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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1917） 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泪愈勤， 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 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探局”的反犹情绪。 尽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时期，排犹主义又开始抬头，虽然形式很隐敝。与“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从未进行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过，克格勃却是苏联国家体系中的头号反犹机构。就国家而言，虽然领导职位事实上对于犹太民族是无缘的，但外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还是接纳犹太人在其中任职的。但在克格勃内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深信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意识形态的离间行为”这一点来看，“暗探局”反犹神话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总局情报处副处长，以才智超群、善于准确评价而名声赫赫的11·fi·扎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员相信（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共济会的活动有明显的犹太痕迹，因而是大规模犹太复国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讲义和教材从不承认“暗探局”对待政治犯和犹太民族的行径与今天克格勃的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暗探局”尤其重视对外情报工作。它在国外的间谍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罗斯侨民。如今这些任务由克格勃各驻外情报站设立的反间谍机构来执行。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始于1847年。赫尔岑的流放事件，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做法在“民粹派”人物中盛行起来。到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时已有5000名革命者流亡国外。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从投掷自制炸弹到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搞研究，来准备推翻沙皇制度。 “暗探局”在国外监视这些流亡者的办事处大本营，设在俄国驻巴黎的使馆里，因为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据法国安全机构文件记录，这个国外办事处是1882年开始涉足巴黎的。到1884年，在大名鼎鼎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的领导下，其活动范围大为扩展。在“民粹派”活动时期，当时尚为小小公务员的拉奇科夫斯基还对革命思想颇为同情。1879年他落人警察之手，那里有两条路让他选择：或是被流放西伯利亚，或是为政治警察局效力。在作出选择以后，拉奇科夫斯基成了沙俄情报史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军官。和克格动后来派到巴黎的情报头子不同的是，他在首都的最高阶层中有显赫的地位，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赚了一大笔钱，常在圣克鲁自己的别墅里举办豪华的招待会，并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甚密。《巴黎回声报》1901年曾对他的情况有所描述： “如果您在公开场合见到他，我相信，你对他是绝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从他的外表丝毫也看不出他负有如此凶险的使命。胖胖的，不耐寂寞，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看起来是一个善良。快乐的小伙子，大伙儿的中心人物……他有个很大的弱点——一见我们娇小的巴黎女人就神魂颠倒。而事实上他却是在欧洲十个国家的首都工作的人员中最有本事的一个”。 拉奇科夫斯基和继其之后担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人有着与圣彼得堡“暗探局”局长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行动自由。就像“暗探局”在俄国国内的活动一样，国外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俄国流亡者既进行“外部”监视（穿便服的特务、看门人等），也进行“内部”渗透（间谍警察，其中一些人还曾是革命者）。巴黎的安全机构非但未对这个办事机构在法国的活动加以阻挠，甚至还将其视为扩大自己情报搜集网的工具。在一战前夕法国情报机关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俄国警察为控制俄国革命者而在巴黎进行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行动的客观分析证明，这些行动有着巨大的稗益。” 为了不失去法国当局的好感，国外办事机构便不断施法以增加法国当局对可能发生的革命的恐惧。、结果令人满意，连法国安全机构内部也认为，1914年仅在巴黎及其近郊就有四万名俄国革命者——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俄国革命者在整个西欧实际人数的十倍以上。 当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警察机构对与俄国人的国外办事机构合作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牺牲品中有法国总统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里·卡斯基略（1897年）、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利（1901年），以及一连串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H·fi·博戈列夫（1901年）、内务部长江·C、西皮亚金（1902年，他还负责“暗探局”的工作），以及接替其位的B·普列韦（1904年） 、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大公（1906年） 、总理兼内务部长fi·A·斯托雷平。1898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安全机构大会上通过了以下决议：“各国负责追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中央机构彼此间应建立直接联系并互通情报。”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机构控制着在英国、德国和1912年起在意大利监视俄国流亡者的那些工作人员。在瑞士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革命者流亡中心，国外办事机构下辖着三个日内瓦警察组织，他们可以直接从警察局的案卷中获得所需的情报并对瑞士当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对在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流亡者的监视工作由当地的警察负责，巴黎派来的负责特殊使命的“暗探局”间谍也参与此项工作。同时，在一战前的那些年里，“暗探局”的国外办事机构总是因其在法国的行动而不断受到社会党人和激进的法国议员的攻击。1913年俄国驻巴黎领事馆认为有必要宣布停止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它的职能表面上移交给了安里宾主持的私人秘密侦探所执行。此人曾是“暗探局”国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而实际上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正式“关闭”国外处，对法国安全机构也造成了冲击。1914年法国安全部门声称：“法国政府将不再象过去那样可能掌握法国境内危险的流亡者活动准确情报。” 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并不只限于搜集情报，它还要制定后来被克格勃称为“积极活动”和“特别措施”的各种行动方案，以便对外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施加压力，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暴力手段。1886年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人炸毁了“民意党”在日内瓦的出版社，并将事情办得很巧妙，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失望的革命者干的。I809年拉奇科夫斯基“揭露”了一伙在巴黎制造炸弹的俄国流亡者。经过一场喧嚣之后，许多密谋者被判监禁（其中一个叫兰德赞的人逃到了国外，被缺席审判），而其余的则被驱逐出境。在俄国，“暗探局”逮捕了63名似乎与巴黎的小组有牵连的革命者。事实上这个阴谋是在拉奇科夫斯基领导下由那个叫兰德赞的人策划并实施的。此人为“暗探局”国外处安插的奸细，表面上他出资建造了军火工厂（制造炸弹），而这些钱则是国外处工作人员交给他的。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任职的十八年间（1884－1902年）总能掩盖掉其参与恐怖行动和建立那些似乎由流亡者的革命者筹建的炸弹制造厂的痕迹。而接替他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拉塔耶夫（l903—1905年）可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国安全机构很快就发现了他的不轨行为，比如，他参与了在巴黎对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的未遂暗杀行动，并在法国人举行的反对沙皇1905年革命后的暴行的集会上设置炸弹，致使两名法国宪兵也成为受害者，所以不久他就被召回俄国。1909年，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的革命派记者揭露了拉奇科夫斯基在1890年那起炸弹制造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还说，1890年逃脱了警察追捕的那个奸细兰德赞不是别人，正是驻巴黎的国外机构头目之一哈尔京。哈尔京的《神速逃离和匿迹》一书本身就能证实布尔采夫的话。但奇怪的是，法国安全机构对此反应并不强烈。因为与办事机构的一个奸细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它们从国外处得到的情报“更有价值”。 拉奇科夫斯基科主要特长在于伪造文件和使用好细。有证据表明，正是他伪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实录”。从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反犹事件。“实录”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起太大作用，但却“证明”了犹太人要达到其主宰世界的阴谋。有一段时期尼古拉二世曾认为，该实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1905年革命的原因。但当得知这是伪造品时，他懊恼地说，这些文件“玷污了反犹太主义的神圣事业”。晚些时候，“实录”又重新出台，成为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指南。在20世纪所有伪造品中，这份“实录”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担集情报和进行“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企图对俄国的内政施加影响。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地位。 作为一名“建立俄权法同盟” 思想的狂热追随者，拉奇科夫斯基于1884年来到了巴黎。他充当秘密调停人，积极参与了建立1891～1894年间“法俄同盟”的谈判。不仅如此，他还在1899年及其后来达成的各项条约中起了重大作用。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最可靠的接触人是1898至1905年主持法国外交部工作的戴奥菲尔·德尔卡塞。在第三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中没有第二个外交部长能像他这样长时间的占据此位而未被替换。在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中，诸如1899年为改变“法俄同盟”的一些条件，他对圣彼得堡进行的访问；1901年沙皇对法国的正式访问，以及1902年卢贝总统对俄国的回访等，戴奥菲尔·德尔卡塞都是通过拉奇科夫斯基，而不是通过法国大使德后彭传贝洛侯爵来进行准备工作的。俄国外长穆拉维约夫伯爵曾安慰沮丧的蒙特贝洛说：“我们完全信任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他显然在法国政府那儿也受到同样的信任。”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走得太远了，因而在1902年被从巴黎召回俄国、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下台与他对俄法外交关系的影响并无牵连，而是因为他不经意地坚持认为皇后聘用的法国“医生”不过是个骗子，因而招致皇后对他的不满。 “暗探局”建立的侦听破译机构，为沙皇外交政策的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和其他的革命前的大国一样，十八世纪的俄国也设有“信件检查处”（亦称“黑色办公室多”），其任务就是截听个人或外交通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黑色办公室”的活动由于公众和议员反对干涉邮政业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当得知侦听局总是拆阅被驱逐王英国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者的信件时，下院里一片哗然，于是破译局于1842年被迫关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破译局才又恢复了活动。至于专制制度一下的俄国，则议员们的抗议丝毫未影响到侦听破译机构的工作。“暗探局”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奥德萨、基辅、哈尔科夫、里加、维尔诺、托木斯克和梯弗里斯的邮政总局里都有“黑色办公室”。“暗探局”最后一任局长A·T·瓦西里耶夫则总是想让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都是针对密谋者和罪犯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没有理由对书刊检查感到担忧，因为对个人私事原则上是根本不过问的。”而事实上。和革命前的时期一样，拆阅信件既是谣言也是情报的来源。由于破译了伊万库茨克大主教的信，他与修道院院长的暧昧关系便被公之于世。 “暗探局”的主要密码专家伊万·济宾在他这行当中是个真正的天才。“暗探局”莫斯科分局局长fi·扎瓦尔津讲道：“济宾对自己的工作不说是狂热也称得上是痴迷。普通的密码他扫上一眼即可破译，而那些难以解开的密码经常使他进人恍极的状态，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摆脱。”“暗探局”破译机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破译俄国国内外革命者的书信。但逐渐地将外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的外交电报也纳人其监视范围。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情报机构就时不时地通过截取外交书信来获取情报。 1800年外交部成员H·fi·帕字写信给其驻柏林的大使说，“我们掌握了普鲁士国王与他在这里的临时代办的通信密码。如果您怀疑普鲁士外长居心叵测的话，可以找个借口，让他往这里发一则通报。只要他或是国王发的通报一破译，我就马上告知您它的内容”。 在十九世纪，由于普遍使用信使来传递外交邮件，“黑色办公室”所截取破译的情报数量便逐渐减少了。但由于上世纪末电报的广泛使用，使得传递和侦听外交情报工作变得容易了。在法国，外交信件的破译工作既在外交部“黑色办公室”，也在安全机构内部进行。俄国前情况也如此。其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和“暗探局”的工作人员常常交换破译的外交信函。1901年到1910年任外交部信件检查处主任的是亚历山大·萨温斯基，在他的领导下，侦听和破译机构出现了新的局面，其组织也得到了改善。同时，在这个领域。“暗探厅”对于外交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来说，破译复杂的代码和密码不仅要看破译员的才能，还有赖于情报机构的协助。“暗探局”的相关任务可以分为三步；首先要不择手段地窃取外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然后同截取的外交密电原稿相对照，最后破译获取情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暗探局”是第一个现代侦察机构，其工作方式为以后克格勃的情报活动提供了效仿的对象。 1904年6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1904一1906）查理斯·哈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遭受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因为他发现，有人向他的办公室主任提供了一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目的是让其窃取一份外交密码的副本，他还报告说，有一个有名望的俄国政治家曾说，用书信形式联系相对安全，他要我任何时候也不要用电报报告，因为我们所有的电报内容他们都知道。三个月以后，哈丁得知，拉奇科夫斯基在内务部（当时该部负责“暗探局”工作）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处，目的是想方设法接近外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档案。为使英国使馆十分落后的安全体系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1906年2月。 英国使馆秘书塞斯尔·斯普林·雷兹报告说：“使馆的文件不断丢失已有一段时间了…信使与使馆有工作上接触的人员都在警察局的控制之下，不仅如此，搞到文件他们还能拿到报酬。”斯普林·雷兹声称，他已经“查清”了这些针对英国使馆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者，此人就是因在反犹宣传中成绩显著而受过奖励的科米萨罗夫——“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按照科米萨罗夫的命令，“每天晚上使馆周围都布有‘暗探局’特务，以便拿到弄来的文件”。尽管使馆里设置了新的保险柜，档案柜的锁也换了新的，而工作人员也被严令禁止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任何人，但外交文件还在继续丢失。两个月后，斯普林·雷兹得到证据，表明“有人能接触使馆档案，并将文件取出后在科米萨罗夫家中拍照。”这很可能是一个被收买了的使馆的工作人员所为。他用蜡制做一个档案柜锁的钥匙印，然后从“暗探局”那儿拿到复制的钥匙。此类事件在美国。瑞典和比利时的使馆也发生过。 早在本世纪初，从破译的报告和从使馆窃来的文件中获取情报的外交情报机关；就对沙皇内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研究过） 。 从1898年到1901年，俄国不断采取步骤，力劝德国与之签订秘密条纵划分他们在土耳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以进一步实现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多年觊觎。当1901年底破译了一份德国的信函而得知德国政府不打算签这个条约时，俄国便放弃了这些努力。俄国外长拉姆兹多夫在给俄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中告知了这一点。在尼古拉二世执政的整个时期，俄国在截获和破译外交邮件这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英国、德国、美国和大部分影响较小的国家直到一战前还根本没有类似的机构。奥地利的侦听机构主要也是针对军事通讯的。在这方面俄国唯一有力的竟争对手是它的盟友法国、在一战前的二十年间，法国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及安全机构在破译大部分大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工作中卓有成效。可当俄国人破译了一些法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之时，法国人对俄国人的外交信件却一筹莫展（虽然法国人在破译驻外办事机构的代码及密码中也取得过一些进展）。 1905年夏，日俄战争和法德摩洛哥危机将近结束之时，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在秘密情报的侦听和破译方面进行了短期合作。 1905年6月，俄大使奉政府命令向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转交了一份与经过破译的摩洛哥危机有关的电报的副本。对于鲁维埃来说，此份电报实在是意义重大，于是作为回报，他命法国安全部门向“暗探局”国外处转交由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截获和破译的所有的日本外交信件。国外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马努伊洛夫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后，立即电告国内，而这份电报也被法国外交部“黑色办公室”截获并破译。因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奉总理之命转交俄国人的，外交部便认为这是电码和密码安全系统发生了严重的情报漏失现象，并命令其密码处停止同法国安全机构类似部门的所有接触。由于法俄情报截取机构的短期合作所铸成的荒唐的错误，致使外交部与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在此后的六年中各自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有时截取和破译的都是相同的外交电文。俄国和法国从此以后也再未交换过截取的情报。 由于法国情报截取机构行动混乱而造成的恼人的误会，也对俄国破译密码机构的工作造成很坏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人破译了除德国外的几乎所有大国的大量外交信函（虽然准确数目迄今尚未弄清），但由于法国人在1911年法德阿加迪尔危机中的草率举动，使得德国人变换了外交代码和密码，结果是俄国破译专家们在1912年到1914年两年间没能读出一封德国的密件。 在阿加迪尔危机时期，法国外长茹斯特恩·德·塞尔浮从其“黑色办公室”截获的德国人的电报中得知，约瑟夫·卡约总理背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利用这些密件，德·塞尔浮及其一些同僚便放出消息，说卡约有背判行为。卡约对这种猜疑愤怒至极，采取了极端措施。他召来德国代办，让其出示提到他名字的那份电报原文，以同破译件对照。后来这位总理向法国总统承认说：“我做的是不对，但我必须澄清。”此后德国人便更用新的外交密码而使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他们的俄国伙伴都一筹莫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也同法国一样，部门之间的争斗给搜集和整理国外情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负责军事情报的是总参一部。到1914年，俄国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德军的情报都是间接得来的，而关于俄国的另一个主要敌国奥地利的资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俄国军事情报机构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是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作为奥地利情报机构的高级军官， 他大概是一战前在欧洲活动的所有间谍中最重要的一个。 1901年末到1902年初，俄国驻华沙的军事情报机构头目巴秋申上校了解到，列德利是一个在性关系上不很检点的同性恋者，对此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上可，都的确未曾发觉。他通过威逼利诱使列德利充当了内奸（后来此种手段也为克格勃所采用）。列德利用从俄国人那儿得来的钱不仅为自己，也为其情人们购置了小汽车；其中有其宠爱的枪骑兵团的一位年轻军官，他每月付给此人600克朗。 列德利后来被揭露，于1913年自杀。他在十年的间谍生涯中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是奥地利指挥部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而拟定的征兵计划。 沙皇的外交官和领事们有时也干一些间谍工作，时不时地收集一些有军事意义的情报。但是，军事人员和外交官的情报搜集工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也反映出其军事部门和外交部的协同行动不尽人意。军事人员特别重视派遣侦察人员，而对截获和破译情报未予足够重视。 1914年8月，德国人在东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应归功于俄国人愚蠢透顶的举动。他们所有的布署都是用电台明码发出的。开始，德国的报务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听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 首先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的，是一名德国军官马克斯·霍夫曼上校，他后来被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因为这次侦听工作首次在保证战事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霍夫曼后来所写的那样，多亏侦听工作“我们才知道了俄国人所有的计划”。就好像在玩军棋，俄国人陷人了对其每一步都了如指掌的敌人的包围之中。 “暗探局”并非唯一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和进行“积极活动”的机构。为了能顺利得到沙皇政府和俄国经济都迫切需要的国外的贷款，也为了消除西方投资者对其资金的安全的顾虑，财政部还收买了一批外国记者组成间谍大军。在1914年以前，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人们对政府“资助”友好的国外报纸都习以为常了。法国议会1913年的一项报告中，不顾那些针对情报机构的批评之辞，指出此类“资助”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俄国在欧洲占了第一位。既然法国是战前俄国最大的投资者，那么俄国财政部的主要活动对象自然就是法国新闻界了。财政部驻巴黎的代表阿尔图尔·拉法洛维奇就曾先后收买过除社会主义报纸（后来是共产主义的） 《人道报》以外的所有法国的大报纸。到1905年3月，俄国革命的失败和对日战争的失利，极大损害了法国放债人和商人的信任感，使得拉法洛维奇在一个月内要花掉20万法郎用以行贿，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也对其鼎力相助。我们对如此行贿的结果几乎不敢恭维，而且也很难说这种收买究竟有多大的必要。不管怎样，无论拉法洛维奇如何慷慨， 1905年3月法国银行还是停止了关于继续向俄国贷款的谈判。即使如此，到1914年之前，法国对外投资额中的25％还是给了俄国（政府贷款占了此数的4／5） 。而其它国家从强大的法兰西帝国那儿得到的却只有9％，若没有新闻界的支持，象1905年法国停止对俄国贷款这样的信任危机将会频繁得多。 尽管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协调得不尽人意，但它却为以后苏联的情报机关奠定了基础，各种各样的“积极活动”和搜集情报的手段成为其活动的基本方法。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侦听破译方面的机构，也是利用间谍机构协助破译部门工作的机构。而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也就成了曾在沙俄对外情报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服鼠大军”（即“潜伏在对方内部的外国间谍”）的第一人。除了列德利外，沙俄的情报机构还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可以利用潜藏的间谍作为对付敌人的有力武器。二月革命以后，“暗探局”的档案落入了布尔什维克人手中，从中他们得知、早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前，“暗探局”就往其队伍中派进了比其他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都要多的奸细。“暗探局”所掌握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活动的情报是如此详尽全面，以至于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档案材料竟成为撰写布尔什维克活动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暗探局”中的一些文件给后来的执政者、自称是列宁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斯大林本人也碰来了一些不快。事实上，1909年斯大林就曾批评列宁的一些恐怖行动的“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从1910年12月驻巴黎的国外办事处截取的斯大林的一封信来看，他还是支持列宁的。他写道，列宁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列宁本人是个“智力超群”的人。 关于斯大林当过“暗探局”间谍的传闻，就各方面情况看来，是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虽然也不排除“暗探厅”曾企图将他吸收进来。尽管如此，“暗探局”在布尔什维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间谍。在1908年～1909年期间，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至少有四个是“暗探局”的间谍。“暗探局”也在其他反对君主专制的组织中安插有间谍。比如，“暗探局”的人员中有一个叫叶夫诺·阿泽夫的人，此人在1904年到1909年间曾领导过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负责进行恐怖活动和组织暗杀、在“战斗组织”受害者名单中有内务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他是被炸弹炸死的。阿泽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和矛盾，死前他曾说过，他最终也不清楚。他是潜藏在政府里的恐怖分子呢，还是潜藏在恐怖分子中的警察局间谍。“‘暗探厅’认为，其最得力的间谍是莫斯科的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人。此人是1910年招募进来的，而两年后他就成了六名被选送人沙皇议会——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列宁曾欣喜地写道：“我们第一次在杜马中有了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卓越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而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内还没有一名来自工人的领导人。因此，对于列宁来说。被其纳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便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列宁曾说道：“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政党。”1912年选人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年里还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但到了1913年，这个团体就分裂了，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 “暗探局”的间谍渗透，使列宁深感忧虑，于是，1912年在其倡议下，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反间谍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便有马林诺夫斯基。1913年，当时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和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列宁曾会见马林诺夫斯基，以商讨对策避兔再有他人被捕。自然，列宁并不知道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告发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3年7月，列宁又和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自己主要的助手列夫·加米建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商讨了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得出了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席马林诺夫斯基外，令其他任何人都将大为惊奇的结论：在杜马的六名代表“身边”，有“暗探局”的间谍在活动、马林诺夫斯基得到指示，要其“密切注意秘密行动”，以防止警察局间谍的渗透。警察厅头子C·n·别列茨基曾称马林诺夫斯基是‘暗探局’的骄傲”。但是马林诺夫斯基也经不住这种双重身份的压力，变得嗜酒成性，使得他最诚挚的支持者列宁也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1914年5月， 新任内务部长B·X·准科夫斯基决定踢开马林诺夫斯基。大概想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乖戾，同时又担心一旦大家得知他是“暗探局”在杜马的间谍，恐怕会引起一场喧然大波。马林诺夫斯基卸任后携着“暗探局”给他的六千卢布逃出圣彼得堡，到国外去开始新的生活。过后就有传闻，说他是“暗探局”的间谍。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在六月份写道：“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虽然列宁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是“政治自杀”、但他推翻了对其的所有指控。当马林诺夫斯基出现在德国战俘营里，向自己的同胞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时，列宁又和他恢复了通信，并一如既往地为其辩护，驳斥对其同“暗探局” 合作的指责。1917年1月，列宁又重申，这些指责都是“绝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档案中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实记录， 列宁起初拒不相信。 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在一年半以后悲惨地结束了。1918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说“他无法生活于革命之外”。虽然他还指望能给他赎罪的机会。 但革命法庭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审判，判处他枪决。1918年11月6日、判决在克里姆林宫内院执行。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列宁长期蒙骗呢？主要是因为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出身于特权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列宁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最主要的优点便是其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演讲家的楷模，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所缺少的。就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罪恶的过去和不羁的性格，只是证实了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本质。列宁最初对斯大林的宠爱，以后他又为此而后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贱出身，还有他那种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娇揉造作痕迹的粗暴举止，又使列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产生了负罪感。 无论听起来怎样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皇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渗透还是对列宁有利的。战前时期的警察头子别列茨基讲过一，战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国社会主义分子的联合。他说：“我行动的原则是：分而治之。”列宁则与那些主张与孟什维克联盟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不同，他坚决反对联合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别列茨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帮了列宁的忙，他将孟什维克中列宁的主要对手以及那些极力主张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抓了起来。“暗探局”坚信，将该党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则不然，他认为，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纪律严明、思想纯洁。坚如磐石、以千万革命者为首的群英，才能将俄国人民引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来的混乱与涣散，证明列宁革命斗争的战略是正确的。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主要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相比成了少数派。但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这样，曾保证了警察局的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顺利渗透的巨大的战术上的胜利，便转变为战略上的失败，并最终导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数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前一个半月之时，流亡瑞士的四十六岁的列宁曾说过，“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和绝大多数的革命组织不同，“暗探局”对彼得格勒（战前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局势反应更敏感。革命开始的几天前，一名间谍曾报告说：“地下革命党正在策动革命，但如果革命发生，它将是类似于饥民暴动的那种自发运动。”依其所言，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亲，她们“厌倦了永远排在长队里，再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生病的和半饥半饱的孩子坐以待毙，她们是一大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的干柴。” 当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妇女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游行时，革命开始了。两天后罢工便席卷了整个彼得格勒。在这个阶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年革命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 而1917年3月军队却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又准确判定，风是朝哪儿刮的。虽然工人的政治罢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萨克人的镇压，但在“暗探局”的报告中却写道：“总的印象是，哥萨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 3且12日，一支卫戍部队发动暴动，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 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尔宣布放弃王位，从而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当时，政权落人了主要由自由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他们以奇特的方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而后者则是全俄各地苏维埃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他们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话说，“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3月12日， 一群人冲进了“暗探局”总部大楼。“暗探局”头子A·T‘瓦西里耶夫愤愤地讲道：“特别侦缉处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指纹、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伪造货币者和杀人犯的资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仅如此，闯进来的人还搜查了我的抽屉，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万5千卢布的公款。 ”尽管瓦西里耶夫声称，他“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不合法的行为”，但他很快还是被关进了彼得堡要塞。在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垫上，枕着塞满鸡毛的枕头”，吃的是“难闻的汤和更为糟糕的、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杂烩”，每两周才能在冰冷的、刮着刺骨的穿堂风的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长遭囚禁，俄罗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沦为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些都象征着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诞生。革命胜利后，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认为，俄罗斯再也不会有政治警察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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