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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吉尔伯特上尉来说，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是最可恶的被告之一。卡尔登勃鲁纳的罪行是直接的，而且是个人性质的。其中之一，便是他直接控制着大规模屠杀的手段。他身为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的头目，在希姆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掌管纳粹安全局（SD）和盖世太保，这些机构把人打发到集中营。如今，人们知道阿道夫·艾克曼是种族灭绝的策划者，他就是卡尔登勃鲁纳的朋友。艾克曼竟然设法溜出盟军的天罗地网。吉尔伯特在探监时，尽力维护其职业形象，给囚徒一点香烟或糖果之类的小礼物，甚至表现出恻隐之心。但是有卡尔登勃鲁纳在场，有如同杀害人家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凶手坐在一起。再者，吉尔伯特对法庭负有监督每个被告心理状态的责任。在他的安排下，他还可以吩咐在他的书中把卡尔登勃鲁纳作为大规模屠杀政策的执行人进行解析。因此，4月11日，星期四清晨，即在卡尔登勃鲁纳答辩那一天，吉尔伯特在第二十六号牢房转了一下。 犯人看上去情绪还不错，只是说话略微口吃，这是他中风落下的后遗症。卡尔登勃鲁纳说出了吉尔伯特以前从他那里听说的同一推理。他跟集中营的关系仅存在于组织的记录卡上。其他人在希姆莱领导下掌管集中营。他本人一头扎在情报事务里，从未签署过处死任何人的命令，也从未见过死亡营，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存在。 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库尔特·考夫曼，四十四岁，瘦高个儿，眼神狂热而厉害。他的当事人刚对法庭宣过誓，他就往前插话，道：“你知道，你受到极其严重的指控，检方把你的名字与盖世太保的恐怖和集中营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现在我问你，你对被控诸罪状负有责任吗？" 检察官席的律师不无赞赏地旁观着。似乎没有几个德国人把握住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辩论原则，即双方律师的斗智。看来考夫曼抓住了答辩的基本原则：根据你自己的条件，直接讯问时摆脱掉最不利之处，从而抢先讲盘问者要讲的事。卡尔登勃鲁纳回答，从技术上说，他对自己管辖内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我知道，全世界都把恨水往我头上浇。”他接着说，到如今，希姆莱、盖世太保头自海因里希·穆勒以及掌管集中营的奥斯瓦尔德·波尔都已经死了。但是他的责任是纯技术性的。这些人是真正的恶魔。考夫曼询问了他的当事人签署将人们关进集中营或判处死刑的数以千计的命令一事。卡尔登勃鲁纳回答说：“在我整个一生中，从未见过或者在任何一份保护性监禁命令上签字。”考夫曼所指的签名都是摹写的或打字机打出来的。“你总会将承认你的这一陈述不大可靠，这是一件怪事。”考夫曼说道。 考夫曼宣读一份文件上的记录，记录表明卡尔登勃鲁纳曾下令处死一队在后方抓获的穿制服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并要求他的当事人作出解释。“这绝对不可能！"卡尔登勃鲁纳回答。这一行为是“违反战争法的犯罪行为”。考夫曼提到此前检方某证人的证词，证人系集中营看守，他发誓说卡尔登勃鲁纳曾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观看过对在押犯人施放毒气。卡尔登勃鲁纳说：“他从未见过毒气室，也不知道在毛特豪森有毒气室，…我从未到过毛诗豪森的拘留营——即严格意义上的集中营。”在考夫曼冷酷无情的敲击下，卡尔登勃鲁纳开始以尖叫声回答问题。 考夫曼结束其直接讯问，让位于检方。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及其他检察官认识到，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对手。考夫曼并未掌握辩论原则的深奥微妙之处，而只学会了检方的辩论原则。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本人在证明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有罪方面也不可能做得更漂亮。 法庭盘问期间，一个来自坟茔的声音谴责卡尔登勃鲁纳。第三帝国中央保安局头头此前已听说毛特豪森的司令弗朗兹·泽雷斯在战争结束时的一次交火中死于非命，这使他舒了一口气。但是，约翰·哈伦·阿门提供了一份泽雷斯临终前的招供书，涉及卡尔登勃鲁纳想把毛持家森幸存的囚犯关过封死的坑道和用其他残暴手段将其窒息而死的计划。 此前的作证还判明，卡尔登勃鲁纳据说曾在毛持家森目睹以枪毙、绞刑和毒气处死因犯的实证，检方就此质问了卡尔登勃鲁纳。 当盘问结束和卡尔登勃鲁纳回到被告席时，他碰见吉尔伯特，对他说：“我看见你们的人忍俊不住捧腹大笑。请向他们转告我的祝贺，祝贺他们替我找了这么个蠢驴律师。” 冈瑟·萨德尔在沃森将军的反情报部门供职。他坐在旁听楼座里看着卡尔登勃鲁纳的罪行给揭露出来。这些人毁了萨德尔一家，拆散了他的犹太父亲和非犹太人母亲，逼得他和父亲七年前逃到美国。当他到达纽伦堡时，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在世上。 沃森一听说这个情况，便要萨德尔自己打破常规，驾着吉普车到柏林找他母亲去。萨德尔发现柏林遭到的毁坏不亚于纽伦堡，只不过柏林的情况更使他痛心。柏林曾是他的家呀。他找到了那座公寓楼——弹痕密布却还屹立在那儿，他就是在那儿长大的。他爬上第三层楼，那块刻着“萨德尔”字的金属铭牌已失去往日的光泽，但还钉在门上。他母亲听到门铃声便打开了门。 沃森刚知道这一消息，便做了一件能激发萨德尔为他上刀山下火海的事情。这位将军下令接萨德尔的母亲来纽伦堡“作证”，使她享有政府提供的交通便利的便利。 在卡尔登勃鲁纳出庭作证期间，萨德尔被将军从旁听楼座里召去，为将军承担一项新指派的任务。这项任务不比年轻的一等兵已经从事的十多项任务新奇——如建立社会通行制度，追查越狱谣言，为美国记者弄一只纯种狗，让一个德国人作为“重要证人”溜进安德勒斯的监狱为沃森做密探，等等。将军告诉萨德尔说，他的最新任务涉及到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女儿。有谣言说，眼下正采访有关审判报导的埃丽卡·曼是个女同性恋者，与一个法国女人同居。沃森说，他对那个女人的爱情生活根本不予理会，但是她联系广泛，而他又负责安全工作。沃森怀疑另一名记者在她公寓里下流地偷看裸体女人。萨德尔要去阻止这件事。 海军少校惠特尼·哈里斯几乎不相信自己会时来运转。他听说英国人关押着鲁道夫·弗伦兹·菲迪南德·霍斯，此人的名字与被告席上有时患有健忘症的鲁道夫·赫斯相近。哈里斯设法将霍斯转移到纽伦堡，在那里对他审讯了三天。即使以纽伦堡的标准来看，霍斯所披露出来的东西也是数量大得惊人。可是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哈里斯感到纳闷。这桩起诉案已经了结。随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尔登勃鲁纳提出申请，要求霍斯出庭为他辩护。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一个谜，莫非他希望通过比他还要罪恶昭彰的某人与他相比，以减轻其罪行？鲁道夫·霍斯是负责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最后，正如第四特别行动队队长奥托·奥伦道夫那桩案子一样，惠特尼·哈里斯被剥夺了他的事业所带来的一切恩酬。如果说要对霍斯进行盘问，那么约翰·哈伦·阿门会担任此职的。哈里斯猜想，那些大律师事务所就是这么运转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辛勤耕耘，那些资深的伙伴则走过来摘取果实。 鲁道夫·霍斯一家虔信天主教，曾打算让他做神父的。在年幼的霍斯心目中，他的父亲严肃冷峻，难以接近，像神似的人物。老霍斯使儿子觉得，儿子的每一条罪状都伤害了他本人。霍斯学会了保护自己，办法是逐步放弃与别人发生牵连，因为这样可能免遭父亲的责难。不过，他没有当神父。相反，希特勒统治之初，1934年在达豪开办集中营时，他就成了专职的集中营管理员。 当霍斯出庭作证时，惠特尼·哈里斯从侧道观察．仍然被这个文职的小人物的平庸所打动。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库尔特·考夫曼精霍斯谈谈自己的历史。雷斯开始说，1941年夏，他出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这个新集中营是在波兰农地上新建的。他把集中营扩大到可容纳十万个犯人，他本期待使用这些人干农活。他解释说：“我必须去柏林找希姆莱。他在柏林告知我以下情况：元首已下令最后解决（Endlosung）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军必须执行这一任务。”选中奥斯维辛，乃是由于那里交通便利，又地处偏僻，易于保密。霍斯还未完全弄明白他应当做什么。此后不久，党卫军阿道夫·艾克曼前来详细解释霍斯的新职责。艾克曼告诉他，去参观一下华沙附近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他就会有较好的了解。 在霍斯叙述的过程中，只有一点可能对传他人庭的被告有价值。库尔特·考夫曼得到证实，在霍斯掌管奥斯维辛期间，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从未去过。对检方来说，为获准直接参加讯问霍斯所付出的代价是低廉的。 约翰·哈伦·阿门取代考夫曼出庭质问，并大声宣读惠特尼·哈里斯从霍斯那里弄到的叙述他的特雷布林卡之行的口供。霍斯在口供中解释说，他对特雷布林卡的行动印象不深。那里的指挥官用一氧化气体花了六个月时间才消灭八万人。霍斯另有高招。他在奥斯维辛的一名看守不小心喝了一丁点儿洗衣房用的齐克隆B，这是一种化学消毒剂，结果当场魂归西天。霍斯和他的部门推断，要是用一点点就毒死了虱子，足够多的应能杀死人。他用齐克隆B对锁在屋子里的苏联战俘做实验，果然有效。这种东西从房间天花板上的一个孔里落下，立即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在三到十五分钟内毒死被害者。 霍斯的奥斯维辛胜过特雷布林卡十倍。他修建的毒气室可同时容纳二千名囚犯，而特雷布林卡的只装得下二百人。他的两座大型火葬场，配备有四台烘焦炭的两用炉灶。霍斯证实，有了这些设备，“有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处理掉一万人”。但是只有一次达到这一高峰，那是1944年的事，“当时火车延误造成五辆运输车都在一天到达”。 霍斯还克服了在特雷布林卡发现的其他不足。在那里，犯人知道他们正面临的遭遇，这就造成管理方面的问题。霍斯在奥斯维辛搞出了一套较为松弛的制度。货车停在铁路末站，乘客在这里被卸下车。火车机组人员和卫兵把人体货物一运出，就被打发走。由做过保密宣誓的集中营工作人员代替他们；任何泄露奥斯维辛情况的都将被处以死刑。新到犯人在党卫军医生面前列队而过，以判断他们是否宜于工作。那些身强力壮、占装运量的平均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被送往集中营，发给黑白条相间的囚服。而不宜工作的，包括上了年岁的、身患疾病的和“年幼之人”——用霍斯的话来说，则直接送到毒气室。他们奉令脱掉衣服，而且被告知不要忘记各自的衣服放在何处，说是让他们送去淋浴。毒气室也确实配有蓬蓬头、管道和排水设备。这一诡计通常是管用的。霍斯有诗为证： 四二年春天，许多花朵样的太行走在 古老农庄，开满花儿的果树下， 茫然无知，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这些创新使霍斯在奥斯维辛任职期间能够处理掉大约二百五十万人。 宣读完口供后，阿门问霍斯一天杀害二千人得用多少人手。霍斯解释说，他手下大约有三千人。他还明确表示，他绝不能容忍无端的残暴行为。他的部下在那里是消灭人，而不是折磨人。看守的任何不轨行为，都将受到禁闭、调职的处罚，情节恶劣的则处以鞭鞑。然而，我们不强迫任何看守去杀人。如果他们表示异议，就干脆分配他们别的任务。 这天的审判结束后，吉尔伯特上尉到位于监狱第二层的霍斯的牢房探监。那家伙跳了起来，不过那张面孔还保持着人们在审判室里见到的那种厌倦表情。“我想你大概想知道我的想法和习惯是否还正常。”霍斯道。“你觉得怎样？”吉尔伯特问。霍斯回答：“我完全正常。”“甚至在做灭绝人的工作时，我还过着完全正常的家庭生活。”吉尔伯特请他继续说下去。霍斯的确承认有一个特别之处：“我总是在独自一人时感到最幸福……我总是自命不凡，甚至年轻时也没有亲密的朋友。我从未有过朋友。”他说，他看得见别人过得快乐，但他从未与他们共享其乐。战后他亡命天涯，藏在一个农场里，唯一与他作伴的便是一群马儿，那是他战后最快活的时光。“不，”他接着说，“我从不需要交任何朋友。我同我的父母和妹妹从未真正亲近过。” 吉尔伯特问霍斯：地杀害的犹太人就罪该处死吗？霍斯解释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听说过别的东西，他的整个政治生活和所受的教育都告诉他：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他也从未考虑到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因为他从未听说过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便如此，也没关系，他是一名党卫队员嘛。“我们都受到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的训练，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违背命令……我从不在对还是错上费心思，似乎这样做就是一种必需。” 对吉尔伯特来说，这一切总算落到了实处。不解之谜“为什么”有了答案。他坐在法院他那间半明半暗的办公室里，两眼盯着贴在墙上的值班表和上校制定的管理条例。吉尔伯特了解德国史，故足以告诉他，反犹或崇尚服从并非希特勒的发明创造。十九世纪初，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就已在柏林大学的讲台上宣扬过拉丁人和犹太人颓废堕落。之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同样的教授身分，赞美国家，对追求个人幸福大加嘲弄。黑格尔教诲说，所谓“幸福”时期乃是历史上的恶臭之渊。战争和英雄，摆脱了常规的道德考虑，犹如一股凛冽的清爽之风，把国家推向伟大之巅。另一位早期的思想家海恩里希·冯·特赖奇克教导德国青年：“只要服从，你心里怎么想都无关紧要。”希特勒不过把他的种子播在肥沃的土壤里而已。 今天，在六OO号房间，吉尔伯特看到所有这些交融汇合到一个无名小卒身上。在达豪与被判罪的党卫军囚徒交谈过程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制度化的屠杀需要一种将服从置于思考之上的文化。霍斯说过：“任何人从未想过要违背命令。”早些时候奥托·奥伦道夫在作证时，冷静地解释他的第四特别行动队是如何枪杀九万人的，这第二个“不解之谜’悄然有了答案：如果你被说服，要你杀的不是人而是低于人的有害动物，那你会遵命行事的。放映给德国部队看的电影《永远的犹太佬》，把犹太人描绘成寄生于德国并侵害德国的耗子。霍斯对吉尔伯特说：“我们认为保护德国免遭犹太人之害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盲目顺从和种族仇恨这两股力量虽足以说明装配线上作业的刽子手，却不能解析实现最后解决的设计者和工程师，像奥伦道夫和雷斯这样受过教育甚至精明老练的人的行为。后者向吉尔伯特提供了最后一个“不解之谜”的答案：这个家伙“从来没有朋友”，宁愿以马为伴而不以人为友。想到这里，吉尔伯特写道：鲁道夫·霍斯“乍看很正常，但缺少一种正常人所必需的东西，即心理学上的神入，我们人类同胞相通的感受能力”。霍斯把奥斯维辛的数百万人说成不是人，而是“我面前闪过的阴影”。不假思索的盲目服从、种族主义和切断人类的血缘联系，这一切糅到一块儿，你就能造就出奥斯维辛的指挥官。 吉尔伯特为“不解之谜”找到了他满意的答案，却反而使他意气消沉。任何社会都有权迷心窍的人物，狂热分子无处不在。每天都有毫无正常人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大街小巷上走着。患有潜在的精神病的人更是随处可见。在纳粹德国，区别仅在于，这些人不是在社会的边缘发挥作用，他们主宰着社会。 安德勒斯上校仔细看着请柬，心里有一种混合着惊讶、好奇和谨慎的感觉，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快乐。记者团邀请他去施坦因的费伯一卡斯托尔城堡参加为他举行的生日晚会。几个月来，上校与新闻界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改善。这一帮记者对他的部下连骗带哄地挖消息，弄得他与法庭关系不睦。不久前，《星条旗报》刊登了一篇类似采访戈林的报导，为这事儿，安德勒斯让劳伦斯法官训斥了一番。实际上，一个有事业心的记者设法使奥托·斯塔马尔塞给他的当事人一连串问题。 对安德勒斯来说。最难缠的莫过于要满足记者的要求了。记者们对安德勒斯则有一种失意感。什么牢房啦，看守啦，监狱的围墙啦，安德勒斯横亘在他们和他们最需要的报导之间——直接采访被告。安德勒斯认为，他们的邀请可能是说服软化工作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本人公众形象很不错。多数报导把他描绘成美国道地的牛仔，他能毁掉最顽固的纳粹分子，能对付纽伦堡最无赖的囚犯。他决定接受邀请。日子定在4月15日，即鲁道夫·霍斯结束作证后的第二天。 上校发现记者酒吧里挤满了他在审判室里所熟识的面孔。很景仰他的鲍里斯·波列伏依上前对上校投以热情的拥抱以示欢迎。一个来自芝加哥的记者跟安德勒斯开玩笑说，有人写文章说他同囚徒打交道时使用亵渎的言语。他说，安德勒斯有一套他和他的囚徒都同意的诅咒之论，强调诅咒在两种场合都适用：“一是当你不能说服人们相信你，除非你发狂了；一是当你同像你这样的老于世故的一小群人打交道时，他们会发现狗娘养的’用得恰到好处，很逗乐的。”大家哄堂大笑，上校也面露笑颜。他这个头开得好。 大家转而谈到霍斯的证词。一个英国记者问，在地面上用毒气毒死人或从空中炸死他们，这在道义上有何区别。抬头看着汉堡和德勒斯登的熊熊烈火吧。大约有六十万名德国人在空袭中丧生，是英国的二十倍多。英国夷平城市战略的创始人阿瑟·“轰炸机”·哈里斯手上沾的鲜血跟鲁道夫·霍斯这样的人的鲜血一样多。英国人还说，美国人最好也不要当手上沾着鲜血的品格高尚的人，看看广岛和长崎吧。 安德勒斯说，他只是一名军人，无意陷入伦理上的困惑。一名美国记者作了答复。他说，战争结束以来，他没有看到盟军把炸弹扔到德国人头上。但是有难相信，要是德国打赢了这场战争，对犹太人的屠杀会停止下来吗？六万盟军飞行员为连续猛攻德国使之投降而丧生。 记者们几乎离开了监狱区，向上校打听每个被告的乖僻之处。安德勒斯避免发表个人意见，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他的安全措施如何严密。到晚会结束时，他觉得他们的命运并不坏。他在生日晚会上玩得满快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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