。用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躯体不能独立存在”。正如伟大的苏联乌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诺夫（Andrei Platonov）所表达的那样，饥荒和内战的苦难促使个人躯体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蓄意的计谋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们的恐惧把集体的躯体捆绑在一起--当然很难不带偏执地说明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人们不同意奥威尔所作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解释。 我已讲过，当前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衍生于西方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50年代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产主义作为修辞辩术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我认为，关于集体躯体的观点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起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不是这样谈论问题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集体躯体的观点容易带有乌托邦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暗示－－在此，乌托邦是褒义词，不含有东方和斯大林主义的贬义意义。让我们把社会心理学或人类本性的讨论搁在一边，把音调降低到更为一般的心理常识的形式：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形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拥挤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获得个人或个人心理的私有财产。与我交谈的俄国学者很公开地表示了在反乌托邦主义观点或价值的背后来自经验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共鸣以及伴随他们的家庭和童年的深层潜意识以情感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算是政治或社会的立场，而是被（双方的）政治或阶级斗争调动起来的利比多机能。 但是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会更有趣，预示更深刻的东西方的对抗，这一点我在下面将会谈到。美国式的聚集--美国30年代巨大的集体危机类似于苏联的饥荒、内战和强加的集体化--当然是大危机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大危机具有象征意义，对我们不仅意味着集体的聚集，也意味贫困化和物质的丧失。当30年代最终结束后，美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乌托邦时刻）和1947年至1948年的迅速发展，美国终于克服了物质短缺，许多新的战后产品进入市场，人们开始强烈地厌恶前10年的创伤。对集体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补偿是商业消费的个人主义，排忧解难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的物体。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不是人的本性：对消费的酷爱是随历史而演变的。北美的经验被物化，然后作为价值投射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抹掉其象征意义，转换成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特征。因此，消费成为“自然的”，60年代的后艾森豪威尔（postEisen hower）一代奋起反抗前辈的反集体主义，他们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体团结，而现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则是反对60年代的集体团结。当然，这种历史象征的模式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理解东方反乌托邦主义和恐惧集体主义的方式。 我认为，当前东方或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的另一特征颇富有创建性，它与美学和现代主义有关：鲍里斯·格劳伊思（Boris Grovs）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艺术总体》（Gesamtkunswerk Stalin）中有系统地制定出这样一个立场。格劳伊思的见解出奇制胜、不无邪恶，对历史进行了有争议的修正，用使人惊讶不止的新颖的历史叙事取代了过去经常用来描述美学现代主义兴盛的陈旧观点。这个陈旧的分析方法区别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情和两个阶段，即20年代苏联文化革命的前卫现代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陈规标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在西方的人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相当于统治的好来坞和大众文化对视觉艺术中的伟大美学先锋的压制。事实上，较格劳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在她的论文中就已经对苏联艺术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见。克拉克认为苏联语境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即是大众文化。但是格劳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劳伊思单独挑出来，因为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整体似乎一致赞同这个立场--认为这两个阶段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作为瓦格纳式（Wagnerian）的艺术整体是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延续。斯大林是马列维奇（Malevich）的真正继承人；马列维奇在精神的象征领域中用法令和独裁所达不到的事物却由斯大林在现实世界中的躯体领域（the realm of bodies）里实现了。西勃尔伯格（Syberberg）曾经说过，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整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被视为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规划的所有的独裁和乌托邦。政治犯监狱（the Gulag）成为真正的马拉梅式(Mallarmean)的《图书》(Livre)即人生经验大全，日常生活受累于美学和政治最终结合而产生的负担，那些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只能在战争或梦幻中经历这些经验。不管这个立场是否是后现代的，它显然暗示了对后现代时期所称的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的彻底批驳。让我们再一次看看爱德蒙特·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意图邪恶说的旧论吧：计划和策划引起伤害，人们应该使一切--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意外的--服从于无所不在的天才意志，天才意志是原罪，属于乔伊斯、齐达诺夫（zhdanov）、马拉梅、毕加索、舍恩伯格（Schoenberg）、叶索夫（YezOv）、维辛斯基（Vishynsky）、乌尔布莱特（Ulbricht）、格特伍德（Gottwald），和列宁本人。 这当然似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为东西方对话而选择的合适题目：这个题目被理解为：西方关于此类问题辩论必须从格尔布莱斯（Galbraith）的重要观察开始，格尔布莱斯主张，在东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类似物被称为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oligopo1y）。资本主义西方与斯大林东方一样是工艺品，同样地服从公司的决定，服从平板的、任意的、孤立的、非民主的意志--除了对我们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公司的意志和高级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商业团体。例如，如果你觉得自由即是不受其他人--主要是未见面和不认识的人--的武断决定的支配的话，那么你又该怎样解释公司的劣质语言或曰美国英语呢？美国英语吸收了速记的董事会决定、广告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标语--像“生活方式”（lifestyle）、“无烟区”（smoke一free）、“性爱偏好”（sexua1preference），或者更富有哲理的语言概念诸如“反本质论”和“整体论”。这些语言选择是由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垄断公司文化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使它们获得拯救，正如斯大林的文化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却不能受到谅解一样。（人们也许会这样解释：保守派和反动派曾用老式的现存语言或编码解释同样的事物；而在后现代时期，他们不由自主地被迫学习使用公司新用语。） 然而甚至这样的讨论，先别提对话，我们也不能与来自东方的对手进行下去；困难同双方对基本信息的猜疑无关--不是那种我们的东方朋友拒绝相信是美国插手导致了1973年智利左派阿连德（Allende）的倒台，或者是怀疑（也许是对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在斯大林统治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人是怎样地生活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双方各自的话语阐释术语完全不同、毫不兼容。简洁地说，东方希望用关于权力和压迫的术语来进行讨论，而西方却要用文化和商品化的术语进行讨论。在这场话语规则的争夺战中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喜剧：双方各自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咕哦着毫不相干的答复。 除非你以为不同国家和不同集体境遇之间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这便没有什么可令人沮丧的。随即被委婉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我们目睹了所有的民族陈规偏见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民族主义和新的族群），以及对集体他者（the collective Other）形象的幻想所采取的近乎于拉康心理分析学式的投入。关于后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完全离开不了集体他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永远不会是“精确的”或者是“矫正的”（不论是指什么）--就像阅读与误读一样，这些形象必须在结构上受到歪曲。在此意义上的国际对话总是双方各自迷恋上对方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西方）的否认也许听起来是：超级国家--一个十分强大和潜意识的力量，对悲剧或历史单纯无知，对清教传统的伦理说教过于苛求，如同一个足球队或一个凶猛的投资一样对他人是个危险--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在苏联对抗势力突然消失之后、像一门不受管束的大炮一样威胁着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尽管苏联制度原则的歧义再一次提供了保障，这点是其他国家的亲属体系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另外两个新的超级大国－－1992年以后的欧洲和日本--的急剧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势力平衡，这种新的势力平衡将会有效地遏制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最近的海湾争端证明不了这＝乐观的意见，更证明不了文化联合的本身。 人们曾习惯说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就像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似的。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伴随着真正的帝国主义，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成捆成箱的流行音乐磁带被装上炮舰一样。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具体的特点--它在许多方面承认了辩证法--即：正当它的内容满足了自身，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全面发展时，它的形式却消失了，似乎最初表达这个内容的语词曾经一直是个谎言，而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点。许多年前被称为“美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的过程更为真实地实现了自身，“美国化”一词却变得愈加不称职和令人不满意，它最终由“后现代主义”一词而取代。“后现代主义”一词说明了一切，但同样似乎也是在否认为这个体系命名的最初企图。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上。文化帝国主义比以往更为真实地存在着，它冲破了旧名的死茧壳，在新的天空中舒展开自己的华丽翅膀，招来遮天盖地的蝗虫狂乱四处觅食，使整个天空昏暗无光，在后现代的国际贸易策略和所谓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①时代，老式的专横暴虐、那种强迫推广美国式产品（不论是奶粉、洗头剂、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军事体系）的标准的做法，似乎已经结束，一种不妥协于统治和霸权的新的弹性已蔚然成风。“多元主义”（pluralism）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标语抑或作为理论和哲学生活的事实，似乎是对后福特主义在上层建筑里的真实反映，然而“多元主义”把帝国主义和统治的现象与商品化结构更为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赫伯特·马库塞－柏拉图的（Marcusean－platonic）关于伪幸福的问题开始被重新提出来，似乎它以其60年代的模式仅仅预示了我们自己的貌似新鲜和独创的文化和政治的问题。 ①后福特主义由罗宾·摩雷（Robin Murray）精彩地描述如下： 同那些仅拥有少数销路好的货物的廉价商店不一样，赛恩斯彼利（Sainsbury）商店网，作为高级商店的新潮一代，与市场的需求挂钩，承销一系列产品。针对消费者群而制定市场产品成为商店的流行口号。市场调查员按年龄（少年、青年、壮年）、家庭种类（双职工无子女家庭、同性恋家庭、单身双亲家庭），收入、职业、房产、住址来划分市场。市场调查员分析“生活方式”，把商品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从食品到服装，从健康到度假……最成功的产品制造区是那些有灵活的生产系统，敢于创新、强调“客户化”设计和质量的工业区。生产系统的灵活性之一是通过新科技和引进易于调配的机器而取得的。那些机器只需要简单地调整一下便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的产品。例如，本尼通（Benetton）的自动洗染工厂可以根据需要而调整颜色。 载于“Fordism and Post－Fordisn．”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eds．New Times （London：Lawrence＆wishart l989）．pp．43一44． 引导线是美国公司势力［往往随便和不准确地称为“多国”（multinational）］所起的作用。前不久我曾参观了鹿特丹（Rotterdam）市的一所新型滨水区工程，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公司的作用，这个滨水区工程是鹿特丹的市区规划者感到最骄傲的事情，它以新的公寓楼区、娱乐区和办公楼区替换了已经衰败塌坏的码头和港口设施（这些设施是现代的，但不是后现代的），当然，新城市“内部殖民化”将会带来金钱，但是这个中心控制的规划事实上意在避免英国码头灾难--英国码头是“取消政府控制”（deregulation）、由投机者随意亵渎城市空间的一个确实可怕的例子。建筑规划学的学生常常引用鹿特丹滨水区工程来说明一种崭新的集体组装的美学--这种美学自19世纪哈斯曼（Haussmann）时期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如何取代早期的、现代的、由“天才”设计的建筑物的方法。然而，我这个北美观察家十分惊讶地发现美国罗斯公司（Rouse）在所有这一切中起的作用。美国的公司顾问现在在后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那些传授镇压反政府分子的技巧和训练当地警察力量的美国专家同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罗斯公司的可靠性已在巴尔的摩（Ba1timore）的滨水区表现出来了，据说罗斯公司与迪斯尼帝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罗斯公司是欧洲统一前夕的一个旧世界规划的促动者，这使那些对文化自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别去理会那个事实--即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法设计出一个像样的旅馆房间时，不得不向希尔顿大饭店请教最基本的线索--这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但是在这里，这个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化－－假定它仍然是在日常生活、社会态度和优先权利里表达了明显是欧洲的风格和世界观的一个合适典型的话一结果在后现代时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枯竭以致不得不引进现在比自己要更老练些的、来自新世界的生意人和商品设计家，用瓦特·迪斯尼（Walt Disney）来代替伦姆布兰特（Rem卜andt），用艾培考特娱乐场（Epcoi）和荷尔顿商业中心（Horton）来代替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公寓的宏伟规划。 政治和经济自主的前景会在新欧洲出现吗？虽然各式各样的欧洲民主国家自豪地四处周游展览民族主义的大型艺术，文化自主是否也将证实是个凄凉的失败呢，文化自主这个最后期望，在建筑学上被称为“批评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起码试图以民族和当地风格来抵制新的全球美国化。然而，在所有晓得自尊的跨国公司的美国后福特主义者都明白，把产品用合适的当地色彩和民族风格包装起来的重要性的今天，文化自主可以被真正地列入议事日程之中吗？今天，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在对外输出专家：如果专家获胜的话，甚至民族传统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我们难道能够想象专家会失败吗？ 向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很悲观的朋友，我想温和地提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沤。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就像我的东方朋友对另一个体系所持的态度一样。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张京媛 译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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