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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官哈罗德·伯森的报导每天通过一台大功率的五万瓦的发射机对五十多个又转分台进行广播，这些分台几乎覆盖了驻扎在德国的所有美军营地。美军联播网派伯森来报导审判的进展情况，让美军官兵明白他们为什么驻扎在这个国家，顺便把纳粹主义的真面目向德国人民曝曝光。 伯森偶或光顾德国人的酒馆，以了解残垣断壁中人们的心态。在那里，他视察人们沮丧的面孔。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他们太依赖于自己的女人，女人们替胜利者干活，或者提供她们的男人只能视若无睹的服务。那年春天发生在第二十一俱乐部的一件事，没有写进伯森的报导里。那儿的人可不像六OO号房间里的人那样谈论法律问题，而是一盒香烟或一个小妞的价码怎样。这大夜里，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一对突然出现在门口的黑人士兵。从远远的一个角落里，传来操美国南方口音的吼叫声：“你们两个黑鬼最好滚出门去，免得我用门板砸烂你们的黑屁股！”那两个黑人毫不退让。几个白人气势汹汹地朝他俩通过来。这场斗殴打到大街上，在那儿等着的更多的黑人参加进来。挥舞着警棍的军警乘三辆吉普车赶到现场，奉命驱散这场恶斗。 自从一支黑人部队进驻纽伦堡后，种族事件频仍发生。沃森将军手下年轻的反情报官冈瑟·萨德尔很快卷入到美国输出的种族偏见纠纷之中。黑人士兵想为他们的德国女朋友弄到萨德尔搞的令人羡慕的社交卡。这种社交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纸印制而成的，但承印商用完了库存的粉红色的纸张。于是，萨德尔改用黄纸印制。黑人立即呼叫起来，自由派记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显而易见，军方有一个甄别和歧视与黑人约会的德国女人的阴谋。沃森将军命令萨德尔搜查德国人并搞到这种红纸。 种族冲突困扰着占斯塔大·吉尔伯特，因为他试图对自己得到的对获准的大规模杀戮的分析进行综合。他已经得出结论，这种罪行的发生，除了人们恭顺从命而外，还需要他们相信他们杀的都是些劣等人。最近，他同戈林就此进行了讨论。戈林问过他一些关于偶或出现在法庭旁听席的黑人军官的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能指挥部队吗？这是戈林想了解的。他们跟白人能乘坐同样的公共汽车吗？吉尔伯特刚刚在法庭上花了三天时间，观察罗伯特·杰克逊起诉戈林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具体说来就是签署反犹法令。黑人与纽伦堡法律——难道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吗？ 下一个出庭盘问戈林的检察官是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在出庭前夕，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精心准备，一直工作到翌日清晨。他决心突破戈林的用自负和智慧武装起来的甲胄。法庭盘问之道对苏格兰人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如，第一条规则：只问家喻户晓的问题。俄国人不谙此道，总爱问：“我给你看第八一九PS号文件，你觉得满意不满意月他们使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畏缩不前。盘问的目的不是发现情况，而是将罪证确凿的事实记录在案。第二条规则：提问必须方向明确。杰克逊艰难地念他的稿子，不时走上岔道。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承认，他要起而较量的是一个机智尖刻的对手。因此，第三条规则：不理睬对方狡诈的离题，哗众取宠和唐突无礼，抓住几个要点不放，正如牛头犬咬住敌人的喉咙就不松口。审判，说到底，是一场比赛，一台戏，一场辩论，一场游戏——这就够了，却终究是游戏一场。杰克逊是基于道义上的愤恨，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却想击败对手。 他还打算选定要害。到现在为止，在六OO号房间，一万匈牙利吉普赛人遭灭绝只不过是一项统计数据而已。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想以一个坐在法官席上的人心有所感且能领会的问题打头阵。他深信，他在逃出第三战俘营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的命运中找到了突破口。对英国首席法官和他的副手，这些人可不是堆积如山而让推土机推到大坑草草埋掉的无名尸体——他们是儿子、邻居、同学和兄弟啊！ 3月20日下午4时50分，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步入检察官席，这是人们开始看表，而非在审判室里炫耀辩才的时候。再者，在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候，他才走进来。他抬起头，把目光从手里的文件转向证人席里那张宽阔的面孔。戈林那张选作的笑脸和锐利的目光似乎在说：“我应付了美国佬，我也要应付你们。” 萨甘事件始于1944年3月14日。那天，关押在西里西亚萨甘第三战俘营的七十六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设法挖掘地道越狱。正在贝希特斯加登休养的希特勒接到消息后怒发冲冠。两周之内，这是萨甘发生的第三起越狱事件，他对凯特尔咆哮道，这是近来发生的第十起。“逃走了几十名军官！”他继续说道，“他们危险得很啦！凯特尔，你不明白，在德国有六百万外国人坐车和做工，这些军官是可以组织暴动的领导人。”希特勒下令，萨甘逃犯抓回以后，交给希姆莱的秘密警察作“特别处理”。 事发之后，在希特勒大发雷霆以前，两个小时之内即抓回二十名逃犯并押回萨甘。三人失踪，三人最后成功地逃到瑞典，其余五十人在德国各地被抓获。他们被装上卡车，说是要把他们送回第三战俘营。在人迹罕至之处，让他们下车小便，就在此时，盖世太保持务向他们开枪。尸首火化后，骨灰放在萨甘展示，以警告后来之人。在被害的飞行员中，有一个来自昔日贝利的刑法顾问，名叫罗杰·布谢尔，与英国起诉群里的哈基·罗伯茨交往甚密。 3月对日，星期四上午，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恢复法庭盘问。戈林的主要属僚了解萨甘事件内情，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指出：“在这种情形下，你对此一无所知？我向你表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陆军元帅米尔希曾在这里作证。”戈林答道，“遗憾的是，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请他作证。”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的记性跟戈林的一样好。“吻，是啊，他可以作证。”检察官反驳说，“米尔希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他也一无所知……米尔希和你都试图把责任推卸到你属下的下级军官身上。”对他荣誉的攻击急坏了戈林，他吼道：“绝非如此！”“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使这些人免遭枪杀，”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反戈一击，“你在这一连串肮脏的谋杀中是个同谋犯。”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狠狠地“挤压”戈林，几乎等不及戈林的回答翻译过来，他已抛出下一个问题。戈林的冷嘲热讽和尖刻的离题话早已抛到九霄云外，眉毛上的珠珠汗粒闪闪发光。同步翻译按警示灯，表示他们几乎跟不上检察官。劳伦斯法官用铅笔敲打桌子，示意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放慢速度。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十分清楚他在做什么，他不会心慈手软，故意使证人惊慌失措。“萨甘事件发生之后，我才听说的。”戈林坚持道。确实，萨甘越狱事件发生时，他正在休假。 猎物被诱向了陷阱，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一把将他推进去。不错，帝国大元帅休假休到1944年3月四日，他说，我们从他的个人档案上知道这一点。但是对五十名萨甘逃犯的处死一直持续到4月13日。 劳伦斯法官宣布休庭午餐。午间休息时，艾雷·尼夫笑盈盈地来到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身边，他本人曾两次逃出德国的战俘集中营。“这下你可抓住他啦。”尼夫道。“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答道。 那天下午，戈林回到证人席时手里捏着一张卡片。卡片的一面写着“讲慢点儿，注意停顿”，另一面写着“立场坚定”。当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走过来时，记者席的人把目光转向他，似乎在欣赏一位颇有天赋的舞台演员。记者们喜欢检察官那种昔日贝利人的说话风格：讲话较理智，“我们要绝对公正”。接着无情地指控对方犯有谋杀罪。“我要提醒你帝国中央保安局的赫特尔的供词，”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这么开始，“他说大约有四百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害，而且还有二百万人以其他方式被害致死……你是否要告诉本庭，你这么一个大权在握的帝国部长对此一无所知吗？” “这些事情对我保密，”戈林答道，“我还可以补充一点，我认为甚至元首也不知道事情发展到何种地步。”戈林又一次给骗到陷阱边上。难道希特勒是无辜的吗？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说，他要念一段希特勒致匈牙利领导人霍尔蒂将军的评语。希特勒对霍尔蒂说：“犹太人被当作感染健康人体的病菌来对待。”“这还能有别的意思吗？”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问。不等戈林回答，他开始引用一份1942年呈送戈林的报告：“只有少数犹太人还活着，成千上万的给处理掉了。”报告就是这么写的，而戈林坚持他只知道“移民政策，而非消灭犹太人的政策”。戈林的回答空洞乏力，老谋深算的盘问人知道这正是适可而止的时候。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冲审判长点点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俄国人鲁登科和法国人尚普捷·德里布相继入庭，于次日完成对戈林的法庭盘问。 那个星期五傍晚吉尔伯特上尉在狱中巡视时，发现戈林急躁不安。“我给人的印象不算太精，对吧？’戈林道。吉尔伯特当即表示同意。戈林往他的海泡石烟斗里填满烟丝，使劲吸烟。“别忘了，”他继续说，“英美法俄诸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跟我作对。我呢，却孤军奋战。我甚至敢说检察官也认为我干得不错。你听到什么风声没有？”吉尔伯特没吭声，戈林又道：“你看见没有，鲁登科比我还要紧张……当他问我为什么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时，我狠狠地挖苦了他一番。我对他说，要那样的话，我就甭为自己的健康操心了！”’戈林解释说，那就是独裁统治中整肃的信号。戈林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开怀大笑。“各登科明白我的意思，呵！”戈林那种焦灼不安与骄傲自负的奇怪糅合引起吉尔伯特的兴趣。他在想，不知在来日里戈林的灵魂中哪一种力量占上风。 几位检察官云集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的办公室，对他的表现赞赏有加。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说：“赫尔曼·戈林是我曾观察过的最难对付的证人。” 鲁道夫·赫斯的抗辩安排在戈林之后。几位检察官就这个怪癖的人物是否会亲自出庭打赌。仅仅四个月前，赫斯通知法庭，说他出于一时权宜之计，佯装患了健忘症，“因此我的记忆还会再度对外界做出反应的”。吉尔伯特认为，赫斯的记性还真的又出了点毛病。 由于赫斯指责冈瑟·冯·罗尔施伊德不能有力地替他辩护，炒了他的鱿鱼，换了一个新律师。他现在的律师叫阿尔弗雷德·塞德尔，前纳粹党人和陆军军官，兼任汉斯·弗兰克的辩护人。当塞德尔向英国，《星期日快报》的记者预言他的当事人将出庭作证时，这场猜测赫斯用意安在的游戏似乎终于要结束了。塞德尔还利用这次采访，为一场精神错乱的抗辩定下调子。他声称，赫斯会有困难，“他可能在回答问题时反应迟钝……他的思想不能集中，他可能神志不清……什么都可能发生。我希望不要发生太大的混乱。” 在赫斯将要出庭的前一天，3月23日星期天，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去看望过他。在他一对浓墨的剑眉之下，两眼深陷，两个眼球不安地转动着。他那凶神恶煞的下巴上，天生长就一副怪相，像一块淡淡的疤痕似的。赫斯突然无缘无故地纵声狂笑，使这位心理学家烦恼不安。突然之间，狂笑声更然而止，赫斯两眼圆睁，以一种威胁的眼光瞪着来访者。几天前，吉尔伯特告诉赫斯他的恩师卡尔·豪斯霍费尔的消息，此人对他的第一个影响便是飞往苏格兰。豪斯霍费尔和他老伴都死了，吉尔伯特告诉赫斯。不久前，老俩口走到自家的花园里，将兑好甜酒的砒霜一饮而尽。豪斯霍费尔太太没当场死去，乃悬梁自缢。吉尔伯特提醒赫斯说，豪斯霍费尔本应为他作证的。赫斯说他隐隐约约记得这个名字，然后笑着补上一句：“我真不希望我的其他证人也宁愿去见上帝而扔下我不管！”赫斯提到他想传入的另一个证人，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吉尔伯特暗自纳闷：赫斯又在说笑话？阿尔弗雷德·赫斯精神失常。吉尔伯特难以想象，赫斯曾登堂入室，步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可是，他很熟悉这个人的过去，知道这个喋喋不休的低能儿曾是正经人物。甚至曾有一段时间，在希特勒自惭形秽、社会地位没有保障时，曾利用赫斯在他和德国贵族及富商巨贾之间进行联系。 鲁道夫·赫斯在十四岁以后才在德国生活。他的父亲在埃及做进出口生意，买卖兴隆，鲁道夫就是在埃及出生的。赫斯对他的降生之地依然怀着诗意般的情愫。“那是怎样的神仙之后啊／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易卜拉欣米耶的庭园永远让我魂牵梦绕，啊，鸟语花香，它对我的巨大影响神秘莫测. 第一次世界大战拯救了他，使他免于违背心愿子承父业进入商界。他写信给母亲：“分享我的快乐吧，我参加了步兵呢厂同时在赫斯服役的利斯特团里，有一个从未相遇过的信差，阿道夫·希特勒下士。不过，赫斯离开了步兵行列，一次大战结束时当上了飞行员，从此便疯狂地迷上了他永不厌倦的空中飞行。他第一次听他入伍时所在的团的前下士讲话，是在慕尼黑的一家很不起眼的施特纳赫尔酒馆的里屋里。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坐在那里听希特勒预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终有一天将在柏林的国家议会迎风招展！的确，将在每个德国家庭里飘扬！”赫斯相信，他要么是在聆听德国的大救星讲话，要么是在听一个疯子胡说八道。1920年7月1日，他决定作为第十六个成员加入纳粹党。 1923年希特勒发动的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赫斯幸运地跟希特勒一起蹲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实际上在软禁的情况下，在这个舒适的最没有安全感的堡垒里的几个月时间却造化出鲁道夫·赫斯的雏形。后来反对赫斯的人总爱说，他对希特勒的重要贡献是为《我的奋斗》打字。事实并非如此，两人相互影响。赫斯把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带入希特勒的圈子。在兰茨贝格，赫斯既没打字，也没有做口授记录。他丰富了希特勒的思想，其中之一便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日后被用来证明德国企图吞并邻国是对的。 赫斯出狱后便担任希特勒的秘书。纳粹党攫取政权后，他被提名为副领袖和不管部长。当戈培尔或戈林之流公开地争权夺位时，赫斯却不知困倦地做着幕后工作。实际上，他成为纳粹党控制德国官僚政治的工具。任何国内法律、法令或条例，未经赫斯之手，就不得发布。政府不可能否决纳粹党所需要的法令，正如共和党或民主党全国主席即将控制着华盛顿的政府机器。 赫斯得势之时，终于可以纵情沉溺于他那普通外表之下涌动着的奇异欲望之中。他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件古怪而枯燥无味的风流事，正如他的前妻伊尔塞·普勒尔所描述的：“鲁道夫难露笑脸，不抽烟，讨厌喝酒，对年轻人唱歌跳舞和进行社交活动嗤之以鼻……”他们结婚十年只生了一个小孩，据说还是希特勒下令生的。 赫斯奉行素食主义和自然疗法。他建立了一所为医学界所反对的江湖医生疗法的医院。他把自己那一套保健食品端上正式复会，使希特勒大光其火。30年代中期，赫斯邀请元首到慕尼黑郊区上流社会居住的伊萨尔河谷新居作客。党内传闻说，这次访问使赫斯付出了失去希特勒接班人地位的代价。据说元首发现赫斯的房子弄得如此粗俗不雅，以致他决定这样的人绝不能领导德国。据称，也就是在此时此刻，希特勒转而把戈林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此后，年复一年，赫斯发现自己在计谋上已被狡猾奸诈而心狠手辣的对手所超过。接着他飞赴苏格兰，这是他争夺权势的狗急跳墙之举。 如今，铁窗之下，一位心理学家在测试他能记住多少数字。他前走四步后退三步便放弃了。吉尔伯特问他，是否拿定主意证明自己的辩护能力。他说，不，他不作证。他不想因记忆力差而感到难堪，而且也不想让他不喜欢的人向他发问。 阿尔弗雷德·塞德尔为他的当事人的决定松了一口气。但是本周一上午塞德尔怎样为赫斯辩护呢？他认为，声东击西式的佯攻是最佳策略。他入庭辩护时带了三份“文件集”，分送法官和检察官各一份。“文件集”系由批评《凡尔赛和约》的各色文章和报纸报导拼凑而成。塞德尔和检察官就这种材料是否可以引入法庭而争执不下，最后劳伦斯不得不出面干预。无论被告方可能发现“条约”何其不公正，劳伦斯爵士问，塞德尔是说这可以证明纳粹党发动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怖是正确的吗？ 随后，塞德尔企图引入最近发现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秘密文本。根据该文本，两国瓜分波兰，并允许苏联攫取波罗的海诸国。塞德尔意在表明，苏联人参加对鲁道夫·赫斯或其他德国人的审判是不合适的。塞德尔最终没法使法庭接受该条约，但受到冷落，既无人支持，亦无人反驳。两位证人被传入房，以证明赫斯一度领导下的两个海外机构并未从事情报活动。赫斯的辩护律师表现平平，就此结束辩护。由于被告本人不曾出庭，无法对他进行盘问。 敏锐的律师们意识到，赫斯不出庭乃是一种公然的消极抵抗，有如狐狸般的疯狂。或许，这个身穿给巴巴的花呢衣服的出现在被告席的怪人在战争中袖手旁观未举屠刀，然而却构成了纳粹史上的一章，他种下了争夺生存空间的侵略种子。由于赫斯在颁布纽伦堡种族法中的角色，他是点燃日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导火线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沉默却使他免于遭受戈林在犹太人问题或任何其他罪行上所受的盘法之苦。 自从凯利少校走后，吉尔伯特上尉便总有点惶惶不安之感，尤其是凯利没有留下能同地联系的地址。到3月中旬，他接到凯利的一封来信，吉尔伯特心中的忧悒也未见缓解。凯利说，很显然，审判还得拖延时日，比他们当初预料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他可能要自己动手写一部关于纽伦堡的著作——另外，当然啦，还有他们的合作项目，这是吉尔伯特所感兴趣的。对了，在进行过程中，请吉尔伯特把审判记录副本转给他一份好吗？吉尔伯特陡然觉得心里一沉，他自己还在外面追赶歹徒，而他的伙伴却急于要邀功请赏！ 凯利的来信还加强了吉尔伯特心中的愧疚感。眼下看来，审判的结束还遥遥无期。他的爱妻马蒂尔达眼巴巴地看着朋友们的夫君从战场上归来，过正常生活，而她依旧形孤影单，靠吉尔伯特那点微薄的上尉薪水养家糊口。近来，这座了无生气、破败凋敝的城市对他压力甚大，吉尔伯特越来越想离开这里，偕娇妻爱儿回到加利福尼亚明媚的阳光中去。但是反对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正如他在给凯利的信中所直言不讳地说的，“我想亲眼看着把他们送上绞架”；一种平素人们从未听说过的看法，在纽伦堡，却由一个看上去颇为含蓄不露的专业人士大声说了出来。 吉尔伯特告诉凯利说，他也可能要动手写一本书：纽伦堡日记。他很抱歉，但当局对审判记录严加管理，只允许他有一个副本，因此不能满足凯利的要求。他在信的结尾说，他很高兴凯利还在研究他们手中的材料。 眼下他还不能离开纽伦堡。有这样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他是不能走的，就说眼下这个例子吧。他要出一趟远门，去看望戈林的妻子。凯利身在美国，他能与之交谈的人，无法与这样的原始材料相提并论。 埃米·索恩曼·戈林是帝国大元帅的第二个妻子。她胸脯高挺，热心肠，为人慷慨大方，从未设法摆脱戈林第一个妻子的阴影。戈林的第一桩婚姻简直就是一个为丑闻和悲剧所玷污的神仙故事。一次大战结束后戈林求职维艰，曾一度在瑞典当出租飞机的驾驶员。有一次，他的飞机降落在一个瑞典贵族的公馆门前，在那儿结识了一个殷实富有而又颇有几分姿色的伯爵夫人卡琳·冯·坎措。卡琳已是有夫之妇，膝下养着一个八岁的儿子，但爱情的力量战胜了淑女之德。她跟戈林私奔到慕尼黑，给瑞典上流社会丢尽了脸。在那里，时年三十岁的戈林试图恢复其学者生活，未获成功。好在卡琳的夫君认为他的妻子不过是一时情迷心窍，供养妻子和她的情人，两人才免受离别之苦。可是持身严谨的希特勒不同意这种非婚同居，要他的门徒娶妻成婚。1923年，卡琳刚办完离婚手续，戈林就遵旨结婚。 那年11月9日，阴冷袭人，狂风大作。希特勒指挥二千纳粹分子，旗旗招展，进军慕尼黑，意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在前排，希特勒身边，赫尔曼·戈林昂首挺胸阔步前进，在冲锋队员之歌的进行曲中，他声如洪钟。队伍挺进到市中心时，遭到警察开枪射击。一颗从人行道跳飞而来的子弹击中戈林的腹股沟，戈林当即倒在地上。这时，冲锋队员把戈林送到犹太人家里，两姊妹给他止住了血，救了戈林一命。 戈林稍能活动，卡琳便鼓励他夫奥地利，那儿德国当局鞭长莫及。在一家医院里，戈林的伤口化脓，疼痛难耐，满口胡话，一天注射两次吗啡，不久便上了痛。他和卡琳漫游整个意大利，然后回到瑞典，靠她的钱袋过日子。他变得脾气暴躁，好不容易被人死死拦住才免于跳楼自尽。他在戒毒所戒毒失败后，卡琳被迫把他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戈林给关进单人房后，狂思不已，尖声叫道：“我没病！全是犹太人的阴谋！"赫尔曼·戈林跌到了最低点。 戈林终于戒掉了毒瘤，1926年偕卡琳回到德国开始新生活。他恳求希特勒把他列入下届国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希特勒觉得这个走投无路的赅军之将尚可救药，乃欣然同意。1928年6月，戈林赢得了纳粹党在国会的二十个席位之一。诡计多端的戈林抓住机会，向纳粹党伸手要交通部长之职。不久，他因控制政府合同使之引向得宠的飞机制造商而大受其赔。他还以“顾问”的身分上了韩克尔和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的薪水班。德航给他配备了办公室和秘书。一个钢铁巨头为他在柏林惹人注目的巴登大街上的新居进行家华装修。美丽迷人而颇得贵族风范的卡琳成了柏林上流社会的一朵交际花。 1931年10月，戈林的小天地再次崩塌了。卡琳一直患有心脏病，辞世而去，戈林泪流满面地向她侄女倾诉说，所有他一切的自夸自耀、拼搏奋斗、众所周知的权迷心窍，都只为一桩——他决心让卡琳过上她为他所抛弃的一样的幸福生活。 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埃米·索恩曼抚慰着脆弱不堪的戈林。埃米长得俊丽，性情温和，一个与她的演员丈夫分手的三十七岁的金发碧眼的女演员。她天真单纯，乐天知足，不闻政界之事，显然不是那种醋劲十足的女人。戈林赠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便是他亡妻的玉照。就这么鬼混近四年之后，1935年戈林与埃米正式结为伉俪。与此同时，戈林成为仅屈居希特勒之下的德国第二号人物。他的日子过得跟一个亚利安皇族似的。他在柏林城东北俯瞰城区的一个悬崖上修筑了一座辉煌如宫殿的邸宅——他的第五座私邸，包括两座城堡。他动用政府公款修筑这座邸宅，名之日“卡琳居”。他还以亡妻之名命名他的两艘游艇。埃米没有表示反对。 埃米在演艺界有许多犹太人朋友。30年代反犹法令开始毁掉他们的生活时，她要求丈夫出面干预。这种特殊请求使戈林与其政权关系很难堪。不过，他也偶尔帮忙的，收受贿赂充实私囊，如把某个犹太人从集中营中弄出来，或者搞一份护照。他确实办了一桩体面大方的事：把啤酒馆暴动失败后救他一命的两个犹太姊妹连同她们的钱送出德国。当卡尔·博登沙茨将军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戈林辩护作证时，斯塔马尔明确要求把博登沙获提供的这一事实记录在案。 1937年，戈林遭受了一次剧烈牙疼之苦。希特勒让他去找自己的私人牙医诊治，服用一种吗啡衍生物的新药。戈林每天吞服六小片才能止痛。牙疼倒是止住了，可戈林离不开这种药了。没几个月，剂量增加到每天三十小片。 1938年，埃米为戈林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取名埃达。这事儿涉及他的浮华虚荣。由于生活安逸闲适，戈林发福得厉害，惹得有人总在背后嘲笑他床上功夫不行。纳粹党内的同僚笑话说戈林的一个副官是孩子的父亲，埃达意味着“一切归功于副官”（Es danktder Adutant）。施特赖歇尔为这些传闻添油加醋，诉诸公众，在《冲锋队员社发表声明，称戈林的女儿不是他的种。戈林最好的辩护就是他的女儿。埃达这小丫头片子有可资辩护的本钱：她长得活脱脱的一个赫尔曼·戈林嘛！ 战争结束以来，埃米·戈林的命运就像是上了滑行铁道。她丈夫刚蹲进纽伦堡监狱那阵子，比尔·杰克逊跟踪她到她的宅邸之一，在巴伐利亚罗森海姆附近的一所山林小屋。那时，比尔·杰克逊正在搜寻文献证据。一位身材高大的日耳曼中年妇女应门，神态亲切而谨慎。比尔通知埃米，他奉命搜查这所房子。她没有表示反对。比尔没有发现有用的文件，却在地窖里发现了一些香槟酒瓶和几箱法国白兰地及苏格兰威士忌。在阁楼里，他还发现装满了哈瓦那雪茄的可保持恒定湿度的雪茄烟盒，还有在开战以前美国人就已见不到的绿皮包装的“幸运”牌香烟。他打开一只皮箱，感到就像海盗找到已埋藏多年的金银财宝。皮箱里塞满了丝绸、皮货、珠宝和几盒金币。比尔没有动这些东西，向戈林太太道别后就走了。 几个星期后，埃米·戈林被捕，关进施特劳宾监狱。可怜的小埃达被送进孤儿院。埃米坐了五个月的牢，直到1946年2月才出狱。那时，盟国占领当局担心她的悲惨遭际会引起人们对戈林的同情，这才释放了她。不过，埃米已不能回到她的任何一处豪华住宅中去，便带着埃达和一个侄女住在诺伊豪斯附近萨克迪林森林里的一所小木屋里。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暖气。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正是旅行到这里来见她的。 3月23日，他以一种同情弱女孤儿的姿态莅临，给做妈妈的准备了香烟，给孩子带来了糖果。他们坐在原始的灶房里，而埃米却尽力表现出盛情谦和的女主人风范，让侄女为客人献茶。当埃达兴高采烈地拿着她的糖果蹦蹦跳跳自个儿去玩时，埃米道：“你能想象得出那个疯子下令开枪打死这孩子吗？”她这是指希特勒。吉尔伯特正需要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到他离开萨克迪林时，他希望拥有能突破戈林的感情防线并使戈林认罪且抛弃希特勒的武器。埃米痛苦地谈到戈林离开柏林的元首地下堡垒后的日子，他和家人惴惴不安地等着被处死，因为赫尔曼对元首“不忠”。她说，戈林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诅咒希特勒，以致她担心卫兵会当场开枪击毙他。 吉尔伯特说，如今世界上无人不知希特勒是怪物一个，可是她丈夫依旧执著于过去的往事中。对此，他感到惊愕。“我能想象出的唯一理由，”吉尔伯特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气一气审判他的外国法庭。” 人们必须理解赫尔曼的荣誉感，埃米说。如今，德国到处都是伪君子，说他们从未支持过希特勒，加入纳粹党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真令人恶心！”埃米说，“赫尔曼想向世人表明，至少，他不是缩头乌龟、懦夫鼠辈。”可是，她丈夫如此愚忠，不是把自己置于可怕的境地吗？他这样做难道不是让人觉得他竟有了希特勒的屠杀政策吗？她掏出一块边角已磨损的手帕，拭去脸上的泪水。““他在忠诚问题上是十分狂热的，”她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人各持己见。难道要忠于一个要谋杀我孩子的人？” “希特勒肯定是疯了。”埃米接着说。赫尔曼也如是向她承认过的。他说，要是希特勒在1938年的车祸中丧生，情况就要好多了。那样的话，希特勒会死得伟大的。 星期天晚上吉尔伯特回到纽伦堡时，怀里揣着埃米的信和埃达的明信片，径直来到戈林的牢房。戈林伸手把信和明信片抢了过去。他嘲笑了一会儿上周赫斯虚幻的辩护。这时，吉尔伯特提到他最近的探访。他说，埃米很难过，因为戈林顽固地效忠一个“最终下令逮捕和枪毙你、连小埃达也不放过”的人。戈林耸耸肩。他不相信希特勒曾下令处死他，说这是那个卑鄙小人鲍曼搞的鬼。吉尔伯特继续攻心，说他妻子渴望与他见面，哪怕只有几分钟。她想说服他放弃他误入歧途的忠诚观。“我妻子在许多事情上对我影响很大，”戈林说，“但是在我的基本准则上，我自岿然不动。”他宣称，这是男人的事情，“她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 疲倦不堪的吉尔伯特起身告辞。一个漫长的周末啊！他向戈林道一声晚安，前往监狱办公室，写道：“戈林的中世纪般的自傲自负的价值观落魄为对女人的骑士’态度，从而在某种屈尊就驾的保护性溺爱的外表下掩盖其自我陶醉的目的，并绝不允许任何女性似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来干预这种目的。” 尽管如此，吉尔伯特的造访还是使戈林感到不安。心理学家那一席话迫使他考虑自己曾采取的那种姿态。但是，替代挑衅的办法是斯佩尔或弗兰克之流在他人肚皮底下爬过式的悔恨，但对戈林则绝不是这样。他心烦意乱地坐在床沿上，愤怒地瞪着那个始终出现那张面孔的窗洞。安德勒斯上校最近增加了一项安全措施：夜间把所有的椅子搬出单人牢房。一等兵文森特·特雷纳侧身靠在悬在窗洞外边的那扇小板门上。戈林走到门前，命令道：“把椅子给我搬来！”看守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从墙上操起警棒敲戈林的手，要戈林坐下。戈林开始咒骂，并高声叫道：“我有权利！”看守猛然推开门冲了进来，再次命令戈林坐下。戈林继续破口大骂。特雷纳用警棍敲打戈林的肩膀，随后又敲打他举起来的双手。在通道另一边的弗里奇大声呼救。值班军官跑了过来，把特雷纳带出牢房。发生了什么事儿？值班军官想要知道。戈林声称，他要椅子时，特雷纳非但不给他，而且自己坐在椅子上奚落他。弗里奇从走道的另一边大声说，戈林所说的都是真话。 那个军官茫然不解地望着戈林。“你了解我的，中尉。”戈林用一种温柔而真诚的口吻对他说。“你肯定了解他！”特雷纳插了一句，“他是个纳粹刽子手，我不过是个美国大兵。”这场闹剧即时报告了安德勒斯上校。安德勒斯在进行调查后裁决，他的看守“做得十分得当”。 惹恼看守他的人并不是赫尔曼·戈林敢于玩的一招。他不需要敌人，而是泰克斯·惠利斯那样的朋友。他已送给惠利斯一个漂亮的金表。没过几天，他设法从行李房中他的行李里弄到一只金制香烟盒送给少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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