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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勒斯上校通知他的下属人员：在圣诞节被告们不会受到与往日不同的待遇，不会准备特别的饭菜，当然更不会有礼物交换。但是，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圣诞节，因而他将允许举行宗教活动。他说，给被告们这种照顾比他们曾经给予他们的受害犯人的要好得多。 圣诞前夕，十三名新教徒被告在教堂里听着格雷克牧师用德语低声地念《路加福音》。格雷克对这门语言的知识是从未受过教育的移民父母那里得来的，这活像是一个美国肯塔基山民为英国内阁念（圣经久不过，对德语了解不深并不要紧。来这里以后，这位牧师已赢得许多不寻常的教众。格雷克少校并不裁判他们，这是被告们所感激的。他只想唤醒他们的灵魂，这是他们都想达到的目标。当风琴手开始弹奏圣诞颂歌时，他们用压低的声音同格雷克一起唱。只有戈林是个例外，他放声高唱颂歌。 凯利少校在离开去度圣诞节假期之前，与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商谈了他们的书的事。凯利说，他们是在干大事情。他透露他收到来自美国军医局局长的一个请求，想要研究处决后被告们的大脑，之后又收到一个纽约精神病医生小组要求与被告们面谈的要求。经凯利建议，杰克逊法官拒绝了这两个请求。他和吉尔伯特要把这方面留给自己。凯利说，他们将创造出一部杰出的作品。不过在安排上似乎对吉尔伯特有些不公平。他负责监视在被告席上和午餐时被告们的活动，并且做了大部分的牢房访谈。他每次与被告们谈话后，都将所做笔记的一份副本送交凯利。可是正是凯利离开工作去度假，而吉尔伯特却留下坚持工作。 访问凯特尔陆军元帅包括在吉尔伯特圣诞节活动的日程之中。这位心理学家从检察官托马斯·多德那里听说，心情沮丧的凯特尔最近曾考虑认罪，但遭到戈林的威吓，使他又不敢认罪。吉尔伯特想，这位老战士也许需要一些鼓励。 凯特尔僵硬地立正站着，好像是遇见了俾斯麦，而不是一名美国陆军上尉。凯特尔说：“我从心底里感谢你的圣诞来访。你是我唯一可以交谈的人。哈尔伯特注意到凯特尔的圣诞正餐：在罐头餐具中装有吃剩的腌猪排、马铃薯和卷心菜。犯人们进餐时只允许用一个勺子。谈话说到1941年夏，希特勒刚愎自用地进攻苏联一事。凯特尔说，他本人认为那次进攻是个大错误。吉尔伯特问，希特勒知道他这一意见吗？凯特尔沉默不语。 吉尔伯特最感兴趣的不是凯特尔对军事战略的看法，而是一个出身于高贵阶层的人怎么会起草像“突击队命令”和“报复令”这样的文件。仅在法国，后一命令就使得近三万无辜的人被枪决。所有这些命令中最残酷的是“夜雾”命令，该命令对抵抗运动实行恐怖措施。嫌疑犯半夜三更被抓走，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他们是被秘密枪决的，而家属们从不知道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正如希特勒喜欢说的那样：“让他们消失在夜雾之中。”凯特尔发布了这个“夜雾”命令。 凯特尔告诉吉尔伯特：“我无地自容，我只希望我当时多花些时间在战场上就好了。我在希特勒身边的时间太久了。”当吉尔伯特站起来要走时，凯特尔恳求道：“只要我还没有被判刑，请让我不时与你聊聊。”这位老兵猛然立正，祝吉尔伯特圣诞快乐。吉尔伯特竟有点可怜凯特尔。他犯了罪，却认为做得对。现在，随着幻觉的破灭以及明白了自己行为的真正性质，他卑劣的思想甚至找不到安慰的借口。他现在是赤裸裸地站在他犯的罪行的面前。 吉尔伯特巡视名单上的下一位军人却不像凯特尔那样。吉尔伯特同意凯特尔说的，约德尔将军是他们最攻不破的典型。卫兵们以当时连环漫画那个一脸忧伤的人物“快乐的流氓”称呼约德尔。当吉尔伯特走过约德尔的牢房时，他认为对约德尔的这个嘲弄真是恰到好处。这位将军直挺挺坐在桌子边，脸紧绷着，鼻子像纹理清晰的草萄，衣服布满污渍，冷冷的蓝眼里一片茫然。他站起来，鞋后跟弄得咯吱响。吉尔伯特再次感到约德尔身材是那么矮小。 吉尔伯特问约德尔，高尚的人怎么会签署那些残酷的命令。约德尔回答说，起诉书的幼稚可笑令他吃惊。所有那些有他和凯特尔签名的文件证据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一份发到武装部队的指示以“元首命令……”开头时，这意味着命令是希特勒口头发出的，而他和凯特尔只是把命令记录在纸上而不是命令的创始人。他们只不过是供人差遣的仆人。约德尔继续说，如果一名中尉接到一道命令，他能有权力和责任像下面这样说吗？“等一等，上尉，我得查查《海牙公约》有关陆战方面的规定，看我能否执行。”他们与希特勒的关系和上面说的例子没有区别。约德尔又说：“如果我们不服从，我们早就被逮捕起来，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吉尔伯特争辩道，如果没有将军们的默许，希特勒绝不可能发动战争。约德尔表示同意。他说，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步兵不前进，如果武器制造商木提供武器，如果厨师不做饭，那也就没有战争。战士、制枪工匠和厨师因此就对发动战争有罪吗？约德尔说：“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军人的义务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一辈子恪守的准则。” 吉尔伯特问起集中营里的情况。约德尔说，他对这事十之八九都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畜牲负责管理集中营，并且真的做下了那些事。” 吉尔伯特起身要离去，说道：“毫无疑问，德国人服从命令。” 每次巡视牢房后，“为什么”总在折磨着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他们不是在与野蛮社会的一些居民打交道。汉斯·弗兰克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雪莱的诗：斯佩尔能在任何社会阶层中体面地活动；塞斯一英夸特才智超人；弗里克受到良好法律训练。要从国际扶轮或会计师的集会中把上述这些人的大部分作为战犯挑出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和凯利最终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在书中能献给世界的将只是谜，而不是钥匙。 吉尔伯特得知三十九名党卫队员拘押在过去的达豪集中营，他们已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并等待处决。纽伦堡的纳粹被告们可在他们和实际所犯罪行之间放置一个隔离保护层。他们中谁也没有把什么人推进煤气室、枪毙什么犯人或在任何做试验用的人身上注射毒药。而在达豪的那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死亡行业的熟练工。吉尔伯特曾经读到过其中一个人的事。那人名叫马斯费尔德，过去做过糕饼师。他曾杀死了两万人，不是监督死刑，而是全部亲手杀死。吉尔伯特认为，通过对这些人的直接研究，他也许更能够了解纳粹的屠杀动机。因此他安排在达豪度过一段圣诞节假期。 到了达豪之后，他找到美国军队现在有限开放的一间消过毒的存尸房。吉尔伯特记得他听说过的故事。焚尸炉打开后，煤气就从附近的屋里放过来。从达豪烟囱里喷出的灰尘散布在方圆九英里的地面上，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知道这些灰尘从何而来。 吉尔伯特会见二十名已判刑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他发现他们的智商平均数为一O七，属于中下”。他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一直失业。他们饱尝无权无势的滋味，因而统治别人的机会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令吉尔伯特最吃惊的是他们的自哀自怜。他们说，他们只是遵命执行任务，而以自杀一走了之的希姆莱却留下他们受审。 两天以后，吉尔伯特疲惫不堪地登上开回纽伦堡的列车。当火车往北驰过膝俄、后退的群山时，他杂乱的印象开始有了头绪。他认为现在他至少明白了这个谜的部分谜底。达豪那里的每一个被判刑的人都证实了这点。德国是一个唯命是从的社会，每个人都服从父母、师长、教士、雇主、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德国人从孩提时起就是在一个盲目服从权威的世界里长大的，这种强制的服从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谜。达豪、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出现，需要的不是几个虐待狂，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绝对顺从的人们。 这种解释可以说明达豪的那些智商中下的下属，但是在纽伦堡的那些老于世故的被告们又是怎么样呢？一个被判刑的党卫队员对吉尔伯特抱怨说：“我们不敢反对元首或希姆莱的命令。”普通刽子手的借口和在纽伦堡牢区的那些人的借口竟一模一样。 圣诞节后的一天上午，阿尔贝特·斯佩尔躺在床上，两眼盯着破裂的墙壁。墙上贴满了线条流畅的人物画和动物画，是斯佩尔用看守给他的一块煤炭画的。斯佩尔和施特赖歇尔已成了两名监狱艺术家。他从床上起来，走近方形的望孔，请看守告诉安德勒斯上校办公室：他想见他的辩护律师弗拉奇斯纳。斯佩尔在纽伦堡遵照有贵妇像待妓女一样，待妓女像待贵妇一样”这一古谚的精神行事，他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这样做很奏效，看守中没有谁用像给其他人那样的滑稽绰号来称呼斯佩尔，他们总是称他“斯佩尔先生”。 斯佩尔目前面临的状况，完全像他过去要处理生产关键问题或解决钢材短缺一样困难。他要想活命的目标，只有通过理智分析、通过把任务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来达到。他的现状如何？他想达到什么目标？他必须采取什么行动达到那个目标？他的最后策略，即竭力想用他的技术知识换取优惠待遇，已被杰克逊拒绝而以失败告终。他必须找到另一种选择，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找弗拉奇斯纳的原因。 斯佩尔经常在技术、逻辑和机械中寻找知识美感。他童年时期最难忘的记忆是，获许坐在家用轿车的驾驶室里做出开车的样子。对当时的感受，他写道：“我第一次体会到在一个机械不多的世界里对机械着迷的感觉。” 阿尔贝特·斯佩尔出生于1905年，汽车稀少与当时世界其他方面的发展是一致的。斯佩尔家族在曼海姆是一个显赫家族。斯佩尔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建筑师。他在一所有十四个房间的法国风格的公寓里长大，有男管家、女仆和一个穿紫色制服的司机侍候。十三岁时，一个相命的人预言他将功成名就，但很早就隐退。在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能完全忘掉那个占卜者的预言。 1931年的一天，斯佩尔正在柏林的技术学院教授建筑深，学生们却怂恿他去听一个演讲。他们来到工人啤酒店的破旧房间里，斯佩尔原来估计会碰到一个粗俗不堪的鼓动者。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完全被演讲人阿道夫·希特勒吸引住了。第二天，他就加入了纳粹党。 他此后回到曼海姆，在那里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他没有多少业务可做。他参加比赛，可是从来没有得过前二名。后来通过纳粹党内关系，他得到了一个设计纳粹党区总部的机会。那时已任总理的希特勒对斯佩尔所做的这项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于是选择斯佩尔负责筹办1933年纽伦堡的纳粹党大集会。后来斯佩尔又被请去建造帝国总理府和希特勒在柏林的私人别墅。在柏林工作期间，元首一天晚上邀请斯佩尔和党的其他领袖共进晚餐。一身尘土的斯佩尔请求离去。希特勒说，不行。他派他的随从回去为这位建筑师拿衣服。那天晚上，很注意身分的戈林好奇地直盯着斯佩尔。在希特勒身边坐着一位不认识的年轻人，身上穿着元首的带金色党徽的蓝色运动上衣。 斯佩尔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能与欧洲最有权势的人物谈上几个小时；在剧院里，他坐在希特勒的旁边；在最好的饭店里，他与希特勒同桌进餐——对一个刚满二十八岁的人来说，这真是令人陶醉兴奋的事。在希特勒看来，斯佩尔反映出在希特勒自己而不是党内任何人身上看得到的东西：艺术家的精神。希特勒有一次告诉这位建筑师，他想在纽伦堡齐柏林田径场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看台。原先那里是个旧的电车站，当电车站拆毁时，斯佩尔注意到现代建筑无助于保护壮美的遗址，他想出一个主意来见希特勒。斯佩尔将用“遗迹价值”来构筑大看台，他设计了草图，显出这个建筑在一千年里的样子，即使塌毁也不失其威严。这正是希特勒欣赏的想法。 对斯佩尔来说，他也偶尔瞅见他新主干的阴暗面；但据地自己承认，他已被“行使大权、对人们发号施令以及挥霍无度的欲望吸引并深深陶醉”。希特勒使斯佩尔向往的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元首像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而斯佩尔就像他的达·芬奇。 如果希特勒能够说有一位朋友的话，那么这人就是斯佩尔。斯佩尔建成帝国总理府后，希特勒把他召进办公室，并且有点不太好意思地送给他一份礼物。那就是希特勒1909年在维也纳画的哥德教堂的水彩画。希特勒这一举动使斯佩尔受宠若惊，但斯佩尔对这幅画不敢恭维。他后来曾写道，这幅画“精确、细腻，但是显得非常死板，没有一笔是富有生气的”。 斯佩尔回忆道，和希特勒相处的早期可以说是浪漫的篇章。现实的阶段从1942年2月8日的意外突发事件开始。斯佩尔赴“狼穴”——元首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总部，开会讨论建设计划问题。出席讨论会的还有战略物资部部长弗里兹·托德特博士。斯佩尔准备第二天早晨和托德特一起乘飞机回柏林，但希特勒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谈着现代艺术的衰落，一直把斯佩尔留到凌晨两点钟。斯佩尔决定改变行期并睡一觉。 一阵电话铃声把他吵醒。希特勒的内科医生卡尔·勃兰特博士通知斯佩尔说，托德特博士因飞机失事已死亡。这一天过去前，希特勒任命斯佩尔为托德特的继任者。作为战争物资部部长和建设计划的负责人，斯佩尔立刻发现自己控制着二百六十万工人。他后来又担任海军生产项目主管，他指挥的工人达到三百二十万人。到他取代戈林负责飞机生产并担任经济部长时，已有一千二百万德国人和外国人在斯佩尔的手下干活。斯佩尔到三十八岁时，已实现了那个占卜者所预言的前一半。 经营国家的兵工厂本身并不构成战争罪。但在纽伦堡，斯佩尔也许还得说明一些不太能辩护清楚的行为。1943年12月，他视察了坐落在哈次山脉山洞里的一家工厂，即德国秘密火箭武器V－2的制造点。潮湿的石灰岩洞里关着五万多名奴隶劳工。这些工人一旦进入山洞，就必须一直待够三个月。他们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每天吃一千一百卡热量的食物。这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休息住处。因为空气潮湿和气压低，劳工的肌肉和骨骼组织很快坏死。洞中有些地方过于低矮，工人们只得蹲着干活，以至于他们后来再也站不直。该工厂的死亡率高达平均每天一百八十人。 斯佩尔感到震惊。他在视察后写了个报告说，那种工作使驱赶劳工们干活的党卫军士兵承受了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士兵精神崩溃，只得频繁调防。 斯佩尔还视察了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的犯人从一百八十六级台阶深的石坑里往上扛石头，直到累死为止。他已向美国审讯人员解释过，他是去那里视察一个铁路运输新终点的工地，只见到集中营的一小部分。他没有亲眼看见什么暴行。 斯佩尔知道，最难解释清楚的是他与希姆莱的关系。因增加工人越来越难，他去找控制着集中营中几十万犯人的希姆莱。1943年10月，在波森的一次纳粹党务官员（包括管理各区的大区领袖以及在中央的全国领袖）的会议上，他和希姆莱都发了言。斯佩尔用对上帝的敬畏来向党的官员施压，说到增加劳动人力时，他表示他不会容忍任何阻力。斯佩尔警告：“我已与希姆莱说过，从现在起，我将严厉处置拒不执行这些措施的地区。” 希姆莱接着讲话。戴着眼镜、下巴圆滚滚的希姆莱要求各大区领袖理解他本人和他的党卫军肩负的重担，他说：“说犹太人应该灭绝很容易，但对执行这一任务的可怜的普通士兵意味着什么呢？”他继续说道：“我在这个圈子里给你们说的话，希望你们绝不要到处谈论。当出现问题时，对妇女儿童应该怎么办呢？我决定采取干脆的解决方法。一方面灭绝那些男人，而另一方面又让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向我们的子孙们复仇，我不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必须作出一项严厉的决定，这些人必须从地球表面消失。”斯佩尔告诉盟军，他不知怎么错过了希姆莱的这次讲话。他这样说不管是真是假，但他的审讯者认为希姆莱的讲话内容不传到他的耳朵里是不可想象的。 希姆莱的一位助手把斯佩尔对劳工的需求描述为“永不知足”。1944年春，他要求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四十万名工人。斯佩尔几乎不能否认他对集中营性质的了解。早些时候，他的一位朋友，下西里西区大区领袖卡尔·汉克就曾提醒过他。汉克说，他在战场上见过死亡，但他见过的所有这些死亡绝不能与奥斯维辛的死亡相比。斯佩尔决定不接受去那里视察的邀请。斯佩尔没有向汉克追问细节。 监禁给斯佩尔充裕的时间反省，像他这样一个有教养、有地位又有声望的人是怎样滑进道德阴沟的？他总结说，他的良知在与盟国之间的殊死军备竞赛中已被抛在一边。全神贯注于武器生产模糊了所有的人的感情，人类受难的情景影响了他的感情但没有影响他的行动。他自己承认，他更爱武器而不是人民。 他知道，要为他作为军火生产负责人的行为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确信，他的得救将在于战争最后几个月他所采取的行动。战争快结束时，希特勒发出一道命令，斯佩尔大为震惊。随着盟军攻入德国，希特勒下令炸毁敌军沿途的一切设施——所有的工厂、桥梁。电厂、道路以及矿山，盟军除征服一堆灰烬外将一无所得。希特勒告诉斯佩尔：“如果输掉了战争，也就是输掉了人民。没有必要为人民将来基本生存所需的基础设施而担心，相反的，摧毁这些东西更好。德意志民族已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未来将属于更加坚强的东方民族。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民族，无论如何都将只是劣等民族。最优秀的民族已经失败了。”在这道焦土命令上，希特勒最后地，也是全面地向斯佩尔展示了他的疯狂本性。 战争真的是输了，斯佩尔现实的头脑已在考虑战后德国的问题。他是工业家的儿子，如果国家的工业基础被毁，他担心会出现一个类似原始社会的漫漫长夜。不能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他通过他的权力，下令藏起计划用来炸毁铁路和煤矿的炸药。他把手枪发给工厂工人，让他们保卫工厂。他设法向武装部队发出命令，不要摧毁铁路和桥梁。同时，他恳请希特勒取消这项全国自杀的政策。到3月下旬，斯佩尔取得一些进展，他说服希特勒只毁掉那些从军事考虑必须毁掉的设施。4月10日，斯佩尔写了一个向德国人民反映严峻事态的讲稿。讲稿中提到，战争已失败了，已经没有后备部队、没有神奇武器能拯救他们；他们不应摧毁对国家重建至关重要的任何东西。斯佩尔暗自打算，等到适当时机就在电台广播这篇讲稿。 可是，虽然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他还是感到有一种最后见一次元首的强烈愿望。他冒着盟军的射击和俄国炮兵的封锁，乘坐一架蛾式侦察机进入围困中的柏林，降落在勃兰登堡塔附近。当俄国的炮弹猛击他设计的帝国总理府时，他来到这座元首官哪。希特勒让他一直等到凌晨三点。最后，在元首的私人寓所里，斯佩尔做了告别会见。他颂扬希特勒留在柏林的决定。斯佩尔说，历史强调的是最终的行动，元首在柏林的最后一幕将被视为英雄壮举。希特勒对斯佩尔的话没有显出任何兴趣。希特勒用冷冷的目光审视斯佩尔，然后伸出一只瘪瘪的手来握手，会见就结束了。对斯佩尔曾为德国作出的贡献，他没有表示任何感谢；对斯佩尔的家人，他没有表示任何祝福。他仅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道：“那么你要走了。好，再见。” 当斯佩尔乘飞机离开柏林时，他相信希特勒会很快死去，也许是自杀。他飞往第二个最有权势的纳粹分子希姆莱那里。希姆莱躲藏在柏林北面大约六十英里的一家医院里。几天后，斯佩尔得知希特勒死了。希特勒越过所有原先可能的继承人，任命邓尼茨为继任者。听到元首死了的消息，斯佩尔哭了。他接着前往邓尼济建立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普隆。在那里，这位海军元帅任命斯佩尔做经济和生产部部长。政府迁往弗伦堡，斯佩尔觉得自己是纳粹德国悲剧性死亡场景的一名赌徒。在弗伦堡期间，他身边保留着一架飞机，以便需要时飞往格陵兰岛。不过，5月24日盟军占领这座城市时，他被捕了。 直到最后，斯佩尔也没能背弃希特勒。而且他也未找到适当的机会来向德国人民发表他那篇战争已失败的勇敢演讲。 下午三点，看守把斯佩尔带到会客室，弗拉奇斯纳已在那里的铁丝网后等着。斯佩尔慢慢地说着，教给他的律师一些辩护策略。比如，应该如何应付虐待劳工以及视察集中营的问题。在辩护中应该采用的口号是：当时未敢直言，现在表示悔悟。他有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弗拉奇斯纳在辩护时应该不断强调：斯佩尔是个勇敢反对希特勒及其残暴命令的人，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其他人就是因不服从而遭枪决的。法官必须把他看成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国家未来的人。此外他还有一段更加惊人的经历要讲。斯佩尔尽量放低声音说，弗拉奇斯纳是否知道斯佩尔曾一度想暗杀希特勒？ 对。牢区的那些人来说，新年元旦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弗鲁克医生在做每天一次的探视时，里宾特洛甫就缠着这位老内科医生，问各种他不能回答的问题。检方停止提出案件的证据还要多久？辩护什么时候开始？他是否应当提出1939年他与苏联达成的秘密议定书？那是否会冒险使俄国法官反对他？弗鲁克是否认为他有一位好律师？里宾特洛甫还问这位医生，为什么他总觉得很累？弗鲁克并不感到奇怪。这位失眠症患者从来没有在深夜3点以前入睡过，而到6点又被吵醒。弗鲁克给他用安眠药，但里宾特洛甫抱怨说安眠药损害了他的思想。 里宾特洛甫请求这位医生告诉安德勒斯上校，他再次需要玛格蕾特·布兰克的帮助。他过去的秘书玛格蕾特·布兰克是一名重要证人，被关押在女性监狱里。上个月，里宾特洛甫提出需要布兰克来记录他的口述。怎么能指望他自己用本子和铅笔就把德国八年的外交政策写出来呢？安德勒斯上校曾安排把玛格蕾特·布兰克带到里宾特洛甫乱七八糟的牢房里，但仅几个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不做任何解释地突然把她赶走；现在他又需要她了。监狱工作人员给里宾特洛甫起的绰号是“疯子”。 弗鲁克医生起身离开时，里宾特洛甫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在忙着翻找牢房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的文件，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证明他与斯大林签署的秘密议定书。和苏联达成秘密议定书标志着他一生辉煌的顶点，这是他在外交政策上能够说服希特勒的少数几次之一。1939年3月，与苏联缔约的想法就已打动了里宾特洛甫。当时他读到斯大林的一篇讲话，这位苏联独裁者提出他不想为资本主义火中取栗。里宾特洛甫把这话理解为是对英国和法国的一记耳光。他带着纳粹和共产党人可能找到共同点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去找希特勒。不到五个月，震惊世界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了。德国和苏联就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而斯大林实际上给希特勒入侵波兰开了绿灯。 里宾特洛甫本来可以轻松地成为一名乐队小提琴手。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在音乐上很有前途。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十七岁时，他移民到加拿大去碰运气，只是在1914年德国参战后才回国。他取得了军官资格，后来向香槟酒巨子的女儿安纳莉斯·亨克尔求婚。他为岳父家做推销员。他具有掌握语言窍门的真正天才，这使他得益不浅，特别是在外国市场上帮了他的大忙。三十二岁时，他过继给一位丈夫封为爵士的姑妈。于是，老大不小的平民百姓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变成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他直到1932年才进入希特勒的权力轨道，那年他设法会见了这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里宾特洛甫作为一个大国外交部长的资历微不足道，他的正式学校教育在十六岁时就已结束。可是，在一场令人目眩的高攀名人以显耀自己的表演中，他使希特勒相信他认识欧洲所有最重要的人物。戈林立刻就对这位自命不凡的家伙表示厌恶。希特勒则坚持说里宾特洛甫不可小觑，因为他认识某某阁下和某某夫人。戈林回答说，这是真的，但不幸的是，他们全都了解里宾特洛甫。 戈林已发现里宾特洛甫是个野心大于才智的暴发户。当戈林得知希特勒打算任命这位“香槟酒推销商”为一名高级外交官时，他催促希特勒派里宾特洛甫去罗马。任何纳粹分子都可以在那个法西斯兄弟国中混下去。然而，希特勒反倒派里宾特洛甫去了英国宫廷。在宴会上，里宾特洛甫模仿希特勒的言词和举止，发表滔滔不绝但毫无吸引力的讲话。不久，就传出说法：德国驻英国大使是个粗俗而讨厌的人物。 然而，舆论并不完全一致。在英国社会的一角，在纳粹同情者、希特勒的崇拜者、反犹分子以及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的人当中，里宾特洛甫却受到欢迎。传闻报导说，里宾特洛甫大使每天给沃利斯·辛普森送红玫瑰。此人是国王的情妇和打算要娶的妻子，她将使爱德华八世断送王位。谣言还说里宾特洛甫与那个女人有染，而且支付给她报酬，要她影响国王而对德国有利。 在纽伦堡，从里宾特洛甫牢房走过过道就是第十八号牢房，那裹住着一个不经意帮助里宾特洛甫升任外交部长的人，他就是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当时他自己担任着外交部长一职。诺伊拉特出席了霍斯巴赫会议，会上希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明了他要发动战争的意图。诺伊拉特深感恐惧，并把这种情绪说了出来。这以后，希特勒决定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人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一个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外交差仆，而不是抵制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于这个职位，坚宾特洛甫是最适合不过了。 在新的职位上，里宾特洛甫以干劲和雄心来代替能力和智慧。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而且把外交部的官僚机构从二千三百人扩大到一万多人。里宾特洛甫唯一创造性的成功的确就是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现在他渴望找出一份该条约秘密议定书条款的副本，以用来证明俄国人的奸诈和他们没有资格判他为战犯。 里宾特洛甫今天正要会见他的辩护律师弗里兹·索特博士，他但愿索特已经找到了一个副本。他们在会客室见面，六英尺五英寸高的索特几乎是俯视着他那矮瘦憔悴的委托人。索特为纳粹关于国家统一的诺言所吸引，在战前加入了该党，但是因为他在法庭上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辩护而被纳粹抛弃。他是德国著名的辩护律师，瓦尔特·丰克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也雇请了他。索特保持着与里宾特洛甫平等的那种自尊自信。在探视期间，他带着职业的冷淡，像在其他任何场合一样对待里宾特洛甫。他通知他的委托人，他没能找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部分。 回到牢房后，里宾特洛甫要求见执勤军官。他想立即送个口信给安德勒斯上校：弗里兹·索特将不再是他的辩护律师。那天是元旦，索特竟然没有祝他新年快乐。 1月2日，工作人员返回法庭，在脸冻得红红的卫兵面前出示着证件。卫兵们在华氏九度的严寒中不住地跺脚。上午10点，杰弗里·劳伦斯法官宣布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在威尔特郡他心爱的希尔农场里与那些良种牛群马群一起度过一个假期后，劳伦斯爵士脸色微红，神采奕奕。在去年11月审判开始时，劳伦斯这个言谈朴实、兴趣平常的人曾被人们看成是平庸之辈。而现在，他的质朴被人们认为是思维清晰、自我稳定、意志坚强而内敛的表现。他对起诉和辩护双方都公正不阿已逐渐使被告们相信：第六OO号房间可能是实事求是的真正论坛，而不是绞刑前的休息室。 斯托里上校开始再次陈述犯罪机构的案子。他搬出针对盖世太保的证据，笨拙的做法把起诉弄得一团糟。斯托里的想法是，在起诉中引证全部文件，越多越好，似乎纸张的重量本身就会使天平最终倾斜。他陷入了这一自己制造的沼泽，有时会重读同一文件或者用五种不同的文件证明同一观点。劳伦斯爵士越来越不耐烦，极力想使斯托里走上正轨。斯托里仍像司炉工加煤一样在继续堆积证据。当助手们看到他们的努力在一次软弱无力的起诉陈述中流产时，他们开始把斯托里叫作“纽伦堡屠夫”。 令法庭感到轻松的是，午餐以后一张新的脸孔走上了检察官席。惠特尼·哈里斯上尉是个三十三岁的海军军官，又是位律师，电影明星般的英俊掩盖了他那严肃的性格。哈里斯认真积极，很少在纽伦堡大饭店的公开场合出现。他在处理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一案的工作中曾在法庭上露过面。那天审判决结束时，哈里斯陈述了“卡尔登勃鲁纳应负的第九项罪行”：就在向前推进的盟军即将解放达豪和其他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前几天，卡尔登勃鲁纳下令集体屠杀犯人。 第二天上午，约翰·哈伦·阿门取代了哈里斯站在检察官席上。阿门因直接审问了下一个证人、党卫军的奥托·奥伦道夫将军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不过，奥伦道夫出现在这个法庭上，完全是根据哈里斯的提议。为了获取针对卡尔登勃鲁纳的证据，哈里斯曾审讯过他。奥伦道夫年龄三十八岁，身材矮小，长得贼眉鼠眼，曾是从事情报、秘密行动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军所属的纳粹安全处高级官员。哈里斯从例行的询问开始审讯，问奥伦道夫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和纳粹安全处的任务。有个回答引起哈里斯的好奇。奥伦道夫说，除1941年他领导第四特别行动队外，他都在纳粹安全处服役。哈里斯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嗜杀名声，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你杀了多少人？”奥伦道夫如实的回答使哈里斯大吃一惊。 哈里斯接着问奥伦道夫，他是怎样才得到特别行动队这项职务的？奥伦道夫解释说，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受过经济学和法律学的教育，而且还有一个法学学位。这是他首次执行安全处的经济情报工作的合适背景。但是他抱怨在波兰集体屠杀犹太人，因而惹恼了希姆莱。希姆莱认为，奥伦道夫显然是“受教育过多的产物”。出于别有用心的恶毒目的，他便委派奥伦道夫去领导第四特别行动队。在他们谈话时，哈里斯认定奥伦道夫这人不应仅为卡尔登勃鲁纳的案子提供背景材料，他应该在检察官席上陈述卡尔登勃鲁纳的案子时，让奥伦道夫直接出庭做证。当阿门上校看到哈里斯的审讯副本时，他把奥伦道夫作为自己讯问的对象。 证人奥伦道夫身穿起绉的灰色套装走上证人席。阿门开始问一些例行的、单调无味的问题。他问，卡尔登勃鲁纳在中央安全局组织中的地位怎样？奥伦道夫认识他的上司多久？他们的关系如何？接着，阿门突然提问，第四特别行动队杀死了多少人？奥伦道夫回答：“在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的一年中，特别行动队报告说杀死了九万人。”阿门想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男子、女人和儿童？奥伦道夫做了肯定的答复。阿门接着又问，是否仅以集体枪杀这种方式进行处决？奥伦道夫解释说不是这样。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注意到，枪决妇女和儿童使特别行动队队员，尤其是有家室的成员精神非常紧张。因此，从1942年起，妇女和儿童就在密封的闷罐车中用毒气毒死。阿门问，杀死九万人用了多少人？奥伦道夫说，他指挥的特别行动队共有五百人。当奥伦道夫开始讲到死难者身上的金银珠宝是怎样被剥下然后送往帝国财政部时，纳粹帝国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闭上了眼睛。 轮到辩护律师反质时，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真地听着。他以他的陷阱般的反质而出名。他对德国人仍然抓不到反质的要害而感到吃惊。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库尔特·考夫曼不断追问奥伦道夫，尽力想使他承认卡尔登勃鲁纳无权给集中营发布命令。这些命令难道不是绕过卡尔登勃鲁纳，直接由希姆莱下达给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吗？奥伦道夫答复说，卡尔登勃鲁纳是指挥系统中直接负责的一环，卡尔登勃鲁纳是穆勒的上级，因而他可以转达希姆莱的命令，也能向穆勒发出自己的命令。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知道，考夫曼已犯了一个反质中的典型错误：他提出了一个他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下一个辩方的讯问人是埃贡·库博肖克，他在这一天代替斯佩尔的辩护律师弗里兹·索特发问。库博肖克问道，鉴于奥伦道夫认为自己主要是位情报官员，那他是否知道阿尔贝特·斯佩尔已采取行动抵制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奥伦道夫答复说他知道。库博肖克又问，奥伦道夫是否进一步知道，斯佩尔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企图把希姆莱交给盟军？奥伦道夫一直毫无表情的脸上这时显出兴趣。他回答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库博肖克继续问，奥伦道夫是否知道“七·二O”事件的策划者们曾要求斯佩尔参加他们的政府？奥伦道夫承认他的确知道此事。最后库博肖克问这位证人，他是否知道斯佩尔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企图刺杀希特勒？法庭内出现了一阵骚动的嗡嗡声。戈林转过头去盯着斯佩尔。奥伦道夫怀疑地说，他不知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斯佩尔在被告席中听着，感到很满意。库博肖克不如索特老练，不过，斯佩尔设计的辩护策略的种子已经播下。 劳伦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戈林立即爬过座椅，把头伸向一旁的斯佩尔。戈林对斯佩尔喊道，他竟敢破坏他们对付起诉的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斯佩尔一边回答，一边转开身去。这时看守把戈林拉回到他的座位上。 法庭重新开庭对，一个未被问及的问题索绕在人们心头。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问题由一名六十四岁的辩护律师路德维希·巴贝尔提出。巴贝尔担负着为党卫军辩护的艰巨任务。奥伦道夫冷静的陈述使巴贝尔感到震惊，因而他不得不问：“你对这些命令的性质没有任何犹豫吗？澳伦道夫回答说：“不，当然有。”那么他又为什么要执行这些命令呢？奥伦道夫对这一问题似乎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说：“因为一个下级不服从国家领袖下达的命令，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巴贝尔用眼睛盯住证人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回到座位上。 弗朗西斯·比德尔曾看到一个名字不时出现，就把那个名字写在他现在手中的文件扉页上。“他是准产那人就是阿道夫·艾克曼。这天下午，比德尔的好奇心终于得到满足。一位名叫史密斯·布鲁克哈特的美国检察官开始讯问下一个证人，奥托·奥伦道夫的党卫军同事迪特尔·威斯利森尼。布鲁克哈特从威斯利森尼那里问出，1942年8月他曾去见过河道夫·艾克曼。艾克曼是中央安全局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IVA部门的主管人。威斯利森尼对艾克曼说，他正受到斯洛伐克官方的压力，要求了解他们送到波兰的一万七千名犹太人的下落。斯洛伐克人想去探望，看看那些犹太人过得怎样。艾克曼最后承认，要探望是不可能的。威斯利森尼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艾克曼解释说，灭绝犹太人是官方的政策，是元首下达给希姆莱，然后再传达到中央安全局的政策。威斯利森尼不相信，要求给他寿命令。他证实说，艾克曼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文件给他看。威斯利森尼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事。 史密斯·布鲁克哈特把问题转到卡尔登勃鲁纳身上，他注意到，“最后解决”开始之初，卡尔登勃普纳还不是中央安全局的头目。因此，他问威斯利森尼，卡尔登勃鲁纳上任后，在灭绝政策上有没有变化？证人回答说：“没有任何放宽或其他什么变化。——卡尔登勃鲁纳亲B了解他们那些执行“最终解决”的下属吗？威斯利森尼说，那是毫无疑问的。卡尔登勃鲁纳和艾克曼是来自奥地利的同乡。卡尔登勃鲁纳的父亲曾是艾克曼父亲经营的电气公司的律师，两人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威斯利森尼记得，每当卡尔登劾鲁纳把中央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召到柏林时，他总是格外热烈地问候艾克曼，并询问他妻子孩子的情况。 下午晚些时候，布鲁克哈特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艾克曼那时对被杀犹太人的数目说了些什么吗？” 威斯利森尼回答说：“他说他将笑着走进坟墓，因为因五百万人而感到内疚将给他以特殊的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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