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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开庭的，共有十七名被告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皮达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 尤里·皮达科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才二十七岁。却已有十二年的革命历史。一九一八年，他的哥哥，基辅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负责人，被白匪抓获并拷打致死。得知这一噩耗之后，尤里·皮达科夫立即请求列宁免去他正在担任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并派他去乌克兰参加反抗拉达的地下斗争。 乌克兰革命成功之后，皮达科夫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十三军和第六军，后来又成为第十六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在波兰前线作战。 然而，皮达科夫的真正才干，是在经济方面表现出来的。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了国家面临的最尖锐问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列宁把迅速扩大领巴斯煤矿开采量的重任交给了他。皮达科夫没有辜负列宁的这一厚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列宁对皮达科夫评价极高，这一点，只须翻翻著名的列宁“遗嘱”就可得到证明。在最优秀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中，“遗嘱”只提了六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皮达科夫。列宁在这份文献中告诫全党要反对斯大林的粗暴，同时对皮达科夫和布哈林作了这样的评价：“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间）”。而且，列宁专门针对皮达科夫补充道：“皮达秤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 从列宁写下“遗嘱”到皮达秤夫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共只过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他已成为国家最高一级的活动家。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家能胜利完成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应该归功于皮达科夫，他才是真正的、最优秀的生产组织者。 一九三一年，皮达科夫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斯大林之所以只给他个副职，完全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而且一度十分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才派谢尔丹·奥尔忠尼启则当重工业部人民委员，尽管后者没受过什么教育，对财政和经济问题一窍不通。结果，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形同虚设，全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指挥员”和党务工作者都非常清楚：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人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是皮达科夫。对这一事实，奥尔总尼启则本人也完全明白。而且也予以承认。他经常对皮达科夫说：“您能让我说什么呢？您知道，我既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经济学家。虽然您认为这个方案不错，那我就用双手在上面签字，并同您一道在政治局会议上之为它奋斗。” 而且，斯大林对待皮达科夫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要比对其他原反对项领袖温和得多。斯大林知道，实现工业化计划离不开皮达科夫，而工业化又正是“党的总路线”的核心。所以，即使斯大林对皮达科夫不满意，他也从不坦率地说出来，相反还总是设法迎合皮达科夫，尽管他打算在把对方的“油水”挤干榨尽之后，就割断皮达科夫的喉咙。 皮达科夫亲以廉洁奉公闻名于党内外。他和家人过去一直住在格涅兹尼科夫大街上一幢无主的旧楼里，而且只占了很小的两间陋室。皮达科夫从不享受特权，他一家人全靠工资生活。斯大林对此一清二楚。为了拉拢皮达科夫，有一天（那是在一九三一年），趁皮达科夫夫妇上班之际，斯大林吩咐人民委员会议事务管理局，派人将他们的儿子和一点可怜的家当搬进了一幢新建的宿舍楼。皮达科夫的新家十分宽敞，摆设豪华，可是，对斯大林这一讨好之举，皮达科夫却无动于衷。的确，皮达科夫早就脱离了反对派，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攻击自己过去的志同道合者，更不愿巴结斯大林。 某些原反对派成员曾指责皮达科夫投进了斯大林的阵营，他坚决否认，并声明自己仅仅是要脱离政治。有一次，在同几位反对派骨干成员交谈时，皮达科夫说；“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否保证让国库里有足够的钱！”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九年，当时，皮达科夫被任命为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这些话，斯大林都知道，但通过内务部密探，他还了解到皮达科夫曾对几个朋友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否认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现在的形势是，如果我们继续反对斯大林，最终将陷入比现在更糟的处境，因为那时我们将不得不服从卡冈诺维奇的领导。可我这个人，任何时候也不愿听命于卡冈诺维奇！” 对皮达科夫的这番评价，斯大林是绝不能原谅的。但他很能忍耐，并善于等待。他也不得不长时间地忍耐，因为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要培养一批有能力保持工业飞速发展的专业技术干部，绝非一日之功。斯大林等待了八年。一九三六年底，他终于命令亚果达：逮捕皮达科夫。 我跟皮达科夫是老朋友。早在一九二四年，我俩就认识了。当时，他负责国家经委，我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分局副局长，同他的部门有着经常性接触。此外，作为检察长，我还是由皮达科夫负责的秘密的“司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个“司法委员会”是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于一九二四年建立的，专门负责调查有关各工业管理局领导人的案件。委员会有权决定将某个领导人的案件提交法院，也有权根据生产或其他需要决定只给予行政处分。 皮达科夫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私生活。他根本不属于自己：每天上午十一点前上班，凌晨三点才离开办公室。他的工作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忙得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顿午饭。由于工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瘦得很厉害。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又瘦又长的身材，看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河德。一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一件廉价的，手工很差的西服。他买衣服，专拣便宜的，而且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知为什么，衣服到他身上总显得特别小，袖子短得可怜。 有一年，皮达科夫出访德国，并在那里为苏联做了一笔五千万马克的买卖，可他却下榻于一家小旅馆，而且要了最便宜的房间。与皮达科夫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经理实在难以理解：这位大名鼎鼎的，手中握有财经大权的苏联政府要员，为什么身上穿的还不如他们私人公司的低级职员？ 皮达科夫有过家庭，可是家庭生活却不顺利。他妻子跟他一样，也是名党员，但她不爱整洁，对家务事几乎不闻不问，还特别爱喝酒。经常发生这样的怪事：皮达科夫需要紧急出差去外地或国外，但家里连件干净衬衫都没有，只好跑去向自己的秘书柯利亚·莫斯卡列夫惜两件。更使莫斯卡列夫和妻子伤心的是，皮达科夫出差回来常常把还衬衫的事忘在了脑后，最后几年里，皮达科夫实际上与妻子离婚了。然而，他俩还是很要好的朋友，甚至还经常往来。这都是因为对独生儿子的爱，皮达科夫按法庭审判达一年，他们的儿子才十岁。 尼古拉·莫斯卡列夫是皮达科夫最信任的助手和朋友。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一九三七年他刚好三十五岁，已在皮达科夫身边干了五年。莫斯卡列夫非常爱戴这个领导，几乎踉皮达科夫形影不离，弄得自己的妻子一提起皮达科夫就愤愤不平：她吃醋了。 在对皮达科夫的预审中，残忍的刑讯人员又一次使出了丧尽天良的惯用伎俩——强迫皮达科夫的妻子和挚友诬告他。这种手段带有“正宗的斯大林风格”。自从拉尔任斯基去世后，内务部实际上就完全处于斯大林领导之下。斯大林不只一次地“教导”内务部工作人员说：对付受审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提供的揭发材料。读者一定还记得斯米尔诺夫案，当时，出来“揭发”斯米尔诺夫的，就是他的妻子萨福诺娃和挚友穆拉奇科夫斯基。斯大林最看重并最擅长的，就是威逼或诱使被告人夫妻反目，父子为仇或兄弟相斗。这样做，既可打击受审人的斗志，又能彻底摧毁其精神寄托，而且，看见政敌家庭破裂，众叛亲离，斯大林就会感受到一股由衷的快感。不能不承认，在报复政敌的手段和方式上面，斯大林确实是个登峰造极的大师。 对付皮达科夫的妻子，“机关”并没费多少力气，很快就瓦解了她的反抗。有关“托——季联合总部”案被告人的子女“失踪”的传闻，她听说过很多。她为自己儿子的生命担心、恐惧，最后，为了救儿子，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前夫。 皮达科夫的秘书柯利亚·莫斯卡列夫有一个小女儿。如果他还象当年第一次跨进皮达科夫的办公室那样，是个半文盲和天真的农村青年，那他肯定会拒绝一切要他诬告自己的首长和朋友的要求。可是，现在的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通过与其他党政要员的秘书的接触，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了解政治局眼下的“作风”，深知那些掌握着人民命运的大人物的脾气。他很清楚，既然斯大林给皮达科夫定了性，内务部就一定会从他莫斯卡列夫嘴里捧出必要的材料，他们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逼他作假证完全是无意义的伎俩，因为早在皮达科夫被捕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拟定了对他的判决。尽管如此，莫斯卡列夫还是十分谨慎。他对莫尔恰诺夫说，他同意在诬陷皮达科夫的材料上签字，但有一个条件，即必须要他很熟悉的阿格拉诺夫本人在场（当时，阿格拉诺夫是叶若夫的副手）。当阿格拉诺夫来后，莫斯卡列夫再次声明，他决定遵守党的纪律，提供对皮达科夫不利的口供，但是，这些口供本身完全是假的。 皮达科夫是个很讲原则的人，而且目光敏锐，意志坚强，无所畏惧。我几乎可以肯定，在“第二次浪潮”中被逮捕的老布尔什维克里，如果有人敢于同自己的刽子手分庭抗礼，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皮达科夫。因此，当我听说他轻而易举地就投降了，真是大吃一惊。后来，我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原委。 皮达科夫被捕之后，根本就拒绝同侦讯人员讲话，并以这种方式抵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傍晚，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突然走进内务部大楼，要求同皮达科夫谈话。此时已经取代了亚果达的叶若夫恰恰没在办公室。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犹豫了一会儿，才打电话通知内务部监狱，将皮达科夫押来。皮达科夫刚跨进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奥尔忠尼启则立即迎了上去，想拥抱他，可皮达科夫往旁边一闪，挡开了对方的双手。 “尤里！我是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奥尔忠尼启则激动地喊了起来。“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对他讲过你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讲完这番开场白后。就要求阿格拉诺夫出去，让他同皮达科夫单独呆一会。后面的谈话内容，就只有他们两人清楚了。 奥尔忠尼启则来找皮达科夫，是真的想帮他一把呢，还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来骗皮达科夫？对此，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作出回答。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梯弗里斯认识奥尔忠尼启则的。当时，我是外高加索边防军司令，他是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中央委员会书记。凭着我对他的了解，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在单独同皮达科夫谈话时，奥尔思危启则一定是更加激动地，手舞足蹈地向对方达说，他如何为对方的生命而斗争，如何劝斯大林不要把皮达科夫送上法庭…… 几天之后，奥尔忠尼启则又一次出现在内务部大楼里，而且又一次同皮达科夫做了单独谈话。谈话结束后，奥尔忠尼启则在离开之前，当着皮达科夫时面向阿格拉诺夫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可以不对皮达科夫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起诉，他们甚至可以不出庭作证。毋庸置疑，奥尔忠尼启则肯定对皮达科夫做了劝服工作，要后者答应斯大林的要求，参加审判闹剧的“演出”，当然，是充当被告人的角色。还有一点我敢肯定，即奥尔忠尼启则在谈话中曾亲自向皮达科夫作过保证：绝对不舍判处皮达科夫死刑。 皮达科夫是否听信了奥尔忘记吕则的话？我想是听信了。皮达科夫很了解奥尔忠尼启则，知道他不同于斯大林，他很重友情，至少当朋友尚未对其权势形成威胁时是这样的。皮达科夫还知道，没有他的协助，只上过医士训练班的奥尔忠尼启则是无法领导工业建设的。因此，哪怕从纯粹的个人目的出发，奥尔忠尼启则也应该去为保住皮达科夫的生命而斗争，以便自己将来有个好参谋，好助手。皮达科夫未必预料得到，奥尔忠尼启则实际上是在充当斯大林的说客和帮凶。对这一点，连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谁都知道，奥尔忠尼启则是最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之一，斯大林在决定国家大事时可以要来他予以服从和配合，但未必能够强迫他去扮演说客和奸细这种可耻角色。总之，皮达科夫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处境要比其他被告人好一些，因为庇护他的人，是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乡。 显然，皮达科夫就是这样相信了奥尔忠尼启则。他在一份假供词上签了字，而假供词的大意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格茨基很快回信，并通知他说。托派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必须进攻苏联，并将以帮助托洛茨基回苏联夺权作为回报，托洛茨基夺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给予其他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要求皮达科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在工业部门开展破坏活动，以履行在协议上承担的义务云云。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仔细听取了有关皮达科夫的“交待”情况。听完后，他突然问：如果起诉书里写明，皮达科夫不是通过信件往来，而是在同托洛茨基碰头时直接受领指示的，岂不更好一些吗？于是，一个关于皮达科夫曾亲自飞往挪威同托洛茨基会面的神话就出笼了。为了让这一说法更加令人信服，斯大林吩咐内务部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绘制一张所谓皮达科夫从柏林前往挪威的路线图，并在上面标明柏林至莫斯陆的火车时刻表。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巴黎伯热尔教授的医院里。我遇到了斯卢茨基。有关克里姆林宫后来开会讨论皮达科夫案件的情况，都是他给我讲的。 在会议上，斯卢茨基向斯大林汇报说，从他搜集的材料看，必须放弃皮达科夫亲自前往挪威的说法。因为皮达科夫如果乘班车从柏林到奥斯陆再返回，加上从奥斯陆前往托洛茨基住的维克萨尔镇与之面谈所需的时间，至少也得两昼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硬说皮达科夫不在柏林，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要知道，苏联驻柏林商务代办处的材料记载得十分清楚：在那段时期里，皮达科夫每天都在柏林主持与德国各企业代表的谈判，几乎天天都签署过合同。 斯大林对斯卢茨基的报告很不满意，不等对方把这个神话的全部“马脚”讲完，他就反驳道：“不错，您说的有理，因为您的依据是火车时刻表。可是，皮达科夫为什么不能乘飞机去奥斯陆呢？飞机跑个来回大概只需要一个晚上吧？” 斯卢茨基赶紧指出，飞机只能装载几个旅客（注意，这次所谓的飞行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每个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志上登记姓名。但斯大林主意已定，他下令：“要指明皮达科夫坐的是专机。为了这种勾当，德国当局当然乐意提供飞机！” 斯卢茨基喜欢吹牛，经常炫耀他有幸面见斯大林。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据他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要我绝对保密。可是几天后我就听说，他同样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把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内务部驻法国情报站站长，而且在场的还有一名外事局的工作人员。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对皮达科夫的“口供”又做了相应的修改。删掉了所谓的托洛茨基的密信。充实了所谓皮达科夫面见托洛茨基的过程。按照后来在法庭上提出的说法，皮达科夫曾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乘专机从柏林起飞，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经挪威官方验过护照之后，便驱车前往维克萨尔，并在那里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借助德国军队夺取苏联政权的计划。 这一次，审判组织者们吸取了上次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的痛苦教训。警告皮达科夫，不准他陈述“多余的细节”。只要不讲明皮达科夫飞往挪威时用的什么名字，是否有人境签证，其他方面就不应该出什么麻烦了。要知道，说皮达科夫在一夜之间来回飞了一趟奥斯陆，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是否真有一架飞机在十二月的夜幕下飞临挪威上空，就是专门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证清楚。 然而，等待斯大林的，却是当头一棒。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达科夫在法庭上陈述了自己的这一“飞行旅游”。仅仅过了两天，即一月二十五日，挪威《晚邮报》就发表了这样一项通告： 皮达科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飞抵了赫列尔机场，但该机场官员肯定地申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不曾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 这项通告，对于斯大林及其手下人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必须赶紧拿出对策。可有什么对策可拿呢？说飞机不是降落在赫列尔机场，而是其他某个机场吗？不行。众所周知，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才允许民用飞机降落。授意皮达科夫改口，说他根本没在机场，而是在附近港口外的水面降落的，行吗？也不行，晚了：他早已说过，他是从柏林坦普尔戈弗陆地机场起飞的。 为了多少削弱一点《晚邮报》那项通告的影响，维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苏联外交部领事局的一份正式的证明书，上面写道： “……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奥斯陆附近的赫列尔机场一年四季都对其他国家的飞机开放，飞机在冬季也能起飞和降落……” 在这里，维辛斯基对挪威报纸明确提出的反驳意见避而不答，而是企图给本来就十分清楚的事实蒙上一层沙幕，但是，他打出的这张牌大无力，只能证明冬季飞机能够在赫列尔机场着陆。 而且，这一补充证明材料还不是出自挪威当局（只有挪威当局的正式证明才会被人认为是不偏不倚的），也不是来自赫列尔机场的行政部门，而是也仅仅是取自苏联外交部领事司。莫斯科居然拿出这样一份毫无证明力的材料……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事情到此并没结束。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挪威报纸——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又登出一则消息： “……今天，赫列尔机场场长古利克森在电话中答复《工人日报》记者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在该机场降落过。” 该报接着写道，根据官方航空日志的记载，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这一期间，总共只有一架外国飞机在赫列尔机场降落过。 这当然不是指皮达科夫所乘过的那架飞机，用不着对此多费笔墨。 这样一来，斯大林和维辛斯基再一次被世界舆论界作为伪造犯连赃拿获。 托洛茨基也不失时机地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以世界报刊为喉舌，建议维辛斯基仔细问问皮达科夫：他是哪一天从柏林飞往奥斯陆的？是杏有挪威的入境签证？如果有，用的是什么名字？ 托洛茨基还要求莫斯科法院通过官方渠道向挪威政府验证一下，着皮达科夫的供述是否真实。 “如果查明皮达科夫确实来过我这里，”托洛茨基写道，“那就意味着我的名誉将彻底完蛋。但是，如果查明事实恰恰相反，那就证明有关我们见过面的传说从头到尾都是谎言，而且被告们的所谓‘自愿坦白’也全是捏造的。必须刻不容缓地查证皮达科夫的供诉，趁他现在还没被枪毙！” 其实，用不着托洛茨基提醒，作为检察长的维辛斯基也有验证皮达科夫的口供的义务。然而，他不可能这样做：他和其他人辛辛苦苦地准备了这场审判闹剧，可不是为了以后再去揭穿它。 托洛茨基看出，审判的组织者是无论如何也不打算进行查证了，他们将一意孤行，而不理睬世界舆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铤而走险——向苏联政府挑战。他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要求对方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为皮达科夫等人的同案犯引渡回苏联交付审判。 托洛茨基的这一挑战，实际上是拿出自己的生命去作抵押。要知道，如果强大的邻邦真的提出引渡要求，弱小的挪威政府未必就敢拒绝，更何况这还是托洛茨基主动提出来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斯大林不敢引渡托洛茨基。他很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要引渡就先得让挪威法院审查托洛茨基的罪名，那样一来，挪威法院就会彻底调查皮达科夫是否真的去过奥斯陆，说不定还要附带查查有关“布利斯托里饭店”的丑闻。显然，斯大林是绝不会允许把自己的伪造罪交给挪威法院去审理的。对于他来讲，最好的办法不是把托洛茨基引渡回国，而是向国外派出刺客——让托洛茨基永远沉默。 皮达科夫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去，只求以这些牺牲为代价，去拯救自己的亲人——妻子和儿子的生命。 他，也同其他被告人一样，在审判庭进入合议室制作判决书之前，获得了“最后陈述”的机会。他的陈述很短，但其中有几句充满悲怆和深情的话，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 “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给我的惩罚一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了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人死刑。在这十三个人中，包括皮达科先、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其他几位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都是在内务部大楼的地下室里被枪毙的。 皮达科夫被杀害后的第三个星期，报上登出讣告：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麻痹而突然死亡，享年五十岁。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异常隆重，中央委员会还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召开追悼会，对“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和同志，钢铁般的人民委员”的逝世表示应有的哀思。 大约两个月后，一名押送外交邮件的信使从苏联来到西班牙。这个小伙子是刚调来当外交信使的，过去在内务部特务局工作，身强体壮，有一张厚颜无耻的面孔，一头蓬松的黄发，象干草堆一样。到西班牙后，他与一位老朋友相遇，而后者正是我的部下。他俩谈了没多久，我的这位部下就急匆匆地跑来找我，非常秘密地对我透露了好些刚从那位信使口里听见的秘闻。例如，内务部特务局似乎已掌握了证据，证明当时《真理报》驻西班牙记者米哈伊尔·柯尔佐夫“投靠了英国人”，经常向英国间谍机关提供苏联的秘密情报。又如，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好象不是死于疾病，而是谋杀。 听见有人说米哈伊尔·柯尔佐夫的坏话，我很不高兴，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根本不相信内务部掌握了不利于他的什么材料。内务部就象是个很大很大的邮箱，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不负责任地杜撰出来的东西投进去。对奥尔忠尼启则好象死于谋杀的消息，我也认为多半是谣言，尽管在基洛夫被害后我更应该相信这是真的。但在当时（一九三七年春天），斯大林尚未对不满意他的作为的老战友大加杀戮，所以，我很难想象他会干掉奥尔忠尼启则，要知道，在克里姆林宫中，这是最后一个可以同他讲格鲁吉亚家乡话的人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来西班牙出差。在这之前，也就是说，一九三七年夏季，莫斯科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从五月份开始，斯大林本人的最亲密战友和最忠实的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地被投入了监狱，而他们从来都没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在莫斯科，在全国各大城市，每天都有人失踪，而且都是些要人和名人：人民委员、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州党委书记、军队高级将领等等。莫斯科有两位被公认为是斯大林亲信的政府官员，从家中出来去上班时，在市中区大街上就不见了。和他们一块失踪的，还有他们的轿车和司机。甚至连内务部的领导们也没能逃脱被秘密逮捕的厄运！ 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满脑袋都塞满了这类可怕的新闻。他这次之所以被允许出国，恐伯也仅仅是因为他在莫斯科留有人质——妻子和女儿。从他的谈话中我听出，他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其实，他说的那些故事我早有所闻，只是没有他知道很多，知道得详细，要知道，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在内务部中可不是等闲之辈。 我看得出来，对干我能带着家眷住在国外，什皮格尔格利亚斯非常羡慕，因为国内任意抓人杀人的浪潮正愈演愈烈。他多次暗示想到西班牙来工作，并希望我能给予“协助”。有一次，他见我对他的这些暗示毫无反应，就干脆赤裸裸地表示，只要我主动向莫斯科提出调他来西班牙工作的请求，他情愿给我当副手。显然，在他看来，西班牙是躲避苏联国内那场腥风血雨的最理想的庇护所，尽管这里正笼罩着内战的硝烟。 有一天，我们一块乘车从瓦伦西亚去巴塞罗那。途中，他又谈起清洗浪潮的事。他把近来自杀或失踪的党政要员和内务部头头们的名字罗列了一大串，其中多半都是我俩十分熟悉的人。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他们把奥尔忠尼启则也干掉了！” 我哆嗦了一下。虽然他证实了那位外交信使上次带来的消息，我还是不自觉地冲口而出：“这，这不可能！” “千真万确，”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反驳道。“我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细节。奥尔忠尼启则身上同样流着高加索血液，所以同主人大吵起来。他们一个比一个硬。都是为了皮达科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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