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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竟然闹得沸沸扬扬了。罗伯特·杰克逊的行政长官吉尔将军指示塞利上尉为法官们打选椅子，四名正式法官的椅子是高背、像王座一样的座位，而候补法官的椅子则是普通的扶手椅。美国候补法官帕克受到了伤害。这个平时温文尔雅的北卡罗来纳人满腹牢骚，他说“小椅子”是一种侮辱。另外，椅子的不同进一步表明候补法官的身分不明。他们究竟为什么到纽伦堡来？除了等着有人生病或死亡外，还能做什么？帕克不仅希望在座位上平等相待，而且在投票上也要一视同仁。否则，他就要回家。 那天下午，杰克逊在法官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议，在那里，他试图对“伦敦宪章”没有给候补法官投票权作出解释。只有正式法官缺席的情况下，他们才变成正式法官。令杰克逊恼火的是，弗朗西斯·比德尔突然为帕克进行辩护。比德尔含沙射影地说道，吉尔将军的椅子政策是蓄意在法官中制造不和。听到此话，杰克逊怒气冲冲地离席而去。不论怎样，法庭也要在椅子和投票问题上让大家皆大欢喜。杰克逊尤其被比德尔不合作的做法搅得心烦意乱，他担心在以后的几天中，还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 被告中有一个人没有在C牢区。尽管受到起诉，他还是住在家中，这个老人身患动脉硬化、早期衰老症、偏瘫、絮叨和说话语句不完整的毛病。他的名字是军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虏伯。罗伯特·杰克逊知道，德国的实业家支持希特勒掌权，因为他们知道希特勒会制服共产主义者。没有商人的共同参与，就没有第三帝国。当战争开始时，他们衷心希望加强德国的战争机器。正是那个叫克虏伯的人引人注目地建立起巨炮组装线。由于杰克逊想要有德国实业家阶层的代表人物站在被告席上，所以，古斯塔夫·克虏伯被列为主要战犯的名单之中。 问题在于，许多医生已经证实，将克虏伯作为他的那个阶级所犯罪行的化身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年老体衰无法出庭。杰克逊没有被难倒。古斯塔夫·克虏伯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的儿子，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是克虏伯工厂的总监。杰克逊请求法庭，如果不能起诉他的父亲，就起诉阿尔弗雷德。至是月14日，法庭就这个问题在纽伦堡举行首次正式会议。克虏伯家族的律师争辩，由于父亲不能出席审判就审判儿子的做法不公平，杰克逊予以反驳，德国实业家阶层制造了战争罪行，必须受到审判。 听证会后，法庭成员离开法官会议室，讨论如何作出决定。诺曼·伯基特爵士浑身发抖地表示怀疑，他说，杰克逊的辩词令人憎恶：“这不是一场足球比赛，你不能因为一名运动员生病，就简单地派一名替补队员上场。”杰克逊的请求被否决了。 会后，比德尔法官请赫伯特·韦克斯勒到他的寝室来一趟。他说，他不喜欢在别人的面前同鲍勃作对。但是，比德尔认为，杰克逊表现得太蛮横，甚至是愚蠢的。他说，他开始察觉，杰克逊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狂热的人。比德尔问，韦克斯勒没有注意到这种行为吗？韦克斯勒答道：“我想，当法官拒绝杰克逊的请求后，他几乎都要精神崩溃了。” 弗朗西斯·比德尔逐渐地喜欢上了纽伦堡。但是，他不是法理上的法庭庭长，那个和蔼可亲、埋头干活的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却获得了那个荣誉。然而，比德尔认为，事实上，其他法官在他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上，克虏伯案件、椅子问题，甚至在他们应该在法庭上穿什么都附和他的观点，这差不多都令人感到尴尬。在后一个问题上，比德尔建议，不管他们喜欢穿什么，只要在得体的范围内就行。那个意见也被接受了。这时，天已经晚了。 杰克逊度过了困难的一天。他的年轻的助理检察官、研究人员、文件专家和翻译同他一样，每周工作六十至七十个小时，他们为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审判准备着。可笑的权力斗争、房屋管理危机、同比德尔的争执等等，这些令杰克逊恼火的问题已不是他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他负责发表起诉用的公开讲演。爱好修辞、天资聪颖、喜欢用短语的杰克逊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把他的致词润饰成一篇激情洋溢的稿子。然而，他却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折磨着，他要决定谁睡在哪间屋里，他还要决定什么式样的座位可以放在一个北卡罗来纳法官的屁股底下。 多斯特尔特上校嚷道：“再快点！再快点！”艾森豪威尔的前任翻译，尚未得到检验的IBM的同步翻译系统的倡导者多斯特尔特上校在司法大厦的顶楼建起一个模拟审判定。一人扮演检察官，另两人则分别扮演被告和法官。多斯特尔特正在测验一名前来自荐充当同步翻译的求职者，着她是否跟得上“证人”。速度是严峻的考验。翻译必须在发言人开始说话后的八秒钟内开始翻译，否则，积压的话就太多了。大学教师也许能成段地翻译尼采或叔本华的书面文字，但是，当他们涉及到一个集中营厕所设置的题目时，就经常搞得一团糟。多斯特尔特的一名在维也纳出生的美国助手彼得·尤伯拉尔中尉已经开发出一套实用检测方法。尤伯拉尔要求应试者用两种语言滔滔不绝地说出十种树木、十种鸟类、十种医学术语、十种汽车零件的名称。他们正在寻找阅历深、语言能力强、知识广博的人。尤伯拉尔一直对许多城市居民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说出十种农具感到吃惊。 多斯特尔特作出一项基本决定。让译者用其母语听，用另一种语言译，这将是最佳方法。他们发现，译者首先必须完全理解听到的内容，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字眼，用第二种语言表达出来。 他们最感头痛的是德语。由于动词通常出现在句子的末尾，译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句话是从哪里开头的。但是，他们又不敢等得太久再开始翻译。用英语表达一句话是“我完全不知道死亡集中营的存在”，但是，译者听到的德语都是“关于死亡集中营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 多斯特尔特派出他的副手，具有语言天赋的海军少校阿尔弗雷德·斯蒂尔遍访欧洲，寻找他们需要的语言天才。斯蒂尔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突击寻找过。但是，他发现在那里的许多译员岁数都较大，他们习惯于书面文件的翻译，不能适应快速的、当场进行翻译的压力。在巴黎国际电话交换中心，斯蒂尔的运气还不错。接线员习惯于每天快速地用外语对话。最后，斯蒂尔不管候选人的背景如何，在二十个候选人中只找到一个具有在同一时间里既能听又能说、思维敏捷的候选人。 最后一名候选人落选后，多斯特尔特开始搜寻修复司法大厦的丹尼尔·基利上尉。罗伯特·杰克逊正在寻找他。审判开始的那一天，一切都有赖于翻译系统准备就绪。多斯特尔特发觉基利在楼下的审判室里，正监督着安装证人席。多斯特尔特暴躁地问，IBM的设备抵达没有？基利不慌不忙地回答，还没有呢。 在11月的一天早上，电话从罗伯特·杰克逊办公室打到文件调查人员的住地。首席检察官要为他的开庭演说提供最令人信服的材料。杰克逊所需要的文件，是继其他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索取的文件后最重要的文件，在最近的几天中，所有这些文件使罗杰·巴雷特中尉的文件室变成一座有组织的疯人院。斯蒂尔的文件架乱糟糟地从地面一直架到天花板，以便放置源源不断地送来的文件。负责整理文件的工作人员在移动梯子上爬上爬下，为检察官寻找可以判处被告有罪的关键材料。最近，邓尼茨元帅的参谋又额外地上缴六千份德国海军文件，这些文件必须进行分类处理，并增编进原本已经暴增的文件清单中。巴雷特拨通了他的上司斯托里上校的电话，要求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援。他对上校能否坚持寻求支援缺乏信心，他认为斯托里很容易相处，但不太尊重他的意见。工作人员喜欢故意模仿斯托里随和的举止和带口音的惯用语，尤其是他把他们处理的文件称作“达卡门兹”。 芭芭拉·平尼思是一个有魅力的、活泼的英国战争寡妇，她刚刚从柏林搜集文件回来。她告诉巴雷特，这些德国人是不可信的。她拿回来的一份报告描述了一队胆大妄为的党卫军所干的一件事：他们把收容所的难民装满一辆运货汽车，把汽车的排气管插进汽车后部，然后驶向墓地。汽车驶到目的地时，车上的人已被废气薰死，只待掩埋了。这还没有使平尼恩感到太大的震动。到目前为止，她事实上已经从文件上读到了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最令她吃惊的是这些报告的附言，附言写道：“狗希姆莱夫人和所有的小希姆莱们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怎么能写下这种蠢话呢？她想不明白。他们一定从未想到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巴雷特知道，他们面临着一场职业危机。作为文件室的负责人，他对此感受尤深。一份叙述射杀三十名无事人质的报告甚至不值得翻译，因为还有许多更严重的事件。最近从毛特豪森集中营中取回来的“死亡之书”，使巴雷特再次受到震撼。条顿人热衷于保存记录，这就需要将每一个处死的人记录在案。很明显，真相不能透露。因此，党卫军文书管理员就煞费苦心地将死亡者的名字、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一记录下来；根据这些记录，人们在某一钟点，按字母排列顺序先后死去，一分钟一个，死因是心脏病，下一个钟点皆死于中风，再下一个钟点则死于另一个虚构的原因。 但是，巴雷特发现，由于一再阅读此类恐怖事件的记录，意识变得麻木了。第一次读到关于屠杀儿童的文件时，简直就不敢相信，第十次读到此类文件时，觉得悲伤，到第五十次读到此类文件时，思想就走了神，竟然会想着今晚在纽伦堡大饭店的餐桌上能吃到什么菜。巴雷特相信，那是他们的工作中最糟糕的部分了。 十月十五日，距审判开始还有六天，一队IBM的工程师乘坐一架C－47运输机，带着六箱货物在Y28跑道降落。包括为法庭官员和参观者准备的五百五十副耳机在内的同步翻译设备，被胡乱地送往各地，其中一些设备被送往秘鲁。设备最终送抵后，多斯特尔特上校就缠着丹尼尔·基利把它们安装好。基利已经干了许多令人心惊的事。就在最近，审判室的一处地板掉到地下室去了。这位建筑师通常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每晚勉强睡上四个小时。他向多斯特尔特保证，他的翻译系统在审判开始的那天肯定会安装就绪。 罗伯特·杰克逊吼道，难道那个女人就不能不搅局吗！他在菩提树大街住处楼上四周围以玻璃的保管室里。艾尔丝气喘吁吁地跑进来，目睹了凌乱的场面。杰克逊把他为起草开幕演讲作准备的文件整理成堆。他们的好管闲事的女管家哈塞尔太太非要打开室内窗户通风，杰克逊说。一场大风刮来，他精心排列好的文件现在被弄得乱七八糟。艾尔丝手脚并用，收拾起散落的纸张来。杰克逊赖然倒在一张椅子上，看着她利落地收拾好一切。现在是星期日晚上，实际上，夜晚的几个小时是他唯一能够用来撰写演讲稿而不被打断的时间。 杰克逊说：“令人伤感的壮观。”那是他要在他的开幕式演讲中要采取的调子，那也是他展望审判的心境。他说，他把这篇讲稿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举动。他要通过它向全世界宣告“纽伦堡之谜”。他们对杰克逊的讲稿再次进行加工。杰克逊搬来一把扶手椅，艾尔丝也坐在桌前。他们工作的方式是如此的步调一致，以至于不用说什么话。杰克逊从公文包内取出一本黄色的律师用便笺本，艾尔丝找出她的速记本。他开始说：“德国成为一座巨大的行刑室，全世界都听到受害者的惨叫，它令文明人颤栗。”杰克逊通常仅在本子上随手做些笔记，一旦开始口述讲演词，就是一篇绝好的文章。艾尔丝对此一直感到惊异不解。 杰克逊腔调一变，转换成洪亮的声音。他说，他有一个问题。“伦敦宪章”规定了死刑，当罪行达到极为凶残的程度时，按照惯例，检察官就会要求判处极刑。然而，他一生都反对死刑。他说道：“一个完全文明的社会从来不会对人宣判死刑。”所有的死刑惩处都是对暴力的制裁。当然，他能够理解是纳粹屠夫的暴行激起人们要求以血还血。他有权以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拒绝宪章所允许的理由非常充分的最苛刻的惩罚吗？艾尔丝问杰克逊，他想要求什么样的刑罚呢？杰克逊最后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什么也不会说。处罚应由法官们去决定，他的作用是定罪。 安德勒斯上校盯着他的刚来的工作人员说：“牧师，记着，你到这里是来履行《日内瓦公约》的要求的。你要提供精神上的规劝，你来到这里不是让任何人皈依宗教信仰。”亨利·F·格雷克少校站在安德勒斯面前，他是一个魁梧的路德教派的军队牧师，五十四岁的年龄，来自圣路易斯，他刚刚被派到保安局。格雷克在密苏里州一个讲德语的农家长大，他讲的语言质朴无华。当大多数人满足于待在家中，通过收音机收听战况的时候，他就参军了。他的两个儿子在战斗中身受重伤，而他们与之战斗的人就是安德勒斯上校要他到C牢区去见面的那些家伙。 信仰新教的犯人发现新来的牧师有着谦恭的品行和普通人的长相，也就是说，一个本应被纳粹政权消灭掉的那种普通的神职人员。可是，凯特尔陆军元帅却立即喜欢上了格雷克牧师。凯特尔觉得格雷克不像逮捕他的人和同他在一起的犯人那样鄙视他。 巡视单人牢房后，安德勒斯询问格雷克对这些犯人的看法。格雷克答道，他不考虑他们的世俗罪问题，他的职责仅仅在于照料他们的灵魂。他们路过当作监狱办公室的那间单人牢房。安德勒斯停下来，为格雷克介绍他的天主教同行西克斯图斯·奥康纳神父。奥康纳握握格雷克的手，他微笑着说：“我们天主教徒最终只能负责这些罪人中的六人，你身边有十五个人惦记着你呢。”格雷克笑了，他觉得他和犯人会融洽相处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和凯利安排了一次智商测验，吉尔伯特正在记录被告们的答案。距审判开始只有几天了，这两个美国人意识到，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活动都有助于减轻犯人们的焦虑，测验结果也会为他们的专著提供令人着迷的内容。 犯人们用的是德国版的韦克斯勒一贝尔维尤成人智力测验，这是为测试记忆力、使用文字和图像进行思维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速度，以及观察力而设计的方法。赫尔曼·戈林像一个活跃、聪明的小学生那样开始进行测验。在记忆部分里，戈林能够记住不断增加的一连串数字中的前八位数和后六位数。他哀求道：“噢，得了，医生，让我再来一次。”吉尔伯特告诉他，他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了。六十九岁的雅尔马·沙赫特担心他的年纪会影响他的得分。吉尔伯特告诉他们，测验结果要根据年龄进行调整。平素极为傲慢无礼的沙赫特向吉尔伯特承认，他连简单的数学题都觉得费劲。吉尔伯特问，你不就是为德国重整军备筹措资金的那个天才吗？沙赫特答道：“任何一个精通数学的金融奇才都更像一个骗子。”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证实了吉尔伯特对他的智力的怀疑。这个上了岁数的暴乱煽动者，他要在一分钟内算出，用五十芬尼买七张两芬尼的邮票，应当找多少钱。施特赖歇尔说：“不要用这些小孩子的算术题来烦我，考考我复杂一些的计算题吧。—— 如果把一百分作为一般人的智商，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分当作大学毕业生的水准，那么，施特赖歇尔的得分最低，只有一百零六分。帝国驻荷兰的最高长官，有学者风度、沉稳的阿图尔·塞斯一英夸特得到了最高分一百四十一分。但是，由于沙赫特有年龄上的优惠，他得到一百四十三分的最高分。沙赫特说，这恰好如他所预计的那样。吉尔伯特感到奇怪，具有非凡才智的阿尔贝特·斯佩尔只得到区区的一百二十八分。吉尔伯特知道，测验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方法，不可能把构成才智的诸多因素—一查明。汉斯得到一百三十分，比得到一百三十八分，名列第三位的戈林低得多。但是，吉尔伯特和这两个人都打过交道，在掌握抽象哲学、社会问题，以及审美的细微差别上，弗兰克明显地优于戈林。 艾尔丝惊慌地把头伸进罗伯特·杰克逊的办公室，报告鲁登科将军要求立即见他。杰克逊说，当然可以，他来得正是时候。罗曼·A·鲁登科来自苏联司法部，他是苏联首席检察官，与杰克逊的职务对等。三十八岁的鲁登科出身于乌克兰农民家庭，长着一副宽阔、英俊的脸庞。杰克逊希望，鲁登科是为答复他多次向苏联人提出的提供更多的文件这一要求而来的。美国方面已经提供了非常多的证据。迄今，俄国人打算提供的文件是一个苏联政委提供的一些纳粹分子的供认状，它们远未达到杰克逊所要求的客观而且足以证明其有罪的标准。就在几天前，各登科自杰克逊担保过，一辆载满符合杰克逊要求的文件货车从苏联占领区的莱比锡上路，估计在这几天就会抵达纽伦堡。 鲁登科坐下来，挑衅地瞪着双眼。他说，文件不会来了。美国士兵冲进货车，恣意焚毁了苏联文件。杰克逊试图抑制住他的恼怒。他知道，俄国人在纳粹手下遭受的苦难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多。他们的军民死亡总数超过二千万人。他表示同情，但是，杰克逊揣摩不透俄国人自拆台脚，故意作对的做法。这是另一个口实吗？美国士兵当真焚毁了珍贵的苏联证据？杰克逊告诉鲁登科，他自然会调查苏联文件的事情。但是同时，他说，他希望在10月17日星期六，由他主持的为来访的苏联副外长安德雷·维辛斯基接风的宴会上，能够见到将军。杰克逊的热忱似乎平息了鲁登科的怒气。 杰克逊法官收到来自军方的一份关于一车苏联文件下落的报告。一队美军确实焚毁了文件。他们感到寒冷，而一车文件纸就成了他们最凑手的取暖材料。杰克逊希望他为维辛斯基接风的宴会能够缓和同俄国人的关系。他指示沃内特斯上尉要把宴席准备得尽可能丰盛。同时，他不得不向罗曼·鲁登科做出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解释。 纽伦堡对多诺万将军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动情的救生筏。多诺万在远东长时间驻留后来到纽伦堡，寻找审判中最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这已经各有其职。而且，在杰克逊家中的令人不快的晚餐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他和这位首席检察官的蜜月已经结束。但是，令他欣喜的是，他有了一个落脚的去处。杜鲁门把战后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看作是初期的美国盖世太保，并且实际上已经解散了多诺万的命根子——情报局。将军的无尽的活力现在在司法大厦找到了一个新的施展机会。 不过，多诺万无事可做，只能在过道里闲逛，同秘书们话家常。终于，他的机会来了，他收到雅尔马·沙赫特的一封信。狡猾的沙赫特巴结多诺万，称他为“一位名声显赫的军官”和一个“理所当然地享有国际声誉的人”。这个老金融家接着问多诺万是否有兴趣看“一份阐明纳粹政权恐怖的根本原因和形势的摘要，因为我体验过它们”。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审判室律师，多诺万感觉到，这个被告离准备提供揭发同谋犯的证词已不远了。如果他能让沙赫特站在法院的证人席上作不利于他人的证明，那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当戈林得知多诺万表示愿意听取他们的证言后，他也抓住这个时机。他给多诺万捎话，他愿意开价作不利于里宾特洛甫、卡尔登勃鲁纳、沙赫特和斯佩尔的证明，戈林同所有这些人共事多年，他要向曾对他的男子气进行过诬蔑的猜移施特赖歇尔做反证。戈林的代价是，在行刑队前体面地死去，而不是在绳索的一端丢脸地结束生命。多诺万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沙赫特反证戈林，戈林反证斯佩尔，斯佩尔反证绍克尔。多么壮观的场面，纳粹领导人们在世界面前相互毁灭。多诺万开始亲自审讯绍克尔。 当约翰·哈伦·阿门过来抱怨多诺万干涉他管辖的事务后，杰克逊法官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阿门想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审讯行动队队长？为什么多诺万要越俎代庖？杰克逊面对一个痛苦的两难局面。他深知他欠多诺万的太多。但是，他不满将军的干预，不赞成多诺万想要介入审判的想法。杰克逊派斯托里上校询问多诺万，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多诺万受到了伤害，尤其由于杰克逊用斯托里这样的战略情报局的旧人来负责处理这件事。多诺万认为，他们这种身分的人不配做调解人。 后来，杰克逊请多诺万到他的办公室。他们彼此仍然称呼“鲍勃”和“比尔”，但是，屋里的紧张气氛是显而易见的。杰克逊没有立即提及争论中最让人头痛的内容。杰克逊先发了一通牢骚，他的意思是说多诺万反对把德军最高统帅部作为一个犯罪集团起诉。多诺万说，这不完全对。他赞同将军人作为个人起诉，而且，他当然同意起诉像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这样的组织。单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一条，就足以给那些人判定犯有战争罪。但是，只是由于将军和元帅是高级将领，就给他们定罪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自己就是著名的第六十九战斗团团长，率领部队战斗过。他知道他的“爱尔兰士兵”在激烈的战斗中枪杀过投降的德国士兵。如果德国人赢得那场战争，难道多诺万也会成为一名战犯？多诺万说，绞死一名将军是因为他犯下罪行，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将军。杰克逊答称，他无论如何也要义无反顾地起诉德国最高统帅部。 杰克逊接着提出多诺万与沙赫特和戈林进行交易的问题。杰克逊说：“我不想要任何交易。”一个检察官可以利用诉讼交易，让一个同谋提供另一个犯人的罪证，从而查清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但是，这种审判室里的鬼打戏在一个涉及深刻道德问题的国际法庭里没有市场。杰克逊说，无论何时，根据同谋犯的揭发，给一个被告定罪，这项罪名都带有异味。 多诺万反驳道，来到审判室，告诉德国人说，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上司有罪，所以就有罪，这些德国人绝不可能相信。但是，将第三帝国名气最大的那个人带到被告席上，让他当众招认自己有罪，那将使人人信服。杰克逊说：“比尔，你也许是对的”。唯有时间能说清楚。“烟是，这很凑巧，我负责这一切。而且，我将用无可争辩的文件证据审判这个案子”。 第二天，多诺万收到杰克逊的一封短信，信中称，“由于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不准备在审判中让他处在更显著的位置上。多诺万完了。他没有静悄悄地走。他拜会了弗朗西斯·比德尔，并且告诉他，用所有的文件证据审判，会像堪萨斯一样令人乏味。此外，他还发现杰克逊是一个平庸的管理者，起诉办公室是一片混乱。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成为这场大失败的一部分。他声明，他没有在杰克逊背后谈论这些话。他在绍杰克逊的一封信中同样说了这样的话。 阿尔贝特·斯佩尔决定下来的策略是果断地为他的行动负责，并且为德国人侵略和残暴的战争行径表示真诚的悔悟。但是，从他能够搜集到的戈林、沙赫特和美国人搞的默契看，他认为打另一副牌尚需时日。难道他在被捕之后没有给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提供非常宝贵的讯息吗？他没有劝说其他的德国科学家与美国人合作吗？他相信，这种合作对于击败日本起到了作用。虽然他们不能公开地承认，但是，美国人明显地准备同俄国人进行不可避免的对抗，而且，当这一对抗到来时，斯佩尔的知识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他必须迅速地行动。现在是11月17日，审判将在三天之内开始。斯佩尔向他的牢房看守要了铅笔和纸，开始用整洁的印刷体字母写道：“我拥有某些涉及到军事和技术问题的情报，需要有关人员了解。”他继续写道，他是唯一知道美军对德国空战中犯过的，而美国人不想再犯的那些错误的人。他知道如何有效地使工业停止运转。他写道，如果被判监禁，“我不想落入俄国之手。我的知识要待在篱笆的这一边”。他指出，如果被判死刑，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会丧失。他把起纸来，在外侧写道“转交杰克逊法官”。 杰克逊、他的儿子比尔和艾尔丝离开在菩提树大街的房子，钻进军用雪佛兰轿车，它已经取代了里宾特洛甫的豪华轿车。杰克逊本想在汽车里润色开幕式讲话的最后草稿。但是，多诺万的干预显然已经在C牢区交口传开了，诉讼交易可能因起诉而被取消。还怎么解释他从公文包中抽出来的信呢？杰克逊读完斯佩尔的陈述后，非常烦躁。斯佩尔在信的结尾处提出，不能让“第三方”指俄国人获悉他所知道的任何东西。使俄国人排除在外的唯一办法是，斯佩尔不必走上法庭。很明显，被告们还不知道多诺万和他的起诉谋划已经失败。阿尔贝特·斯佩尔将同其他被告一起受到审判。 上个月，俄国人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办宴会，引发了一场社交界的轰动。客人们惊喜地发现从高加索空运来的一碗碗的鱼子酱、一瓶瓶的伏特加酒，以及美味佳肴。苏联副外长安德雷·维辛斯基刚刚抵达城里，来出席审判的开幕式，而现在，轮到杰克逊在纽伦堡大饭店回报俄国人的感情招待了。作为首席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苏联30年代进行的审判中具有令人恐惧的名声。他涉嫌操纵对一名叫塞雷布雷夫科夫的同志的审判和死刑，为的是得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别致的乡间小别墅。在纽伦堡，杰克沙发现维辛斯基具有自相矛盾的扭力，他一会儿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用标准的共产主义语言诋毁西方，一会儿又成为一个精力充沛、志趣相投的机智伙伴。杰克逊认定，维辛斯基既是演员，又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当杰克逊向俄国人发出邀请时，他想，为慎重起见，应该告诉俄国人，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也将出席宴会，请维辛斯基不要发表任何有关审判的谈话。 在鸡尾酒招待会期间，众人议论纷纷的是一桩看起来初露端倪，而且很可能是危险的事。帕克法官的首席助手是参加过“突出部之役”，相貌英俊的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斯图尔特和他的南方人老板一样，早在市民生活里就受雇做帕克的法律秘书，他在纽伦堡同样做这种工作。这天晚上，斯图尔特似乎离不开房中那个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尼基钦科的口译翻译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仅。这个身材娇小、亚麻色头发、蓝眼睛的美人，在十月革命招待会上初次登上纽伦堡社交界。她证明自己是可爱、活泼的，她谈论《飘》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以及一批最流行的歌曲，所有这些都是用美式英语说的。斯图尔特成为第一个打破东西方沉默屏障的人。他邀请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午餐。在那里，他们觉察到俄国候补法官A·F·沃尔奇科夫中校怀疑的目光，有传闻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纽伦堡的人，苏联秘密警察的一条看门狗。第二天，斯图尔特向比德尔法官请教他应该怎样得体地处理这件事，比德尔答道：“大胆些，不要放弃。”现在，在为维辛斯基举行的宴会上，斯图尔特独占了这个年轻女士的注意，她似乎是斯图尔特的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 灯光暗淡下来，这是宴会准备开始的信号。在用甜点和上咖啡的间隙，杰克逊站起身，向贵宾致以措辞考究的祝酒辞。结束讲话时，他向在座的客人介绍：“外交部的A·I·维辛斯基先生，我想他要讲几句话。”维辛斯基手中端着一杯伏特加酒站起身。站在他右边的是一个可能被人误认为是美国大学生的腼腆的年轻人。事实上，他是苏联首任驻美国大使的儿子，他叫奥列格·特罗雅诺夫斯基，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特罗雅诺夫斯基已经被派到纽伦堡，为法庭做翻译。 维辛斯基喝干他的杯中物后说：“伏特加是男人的敌人，因此必须要把它消灭光！”客人们欢呼喝彩，并纷纷效仿。接着，他简要地述说法律界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能为从事这项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的职业而感到十分幸运，而不像外交家那样不得不“像一条系着皮带的狗一样”行事。他的话引起更多的笑声。维辛斯基举起一杯重新斟满的酒杯说：“现在，我提议为被告们干一杯。”屋内一片寂静。维辛斯基继续说：“这里是为下星期二接受审判的所有被告定罪的地方。”奥列格·特罗雅诺夫斯基看上去不自在，但是，他还是把维辛斯基的话译成英语。维辛斯基又说：“他们的路将直接从法庭通向坟墓。”特罗雅诺夫斯基翻译之后，听到几声神经质的窃笑。帕克法官大声地向斯托里上校耳语道：“在我听到证据之前，不管他犯了什么罪，我都不为任何一名被告判刑而干杯。” 在乘车回菩提树大街的路上，罗伯特·杰克逊蜷伏在他的轿车的后排座位上陷入了沉思。在纽伦堡大饭店的酒会之后，他正在试图揣摩维辛斯基和鲁登科，以及先后出现的大多数苏联人——一夸夸其谈的、扭怩作态的、乡巴佬似的、可爱的、过分敏感的、或者没有思想的苏联人的行为。英国和美国的工作人员始终在互相开玩笑，彼此说些并无恶意的带刺的话。俄国人不会受人戏弄，他们会立即有所戒备。今天晚上，痛饮的这二十多杯酒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使他们放松警惕而失言的圈套，以利于苏联情报机构。杰克逊不这么认为。俄国人通过对他们的革命，根除了贵族阶级。他们摧毁了中产阶级及其价值观，只剩下一个无产者的领导阶层。他们通过狂饮把整个社会降低到他们感到舒适的那个水平，男人们按照陈腐的陋习比赛酒量，看谁最后喝到桌子底下去。他们的品行使杰克逊得到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俄国人患了一种民族自卑症。 泰克少校从牢区巡视回来后，向安德勒斯上校报告，卡尔登勃鲁纳说自己头痛得厉害，在操场上，施特赖歇尔往一名新来的犯人身上吐口水。安德勒斯问，向医生通告卡尔登勃鲁纳的情况了吗？泰克答道，是的，通知了。安德勒斯想知道，施特赖歇尔向哪一位犯人吐口水。泰克说，汉斯·弗里奇。俄国人刚刚把他移交过来。上校命令道，暂停施特赖歇尔的运动特许一个星期。 施特赖歇尔想要同弗里奇攀交情。他说，他们终究都是新闻界人士。弗里奇答称，施特赖歇尔的《冲锋队员》是低毁纳粹运动的令人作呕的报纸。弗里奇告诉施特赖歇尔：“每当我在国外的报导中看到转引的一派胡言乱语，我就躲开。”施特赖歇尔就是因为这向弗里奇脸上吐口水。接着发生的施特赖歇尔和守卫的扭打使每个人都没有注意到卡尔登勃鲁纳古怪的行为。他已经开始在院子里摇摇晃晃地移动着了，不久，他就颓然仰倒在他的单人牢房里。医生诊断他患了亚蛛网膜出血症后，将他送往医院。覆盖在大脑上的薄膜里的一条血管已然破裂，病情可能是致命的。 安德勒斯上校被搞得心烦意乱。卡尔登勃鲁纳的病不是他的错。但是，在开幕式那天，又一名被告将不能被送上法庭的被告席。他问凯利和吉尔伯特，怎么搞的？他们解释道，恐惧和紧张可能导致卡尔登勃鲁纳的血压升高到崩溃点。安德勒斯叹了口气，恐惧和紧张，这些情况正是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专家应该设法预防的。 审判开始的头一天，司法大厦处于临战的一片繁忙景象。丹尼尔·基利正在审判室紧张地指挥铺设从巴黎黑市购买的地毯。他把安装队长时间地留下来检查通讯设备。他仔细检查安装好了的日光灯，这些日光灯取代了废弃的枝形吊灯。这样，新闻记者不用令人分散注意力的闪光灯就可以拍照。他在厚实、不显眼的玻璃后面安设了许多摄影点，摄影机可以从这里悄然无声地拍摄。他又跑到底下一层，检查他安装的记者室，这间记者室大得足以同时容纳一百多名记者。 在记者室里，正在为CBS做报导的威廉·L·夏伊勒和霍华德·K·史密斯坐在一台打字机前，啪啪作响地打报导。复伊勒曾从德国对纳粹主义兴起做了大量的报导，现在故地重游，报导纳粹主义的覆灭，他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在参观了这座城市的废墟后，他现在正在报导他的感受。夏伊勒写道：“纽伦堡消失了，一堆堆难以言表和没有修复希望的碎石。”他试图寻找他特别喜欢的啤酒园“美铃酒家”，它已经踪迹皆无了。他搭乘一辆汽车外出，来到齐柏林田径场，站在他于1937年聆听希特勒演讲的正面看台前。他回忆起当希特勒宣布“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一定会主宰下一个一千年”时，一群群观看的德国人叫喊得声嘶力竭。 夏伊勒对德国人，甚至是他所遇到的最好的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目前的不幸的方式上感到沮丧。他就30年代德国军事集结的教训问题询问过一位反纳粹的工程师。工程师答称，如果戈林把德国空军建设得更好，那么，他们的城市现在就不会是一片废墟。复伊勒埋头整理他的报导的同时，转身询问身边的一个正在工作的德国记者，德国人对审判抱有多大的兴趣。德国记者答道：“噢，他们觉得这全是宣传。” 第二天就要上法庭，但还没有什么像样衣服的被告被集中在牢区的门厅里，试穿一种木起眼的、蓝色和棕色相间的套服。一位应征的德国裁缝为施特赖歇尔量袖口。绍克尔正在试穿一双新鞋，弗兰克正在穿一件白色衬衫。由于服装设计呆板，品质低廉，裁剪粗糙，被告们看上去就像一群第一次参观大城市的乡巴佬。 鲁登科将军的副官Y·V·波克罗夫斯基上校正在给杰克逊法官打电话，坚持要见检察官。波克罗夫斯基来到办公室，他戴着好战的盾形徽章，这种徽章在苏联通常是报丧的人带的。波克罗夫斯基宣布，必须要延迟审判。杰克逊不信任地看着波克罗夫斯基。杰克逊问，延迟？多长时间？俄国人答道，不能肯定。鲁登科将军在柏林病倒了，他患了疟疾。杰克逊感到怀疑和恼火。杰克逊说，审判不能在最后时刻改变原来的日程。波克罗夫斯基警告说，审判在没有苏联首席检察官参加的情况下开始，会被看作是一种当众故意冒犯苏联的举动。波克罗夫斯基说完后离开了办公室。 尼基钦科将军给杰克逊法官带来内容相同的消息。那天下午，杰克逊带着这一消息在法官室召集了一次会议，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同时，他指示艾尔丝给军医处打电话，查询是否确实有人在柏林因疟疾而病倒。 同杰克逊有交往的新闻记者戈登·迪安不久就获悉俄国人刚刚制造的麻烦，他向杰克逊建议，杰克逊应该就审判安排事宜，用几分钟时间向新闻界做出说明。迪安问，杰克逊要取消审判吗！杰克逊告诉他，一切都按照准时开始审判的程序在进行之中。 挤成一团的记者向后退着，给迪安和安德勒斯上校让路。大多数新闻界人士是头一次见到监狱长官，从他的外表和举止看，他似乎胜任他的角色。他们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安德勒斯这么不喜欢同他们打交道。直到这次不可避免的露面，他依然让他的副官泰克少校同大多数记者接触，搪塞了事。 迪安开始向记者们说明他们可以使用的专用设备。他向一个士兵做了个手势，那个士兵按动一枚按钮，一个蜂音器响了一声。迪安说，一声蜂鸣是审判室发生值得注意的事情的信号，两声蜂鸣是重要的意思。三声蜂鸣是有轰动新闻的意思。他们无论在大楼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蜂鸣声。连法院周围都安装了扩音器，他们就是不在审判室里，也会听到里面的诉讼活动。 迪安刚说完，一个粗哑的声音就爆发出来。一个记者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是否真的自杀未遂？迪安请安德勒斯来解释。安德勒斯说，卡尔登勃鲁纳患了轻度中风，医生估计他能够出席审判。一个记者问，他们什么时候能采访被告？安德勒斯答称，不允许采访，但是，他正在安排一个小型记者团到监狱里参观，他们可以短时间地观看笼子里的狮子。 杰克逊来到法官室，见到刚刚从英国回来的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尽管肖克罗斯打算让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负责每天的起诉事务，但是，作为英国的首席检察官，他已经决定出面主持开幕式。鲁登科将军的副官波克罗夫斯基上校也将出席开幕式。杰克逊通告法官，他已经就此事请教了可靠的医学权威，在柏林患上疟疾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审判照原定的日程进行。杰克逊指出，在鲁登科到达之前，他们毋须就有关俄国人的公诉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在此期间，难道波克罗夫斯基不能代替鲁登科吗？ 肖克罗斯站起身，他的修饰极为整洁的外表和慢吞吞的谈吐，令人完全不会想到他是英国工党的成员。肖克罗斯爵士评论道，如果俄国人想要延迟审判，法庭或许会赞同的。杰克逊显得有些吃惊。肖克罗斯补充道，但是，波克罗夫斯基上校应向他的政府转达，俄国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承担延迟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全部责任。 波克罗夫斯基说，就在此次会议之前，他得到了好消息。借助医学的最新进展，鲁登科将军的病情正在明显地好转，届时，他可以到达纽伦堡。波克罗夫斯基苦笑着坐下来。劳伦斯爵士说，他打算作出决定，审判将在明天早上按计划开始。 杰克逊像以往那样对俄国人的行为感到困惑。他们为什么要延迟审判？再也没有什么比俄国人突然决定让鲁登科不可思议地康复更使杰克逊搞不懂的了。 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穿透了审判室窗户上厚实的窗帘。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六点钟，丹尼尔·基利颓然坐在桌后的椅子上，开始在一本便笺簿上胡乱地涂写。他要乘着记忆还清晰，把它们都写下来。修复司法大厦的工作已经完工，为此平均每天使用八百七十五名工人，共用去五千二百加仑油漆，二十五万块砖，十万平方英尺木材，一百万英尺电线和电缆。当他把头枕在他的桌上时，他的铅笔也掉了下来，他打起了瞌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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