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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72／73） 1964年，很多主席团成员疏远了赫鲁晓夫，加勒比海危机一直被认为是苏联的耻辱。1963年农业歉收，赫鲁晓夫不得不动用宝贵的外汇及黄金储备向西方购买谷物。实际上这是苏联历史上谷物进口首次大于出口，所以从那时起监视世界谷物市场行情，就成了克格勃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引起对赫鲁晓夫政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频繁地改组党和国家机构，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取悦他的同事和成千上万的公职人员大军。 谢列平和他的宠臣谢米恰斯内是最积极的阴谋策划者，他们支持主席团中反对赫鲁晓夫的人。谢米恰斯内还组织了窃听赫鲁晓夫私人电话的活动。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后来抱怨说：“在这以前我习惯于克格勃和其他机关在盟国范围内活动……可突然这个组织调转了枪口。它不再保护我们，而是跟踪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在克格勃的帮助下， 阴谋策划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使对手措手不及的效果。1964年秋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临行前同事们还是笑脸相送。10月13日他被叫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代替往常护送队伍到机场迎接他的只有谢米恰斯内和克格勃的警卫局长。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讲，谢米恰斯内明显有些神情紧张。他向赫鲁晓夫俯下身去，然后压低嗓门告诉他：“大家都在克里姆林宫等您。”“马上走！”赫鲁晓夫答道。 谢米恰斯内后来一再说，赫鲁晓夫的某位同事建议逮捕他，但主席团否决了这一提议，不过仍决定在必要时向他提及斯大林搞镇压时，他在乌克兰所起的作用问题。另一名阴谋策划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向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讲明：“如果赫鲁晓夫不听话，我们就给他看由他签署的1935－1937年的逮捕文件。”但是赫鲁晓夫很快默认了无可挽回的结局。因为他的悄然隐退实现了十月革命以来最平静的政变，他得到了列宁山上的一套住宅，一处别墅和每月500 卢布的退休金。苏联报刊解释赫鲁晓夫隐退是因为“年纪老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此后他成了平民百姓。新闻界对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970年，《真理报》刊登了赫鲁晓夫去世的简短讣告。在讣告中只称他为一名“领取养老金者”。 因为参与废黜赫鲁晓夫有功，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职务上均得到提升。谢列平成为主席团成员。越过通常的候补委员一级，而谢米恰斯内则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但最大的赢家，还是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尽管很多主席团成员都认为对他的任命是临时的，但他却成了除斯大林以外把持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勃列日涅夫统治的那些年，被称为“停滞时期”。但在60年代中期，党的机关中保守的多数派则认为，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是改变赫鲁晓夫长达10年的盲目实验和频繁的机构改组的稳定时期的开始。 1956年一1961年，赫鲁晓夫撤换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委书记和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勃列日涅夫奉行“干部队伍稳定”原则，这实质上保证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安稳的生活。但在70午代初，60年代的稳定时期变成了“长老制”时期。从1966年主席团恢复旧称政治局开始，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由56岁提高到68岁。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的人，仍可以指望被任命到体面的职位上去，同时保留他们的别墅、汽车和其他特权。 尽管赫鲁晓夫下台后给斯大林翻案只是部分的，但反斯大林化运动更然而止。在谢列平的积极支持下，谢米恰斯内开始向苏联知识分子进攻，他们两人都认为知识分子是所谓的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的一部分。1958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日瓦格医生》一书。谢米恰斯内评论他说：“就是猪也不会在食槽边拉屎。”从此以后谢米恰斯内在知识分子中就已臭名远扬了。1965年9 月谢米恰斯内下令逮捕了两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达尼埃尔。他们曾在1960年参加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后来也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敢于在西方发表自己的“爆炸性”作品。1966年2月的公审会上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反苏宣传”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劳役。据说，谢米恰斯内甚至扬言要逮捕1000名知识分子借以杀鸡儆猴。也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忧虑有些夸张，但却精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铁腕舒利克’谢列平正在策划一场企图退回到斯大林时代的政变”。他后来这样写道。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的日子屈指可数。谢列平由于担任负责“监督机构”的中央书记之职已经忘乎所以。再加上他的门客谢米恰斯内主管克格勃，这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而且使很多政治局委员忧心忡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谢米恰斯内倒台的首要原因却是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66年底她获准出境参加她第三任丈夫，一名印度共产党员的葬礼。斯韦特兰娜一去不复返，苏联领导层认为谢米恰斯内对此负有责任。除此以外谢米恰斯内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不但没有帮助把斯韦特兰娜弄回国，反而命令实施一个荒唐的劫持计划，导致被派到纽约监视阿利卢耶娃的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桑科暴露了。1967年3 月首次提议撤销谢米恰斯内的职务时，谢列平保住了自己的朋友。但在5 月这个问题重新拿到政治局审议，当时谢列平正住在医院里，接受急性阑尾炎手术。勃列日涅夫这次预先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被请去同政治局委员见面的索科洛夫宣布了“解除谢米恰斯内职务” 的决定（这种说法当时很平常） 、他后来回忆说：“根本没有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对政治局其他成员说没必要讨论，没有这种必要。”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高级官员实行“安慰”的政策，谢米恰斯内被安插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位子上，负责体育运动。6 月谢列平从医院回来，得知自己也被降职，从负责监督机关（包括克格勃的中央书记一职）成为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来到自己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发现自己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在隔壁房间有一个“专用按摩室”，这是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对它的文明说法。谢列平感到极为不平的是，格里申在工作时间通奸，却得到升迁，成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于是他就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前任的各种传闻。“如果有过失的人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心耿耿，那么后者在这种问题上就会非常宽容。” 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被解职使新任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彼夫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勃列日涅夫的两名宠臣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茨维贡和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未来的克格勃主席）被任命为副主席。任命安德罗波夫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克格勃同党中央密切关系”。1957年安德罗波夫从布达佩斯回来后，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关系方面的事务。他是第一位领导克格勃的党内高级官员。从贝利亚开始，他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克格勃主席。开始他是候补委员，1973年起成为正式成员。人们认为，对安德罗波夫的任命“标志着从斯大林去世起一直持续的一场演变的完成——使党和克格勃关系变得如此紧密，它们完全像一个肌体的两个器官那样行动”。但是，尽管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任务，党牢牢地控制了克格勃，安德罗波夫仍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接受“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安德罗波夫命中注定比他的所有前任的任期都长，并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成功：1982年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 对刚刚出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赫鲁晓夫的女婿安德烈·阿朱别伊虽然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罗波夫的表现很赞赏，但他同时指出，那些年的事件给他对东欧问题的看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布达佩斯那些年的经历，以及“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在匈牙利事件中所起的激发革命的作用，使安德罗波夫确信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戈尔季耶夫斯基听说，刚刚回到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就在第一总局讲：“只有灵活机动才能使我们不会重蹈1956年的覆辙。”当时赫鲁晓夫也持这种态度，他吩咐要多关注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他禁止克格勃在东欧搞间谍活动，他命令克格勃同当地安全侦察机关联手工作，而不要对他们指手画脚。 60年代中期，对苏联集团各国更加温和的政策似乎开始有了结果。1956年革命后，当政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在莫斯科很有人缘，他不断使莫斯科相信，他的统治稳定，而经济改革也不是破坏性的。他得到匈牙利情报部门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提拔上来的年轻人的支持，他们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安德罗波夫成为克格勃主席之后，莫斯科总部对东欧进程的担忧主要集中于罗马尼亚。1944一1954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乔治乌一德治，在30年代曾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受过培训。1949- l953年，布加勒斯特的克格勃总顾问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曾对他在铲除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方面所作的努力大加赞赏。但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萨哈罗夫斯基对乔治乌一德治的接班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不满。与很多同东欧有联系的苏联公职人员一样，他也对1958年赫鲁晓夫决定从罗马尼亚撤军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严重的失误。 奇怪的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引起的不安要小得多。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鲁萨科夫后来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1956年第一总局不少分析家认为，几年后布拉格会效法布达佩斯。但预言没被证实，以苏联集团的标准衡量，捷克斯洛伐克已成为非常繁荣的国家，于是总部确信以前是杞人忧天了。1968年1 月，代替日渐年迈的新斯大林主义者、捷共第一书记安东尼·诺沃提尼上台执政的是46岁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一开始总部和克里姆林宫对他反映良好，在克格勃，杜布切克被称为“我们的萨沙”。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改革后，第一总局十处（东欧事务处）开始认为，“我们的萨沙”受到捷克”资产阶级人士的操纵。克里姆林宫和总部发现他是“布拉格之春”的推动力量之一，都感到事态将发生变化。8 月苏联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会谈。与会的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要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支持你同诺沃提尼斗，我信任你，保护你。我说，我们的萨沙是位好同志，而你却使我们如此难堪！”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声音颤抖，哽咽，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同1956年的纳吉不同，杜布切克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或者放弃社会主义。 但正像莫斯科预料的那样， 这种社会主义是布拉格为之奋斗的“仁慈的社会主义”，早晚会给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布拉格之春”在莫斯科总部的第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克格勃开始取消对人民民主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的禁令。克格勃驻布拉格的总顾问科托夫将军从具有不满情绪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头目约瑟夫·霍乌斯基处拿到了该部门一些人的私人照片，持进步立场的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帕维尔也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克格勃还收买了他的副手威廉·沙尔戈维奇。“布拉格之春”期间沙尔戈维奇住在霍乌斯基的豪华别墅里，得以经常同克格勃的人见面，而不致引起内务部杜布切克支持者的注意。内务部的高级官员扬·博克尔也被克格勃收买，他帮助克格勃的人窃听内务部的电话，窃听器甚至安到了主要改革者家中。靠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后来在华约军队入侵捷克、逮捕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及其他忠于杜布切克统治的人时派上了用场。 和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克格勃在搜罗情报方面卓有成效，但对这些情报作应有的分析总是跟不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总部把反对派完全看成是阴谋和暴动的具体实施者。在东欧发生过的或是臆想中的阴谋背后，总部都能想像出有一只来自西方、特别是西方情报部门的手在操纵。总部认为，西方情报部门又重新起用了犹太复国主义间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克格勃间谍接到命令，要经常报告所有犹太出身的同事的情况。尽管克格勃清醒地意识到向公众提供的大多数有关西方阴谋的证据都是臆造出来的，但它却始终认为阴谋确实存在。 总部对那些无法纳入“阴谋理论”的资料再次抛弃不用，“布拉格之春”期间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情报来自华盛顿。在美国的对外侦察系统中，34岁的负责人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被认为是一个精明强干之人，他获准接触“绝对可靠的文件”。这些材料证实，不论中央情报局还是美国各部都没有参与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准备工作。而且他说，“布拉格之春”使华盛顿感到措手不及。卡卢金到美国后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青云直上，6 年后他成为第一总局最年轻的将军。但1968年对他提供的情报就不理不睬了。回到莫斯科后他才知道总部曾命令“不要把卡卢金的情报给任何人看，把它们销毁”。为此卡卢金十分不快。克格勃一方面封锁卡卢金得到的情报，一方面制造紧张空气，散布谣言说，“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成为北约侵略或国内政变的牺牲品”。 尽管安德罗波夫才华出众，但同他的所有前任一样，他也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68年10月， 即苏联出兵后两个月，他在对克格勃的共青团员讲话时说：“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西方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成就，“敌人直接、间接地支持反革命分子，采取意识形态攻势，建立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反苏联的和其他的敌对组织，为纳粹主义煽风点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鲜明的例证。那里的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兄弟般的支持下，果断地制止了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企图。” 西方情报机关一直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进程，这是事实，但安德罗波夫却把这说成是他们参与“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证据。7 月19日《真理报》登载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意识形态攻势”计划的摘要，似乎这个计划是中央情报局制定的，是“解放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奏。其中着重强调了拟议中的“打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关、军事侦察及反间谍机构”的计划。虽然计划本身是第一总局A 处（“积极行动”处）一手炮制的，但总部对“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影响及其与克格勃之间的联系的担心并不是装出来的。6 月份，内务部长帕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机构内部实行了清洗，把霍乌斯基换成杜布切克的支持者。一个月之后帕维尔又公开声明，6 名克格勃联络官员被暂时调到其他的部里工作。如果当初“布拉格之春”继续的话，毫无疑问，这些人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与此同时，负责调查50年代政治诉讼程序的主要专家卡列尔·卡普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克格勃的“顾问们”在诉讼过程中的行动，完全独立于捷克斯洛伐克政权之外。据传，委员会负责人皮列尔曾警告党的领导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包含一些“使人不快的内容，若将它们公诸于世会严重动摇党和一些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威望”。虽然报告的公开被推迟了，一般认为，杜布切克领导集团基本上同意委员会关于解散政治警察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奥尔德日克·切尔尼克后来一再指出，莫斯科为党在国家安全机关和武装力量中缩小影响而担心，苏联顾问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简直就等于火上浇油，使莫斯科更加深了这种担心。 虽然安德罗波夫没有进入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局五人集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斯特），但克格勃蛊惑人心的评估仍起了不小的作用。柯西金和苏斯洛夫呼吁要谨慎从事，而谢列斯特大概是第一个主张武装干涉的。至于勃列日涅夫，他随大流。安德罗波夫警告说，大规模的帝国主义阴谋会迅速发展，正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机构和党的领导。这些警告至少在五人集团最终做出决定时起了作用，它使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应该采取出兵干涉而不是其他稍温和的强制措施。1989年华沙条约组织终于为入侵行为表示道歉，但葛罗米柯在这一年临终前仍强调，“毫无疑问，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的敌人得到了外来的支持，就象回损率在匈牙利发生的那样”。他把一些毫不可信的预谋政变的准备工作的细节也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大概是从1968年那些令人惶惶不安的情报中搜罗了这些材料：“在某个时候，主要是夜间，门牌被换掉，有时街牌也被换掉。这说明新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们预先有了精心准备” 克格勃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捷共的实力；它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会支持拿下杜布切克。同有关西方支持策划阴谋的情报相比，这些观点似乎对出兵的决定起了更大的作用。克格勃也制造了很多证据，证明存在所谓帝国主义阴谋，后来这些都被用来为侵略辩护。30多名克格勃间谍以西方旅游者为掩护身份到处张贴教唆性标语口号，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曾告诉他，克格勃参与了“自己建造、然后栽赃查获”放有武器的密室的阴谋行动。 《真理报》曾迫不及待地将这些武器列入苏台德复仇主义者准备武装起义的证据。东德党报《新德意志报》更不着边际，登出了美军及坦克开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照片。照片是从一部美国战争影片中剪下的（虽然东德报刊不承认此事），该影片是在波希米亚拍摄的，捷克士兵身着美军1945年式样的军装参加了拍摄，带有美军识别标志的坦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花外汇搞来的。1968年正在布拉格的第一总局捷克斯洛伐克问题高级专家安纳托利·鲁萨科夫说，他和克格勃的顾问们都极力反对总部指示的离间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这些行动被查明，那么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兄弟也经历了这些离间活动，克格勃正是把任务交给他和其他间谍来完成的。 苏联军队定于1968年8月20-21日夜在华约各国军队支持下进驻捷尔斯洛伐克。苏联认为9 月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捷共民主化，因此出兵必须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恰恰在出兵前夕总部得知，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女儿在英国学习。比利亚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中保守的少数派的代表之一。总部马上命令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设法找到这个姑娘并说服她回国。人侵开始时，比利亚克的女儿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了。 仅一天一夜，入侵的主要军事目的就已达到了。8 月20日（星期二）晚11时，苏联空军第24集团军的部队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机场，掩护了几百架运送部队和坦克的“安”型运输机的行动。同时，苏军和华沙条约的部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北、东、南边境，切断了同西德的边境。8 月21日（星期三）拂晓，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已经不再组织抵抗而保持中立，所有交通要道都处于苏军控制之下。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的大多数主要改革家遭到了逮捕，逮捕他们的是博古米尔·莫尔纳尔上校指挥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的人。他们从苏捷边境被押送出国，关押在喀尔巴吁山里克格勃的牢房中。克格勃间谍约瑟夫·霍乌斯克很快就恢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中的职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克格勃的行动不如苏联军队直接，克格勃的武装小分队只是配合正规军揭露反革命分子，并迫使他们保持中立。苏军战士曾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请求兄弟国家的援助。但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爬上坦克告诉他们，谁也没叫他们来，并劝说他们回家去。而后几天以来地下电台不断指责侵略行径。8月22日举行了1小时总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全国性的群众和平示威。 克格勃和驻布拉格的苏联大使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辛科犯了后一个大错误，他们过高估计了捷共党内及工人阶级中对武装干涉的支持程度。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从来都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确实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另一方面是因为比利亚克和其他一些保守人士要求苏联插手（这些人明白，如果没有苏联的干涉，他们的政治生涯就会到此结束了）。苏共政治局在作出出兵的决定时非常希望捷共主席团中大多数成员会呼吁提供“友好帮助”同反革命作斗争，那么这个措施就马上获得了合法性；接下来就可以按预想的那样成立新的革命工农政府，清除这个国家“布拉格之春”的支持者。但这一期望实际上是落空了，而组成工农政府的企图也破灭了。 因为没有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卡达尔” ，苏共政治局被迫立即改变方针。8月22日晚政治局得出结论，除了同执政党进行谈判以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结束后，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者们被准许返回布拉格，条件是他们必须顺着克里姆林宫的意愿使局势正常化。10月杜布切克被重新召回莫斯科签署条约，条约准许苏联军队常驻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西德军国主义集团日益嚣张的复仇野心的保障”。1969年4 月，狡滑的政客古斯塔夫湖萨克取代杜布切克成为第一书记，从此“布拉格之春”被长达20年的“苏维埃之冬”代替。 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他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代表出面支持“布拉格之春”，这也引起了克格勃的忧虑。在红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史无前例的游行，抗议苏联军队进驻捷克。当然，游行队伍很快被克格勃驱散。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后来写道，这两天对他有“重大意义”： “这两天中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一心想着一件事——要写下一句简短的话，引用赫尔岑的一句名言：我耻辱，我是苏联人。” 在苏军入侵后的日日月月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一直在考虑该如何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1968年夏，苏联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布拉格之春”，但对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深切同情已经使克格勃和共产党不得安宁。《苏联文化报》用了一个月时间，找到了7 名名符其实的艺术家，他们分别在路德维克·瓦楚利克于1968年发表的《2000字书》上签了字，这是“布拉格之春”过程中最激进的宣言之一。7 月，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下了一道指示，其中强调了对苏联知识分子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极端必要性。 据阿列克谢·阿采别伊说，“安德罗波夫从未惊慌失措过，而且从未制造过恐慌。但是他认为对意识形态基石的动摇不能熟视无睹，他曾非常不客气地提到过很多作家、演员和导演”。克格勃为外国杂志提供的各种故事，使安德罗波夫的形象很适合于西方口味。据《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报道，“安德罗波夫是一位藏而不露的自由人士”，“他精通英文”，“收集著名乐团的录音带”，“闲暇时间看英国小说”，“善于友好地同持不同政见者对话”。 但像实际上安德罗波夫的突出特点就是对异己毫不留情，只是在压制不同政见时更注意方法罢了。“布拉格之春”之后他重新组建了第五局，专门研究不同政见的各种表现并与之作斗争。这个局的一些部门主要负责监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教徒和犹太人。这些人虽然不再会在公审会上被控告犯有各种莫须有的罪行，但像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那样，对他们取而代之的是心理诊所。那里有对第五局俯首贴耳的心理学家。例如伦茨，他是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博士，在他那里诊断的结果总是“精神分裂症”或“改革狂”。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全的持不同政见者完全丧失了公民权，被灌下各种药物。心理学的这种用场不仅仅因为它行之有效，而且使那些由苏联一党专政所产生的坚定信念作基础的人们相信，党的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利益。接替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塔利·费多尔丘克认为，那些不承认这一利益的人都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疯子。为了避免国际上对他们将像索尼仁尼琴那样闻名于西方的著名人士定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指责，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强迫离开祖国。 在20年的时间里，“布拉格之春”引起的震动一直对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东欧政策产生着影响。限制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权首次在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的理论”中被公开确定下来。在这个文件中强调指出，各国人民均有权“沿着各自的道路奔向社会主义”，但所采取的政策“不能有损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有损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该理论中明确强调，一旦在任何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类似的“损害”，那么“对反社会主义力量进行果断的反击”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切那样。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为了挽回自己在莫斯科已经有所动摇的信誉，在苏军进驻捷克以后便在克格勃联络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清洗。150 万党员遭到审讯，比“布拉格之春”期间还要严重。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被开除出党或“自愿”退党。在大学中、大众传媒工作者及其他自由职业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清洗。那些同“布拉格之春”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如作协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都被关闭或是改组成其他政治上更保险的机构。尽管如此，莫斯科总部仍然放心不下。第一总局第十一处（社会主义国家处） 在详细分析了“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得出结论：古斯塔夫、胡萨克和总统柳德维克·斯沃博达当时的讲话同他们后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承诺似乎关系不大。197O年1 月，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他是保住了自己职务的最隐蔽的杜布切克支持者。莫斯科本想让瓦西里·比利亚克或反动至极的阿洛伊斯·因德拉接替胡萨克作第一书记，但这两人都缺乏群众基础，任用他们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铁托、纳吉、毛泽东、霍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相继“变节”，1968年杜布切克（“我们的萨沙”）也步他们后尘背叛，这促使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总部对东欧各国形成了顽固的偏见。70年代前总部就将东欧领导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第二类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对西方暗送秋波；第三类是“未知数”，他们一方面对苏联的制度毕恭毕敬，另一方面又同西方“调情”；第四类是亲苏联的，但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一类既亲苏又强硬，但在国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曾在总部及克格勃间谍局中听到过一些人一时冲动口吐真言，他们承认，“反正这些国家早晚也将染上反苏情绪，变成一些政治上不可靠但要价很高的盟国。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同它们中的大多数彻底分手为好”。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使是那些暗暗支持这一政策的人也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然而苏联在东欧的失意最终还是成了迫使克里姆林宫1989年放弃于1968年形成的“勃列日涅夫理论”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最大的一块心病。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出了几千名苏联顾问，克格勃的顾问们也撤了回来，只有一个不大的间谍机构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几年里，外交部和克格勃的中国问题专家都迫不急待地想调动工作，他们认为如果别人继续把他们当成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开始，中苏之间的一些小冲突是通过第三国的。莫斯科痛骂阿尔巴尼亚的教条主义者，而北京则指责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后来，1964年正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之时，两国矛盾公开化。虽然大多数共产党国家都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亚洲很多党还是起来支持中国。60年代中期，在克格勃看来中国已成为棘手的问题，那些早已放弃中国事务的专家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克格勃又招集了大量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北京也成立了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 对克格勃来说，在中国搜集情报变得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复杂、危险。破译的外交电讯稿并没有使人对革命的进程有充分的了解。在中国的公职人员中收买间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他们联系非常少而且受到严密监视。由于“红卫兵”的监视狂和异己恐惧症使得外交人员也很难在北京移动半步。那些拥有外国图书的人被迫跪在地上，以表示悔过自新，而被发现收听外国广播的人则被投入监狱。后来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中国承认：“掌握外语或过去曾在外国定居，这都会成为此人是该国秘密间谍的证据。”苏联使馆被围住，通往使馆的路改名为“反修胡同”。 从中国直接送往莫斯科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蒙古血统和中亚血统的克格勃人员搞到的，他们穿上当地的衣服会完全被当成是中国人。他们藏在外交官汽车的后车箱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被从使馆中拉出来，在一处没人的地方下车。然后混人成群的中国人当中，在挂满标语的城里闲逛，阅读当天的“大字报”、买一些刊载着上海、重庆和新疆新闻的“小报”。还有更多的克格勃间谍（大部分也是蒙古和中亚人）是从阿拉木图、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基地越过边境进人中国的，但这些间谍中谁也不能提供中国高层制定政策的情况。 克格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法搞到的情报为数不多，但也可勾勒出中国的基本情形，这个国家正逐渐陷入混乱的深渊。 上了些年纪的中国工人，有时羞于将自己谈论地主和全国形势问题的大字报公诸于众任人评说。因为在中国书法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他们常常把纸墨放在地上，自己坐在一边盯着白纸，有人围上来后，他们就语无伦次讲起地方大事来。但大多数大字报都涉及了全国性重大问题。1967年底开始出现攻击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大字报。第二年他被投进监狱，之后先后有22000 多人因同情他而被捕。刘少奇曾在一次表彰劳动突击手的会议上祝贺一位清洁工人，并同他拍了照。后来此人被挂牌游街示众。百般凌辱，直到发疯。 还出现了鼓动人们活活烧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但这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依照“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的原则，红卫兵把刘少奇的一个儿子扔到了火车轮下。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2 号人物，被迫下乡劳动，但他活了下来。在物理系念书的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被从北京大学二楼窗口扔了下来，造成他的下肢瘫痪。 莫斯科总部最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图尔恰克将军1976-1981年在北京是间谍头目。他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文革”期间克格勃为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情报比外交部要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总部收到了大量有关混乱和武斗的情报，这些来自克格勃情报机构和无法接近党内高级官员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使总部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一总局预言说，毛泽东的学说会发展成“侵略性的亚洲独裁统治”，并企图收回19世纪通过不平等条约划归沙俄的大片领士。 1969年3月8日，发生在中亚和珍宝岛的边境磨擦证明克格勃的预言是正确的，预示着中苏间更大的冲突。特别使人担忧的是几年以后中国人口将达到10亿，而且这个国家有足以摧毁莫斯科的核武器。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对尼赫鲁说过，核战争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世界上一半人口死去，另一半也会活下来，而帝国主义将从地球上消失。1969年9 月，中国在新疆搞了两次核材验，莫斯科通过卫星得知中国正在建造自己的人造卫星（1970年第一颗卫星成功升空）。 1969年秋，事态发生急剧变化，同克格勃有联系的记者维克托·路易（他便是维塔利·叶夫根尼·路易），在一些为西方报刊写的文章中暗示，苏联正在研究是否在中国拥有核导弹威胁苏联以前，对它进行核打击以示警告。与此同时克格勃的间谍机关也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散布这类传闻。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即便是克格勃负责散布这些消息的人当时也不敢肯定，这是恐吓中国人的“积极行动”的一部分，还是要警告西方，苏联总参谋部正在郑重其事地研究这种可能性。事后可以说，这些措施的确是第一总局A 处的一次“积极行动”。而这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摆脱“文革”的混乱，这些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使中国恢复了为解决边境冲突的会谈。但这种压力最终起了相反的作用，害怕苏联实施该打击似乎成为中国同美国开始秘密会谈的原因之一。谈判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宣告结束。 70年代初，总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否将中国列为“主要对手”，就像过去美国一样。最后决定，克格勃对中国的正式叫法是“基本对手”。而“主要对手”仍是美国。由于对中国的政策缺乏确切的了解，克格勃驻外间谍机构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报告数量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克格勃为止。 60年代，克里姆林宫失去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北京和布拉格。但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在第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之得到了补偿。苏联外交的最大成就在中东。战后英法势力的瓦解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而美国由于对以色列具有某些义务又无法插足。1954年；纳赛尔在埃及掌权使苏联有可能充当阿拉伯国家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了。纳赛尔36岁便成为埃及土著居民的代表人物，享有这一地位的人从公元前525年波斯人推翻末代法老以后就掌握着这个国家。 纳赛尔写道：“小时候，每次有飞机飞过头顶，我就喊：‘万能的主啊’，降祸给英国人吧。” 没有一个现代阿拉伯领导人能同纳赛尔的高涨的民族感和阿拉伯民众对他的好感相媲美。 60年代，纳赛尔注定要成为自己雄言善辩和自己设计的英雄形象的牺牲品。但是在他成为埃及领袖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塑造英雄所需的材料。1954年他上台不久就在一次集会上发生了暗杀事件，他活了下来，但站在他身旁的人中有两人丧命，其余的为了逃命从主席台跳了下去。纳赛尔却原地未动，喊道：“让他们打死纳赛尔吧。他只是万众之一，不管他是死是活革命都将继续！”1955年他宣布同苏联签订合同，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大批武器，这使西方为之震惊。这个协议严格保密，甚至埃及驻莫斯科大使都毫无所知，只是两国领导人的大笔一挥，便结束了西方对中东武器输出的垄断局面。 1956年7 月，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曾一度租让给设在巴黎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并被阿拉伯人视为西方对他们进行剥削的鲜明例证。当年11月，英国和法国勾结以色列用武力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的企图破产后，纳赛尔成为大多数阿拉伯人心中的英雄（只有正统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不承认他）。1958年，纳赛尔在苏联进行了为期3周 的旅行访问，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苏联全体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在一年一度的红场五一游行中他是列宁陵墓观礼台上的贵宾。回国后，纳赛尔在开罗举行的大型集会上讲话说，苏联是个“友好的国家，毫不谋求自己的私利”，它对阿拉伯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 然而纳赛尔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严重的磨擦出现在纳赛尔开始迫害埃及和叙利亚的共产党人、并指责伊拉克的共产党之后。克格勃确切地知道，在纳赛尔公开批评1959年苏联奉行的政策之后，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了来自美国的援助。但无论如何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总部都确信，中东已经形成某种力量平衡，这对同“主要对手”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并非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同意这种观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三国都持反美态度。1962年本·贝拉在阿尔及尔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并吸收了几名共产党员进人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饱受耻辱之后，赫鲁晓夫决心在对中东施加影响的斗争中一定要占美国的上风。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胜利，便是苏联采取与第三世界反帝的（尽管在思想上并未完全一致）民族主义分子结盟、代替原来只依靠共产党的新政策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思想上是倾向共产党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创造出诸如“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民主革命”这样的术语来表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些第三世界领导人向往的正是这种过渡时期。1961年纳赛尔决定将大部分埃及工业国有化，这成了他奉行“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可靠证据。60年代苏联在亚非领导人中对纳赛尔寄予的希望最大。1953——1971年期间，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43％给了埃及。1965年埃及共产党宣布解散，党员们申请加人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克格勃对苏联同纳赛尔结盟热情支持的表现之一，是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他左右的亲信。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萨米·谢拉夫。此人大腹便便，两撇小胡子向下耷拉，和他的代号“阿萨德”（狮子）很不相称。1959年他被任命为总统直属情报局局长，实际上成了埃及侦察部门的领导人和纳赛尔的贴身顾问之一。谢拉夫的接线人瓦季姆·瓦西里耶维奇·基尔皮琴科后来成了克格勃在开罗的间谍头目。从1970-1974年的5年间，他从事间谍工作的成绩使他在总部平步青云，终于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谢拉夫负责检验埃及高级官员是否可靠，他可以听到任何他个人和克格勃组织感兴趣的电话内容。除此以外他还在其他方面为克格勃效力，如派埃及情报人员到莫斯科学习，为包括招募间谍提供机会等。纳赛尔对他的一些部长的亲苏态度非常清楚，尤其是对阿里·萨布里。此人在不同时期先后担任过总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和副总统。但好像他把谢拉夫看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竭尽所能在不损害埃及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苏联最大的援助。基尔皮琴科一再地刺激谢拉夫的虚荣心，他经常对后者说，赫鲁晓夫、后来是勃列日涅夫认为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纳赛尔死后一年，谢拉夫终于在1971年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并极尽感激友好之辞：“我非常感谢勃列日涅夫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会见我，毫无疑问，这是您特殊加惠于我。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将不断发展下去，今后的岁月以及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将成为埃苏两国、两党、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谊最可信的证明。我深信，在埃苏友好关系史上萨米，谢拉夫将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伟大领袖纳赛尔的儿子。”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纳赛尔不乏公开的溢美之辞，但60年代中期，他作为阿拉伯世界不可战胜的英雄的威名被过分拔高后，也导起了总部内外对他的嘲笑。1964年纳赛尔和他的总参谋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这一苏联最高奖是首次授予外国人，后来这成为主席团会议上迫使赫鲁晓夫辞职的罪状之一。这次授奖还引起了一系列在总部广为流传的笑话。尽管有关纳赛尔的顺口溜众所周知，但60年代总部还是相信，甚至是过分地相信苏联在中东的形响在扩大。“力量平衡”似乎形成得很缓慢，但确实是在朝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君主政体受到来自反西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压力。克里姆林宫、总部和高层军事官员普遍认为，依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埃及武装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了。可想而知，在叙利亚和约旦的支持下，埃及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也有人极力反对这种现点。1967年4 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访问埃及后报告说，埃及和叙利亚需要苏联更广泛的援助，以便更有效地同从色列对抗。但没人重视他的报告。1967年春，当埃及同以色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时，谢拉夫提供给纳赛尔的情报，仍然在附和总部“力量平衡”的乐观评价。 1967年6月5日（星期一），开罗时间早晨8 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并持续了6天。战争的结局实际在最初的3个小时内就已确定，以色列的突袭使340架埃及战斗机中的286架毁于一旦，在紧跟其后的西奈半岛战斗中埃及军队完全失去了空中掩护。直至6月5日下午4 时，纳赛尔的将军们都不敢告诉他，他的空军已全军覆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马上声明，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得到了美国和英国飞机的支持。西奈半岛作战初期埃及拥有同以色列数量相等的坦克，在有生力量方面埃及人甚至占有优势。4 天的战斗使埃及人损失了700 辆坦克，死亡和被俘的士兵达到1740人。纳赛尔提出辞职，但几百万埃及人的大游行说服他留在了总统位子上，对他们来说纳赛尔仍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 埃及及其盟国叙利亚在军事上的失利，经过以色列的大肆渲染，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普遍认为阿拉伯人畏战。埃及战俘身穿短裤，以尚未损坏的苏联坦克为背景或以其他沮丧的姿态被拍照。克里姆林宫公开站出来支持阿拉伯人，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后来不得不后悔这一行动）。但在非公开场合。阿拉伯军队的不善作战也受到了尖刻的批评。大批苏联军械被以色列人缴获引起了苏联的愤怒。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理论仍然存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指出，莫斯科总部的很多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赞赏以色列人所取得的胜利并且承认，在英勇善战方面阿拉伯人永远不能同以色列人媲美。 埃及在6 天战争中的失败迫使克里姆林宫做出唯一的选择：要么减少开支，要么重建阿拉伯武装力量。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苏军总参谋部部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元帅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一同前往埃及督阵，为整编和重新装备埃及军队提出建议。在埃及的苏联顾问逐渐超过了20000 人。纳赛尔极想恢复昔日阿拉伯民族英雄的荣光，为了换取苏联的援助，他准备做出比6 天战争以前更大的让步。而在埃及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建立军事基地已经成了莫斯科的政治目的之一。在埃及的一些港口——亚历山大港、塞得港、马特鲁港和塞卢姆港，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以及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亚丁港，苏联建立了一批物资技术保障基地。1970年，应纳赛尔的要求为巩固埃及的防空系统建立了一些苏联空军基地，装备有“萨姆一3”导弹的地对空火力系统和配有苏联机组人员的飞机。 鲍利斯·博恰罗夫是第一总局的阿拉伯学家，在开罗协助间谍们工作。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他已调到政治侦察部门工作；似便控制“埃及政府机关中一名非常重要的间谍，此人更喜欢讲阿拉伯语”。1966－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尔·戈卢别夫在开罗任间谍头目，在他领导下招募间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此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得到迅速提升。在总部经常可以听到有关“埃及苏维埃共和国”的玩笑，克格勃对埃及国家机构的渗透在此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是，苏联投到埃及的大量资金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并未使埃及强大起来，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埃及反而加深了苏埃两国人民之间的分歧。苏联人和埃及人很少有结成夫妇的，这似乎可以是一个例证。要知道，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受教育的5 万阿拉伯人有近一半同美国公民结婚。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位苏联顾问与阿拉伯女子结成百年之好。 1970年9 月纳赛尔突然去世，苏联的强大影响开始逐渐减弱。将近20年过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还一再讲道：“如果他（纳赛尔）再活上几年，这一地区的局势就会大不一样。”苏联总理阿烈克谢·柯西金曾对纳赛尔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说：“我们从未对纳赛尔隐瞒过什么，他对我们也没什么秘密。”柯西金一清二楚，前半句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后半句由于有谢拉夫等人还算确切。上任总统的第一天，萨达特就同谢拉夫在办公室里大吵一通。后来萨达特回忆说，“他给我带来一大包东西。我问：“这是什么？’‘这是某些被监视的人的电话记录。’‘对不起，我不想读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是谁给你的权利窃听这些人的电话？把这些纸收走。’我说着一下子把这包纸扔到了地上”。 但终于萨达特有时也兴趣十足地去看待这些“胡说八道”，他曾向谢拉夫承认过这一点。1971年 5月11日，一名年轻的警官未经谢拉夫的批准将一盘录音磁带送到萨达特那里（萨达特肯定自己并不认识这名警官），录音带上有证据说明阿里·萨布里，即克格勃确定的纳赛尔接班人，和其他一些亲苏官员“策划阴谋，企图推翻萨达特和国家政体”。5 月16日萨达特命令逮捕了谢拉夫、萨布里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亲苏集团的领导人。 这件事过去仅仅11天，萨达特就和波德戈尔内在开罗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后来萨达特承认，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苏联领导人压惊”。他试图使苏联领导层相信，他不打算改变埃及的对外政策，此次只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机场同波德戈尔内告别时他请波德戈尔内向政治局传达：“请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实际上在此之前，莫斯科对萨达特的信任已经严重动摇了。萨布里集团被捕后，克格勃的几名间谍也都同自己的接线人失去了联系。 纳赛尔死后，总部对阿拉伯国家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苏丹发生共产党政变。克格勃认为苏丹共产党是中东最忠诚最乖巧的党。1971年7 月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苏丹军官企图发动政变，但被萨达特支持下的政府残酷镇压了下去。被绞死的阴谋策划者中有共产党总书记阿布杜勒·马哈古卜和列宁和平奖金获得者艾哈迈德·阿里一谢赫。与此同时莫斯科总部也得知，驻中东的苏联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萨哈罗夫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在约定的暗号警告下，他及时地隐蔽了起来。他出卖给美国人的秘密中包括证明谢拉夫是克格勃间谍的证据。1971年底，苏联党内和克格勃总部已经经常把萨达特说成是叛徒，因为当时已经得知萨达特的情报长官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和中央情报局有染。1972年，萨达特把苏联顾问从埃及赶了出去。在短短7天内共有21000名顾问飞离埃及。然而莫斯科暂时还不打算同萨达特翻脸，害怕这样做会失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中东阵地。勃列日涅夫得出结论，苏联除了对埃及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外别无选择，甚至萨达特公开转向美国也是如此。 还是在英国统治时期，莫斯科给印度共产党的指示就常被设在德里的刑事调查司的特务截获。 1947年印度独立后， 尼赫鲁任内阁总理（1947－1964年），直到1964年的17年间穆利克一直负责特务工作，他说，截至50年代初，“从莫斯科来的指示一直强调利用印度共产党的力量推翻‘反动’的尼赫鲁政府”。1951年初穆利克把最后一份莫斯科给印共的指示交给了尼赫鲁。尼赫鲁“放声大笑说道，看样子莫斯科不晓得我们的侦察部门干得很出色”。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第三世界兴起不结盟运动，从中赫鲁晓夫发现了一名同西方斗争的潜在同盟者。同纳赛尔和铁托（赫鲁晓夫同他们已部分和解）一起，尼赫鲁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一。1955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作了一次凯旋式的访问，它标志着苏印关系新时代的开始。为了在亚洲同苏联取得平衡，美国把赌注压在了巴基斯坦身上，这使印度彻底转向苏联。在60年代，苏印两国携手反对毛泽东统治的中国。莫斯科非常赞赏印度在联合国中对它的支持，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大表决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苏联集团而不是西方。1956年英法联军入侵埃及时尼赫鲁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如此触目惊心、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他却在联合国要求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由联合国监督在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时，投了反对票。尽管尼赫鲁了解斯大林主义，他仍认为，“苏联革命使人类社会有了一次重大的飞跃，它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是不可能被扑灭的”。 在有克格勃参与的出版物中，尼赫鲁被描绘成一个“政治天才”，他“从未在危险面前怯步”，他的“政策及人道主义和道德准则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因而具有了世界性”。“新闻”出版局是苏联“积极行动”的工具，并负责为克格勃在国外的众多间谍打掩护。1989年该组织出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仍有尼赫鲁幼稚的观点，他认为在苏联，“少数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满解决”，这是苏联“民族政策”成绩的证据。 1964年尼赫鲁去世，赫鲁晓夫下台。几年后克里姆林宫在对待印、巴方面采取更为平衡的政策，希望以此促使巴基斯坦同华盛顿和北京分手。莫斯科的一名政治家曾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个点火就着的地区偏向印度。在这种偏袒印度的南亚政策的狂热支持者中，有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人和它在德里的间谍头目拉多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下任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罗欣。克格勃对印度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党制民主国家里侦察工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数量众多。 60年代初，莫斯科总部的假情报高级专家伊万·阿加扬茨主持D 处的工作。根据同该处的协议。波格丹诺夫帮助寻找能被广泛运用于“积极行动”的印度报纸，他最终还真找到了一家。这家报纸同许多别的报纸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利用。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竞选前和竞选中把假资料鱼目混珠塞进印度报刊（莫金曾任“五杰”的上司）。为了抵毁反共的孟买竞选者帕秀尔。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信中说，孟买的英国总领事弥尔顿曾写信告诉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我认为策略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仅在竞选期间节制我们的胃口，将使我们顺利达到目的。说实话，我们的援助已经不少了，该适可而止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孟买已经开始传说，他已经从我们这儿得到50万卢比用于竞选。” 莫金还公开了一封英国最高专员“约翰弗里曼爵士”的电报，电报向英国外交部报告，美国人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竞选基金划拨了大量资金。而真正的最高专员弗里曼先生此时骑士爵位还未得到。莫金设法为自己的假情报销赃灭迹，大概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开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个月。 60年代末，叶罗欣任间谍头目时，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积极行动”是散布以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戈尔东·戈尔德斯坦名义执笔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国有美国的细菌武器。最初这封信发表在孟买的《自由新闻报》上，然后1968年3月7日的《时报》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电台把此事用于对亚洲的节目广播，证明美国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闪电》周刊登载了一篇基于这一假消息的文章，题为《美国将认可细菌战和原子弹》。后来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尔德斯坦曾投寄过一些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请柬，他的签名和公文纸被人拍了下来。自从朝鲜战争时“细菌战”的行动将一些西方学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国的细菌武器”这一题目就不止一次被用于苏联的“积极行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印度的隐蔽组织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员罗梅什·昌德拉，二战前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二战后代替明岑贝格“无罪者俱乐部”的苏联最大的隐蔽组织。开始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设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类似“第五纵队”的行为而被驱逐；1954年迁往维也纳，1957年又由于从事“有损奥地利国家利益”的活动而被取缔。其实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又以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维也纳活动，直到1968年9 月在赫尔辛基建立了总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会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打起了交道，从而使该组织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关于60年代的总结报告，他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仅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不管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约的魔爪……帝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剥削对全世界几亿人的贫困和饥饿负有责任。” 世界和平理事会表示，该组织是靠它的会员组织交纳会费维持的。确实，在各国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它如此充足的奖金实际上都来自苏联，70年代末苏联每年为它提供5000万美元，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忠实地遵循着由苏共中央国际部制定的方针。后来它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独立运动。而实际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昌德拉经常表示，来自苏联的对和平的威胁是不存在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苏联的军事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组织的行动一般也都追随世界和平理事会。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公开行动和克格勃的“积极行动”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战争。莫斯科总部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参战正好可以大大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毯式轰炸和近50万美国兵的参战不仅使世界舆论开始谴责美国，同时也分化了美国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会想尽办法促成这两种转化，1967——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年会上，反对美国的意见趋向一致。1969年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有关“孤立和长期谴责美国政府官员”的决议；有关给“逃避兵役、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境外美国人提供帮助并在其军队内部开展宣传工作” 的决议；“扩大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为越南战争供应武器、提供服务的美国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战争的非美国公司。” 第一总局“积极行动”分队在动员国际社会舆论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功绩显著，为了肯定其成绩。把它由处级晋升为A 机构。但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总部对“积极行动”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尽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谣言，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没有一条苏联的假消息在影响世界舆论方面能够赶上美国记者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镜头，里面有被团体汽油烧焦的婴儿和各种战争惨象。引发约翰逊总统放弃1968年再次参加竞选的，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反越战行动，而是因为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中有人说，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性质和美国参战规模上欺骗了国会。 1962年来自中国的威胁终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关系作为南亚政策的基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一1977年，1980－1984年任总理）已经准备签订苏印条约，但因为她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同认为条约会破坏印度“不结盟国家”名声的反对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选以优势取胜后，英迪拉·甘地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外交部常任秘书卡乌尔证实，“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几次绝秘密谈之一。双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过6 个人，其中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大众传播媒界对此一无所知”。在8 月的签字仪式上荡罗米柯指出：“这一条约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苏联得到了不结盟运动领头国家的支持，两国马上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印度此时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印巴”战争提供武器。 在9月为期4天的战争中，尽管有美、中两国的支持，巴基斯坦还是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东巴基斯坦取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国家，已不可能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官在联合国欢呼：“这是历史上首次美、中两国同时失败。” 莫斯科总部认为，印苏的关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劳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间谍头目的德米特里·叶罗欣于1970年回国，成为克格勃最年轻的少将。作为奖励，克格勃在德里的间谍机构升了一格。叶罗欣的继任者是雅科夫·普罗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还非副手。梅佳尼克领导着另外3 个克格勃间谍局，它们分设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联领事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了解的情况，这3个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码联系，他们力图从莫斯科而不是德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印度成为苏联集团以外驻有克格勒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大约300名苏联驻印度的“外交和业务人员”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克格勃在印度行动规模之大是因为这个国家在苏联外交中占有优先地位，而且这里开展工作的条件十分有利。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在任何一个像印度一样无法限制克格勃间谍机关规模的国家扩大活动。 无论是英迪拉·甘地还是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都没有减少苏联外交人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护伞”。 除此以外，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绝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驱逐出境的苏联情报人员呆在印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对他夸口说，在印度想受贿的记者和政客要多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过《政治家报》和《印度快报》的编辑，他说，可以说印度的社会精英们正用苏联人的钱尽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认为，”苏联人的钱，特别是竞选时用于政党或个别活动家的开支的那些钱，把美国及其他反共赞助者的钱挤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发表一系列讲话，指责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给印度造成了经常性的威胁。美国驻德里的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进行特别调查，结果查明两起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邦大选中向共产党的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事件。一件发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来回忆说：“两次的钱都转给了提出要钱的国大党，其中一次是给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时还是一名党内官员。因为我们后来不再给她钱了，很自然她对我们把钱给了谁很感兴趣。这种做法不能纵容。” 尽管从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活动规模来说，克格勃在印度远远超过其他外国情报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国家安全机关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间谍行为引起一场丑闻，其中牵扯到法国人、波兰人、东德人和苏联人。法国人认为印度人用最严厉的措施针对他们，是为了把丑闻对苏联集团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务并不是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的政策一直对苏联非常有利。苏联是想利用印度作为行动基地，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开战。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为克格勃在海外“积极行动”的最大基地。间谍头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专门负责积极行动的助手”，一般都是上校或中校军衔。随着科技间谍的发展，印度的作用变得更大，它为接近那些无法接触到的西方技术提供了渠道。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70年代中期，有一次T 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非常恼火，因为苏联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技侦人员以系统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设备的一个零件。他大骂：“如果这样我必须通过印度的渠道了，它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纳赛尔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苏联的“家产”。1963年卡斯特罗首次访苏，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相互指责似乎被淡忘了。他的随行翻译是尼古拉·列昂诺夫。列昂诺夫是第一总局的一颗新星，当时35岁，比卡斯特罗小三岁。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间谍机关工作，是第一个发现卡斯特罗领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员。列昂诺夫中断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罗做了一次对卡斯特罗来说从未有过的凯旋式的访问，周游了苏联，从列宁格勒直到西伯利亚，在整整40天时间里，这位游击战争的超凡领导人身着保护色的作训服在工厂、俱乐部面对情绪高涨的人群讲话，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五一”游行。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获得了列宁勋章和“红星”奖章。国事访问结束后，列昂诺夫在总部吹牛说，他和卡斯特罗已经成了永远的朋友。卡斯特罗访问后。第一批古巴情报机构（古巴对外情报部门）的人员被派到苏联总部进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罗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亚历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驻外机构间谍头目，当时已成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说、卡斯特罗同加勒比海危机时一样，仍然把苏联大使馆当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负责选拔和培养拉美间谍。 尽管卡斯特罗和列昂诺夫、希托夫关系甚好，莫斯科却认为他是一个看不透的、难以对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罗是从马埃斯特游山游击队基地直接进入哈瓦那，夺取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路，将使拉丁美洲的各共产党取得政权。1966年他宣扬一种反叛的思想，认为取得通向民族独立和对帝国主义胜利的钥匙，不能在莫斯科而应在哈瓦那寻找。同年召开的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巴代表团竟然敢于批评克里姆林宫在帮助北越方面做得太少。当时卡斯特罗声称，由于他同“官僚主义”和物质享乐做了斗争，古巴正以比苏联还快的速度奔向共产主义。 60年代中期古巴革命的实际战果，如保健、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彻底肃清匪徒，很快被一些导致效益低下的经济政策的不着边际的空话所代替，被越来越多的限制不同政见的规定所代替（卡斯特罗也承认，1965年古巴有20000 名政治犯）。尽管政治犯问题，很少打扰克里姆林宫，但莫斯科一直快快地注视着古巴将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挥霍掉，他们的钱大部分都被用于非常荒唐的项目上。但是凭自己穿军装的大胡子大卫的形象以及被美帝国主义堵在戈利阿福姆岛上的经历，卡斯特罗比身着大西装的勃列日涅夫更受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激进年轻人的敬仰、中央情报局在塑造卡斯特罗英雄形象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在白宫最初的鼓励下，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系列不可思议而最后也并未实现的暗杀活动。1967年，切·格瓦拉在波利维亚同游击队一起作战，被捕后被绞死。他英勇的死更使卡斯特罗的名字家喻户晓了、卡斯特罗的形象也立即被印在背心上而享誉全球。 1968年，古巴举行了对由35人组成的“亲苏小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指责这些人对党的政策进行反动的地下宣传和犯有其他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罪行，他们被判长期监禁，这使苏古关系达到了危机的边缘。在古巴外交部任总顾问的克格勃工作人员鲁道夫·彼得罗维奇·什利亚普尼科夫好像参与了“小集团” 的阴谋， 于1967年被调回莫斯科。他曾断言：“使古巴成为新的匈牙利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内不满情绪已经相当高涨。”他认为，古巴现在的安全机关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毒素”污染，无力镇压暴动。总部把一部分责任推到希托夫身上，他使自己的朋友卡斯特罗失去了控制。莫斯科指责他“古巴化”了，他本人也于1968年因病被召回。代替他的是一名更加冷酷的职业外交家亚历山大·索尔达托夫，此前不久他是驻英国大使。同卡斯特罗另外一名来自克格勃的朋友列昂诺夫不同，希托夫没能挽救自己的仕途，而列昂诺夫后来成为第一总局副局长。1980年希托夫退休，后又在马达加斯加做了6 年大使。希托夫的儿子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日，他自己认为这是吉兆，将帮他同“主要对手”斗争。后来果然如此，他的这个儿子成为第一总局拉美事务专家。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一次听说他是在80年代中期，他当时在拉巴斯任克格勃间谍头，他用的还是他父亲的代号“阿列克谢耶夫”。 当古巴面临经济崩溃的威胁和在弟弟劳尔的预先警告之后，卡斯特罗的“犯上行为”停止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曾对“小集团”的领导人讲，只要巴库的石油供货迟到3 个星期，就可以使古巴经济崩溃。1968年初，苏联用缩减对古巴的石油出口来压卡斯特罗，当时就有一些古巴糖厂停了产。8 月卡斯特罗准备妥协。苏军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两天内，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和古巴的同情者在哈瓦那高举“俄国佬，滚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标语游行。8 月23日晚，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和电视发表讲话，他警告说：“他们要讲的话将与很多人的愿望背道而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走向反革命的边，走向资本主义，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同‘美国情报界’、‘西德及所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乌合之众’有着密切联系”。卡斯特罗接下来进一步支持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有权利用某种方式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而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当其他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边时，卡斯特罗支持苏联的侵略行为恢复了莫斯科对他的信任。由于卡斯特罗的一片忠心，苏联以拯救古巴经济作为交换条件。1969年底古巴对苏联的债务高达40亿美元。 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苏古在情报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巩固。1970年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清除了克格勃认为有反苏情绪的人。在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马努埃尔·平埃罗·洛萨多办公室隔壁，住进了一个以维克托·谢苗诺夫将军为首的苏联顾问组。由克格勃提供资金，对外情报机构迅速扩大了行动规模。1971年驻伦敦的古巴使馆外交官中10个人中有7个是该机构的人。同年9月大批苏联情报人员被驱逐出英国，于是古巴和其他苏联集团的外交官就承担起莫斯科总部情报网的补缺工作。然而在伦敦，克格勃同古巴对外情报机构的人并没有直接联系。谢苗诺夫坚持使他们的活动同时受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协调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7 ·26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平埃罗对克格勃日益插手对外情报机构的行动表示出越来越大的不满。1974年他调出对外情报机构“美洲”局，此局是为组织帮助拉美解放运动而建立的。 平埃罗在对外情报机构的职务由更听话、更亲苏的霍赛·门德斯·科明切斯接替。古巴革命在本国内迅速陈腐退化。秋天，大胡子卡斯特罗甚至反对留长发，他认为长发是道德沦丧的标志，会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散漫怠工，紧接着他下令为那些违反禁令者强行剃头。此后社会道德被进一步形式化，小姑娘穿迷你裙，就被视为是“有伤风化”，要强行送到乡下的劳改营。此时，国外的革命正呈蓬勃发展之势。1970年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卡斯特罗也总算有了一个拉美同盟者。阿连德亲自决定允许古巴对外情报机构，把智利作为向拉美革命运动供应武器和培养游击队员的基地。革命领袖们用该机构为他们提供的假护照、假文件纷纷投奔到圣地亚哥的古巴使馆。他们得到的钱并不多，古巴对外情报机构认为他们应该靠抢劫银行、扣押人质收取赎金的方法自己搞资金。 同卡斯特罗一样，阿连德的世界名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盛顿的倒行逆施。1973年，阿连德在军事哗变中被推翻并丢掉了性命。而在此前的3 年中中央情报局按照白宫的指示，为颠覆他的统治花了800 万美元。尽管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参与政变，但它好像预先知道此事，因此把政变的罪过加在中央情报局头上并不奇怪。阿连德并没给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留下深刻的印象。1972年智利经济出现危机，克格勃对它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也是这样。正当古巴人得到一批又一批贷款时，阿连德却无人理睬，给他的只是象征性援助和列宁和平奖金。1973年9 月，军事政变中阿连德悲惨地死去（迄今为止不知道是谋杀还是自杀）后，在莫斯科对他的名声大加鼓噪与渲染，这位倒台政府的首脑被看作是为反帝斗争而牺牲的。这样，组织破坏活动。暗杀进步领导人的恶名更是非中央情报局莫属了。在总部的某些帮助下阿连德的英名在第三世界大概能保持到本世纪末。 70年代中期，卡斯特罗开始谋求在第三世界的领导地位。1972年5 月，他乘自己的“伊尔一62”专机飞离哈瓦那，开始了他为期两个月、对跨越两大洲的10余个国家的访问，这是他访问苏联8 年后的首次出访。1973年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四次会议上卡斯特罗非常引人注目，他巧舌如簧地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有些话甚至连任何一名苏联代表都说不出口。阿尔及利亚坚持同东、西方保持等距的原则，支持传统的不结盟政策，遵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一资一社）的理论。而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结盟国家自然而然又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怎么能给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呢？难道它参加了跨国公司？难道它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工厂、矿山或石油资源？难道有哪个亚、非、拉的工人受到了苏联资本家的剥削？ ……只有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最紧密的联合才能使我们战胜目前仍很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新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势力，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的和平和公正而斗争。” 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没有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而西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却没有逃脱这一厄运，他们在大会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道路上最严重的障碍”。古巴不仅是苏联在第三世界最热情的支持者，而且在70年代苏联情报和军事行动中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情报和军事机构的渗透总的说要比对西方国家成功。只有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特别是东德以马尔库斯·沃尔夫为首的情报总局，给克格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功条件。 西德海军少将格尔曼·吕特克是北约后勤部副部长，由于职务之便，他知道几千枚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他曾利用“米诺克斯”像机拍下了北约的绝密文件，照片被发现后于1968年10月8 日自杀。他的朋友、联邦情报局副局长少将赫斯特·文特兰德也在当天自杀身亡。按官方的说法，文特兰德是因为“个人原因”自杀的。但一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后来说，文特兰德为捷克安全部门效力。此后的几周中又有几个人自杀，其中包括约加恩·亨克，他是波恩国防部征兵局局长；还有经济部高级官员甘即申克。同时还有几名以前从东德跑过来从事科技间谍工作的知名学者和物理学家纷纷逃回东部。留下来的卡耳斯鲁厄核研究中心的博士加罗尔德·戈特弗里德被捕，从他那里发现了800页秘密文件。 与此同时，马尔库斯·沃尔夫想出来的“女秘书攻势”仍在变本加厉地实施。1967年波恩外交部秘书莱奥诺雷·休得尔扬被指控通过自己的丈夫汉茨向克格勃提供了3500份秘密文件。当她得知丈夫原来就是克格勃，只是为了收买她才同他结婚时，在牢房中自杀了。因替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而被指控的女秘书中还有科学部的伊雷妮·舒尔茨（1970年）。克格勃向政治机关的渗透层次要高得多，不只一个德国社民党的官员同克格勃的人会过面。这些克格勃分子以外交工作为“幌子”说服他们尽自己所能缓和对东方的政策。情报总局在联邦德国最重要的间谍是亨特·吉尔奥姆，1970－1974年他是勃兰特总统的私人助手。吉尔奥姆能够控制马尔库斯·沃尔夫，通过他莫斯科总部对波恩东方政策的制定及波恩同美国的关系了如指掌，正是他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北约和西德安全机构的情报。 至于在“主要对手”美国及其主要盟友英国，克格勃没能招募到像柳特克、文特兰德和吉尔奥姆那样身处高位的间谍。在这些国家里克格勃只收买了一些能够接近重要文件的中、低层官员。70年代莫斯科总部在英国的情报活动既简单又富有实效。连续四任间谍头目——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格里契夫（1962一1964年）、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奇若夫（1964－1966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京（1966一1967年）和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1967—1971年）——在任职期间使得间谍机关不断扩大。1960－1970年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在伦敦的人数从50人增加到120 人，超过了设在美国（联合国未计算在内）或驻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间谍机构的人数。与此同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在英国的情报机关也迅速发展起来。如此众多的情报人员充斥英国，使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异常紧张繁忙，以致无力把所有人员都置于有效的监视之下。当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1964年接到任命去伦敦时被告知，“英国情报机关目前人力物力奇缺，在那里甩掉尾巴相对容易些”。1967年沃罗宁成为间谍头目，苏联在英间谍机构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他手下的弗拉季斯拉夫·斯拉温，收买了伦敦车辆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西里奥什·侯赛因·阿布杜卡德尔，他知道军情五处和刑侦厅特务部门所有车的牌号。有几次军情五处非常狡猾的监视都失败了，因为苏联间谍毫不费力地认出了那些车是用于侦察行动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伦敦被招募的间谍中绝大多数在科技侦察领域工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间谍机关70年代这方面的主要专家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洛帕京，1967年他成为第一总局新设立的T 局的创立者之一，该局负责科技侦察，并利用国外间谍局X系统的工作人员。1968年初至1971年，X系统在伦敦的负责人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舍尔斯涅夫，他为人严厉，是在社交界不受欢迎的工程师，他的英语带加拿大口音，对西方语音系统不能适应。除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编制内间谍外，T 局和情报总局还利用那些以商务代表身份被派出国的人。除此以外他们还任用在英国学习的苏联大学生。T 局的秘史中还提到了60年代在一系列工业和国防技术领域内取得的卓越成绩，其中包括电子技术的最新样品、计算机、有机合成的化学纤维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 军情五处对付科技情报活动困难重重，这不仅因为人力物力缺乏，同时也由于诉讼程序带来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又不便大肆宣扬。如果情报人员没有公开认罪或在交接材料时被当场抓获，通常无法判被告有罪。这些麻烦在1963年对朱津贝·马尔特利进行诉讼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位30岁的物理学家在受审前的一年里，在卡尔海姆原子动力局试验室工作，他因一名克格勃叛逃者提供的证据而被逮捕，并当场发现了他同尼古拉·卡尔佩科夫及其他克格勃人员会面时的记录，藏在精致烟盒中还未用完的一次性密码本，甚至还有拍摄文件用的设备。但是拥有间谍用具并不能说明他有罪，况且马尔特利不可能公开接近秘密材料，尽管同他交往的人能够接触到。马尔特利承认他同卡尔佩科夫见过面，但他声明，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恶作剧，打乱企图讹诈他的苏联间谍的全部计划。法庭最后宣布马尔特利无罪。 1965年还有一起科技间谍案也以被告无罪释放而告终。阿尔弗雷德·罗伯茨是温特顿“柯达”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他的同事杰弗里·科努埃尔似乎也被他收买了。他们俩均被指控，将防静电薄膜的技术和其他制造胶卷的技术流程细节卖给了东德情报总局。因为案件没有涉及任何政府秘密，他们只是被判有贪污罪。但后来新的证人让波尔·苏佩尔博士在法庭上确认他本人同罗伯茨打过交道，让一波尔·苏佩尔是化学技师和双料（三料？ ） 间谍，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总局、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比利时情报机构工作，经过认真仔细的审讯，罗伯茨的谎言终被彻底揭穿。 可以说军情五处负责调查的科技间谍案，大多数都很难搜集到必要的证据而无法诉诸法庭。通常叛逃者提供的情况总被置之不理，无论在法庭外他们的言辞多么可信，但在法庭上只被看作是旁证。在T 局的秘史中间谍很少被直书其名，但从中仍可得出结论；最后做出有罪判决的案件简直是凤毛城角。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共有三起案件最后被告被判有罪。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在经济发生困难时，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作的案，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安全系统的漏洞。1965年，航空部52岁的设计师弗兰克·博萨尔德被判21年徒刑，因为他把可控导弹的设计秘密卖给了情报总局。他说自己是在4 年前被一名自称戈尔东的人策反的。他俩是在伦敦的一家叫“红狮子”的啤酒馆里相识的，俩人都酷爱古钱币。初次见面几天后戈尔东给了博萨尔德200 英镑，很可能是此前几个月博萨尔德曾毛遂自荐的缘故。他很少同接线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格拉兹科夫见面。每两个月他把摄有秘密文件的胶卷放在10个“信箱”的一个之中并取回数额不等的报酬，有一次拿到了2000英镑现金。至于用哪一个“信箱”，是通过每月第一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莫斯科广播电台英文节目播放的歌曲序号决定的，在这些歌曲中有《马刀舞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在紧急情况下播放《纤夫曲》，这表示行动暂停。博萨尔德被捕后对他进行了调查，查明他曾有前科，但当时没有追查到底。1934年他曾被判6个月劳动改造，原因是他用假票据大量收购钟表，然后拿到当铺再卖掉。 1968年BBC 电台的高级技师杜格拉斯·布里特同博萨尔德一样也被判21年监禁。被捕前的6年中他利用设在塞浦路斯和林肯希尔的BBC秘密联络站将一些绝密情报传送给了克格勃。他是在1963年被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间谍收买。尤里在肯辛顿的科学博物馆中走近布里特，唤着他的工作呼号“高尔夫——三——狐步——利马”，并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同行无线电爱好者。两个月以后布里特接到任命去了塞浦路斯，并开始向当地的接线人发送情报。当他试图中断联系时，接线人就把他取钱时的照片给他看，胁迫他继续干下去。1966年，布里特被调到BBC 设在林肯希尔的季格比基地工作。在那里他同克格勃新上司亚里山大·伊万诺维奇·邦达连科联系。1968年布里特被指控后，安全问题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表明他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实，还是在塞浦路斯时就有过一次对他的审理，当时他在警备队的店铺里借债；他的妻子则告他同酒吧舞女有私情。回到BBC 季格比基地以后他的经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银行拒付他在士兵俱乐部和当地汽车修理厂开的支票，因为他的账号上已空空如也。安全问题委员会认为，布里特是个“不错的演员和地道的说谎者。如果这种人决定背叛，安全部门很难揭穿他”。 1972年海军少尉戴维·宾格姆也被判21年徒刑。被捕前他两次为情报总局拍摄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秘密文件。他在金钱方面的主要问题来自他妻子，有一段时间由于债台高筑，妻子于1969年把孩子放到孤儿院自己离家出走。1970年她竟然走访了苏联大使馆。此后宾格姆也被库兹明策反，并告诉他，付给他的600 英镑中有一部分是给他妻子用的。按指示宾格姆买了照相机和曝光计，在吉尔德福德教堂同上司见过面后，他接到了特殊指示，同时他还被告知如何利用吉尔德福德地区的邮政信箱，如何翻拍文件。1972年由于来自克格勃和债主双方的长期压力，他向自己的长官坦白了一切。 在伦敦如同在其他国家的首都一样，克格勃得到了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帮助。在苏联扼杀“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人员开始逃往西方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对克格勃的协助是最为有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最重要的科技间谍是尼古拉斯·普拉格尔，他父亲是布拉格英国使馆的一名小雇员，1948年父子两人同时成为英国公民。第二年普拉格尔满21岁，他撒谎说一直生长在英国并加人了BBC电台。 1956年他自荐是出色的雷达技师从而能够接触到秘密军事文件。1959年普拉格尔决定回布拉格。按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的叛逃者约瑟夫·弗罗利克的话说，捷安全部门早就在等着普拉格尔。捷克安全部门抓住他对共产主义的好感和贪财的特点招募他为间谍，代号为“马尔科尼”。1961年普拉格尔搞到了英国用于核攻击的“V”级战略轰炸机上的雷达干扰系统的全部技术资料。 总部称这是捷安全部门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此后10年中普拉格尔在“英国电气师”公司工作，他把一些秘密军事订货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捷安全部门。1971年叛逃人员约瑟夫·弗罗利克和弗兰季什克·奥古斯特的告发使普拉格尔被判12年徒刑。他本应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仅追究了他10年的罪行。 克格勃认为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最大价值就是同政治家和工会人士打交道，因为这些人不像鄙视俄国人那样看待捷克人，而且他们还同情1938年慕尼黑阴谋中被西方出卖的捷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建议自己的人在策反英国议员时应把自己伪装成是久经沙场的外交家，不断抱怨伦敦和布拉格之间的不信任，然后好像很偶然地说：“我怀疑，布拉格最高当局中大概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同英国人的冷战早该结束了。如果在这儿找到个什么人，能够说服我们的人民该多好啊。甚至可以用书面形式说明英国人真诚地希望能同二战时的好盟友改善关系。” 每个用这种方法被说服并写了有关改善英捷关系报告的议员都为此得到了酬金，并附言“难道我们能让您白辛苦吗？”。如果收买的战略奏效，报告接二连三地寄来，就说明这位议员已经进人圈套了。60年代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控制着3 名间谍，其中最积极的是威尔·欧文，他是工党代表，1954年当选后不久便被扬·帕茨利克（即诺瓦克）招募。扬·帕茨利克是捷安全部门的人，以使馆二秘身份活动。尽管欧文在捷安全部门的正式代号是“利”，但在间谍机构中大家都知道他的绰号是“日莫特”。约瑟夫·费罗利克60年代中期在伦敦间谍机构工作，看到过欧文的工作成果。他说：“利只对每月从我们这儿得到的500 英镑感兴趣……他不顾危险总是要求能让他到捷克斯洛伐克公费旅游，这样他可以为自己省下一笔钱。他甚至每次到大使馆总要捎上满满几兜香烟才走。” 50年代欧文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同接线人见面，他每天清早都在这里迢狗。虽然他只是一名“后座议员”（即普通议员），但他能够出入下院军事预算委员会。弗罗利克说。他提供了有关英国部署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和英国参加北约的珍贵材料。弗罗利克和另一名了解“利案件”的捷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奥古斯特叛逃后，欧文败露。1970年4月调查了欧文的银行账目，发现他有一大笔从未上过税的财产，于是他被迫辞职。在伦敦老贝利街中央刑事法院的诉讼中，并没能证明欧文出卖过秘密材料。因为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都不是他的接线人，他们的证词只能做为旁证，不起作用。在法庭宣布欧文无罪之后，欧文向军情五处交代了一切，条件是五处保证不再对他立案。议员兼律师利奥·阿布斯听了他的坦白之后写道：“毫无疑问，欧文从心底嘲讽了自己的祖国。” 为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工作的工党议员中职位最高的是约翰·斯托温豪斯，他曾历任航空部议会秘书、殖民部副议会秘书、机械部部长、邮政部部长，在1964- 1970年威尔逊政府中又任邮电和远距离通讯部部长。50年代斯托温家斯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捷安全部门曾将他诱入“爱情陷陕”并以此进行讹诈。弗罗利克说，他也拿了捷安全部门的钱，“虽然他不是内阁成员，但能帮助我们了解到英国的军事及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斯托温豪斯和捷安全部门的关系不是偶然的。1970年威尔逊政府倒台前几个月，有关部门当着首相的面向他陈述了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的证词，但斯托温豪斯矢口否认了这一切。由于军情五处没有证据可以证实叛逃人员的证词，案件就此罢手。 但是，这场风波之后斯托温豪斯的所作所为同他自己完全无辜的声明并不相符。1974年他在商务上遇到了严重问题，在导演了一幕自杀的假戏之后，他同情妇一起跑到了澳大利亚。 被缉拿回英国以后，他因偷窃和伪造行为受到18项指控，被判7年监禁。从监狱出来后，他出版了一部间谍小说。小说中提到欧洲委员会的一名名叫拉尔夫·埃德莫德·斯的高级官员， 被东德情报机关迷人的洛特小姐诱人圈套（拉尔夫的接线人后来告诉他：“她是我们最棒的一名工作人员，完成任务总是恰到好处”）。拉尔夫在洛特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她简直让他“销魂”。在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之后，拉尔夫已经渐人梦乡，“突然，他在天花板一面硕大的椭圆形镜子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像”。后来那些通过镜子拍下的照片交给他作为那一夜的纪念，于是他同意合作。尽管斯托温豪斯的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尚值得怀疑，但这个讲述拉尔夫如何落人陷谈的故事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同捷安全部门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英国下院中有一名代号“鳄鱼”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他的案件时至今日仍然扑朔迷离，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鳄鱼”是汤姆·德赖贝格，任议员28年，后来成为工党的贵族院议员（上院议员）；他还曾长期担任国家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又出任工党主席。此人颇具魁力，是天才的政治家，但同时也是优柔寡断的牺牲品。他还有一种情不自禁地在公共厕所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欲望。他死于1976年。1956年，德赖贝格到莫斯科去同老朋友加伊·别尔杰斯聚会（他为别尔杰斯写了一本不真实的传记，其中驳斥了别尔杰斯是间谍的说法），这时克格勃找到他，他也同意提供工党领导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和有关工党党务的情报。后来他对军情五处说，克格勃把两个完全一样的“工作提箱”中的一个给了他。他把装有情报的“工作提箱”交给自己的苏联上司，换回另一只塞满钞票的箱子。德赖贝格同时还承认为捷克人搞情报。“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似乎在军情五局说过类似的话。据弗罗利克讲，克格勃禁止捷安全部门同德赖贝格联系，认为他是“自己的人”。一切迹象表明，军情五处也把他用作双料间谍。最终连德赖贝格本人大概也糊涂了，他到底给谁干。 70年代英国下院中第4 名捷克斯洛伐克间谍是一个代号为 “古斯塔夫” 的人（他的个人情况不详）。弗罗利克证明，这名间谍是50年代中期瓦茨拉夫·塔博尔斯基招募的，他是为了钱才干这一行的。“古斯塔夫不是‘利’那样的要人，但在工党还是在野党的时候，他就能搞到工党内政外交的有价值的情报，威尔逊上台以后，他还提供过军事情报”。 毫不奇怪，很多描写间谍的作者都把巴尼特·斯特罗斯爵士当成“古斯塔夫”（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他是议会中苏格兰工党集团的成员，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但他早已不能以诽谤罪指控任何人，因为他已于1967年去世。 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和克格勃都认为可以像收买工党议员那样收买保守党，但似乎毫无希望，因为这些人在竞选候选人时总是失利。捷安全部门在伦敦的间谍机关制定了一份绝妙的计划：在布拉格为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特设下圈套，然后毁坏他的名誉并招募他为间谍。（预想利用他对管风琴的爱好邀请他到布拉格的一个教堂演奏）但果然不出所料，计划破产了，希特没有接受邀请。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是个具有罕见天才的克格勃政治侦察系统的工作人员，60年代初他收买了某议员的私人秘书。他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后来他又试图收买保守党的记者佩列格林·沃尔斯特·霍伦和很有前途的保守党年轻议员尼科拉斯·斯科特，但未获成功。1965年他终因策反加密员未遂而被驱逐出境。 60年代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部门在英国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后来被3 起叛逃事件所破坏。1969年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叛逃到西方，此前他们都曾在伦敦工作，他们似乎出卖了不少捷安全部门间谍。 而给克格勃带来更大损失的是1971年9 月从苏联在伦敦间谍机构出逃的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利亚林是格斗好手、神枪手和跳伞运动员。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叛逃以后，老十三处（专门从事暗杀）声名狼藉，所以1969年成立第一总局B处取而代之（而B处比它的前身更为专业化），利亚林就在该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制定特别计划，在战争爆发或出现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时对他国的公共场所、交通、通讯目标进行破坏活动。 1971年春，即利亚林逃往西方的前几个月，他被军情五处收买，从而出卖了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搞破坏的计划。他透露，B 处在各国首都的人员都受命盯住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并监视他们的调动情况，一旦出现危机就把他们除掉。他们还要在当地居民中招募间谍，以便协助他们工作、支持B 处的间谍活动。准备在伦敦进行的破坏活动中有在伦敦地铁中纵火，炸毁法伊林格杰尔的核打击预报站，摧毁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并进攻其他军事目标。而利亚林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查明更重要的目标，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把它夷为平地。B 处的一些计划就像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一样不可思议。利亚林曾经说起其中一个：苏联间谍装扮成仆役、邮差的样子在政府机关的走廊里放上一些装有毒药的无色玻璃瓶，每个踩上的人都会中毒身亡。 利亚林叛逃英国之后，英国政府很少提及有关细节。但总检察长曾对下院说过，已经对利亚林提出起诉，原因是“他在英国境内组织破坏活动”和“准备谋杀一些被苏联认为是敌人的大人物”。利亚林叛逃后，莫斯科总部经历了一场危机。苏共政治局不得不下令解散B处，并从国外间谍机关召回该处工作人员。 利亚林叛逃后军情五处说服希特政府下令驱逐大批苏联情报人员。90名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人被驱逐出境，还有15名回苏联休假人员接到通知，禁止他们返回英国。这样，被驱逐的总人数达到105 人，莫斯科总部着实为此感到窘迫不已。大驱逐标志着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驱逐前”的一代间谍在英国组织的行动，还被当作年轻情报人员无可挑剔的典范在第一总局的学术中心——安德罗波夫学院经常提及。学院3 门主课的教员都曾于1971年以前在伦敦事业有成。尤里·莫金讲授如何主动搜集情报（他过去是“五杰”的上司）；伊万·希什金讲的是对外反间谍行动（19661970年他在伦敦主持反间谍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被认为是克格勃内英国情报工作的头号专家）；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讲授科技侦察（1941—1946年他在伦敦专事这方面的工作）。1971年克格勃活动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尽头。驻伦敦的间谍机构受到“大驱逐”的打击后再没有恢复元气。虽然大众传播媒介经常散布一些广为流传的无稽之谈，发表一些苏联间谍“大曝光”的消息。可事实与此相反，在后来的14年中，克格勃在伦敦比在任何西方国家首都更难搞到高层情报了。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人数锐减，情报人员也处于更加严密的监视之下。大驱逐期间，驻伦敦的间谍头目尤里·沃罗宁正在苏联度假，他没有被禁止返回英国。自从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为已被查明的间谍签证之后（这个措施行之有效），总部就不能让原定的人接替沃罗宁了。最后接任的是年轻的反间谍人员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拉泽布内，他曾在商务代表处任安全官员，设法逃过了被驱逐的噩运。在任间谍头目的14个月期间，拉泽布内试图保住了自己的“保护伞”。他抛下自己在商务代表处的办公室，每天都到大使馆去处理情报业务。作为间谍头目他干得并不出色、所以1972年底，雅科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卢卡舍维奇（即布卡舍夫）将他取而代之。此人战后在拉脱维亚曾组织过一系列相当成功的行动迷惑了对手，因而也赢得了名声。卢卡舍维奇不如他的前任那样有天才，他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没受过多少教育、政治眼光短浅的外省民警。但莫斯科感到满意，因为卢卡舍维奇在任间谍头目期间，再没有发生间谍被驱逐的事情。可最终还是由于他未能使克格勃在英国重整旗鼓而被调回国内，他的余生是在拉脱维亚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上度过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向电子侦察机构渗透都是最重要。的行动。令人惊奇的巧合是，克格勃两名最重要的间谍几乎同时被招募（相隔仅仅几天时间），而他们又都是自愿效劳的。1968年1 月初，军士杰弗里·阿尔图尔·普赖姆圣诞节之后返回英国BBC 电台在哈托夫（西伯林）的电子侦察基地。在通过柏林的苏联检查路口时，他交给苏联军官一张字条，上面请求苏联情报机关代表同他联系。几天以后美国大西洋地区潜艇部队参谋部的值班联络官约翰·安东尼·沃克从诺福克（弗吉尼亚州）的基地来到华盛顿，把车停在市中心以后就钻进了电话亭。在电话簿上他找到了苏联大使馆的地址，然后他叫了辆出租车，在大使馆旁边的街区下了车。沃克说他想同“大使馆负责安全事务的人谈谈”，他随身带来了KL－47型密码机的解密装置。 尽管普赖姆和沃克在克格勃的情报网中所起作用相同，但两人却毫无共同之处。普赖姆身心不健全，这不仅表现在性方面，也表现在社会交住中。上中学时他经常旷课，在BBC 电台他离群独居。由于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1962年他开始打一些内容淫秽的电话。1969年他第一次结婚并很快破裂。他开始给小姑娘打电话对他们进行猥亵。渐渐地普赖姆开始把所有个人问题。事业上的失意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他醉心于宣传工具塑造的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形象，他是通过《苏维埃周刊》报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电台的节目了解到这一切的。1982年被捕后他确信，自己为克格勒。工作“部分是由于深层的心理问题造成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过高估计”。 普赖姆在柏林检查站留的便条没有到达第一总局，而转给了相对慎重的第三总局的代表们。虽然第三总局主要负责苏军内部的安全问题和监视工作，但它有时也能招募一些在德国服役的西方军人（一般是中下级军官）。第三总局收买普赖姆是想与更有威望的第一总局竞争一下。在便条中普赖姆请求情报人员同他在利亚布尼茨地铁站的餐馆见面，但他在自己汽车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用磁铁吸住的纸条，上面指定的接头地点是东柏林的腓特烈地铁站。 普赖姆同自己的接线人见过很多次面，但他只知道他们是“伊戈尔”和“瓦利姬”，他被询问有关他个人和哈托夫与电子侦察有关的工作。尽管他一再表示自己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才来工作的，但每次他还是能得到30－40英镑。8月份他在BBC服役期满。经过与克格勃“上司”商议，他到切尔特南政府联络总部工作，在那里他负责整理截获的俄国资料。在投入工作前，普赖姆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克格勃办事处呆了一周，学习使用发报机、加密技术。微型点状发报和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相机的技巧，还有人给他解释如何利用“邮政信箱”。每天课后他被锁在房间里过夜。在途经汉堡飞往英国之前，普赖姆有了个代号“劳伦茨”，并得到一个装有一次性密码、密写用的一大堆材料和400 英镑现金的箱子（所有东西都藏在箱子夹层中）。到政府联络总部工作的前6 年半，普赖姆在伦敦的材料整编小组工作，这个专门从事解密的小组设在圣丹斯塔齐山。1969年秋天他结束学业，通过语言考试以后到密码员岗位上工作。总部通过广播通知他设置在近郊的“邮政信箱”，在那里他发现了莫斯科总部的祝贺信和400 英镑。在政府联络总部，普赖姆仍不大讨人喜欢，人们认为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但由于两个原因他没有引起怀疑。首先，由于工作特点和需要经常只任用少量秘密专业人员，所以在联络总部怪诞异常的人总是不少。另外，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为婚姻不幸和心中气忿不满造成的；眼看着那些更有能力的语言学家都得到了升迁，他抱怨说，这仅仅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而已。 同与世隔绝的普赖姆不同，沃克总是晚会上社交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的港口酒吧里他总爱喊：“跑堂的！来杯威士忌，祝贺我被称作约翰·沃克！”实际上他很早就走上了犯罪道路。少年时代他就到海军服役，他弃学是为了逃避对四次溜门撬锁的惩罚。几次生意之后他负债累累，想强迫妻子卖淫以摆脱发发可危的经济窘况。沃克甚至要全家人都参与为克格勃工作，他认为女儿怀孕会影响间谍活动就试图说服她打胎。尽管沃克的相貌不能给人信任感，但他却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亲朋好友、情妇、同事和上司。在1972年他的长官为他写的评语中说：“沃克非常奉公守法，为自己在海军工作感到骄傲，无条件的烙守海军工作原则的传统。他责任心极强、为人正派、颇富幽默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们相处和睦” 这首“颂歌”写成时，沃克已经为克格勃干了4 年。他拜访华盛顿的苏联使馆时展示自己设置的样品，并声称他可以畅通无阻接近加密机和解密装置，为此他要求每星期l000美元的酬金。他得到了2000－3000美元的预支款（具体数目他不记得了）并商定几星期后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然后，沃克穿上厚重的大衣，戴上帽子，被塞进小汽车后座上。他低垂着头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俄国人坐在他的两旁。小车把他送出使馆后门，他上了公共汽车。2 月份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见面时沃克交出了几张解密卡，为此他又得到了5000美元，这在当时对克格勃来说是个庞大的数目。此外他还被明确告知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重要性。使馆的人对他说，为了他的安全，直接见面只在万不得已时才采用，联系将通过“邮政信箱”进行。他得到具体指示、地图、邮政信箱所在地的照片和微型“米诺克斯”相机。沃克觉得在大西洋地区潜艇指挥联络中心用“米诺克斯”拍一些秘密情报和密码材料是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了。后来他调侃地说：“连百货商场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军要好得多。”被他污辱欺凌的妻子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间谍。1976年他俩离婚前，她曾两次试图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但每次都因缺乏勇气而挂上了话筒。后来她只能在酒精中寻找安慰。 60年代末，在华盛顿负责打入美情报机关工作的反间谍系统由奥列格·卡卢金领导。由于他为克格勃培养了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沃克，使他在第一总局飞黄腾达，1974年他成为局里最年轻的将军。 莫斯科总部的一些领导认为，以前英美在电子侦察领域里的间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原因是对他们不够爱惜。比如，196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杰克·丹拉普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联邦调查局在英国BBC 的间谍杜格拉斯·布里特，在伦敦准备同自己的监控人接头时，被军情五处一次很平常的跟踪查获。与此相比，克格勃与沃克的合作则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开展的。 普赖姆和沃克的同时被招募，导致了克格勃电子侦察机构大改组。改组前电子侦察一直由八局控制，八局还同时负责密码和克格勃联络的安全保障工作。1961年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组建了新十六局，专门负责电子侦察。1973年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克接替了安德烈耶夫。新十六局的工作同第一总局十六处的工作紧密相关，该处从这时起全权负责第一总局中刺探外国电码密码及向电于侦察机关渗透的工作，十六局驻国外间谍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只从事单一的工作。而且完全独立于间谍机关采取的其他行动。甚至在第一总局内部也要遵守严格的保密制度。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尤尔琴科1975一1980年在华盛顿的间谍机关任安全官员，他甚至不知道还存在一个约翰·沃克——间谍机关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十六局还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定，禁止同间谍在其工作国接头。十六局最中意的见面地点是维也纳、赫尔辛基和德里，这三个首都均在苏联集团之外，而且克格勃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虽然沃克已改由第一总局十六局的人领导，但三局仍然操纵着普赖姆，他们拒绝将自己的“明星”转让给竞争对手。他们让普赖姆在芬兰和奥地利中选择一个作为同监控人会面的地点。”也许由于普赖姆懂德语，他选择了奥地利。不能排除，他还于1970年度假时在以色列，1971年在罗马，1972年在塞浦路斯见过自己的监控人。他和克格勃的主要联络方式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莫斯科电台。沃克和第一总局十六局的联系更为谨慎诡秘。从1968年2 月在亚历山大百货商场的那次接头以后。他再没同克格勃直接接触过，直至1977年才同自己在十六局的监控人在卡萨布兰卡见面。因为在前一年沃克离开海军并开始监控自己的“下手间谍”——他的同事杰里·阿尔弗雷德·威图奥尔特。沃克的监控人同他说定每年在印度或奥地利见两次面。沃克选择了维也纳。尽管他对十六局的建议从未怠慢过，但那边还是不断劝他多加小心，“如果有危险，最好别动手”。克格勃把同间谍的合作说成是有共同理想作基础的，这未必能使沃克感兴趣，但大概对普赖姆有一定意义。这个共同理想出奇地简单：双方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力量。两人被告知，“我们只渴望和平，而帝国主义者希望战争”。 虽然三局同普赖姆的工作进行得不像沃克和十六局之间那样天衣无缝，但安全性和保密性也一直很高。普赖姆在伦敦电码整编小组工作7年半（1968.9－1976.3），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一年半（1976.3—1977.9），这期间他从未受过怀疑。离开政府联络总部以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 酒贩子， 与克格勃失去联系有3 年之久。但1980年克格勃同他恢复了联系并说服他在维也纳同监控人见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卷以上的胶卷（后来他得知大多数显像很差）、一些照片和录音带，这些是他离开政府联络总部后保存下来的。监控人没有指责他离开联络总部，也没指责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只是力劝他重返联络总部（当然，这毫无结果）。离开维也纳前普赖姆得到了600 英镑。1981年他去了波茨坦，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回答了一些问题，作了一些解释。这一次他被建议到比孔斯菲尔德的英国军队中教授俄语，这样他就可以为克格勃未来的工作挑选一些合适的人。但建议仍毫无结果，临别他又得到了4000英镑。 1982年夏，普赖姆因对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为被捕，这时军情五处和政府联络总部才查出他的间谍行为。 三局的行动完全独立于第一总局，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1971年起在莫斯科总部负责英国方面的工作，1982年6 月到伦敦间谍机关，就连他也是在普赖姆被捕后才知道他的情况的。据五角大楼估计，普赖姆给英美情报联盟带来的损失有10亿美元。10年间普赖姆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包括政府联络总部的行动、编制和有关国内外的基地的情况。1976－1977年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时他可以接触到绝密文件，其中包括政府联络总部在破译苏联情报时的成败情况，还有两颗美国侦察卫星的绝密材料。 然而最重要的情报，克格勃是从两个自愿效劳的美国间谍那里得到的。1975年4 月至1976年底，美国毒品商人安德鲁·李向驻墨西哥的克格勃间谍头目提供了侦察卫星系统投入使用和其他卫星系统的详细技术资料，他是从一名叫克里斯托夫·博伊斯那里得到这些的，此人是加利福尼亚州TPB 公司人员。侦察卫星的研究人员。1978年初，当时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监视中心任职的威廉·凯姆佩兹来到希腊、雅典的间谍机关，带来了开始使用美国最新的侦察卫星KH—11的指令。 尽管1942—1943年继克恩克罗斯之后，在英国电子侦察系统工作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间谍确实是普赖姆，但由李和凯姆佩兹所做的工作，有理由认为，五角大楼对普赖姆带来的达10亿美元损失的估计是言过其实的。普赖姆被捕后，第一总局开始批评三局在同间谍合作方面方法不当。三局没有像第一总局十六局同沃克那样和普赖姆保持长久的联系。那一年正赶上普赖姆可以广泛接近政府联络总部的秘密文件，而他从广播中得到的三局的指示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破译出来，与他的联系就此中断了。因此他在政府联络总部搞到的部分情报一直到了1980年才在维也纳的会面中转交给监控人。 在十六局同沃克的合作中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约翰·沃克为克格勃工作了17年，直到1985年他的妻子鼓足勇气拨动电话把他的事报告给联邦调查局。在80年代初的9 年中沃克控制了他手下的间谍杰里·威图奥尔特，除此以外他还试图发展自己的女儿，但是毫无结果。他不仅提供了海军各系统的情报，还有其他武装力量、政府、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十六局还要求他提供加密机每日的解密材料，以便破译各种信息。沃克间谍小组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他被捕后有关损失的估计表明：他的背叛使苏联破译员破译了成千上万份美国情报。对于苏联来说破译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可以预先了解美国人的行动。1968——1973年在西贡任中央情报局驻外间谍机构头目的特奥多尔·舍克利曾说过，在越南战争的决定性阶段，“他们（越南人）总能预知B－ 52的轰炸目标。甚至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飞备战时，他们都知道将要轰炸哪些目标。很自然，这种状况削弱了轰炸的效果，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无论如何搞不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尽管舍克利的批评，毫无疑问，高估了苏联和北越消息灵通的程度，但这可以使人明白，由于泄漏情报使对方了解作战计划对军事行动的心理作用是多么巨大。美国海军经常说，每当举行秘密（自认为）军事演习时，周围总有苏联舰船。一位海军将军埋怨说：“他们好像有了我们作战计划的副本。”有时莫斯科总部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在一次会面中接线人兴奋地告诉沃克，由于他对世界和平的卓越贡献他获得了苏联海军将军的军衔。“请替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谢。”沃克回答说。 普赖姆和沃克的案件说明了克格勃活动的能力和他们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英、美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二战末期克格勃最重要的间谍——“五杰”，英国的怀特、希斯、李和美国的加利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工作的。他们在事业上犹如在高空飞翔的鸟，最后都能够到达国家权力的高层。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后，克格勃在英、美那种有理想和天才的间谍已销踪灭迹。70年代在英、美的最重要的间谍是两个微不足道的刑事犯——一个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另一个是行为下流的惯犯（当然不是重大罪行），他们两人都没有特殊的才能，在无关紧要的职位上工作，但是这些职位确实使他们能够接触英、美电子侦察的最重要的秘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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