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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史是一个思想斗争的历史。达尔文的著作，特别是《物种起源》一书，当然不会不是从事论争的著作（一般所谓“达尔文主义”，主要就是指称这部书里所讲的道理，也称作达尔文的学说或进化学说）。事情的确是这样，他彻头彻尾地和物种神造说（即特创说）及目的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战胜了它们。 生物有进化，即物种有变化，本不是达尔文首先发现的；进化学说，也不是达尔文创建的，在他以前已有着漫长的历史。不过达尔文加上他观察所得的新材料，总结和发展了进化学说，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发挥了它的战斗力，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建立了生物学的真正科学的基础。这是达尔文的真正劳绩。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中虽含有不完善的缺点和杂有唯心论的错误，但进步性和革命性是主要的。达尔文的宇宙观主要是唯物的，但还不是有系统的辩证唯物论，只有些观察得深切一些的要点，反映出一些辩证唯物论的见解，但也只是不纯熟的、不自觉的。我们学习达尔文主义的时候，这些关节是应当尽先了解的。 达尔文在建立唯物论的生物学同时，和物种神造说及与此有关的目的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里，流行着一种反科学的宗教信仰，它是和科学真理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着。上帝创造万物之说，便是宗教主要谬论之一。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包括人类由猿猴进化来的学说发表后，在英国的牛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动方面是牛津的所谓当时名流维尔伯尔福斯主教，他开始了诽谤性的讲演。拥护达尔文学说的有当代有名的学者、动物学家赫胥黎教授挺身和他论战。主教的诬蔑性的狂言完全无用，反而暴露了他对于生物科学的无知。主教完全失败了，胜利在赫胥黎方面。 进化论在古希腊时代已初具胚芽，到了18世纪，法国的布丰（1707-1788年）更具体地提出了进步的见解，说明生物能因生活条件改变而发生变化，特别可因驯养和栽培而改变。不过他这样说了一说，即受到宗教的逼压，1751年布丰不得不公开宣布放弃这种科学的信心。 到了19世纪，法国拉马克（1744-1829年）在1809年出版了他的《动物学的哲学》，他宣讲了生物进化的理论，确切地说明生物的种是会变异的。拉马克的进化理论主要方面是进步的、革命的。 但拉马克的学说不是全部健康的。他说动物的器官不使用即退化，多使用则发达的话是有理由的，但他认为“愿望”这种心理作用在进化中占重要地位。例如他解释像鹤一类长项颈、长胫脚的鸟时，他说它们不喜欢浮在水面上，又不愿意让身子没入水边的淤泥里，经常竭力伸长它的腿部，遂形成了踏“高跷”的样子的长胫。同样，因为这类鸟不愿意把身体浸湿，遂伸长了项颈去捕鱼，项颈遂伸得很长了等等。显然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是唯心主义观点的。 讲到进化学说时，不能不讲到法国的居维尔（1769-1822年），他是反进化论者，但在进化学说的发展史上却需要说到他。居维尔专长比较解剖学，很了解动物个体各部分间相互关系。他认为动物体是统一的独立的系统，每一部分决定着另一部分甚至于全体。因此他相信只要根据一块骨头就可以推断整个动物的体形。这种道理是重要的，但他的这种见解不是和真正的科学原理相结合，却和神造说相结合的，他以为这种结构是不变化的。 对于进化论发生最坏影响的是居维尔的激变论。他认为地球上已经过多次激烈的灾变，灾变一来，大部分生物都死亡了，只有少数能残存下来。灾变过去之后，他虽不说重新创造，只说又有生物从别地方移来。这样，他就表示该地新生的生物和早先的生物没有什么关系。到他的学生和继承人时，索性把他的激变论改为每激变一次，上帝重新创造一次新生物的谬论。这种残存思想亦成为达尔文攻击的重要目标。 在达尔文以前，即在18～19世纪之间，俄国产生过不少进化论者，有如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卡维兹聂夫等，19世纪的赫尔岑、郭良尼诺夫、路里那等，他们都是当时俄罗斯生物进化论的卓越代表者，并且在以后的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和他们相同的观点和实验方法。 达尔文主义是英国资本主义兴盛起来时期的产物。英国很早就利用蒸汽机发展工业，生产提高了。并为了向海外找寻工业原料、商品市场，英国就积极地找寻新的殖民地。当时英国的“贝格尔”号军舰的周游世界就是为了这目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就在这情况下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资本主义同样侵入了农村，许多农民破产了，产生了大型的资本主义农场，畜牧业也发展起来了。为了满足工业发展中原料的要求，为了繁育和改良家畜，许多饲养和选种家就在这方面努力。不仅如此，整个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了很大的成就。在19世纪上半叶，细胞的理论、胚胎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都有了巨大的成就。这一些社会的和科学的条件都为产生达尔文学说准备了条件。同样，资产阶级为蒙蔽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企图把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无产阶级的饥饿、贫困、死亡和无权，说成是自然界的不能改变的法则，因此当时在英国非常风行着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在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中亦得到了反映。 达尔文（1809-1882年）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一个进步学者。他求学很虚心，斗争很稳健勇敢。但因为他不能完全脱离那一阶级，所以他显然具有不彻底性和某种畏缩的情绪。他强烈地反对物种神造说，分明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不赞成别人称他无神论者，自己宁愿称为不可知论者；他是很钦佩马克思的工作的人，但他又不赞成马克思引述他的学说等等，都是软弱的表现。他的学说中含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亦是和他没有和资产阶级脱离联系有关系的。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主要是从实际考察得来的。以前，达尔文虽然爱好自然史，但他并不相信进化说，反而保存着宗教的观点。在他乘了“贝格尔”号军舰作环球旅行时，在南美洲红黏土的沉积层中发见了动物的化石，看出和现今生存的犰狳、食蚁兽等很相像。事实叫他相信古代生物和现存的生物是有关系的。并且达尔文看到岛上的动物，特别是加拉巴哥斯群岛上的动物，各岛彼此之间虽不同，但和最靠近的大陆上的动物却相近似。这一类事实，使达尔文不能不反对神造说，相信进化说了。从此他转了方向，不再和神造说站在一起，他成了神造说的坚强不可战胜的敌人了。他在他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里，每章列举了许多例证，压迫得神造说者无法翻身和否认，再加以沉重而犀利的彻底的打击，神造说遂宣告惨败和溃灭。 达尔文的进化说，简单地说： （一）他首先肯定生物有变异性和遗传性。例如同一窝里孵出来的小鸟，各有微细的不同；从一只蝴蝶所产生的卵孵化出来的毛虫也是这样。如把普通的卷心菜（甘蓝）种在热带地方，长大起来会不包心；马如生活在养料缺乏、食料粗杂的山上，身体会变为矮小；把绵羊养在热带地方，数代以后，身上的毛就生得稀薄。这些差异和变异都是和生活条件的变化有关系的。达尔文说明生物的变异不但和无机的生活条件如温度等关系密切，而且亦和有机生活条件，即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也极密切的。他说明红翘摇的花和土蜂极适应，花粉依靠土蜂传播，土蜂如衰落，红翘摇也衰落了。此外，如生活条件改变，生物的习性亦改变；使有的器官多使用，有的器官少使用或不使用，生物也会发生变化的。例如家鸭多走不飞，胫脚便比野鸭发达，翅膀则比野鸭退化。还有生物体的这部分和别部分之间有关系。例如长胫的鸟常有长项颈；长胫的兽常常面孔也很长（例如马）。生物不但有变异性，同时还有遗传性。它不但能把祖先的性状遗传于后代，也能把变化过的性状遗传到后代去。 （二）人工选择。达尔文认为生物虽会发生变异，但使变异向一定的方向累积起来，则须靠人工的选择作用。他认为块根块茎供食用的植物，会生巨大的块根块茎，叶供食用的植物能长出肥大的叶，花供观赏的植物能开美丽的花，都是许多年来人工选择的效果。赛跑的马跑得快，拉车的马能拉重物，乳牛能分泌出很多的牛奶，也是饲养和选择的效果。 （三）自然选择。人是有意志的，自然没有意志。人工选择有人的目的，自然选择则须生物的变异适合于牛活条件，即有利于自身时才起作用。达尔文看到海洋中有的小岛上的昆虫没有翅膀或翅膀很不发达，原因是由于岛上多风，能飞的昆虫常被吹到海里去，只有没有翅膀或翅膀不发达的适于生存。自然选择的结果，也就是最适合于环境的生物得到生存。 （四）但达尔文在自然选择项下加了一条“生存竞争”。而且他特别强调种内竞争，这一概念今日有争论，本文下面将谈到这一点。 达尔文对于各种不同的种的看法，认为各个体既有微小的变异，这变异如适合于生活条件时，就能生存下去，生殖后代，每代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积微成著，到了和个体表现显著不同时，就成了新种。 为了驳斥从居维尔的激变论和他的继承人说的上帝创造行为而残留下来的意见，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论到地层连续的时候，一贯强调了量变说。并反复引用了“自然之中没有飞跃”这一句成语。达尔文应该也见到自然界中有质变，例如从猴类变化为人时，性质不会还是相同的。但他要驳斥激变论，就得强调各种生物先后代的一系相承，结果把质变一面放在一边了。但如果只是量变，就意味着物种的变化只由于量的增减，而没有本质的变更了，这种进化观就成为庸俗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看法了。达尔文单刀直入地只拿量变说去力辟神造说，忽略了质变一方面的阐明，遂发生这一不小的缺点。 达尔文观察生物的实际生活状况，获得了进化概念。但这状况只告诉他生物会变化，没告诉他如何发生变化的原因。于是他不得不借助于家养动物植物的观察，结果获得了生活条件改变则生物亦起变化，加上人工的选择作用，使变异有了一定方向的结论。他并把这一情形推论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达尔文看出变异和环境即生活条件的变迁有关系，但他又人为地把变异分为不同的两类，给它们起了两个不同的名词。他把比较容易看出由于某种或某些条件有关联的变异，如生于寒地的动物毛茂密些，食料丰美则动物长得肥胖些，他叫它为一定变异；把关系和作用不明显的变异叫做不定变异。生物体因外界变迁而发生微细的差异，开始往往是无一定目的和作用的“偶然”差别。这种差异，从生物的作用或目的上来说不是适应一定生活目的而生的。但偶然变异亦是和外界一定的条件和体内各机构间的关系有关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达尔文的变异学说，不管后人看来精密性如何，当时这一学说却尽了击毁目的论的作用。所谓目的论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说：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吃老鼠的，老鼠创造下来就是为了给猫吃，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证明了造物主的智慧的。生物的各种器官或特性，亦用同样道理来说明它们的用处。达尔文的学说恰好针对着这种有害的目的论说明了生物的变异本来并没有目的性，有合目的性的作用仅仅是自然选择作用亦即适应的结果。他把目的论完全打破，把生物学从神秘的镣铐里解放出来，给予了发展的自由。恩格斯赞誉达尔文这一功绩，他说：“它（指达尔文的著作——作者注）不仅对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且还以实验方法解释了它的合理意义。” 达尔文的学说传播开去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即相反的主张，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达尔文主义的“新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 德国的魏斯曼（1834-1914年）把选种作用推广到种质即生殖质上去，说种质间亦有自然选择作用。他主张种质永世不变的，它对生物体作独立的看，虽然生物体会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种质却不受外界影响的。他反对物体在其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性质能够遗传的话。所以，魏斯曼学说的所谓“新达尔文主义”本质上是“反达尔文主义”。美国摩尔根主义和魏斯曼学说相联合起来，反达尔文主义色彩更加显著了。 苏联的米丘林真正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中正确的部分，批判了错误的部分，使它健康地发展起来。达尔文仅提出生物因生活条件的变迁而影响生物体起变化。米丘林的生物学，说明生物体和周围的环境是统一体，生物在活着的时候不断进行着代谢作用，生物身体构成的质料都是从体外吸收进来的，外界物质条件的变化必然会影响着代谢过程的进行，代谢作用的类型如发生变化，生物体也就发生变化了。这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达尔文的时代仅仅观察家养动物植物的变异去解释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的变异。米丘林进一步长期地实验着家养生物，主要是栽培植物，进一步掌握了生物生长的规律，遂获得了改造生物的方法。人们不必等待自然发生有用的变异才加采用，而可用人力改造自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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