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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上午，被告们纷纷离开牢房，出庭听检察官的辩论总结。他们知道自己前途黯然。他们刚刚得知卡尔·赫尔曼·弗兰克的命运，在布拉格，杰克逊法官亲眼目睹了对他的审判。这个把利迪泽夷为平地并屠杀其平民的弗兰克，被送上了绞刑架。七十七名被控在马尔梅迪杀害美军战俘的党卫军中，四十三人被判处死刑。 罗伯特·杰克逊利用驱车前往审判室的时间，对讲演词作最后的润色。与他同车的有他的贴身保镖莫里兹·富克斯中土。最近，年轻的富克斯向杰克逊吐透了自己对审判后的希望。战前，那位中士在珀杜读工程。但是日复一日在六0号房间听到揭露出来的一切之后，并且在遇到德国天主教圣徒特里萨·纽曼之后，富克斯发现花费在制图桌上的生活前景是没有吸引力的。他对杰克逊说，他打算从事神职。杰克逊觉得这个年轻军人的决定令人感动，是对道义觉醒的确认，即他所希望的这个审判将促进这一觉醒大大超越六OO号房间。 汽车减速，停了下来。当他们一行步入审判大楼时，艾尔丝最后一次检查杰克逊的容颜仪表。 这位美国检察官同他的儿子比尔进行简短商议，比尔手捧一雄有关文件立在他身后。当劳伦斯爵士宣布开庭时，罗伯特·杰克逊将第一个发言。在这一重要场合，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代替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将接替杰克逊，随后是奥古斯特·尚普捷，代表法国发言；最后是罗曼·鲁登科，代表苏联发言。旁听席和新闻记者区再度挤满了人。杰克逊开始说，有追溯效力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样做未必是为说服法庭，而是要满足世界舆论的要求。自然，他注意到，被告们“厌恶那项谴责他们的法律不是原件”。官话一句：盗贼不恋绞索之温’。”杰克逊把他的起诉的赌注押在阴谋说上，宣称阴谋家们的书面文字和口头话语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手指沙赫特，沙赫特以他一贯的姿势坐着，双腿交叉，两臂抱胸，扭头望着他处，那样子似乎他受到很大愚弄似的。德国工业家没有被送上法庭受审，杰克逊对此仍耿耿于怀，但有一个沙赫特顶着。“纳粹党攫取政权二十天后，沙赫特宴请希特勒、戈林和大约二十名富商巨贾。”杰克逊指出。他把这位金融家描绘成“一群贼民中的贵族……他不能在社交场合与纳粹分子混在一起，但从来不能在政治上与他们相分离……沙赫特总是为在一个他现在故意鄙视的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斗争”。 唯有戈林遭到更为强烈的抨击。傲慢而刚愎自用的帝国元帅在杰克逊提到他的次数超过四十次时就没有再数下去。杰克逊依次指控其他被告：“狂热的赫斯”，“凯特尔，驯服的工具”，“邓尼茨，失败的继承人”。他指控呆头呆脑的哲学家为“纳粹暴行的清单”平添了“几许烦恼”。 阿尔贝特·斯佩尔泰然自若地倾听着。一个月前杰克逊盘问他时很细心周到，甚至很温和。讲演至此，检察官还没有把他列入恶棍名单。突然，杰克逊援引斯佩尔的话语。他说，正如斯佩尔本人作证时所言，“1945年1月以后双方做出的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斯佩尔说得很清楚，那个对这些流血丧命的人负责的怪物便是阿道夫·希特勒。不错，杰克逊是引用了斯佩尔的话，但不是攻击他。他可以抱宣判无罪的一线希望吗？ 艾尔丝从莎翁全集里找到了鲍勃需要的段落。因此，当讲演快要结束时，她专心聆听着。“现在，这些被告要求本庭宣布，他们并未犯有策划、执行或同谋罪，犯下上述一长串罪行和恶行，”结语开始了，“他们面对本庭的审判记录，正如溅满鲜血的格洛斯特站在被害国王的尸首边。他乞求寡妇，正如被告乞求本庭一样：说我没有杀死他们。’王后答曰：那就说他们还活着，可是他们已经断气了呵……’假如你要说这些人是无辜的，那就等于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大屠杀，没有滔天罪行！” 全场静寂无声。杰克逊收好讲演稿，起身回到检察官席。尼夫和伯基特法官相互点头。杰克逊可能在唇枪舌剑的口舌之战中略逊一筹，但在寻找能吸引大法官注意的措辞上，他们刚刚目睹了大师之作。 在“老人”餐厅，弗兰兹·冯·巴本向吉尔伯特抱怨说，杰克逊忽视了他们的辩护词。这位城府极深的老外交官抱怨道：“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坐等了八个月？检察官还是坚持称我们是撒谎者和谋杀犯。”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朝吉尔伯特走来。他想让这位心理学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约德尔和罗森堡无意中听到施特赖歇尔的一席话，不禁笑出声来。 施特赖歇尔的短短讲演无疑是对这个粗俗的反犹斗士一生的莫穴嘲弄。每当法兰克尼的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 汉斯·弗兰克的律师从杰克逊的辩论总结中搜集到一些他的午餐同伴们都没有注意的东西。他指出，不管检察官的谴责如何冷峻无情，他未曾要求判处死刑。 下午开庭时，劳伦斯法官拜访了显贵的工党成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肖克罗斯爵士在娓娓动听的辩论总结上接近杰克逊，他不仅要求判被告有罪，而且还要求统统处以死刑。法国和俄国检察官在结束发言时也要求处以死刑。 现在只剩下纳粹组织的答辩和被告简短的最后陈述了。约翰·哈伦·阿门上校领导下的审讯组在完成任务后已经解散。罗伯特·杰克逊感到相当愉快，在他返回美国以便提醒最高法院注意他仍是其中一员时，他把起诉工作移交给托马斯·多德领导。审判大楼里，争辩的气氛开始让位于评判的气氛。 埃米·戈林曾写信给劳伦斯爵士，请求获准探视丈夫。劳伦斯附上一纸短笺转交伯顿·安德勒斯，他写道：“本庭无异议。”埃米的请求事关监狱的安全，故此事完全取决于上校。她的请求看来不过是人道主义的呐喊，干吗不要她来呢？可是出了事，又该怎样呢？比如说，尽管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她设法带给戈林一份越狱计划，或偷偷塞给他隐藏起来的武器，或者毒药？要是他弄丢了法庭的捕获物，孰之过耶？当然不是那位庄严的英国法学家的过错；他伯顿·安德勒斯脑袋就得搬家。就为戈林太太的事，他已让沃森将军训斥了一顿。几天前，随军牧师格雷克少校前往戈林太太的小木屋办施救的差事，却让沃森的反情报人员钉上了梢。安德勒斯作为牧师的上司而当了替罪羔羊。甚至使安德勒斯更加迷惑不解的是，有传闻说罗伯特·肯普纳带着一大堆在美军消费部买到的奢侈品去看望埃米。这肯普纳是犹太人，当年戈林根据纽伦堡种族法革了他肯普纳的职，并将他撵出德国。肯普纳对被起诉人的老婆表示同情，是想证明什么吗？他觉得诧异。安德勒斯啥也不想证明，唯知忠于职守。他知道一旦失职，后果不堪设想。他已下定决心，拒绝埃米·戈林的请求。 上校对于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满喜欢的。随着宣判日的临近，一大批知名人士被吸引到纽伦堡。这使他精神再次振作起来。他们都想在楼座前排有个座位，并到监狱走走。毛姆勋爵是英国主要的法学家，又是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的兄弟，来到了纽伦堡。世界乐坛上大名鼎鼎的弗吉尔·汤姆森和查尔斯·芒奇也来了。此外还有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女演员丽泰·海华丝和玛琳·黛德丽。《真理报》的鲍里斯·波列伏依冲楼座里的玛琳·黛德丽卖弄风情，可他根本不认识她。而且，安德勒斯还注意到，众议员和政府官员访问纽伦堡的路线安排总是以加米施一帕膛基辛疗养地为最后一站。 法官们打破禁令，破例允许安德勒斯带几个严加挑选的记者到C区监狱参观。安德勒斯钢盔寒光闪烁，腰别短马鞭，领着记者打开监狱一道道铁门，穿过一个个岗哨，来到牢室。其中有一个二十四岁的记者，叫安迪·洛根，刚毕业加盟《纽约客》不久，设法给派到纽伦堡与她做检察官的丈夫在一起。她发现多数牢房犯人沉默寡言，戈林则断然一言不发，而斯佩尔却使记者看了迷。他举手投足之间，严然一个乐滋滋的主人，问他们都是哪家报社的，口齿伶俐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洛根还以记者的眼光打量着上校，发现此人得其所哉，访问者们经过牢房时，他不时插话谈谈安全措施，介绍每个囚徒的历史。他暂时忘却了每天折磨他的各种压力、冲突和竞争。安德勒斯上校，这位纽伦堡的看守人，崭露了头角。 7月对日，七个被控有罪的纳粹组织的答辩开始了。这些组织是：纳粹党领导集团、帝国内阁、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安全局、冲锋队和最高统帅部。正如去年12月份检察官开始提起公诉时，司法大厦收发室邮件再次泛滥成灾。法庭下令在德国各地张贴告示，说明受影响方如何申请出庭作证，得到三十一万三千人的响应。在这些人员中，有六百零三名受到指控的组织的成员被送到纽伦堡，并被甄选为可能的证人。最后，法庭从中挑出九十人进行取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同样的话或表达同样的感情：“我作为党卫队员，人们从未期待我执行不体面的任务，我从末奉命从事犯罪活动。” 弗朗西斯·比德尔法官在听取这些组织的案情时，几乎不能掩饰自己的厌烦之情。他知道检方的简单推论：个人阴谋作恶的意图；个人创建组织以达此目的；因此个人和组织均有罪。比德尔认为，这看起来很对等，却法理难道。单是认定纳粹党领导集团有罪，就往往自动地给六十万德国人打上战犯的烙印。但是像罗森堡这样的人应受的惩罚与不过是收税的大区领导应受的惩罚几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比德尔来说，起诉这些组织不过是鲍勃·杰克逊的正义感过头的产物。 这些组织的答辩平淡无奇地一直进行到8月ZO日，当时审判室突然出现了预期的欢快气氛。新闻席和旁听席再度挤满了人。赫尔曼·戈林重返证人席。 在审理党卫军的案子期间，检察官盘问了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证人，他是日耳曼祖宗遗产学会的负责人。西佛斯谈到，他曾与党卫军达成一项安排。据此，党卫军将杀害“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们，并将他们的头盖骨送交他进行科学研究。西佛斯在作证过程中暗示，戈林是帝国研究理事会主席。戈林的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使他的当事人确信，他不得不对他的同谋关系进行反驳。这样，戈林再次作证。斯塔马尔问帝国元帅，他是否曾下令对人进行医学实验？西蒙德·拉歇大夫在达豪为纳粹空军对人进行医学实验，他认识西蒙德·拉歇大夫吗？戈林是否下令暂停对囚犯进行实验？作为德国研究理事会主席，他是否下令开展对细菌战的研究？戈林一概予以否认。 这天上午帝国元帅来到被告席时，注意到杰克逊法官没有出庭——这就意味着可能是由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进行盘问。斯塔马尔放弃证人时，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确实站了起来。他把问题引向对飞行员穿的防寒服进行的实验上。“你本人是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在上次战争的空战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他这么开始。由于这种个人兴趣，戈林“不记得对集中营的囚犯进行飞行服的实验，这可能吗？’戈林说，他戴这么多帽子，数以千计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义签发的。即便杰克逊先生在辩论总结中指控他“什么事都插一手”，他也不可能了解在第三帝国进行的所有医学实验。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提出一份文件，里面包括希姆莱和戈林的副手米尔希。米尔希在一封信中，为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高空飞行问题的研究工作对希姆莱表示感谢。其中有一项试验，把一名犹太囚犯置于一个无氧的海拔二万九千英尺的模拟舱中。被试验者十三分钟后死亡。像米尔希这样高级、关系近的助手都了解进行的这些致命的试验的情况，戈林怎么可能一无所知呢？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质问道。戈林辩称，他管辖的事情被划分成“非常重要”、“重要”和“一般”三个级别。由空军医学视察团审查的实验归入最低级别，并不送交他过目。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为，这个回答足以说明罪证确凿，让它维持原样吧。 俄国检察官亚历山大罗夫少将紧随其后。亚历山大罗夫拜访五十三岁的大国军医瓦尔特·施莱勃，并要求他谈谈德国出席1943年在柏林附近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的情况。施莱勃说，克拉麦大夫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在达豪为纳粹空军进行的实验，尤其是对飞行各项目的保热性实验。这些实验是通过把囚徒扔进冰冻的水里进行的。亚历山大罗夫道：“请告诉本庭，戈林被告与这些实验有什么关系？”施莱勃答，当时克拉麦大夫向他们解释说，“戈林下令进行这些实验，帝国领袖希姆莱很友好地提供用于实验的人”。当戈林离开被告席时，对他的律师咕哝了几句。斯塔马尔敦促进行这场冒险，但戈林输了。 8月30日，法庭听取关于受指控的几个组织的最后证词，这是提交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证据。第二天，每名被告将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作最后陈述。之后，法官们将闭庭讨论决定被告们的命运。 詹姆斯·罗来到弗朗西斯·比德尔的办公室，并问能否与这位美国法官私下谈一谈。比德尔很赞赏这个蒙大拿人，认为他既有一流的法律头脑，又有当机立断的领导胆识。战争期间，罗所在航空母舰“西沃尼号”是首批被日本神风飞机击中起火的航空母舰之一。由于大部分人在救火过程中当场毙命，罗则勇敢地操起救火水管压住火势，救出他的部下，在太平洋战场上，他获得了八枚战斗星章。比德尔十分重视詹姆斯·罗的意见。 罗说，他们面临安全问题。夜里有人朝比德尔的办公室开枪。这可能是小偷或野心勃勃的记者干的，或者有人代表被告行事的。审判大楼防卫极不严密。就在这天上午，罗在语言部里，发现扔着一次法官秘密会议记录的法文译本。他估计，在书记员、翻译、口译、打字员、校对员、油印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中间，有十四人阅读仅供法官及其重要助手参考的机密文件。罗接着说：“如果你想知道判决词的内容如何，就到大饭店的大厅里坐着听。”这些泄密必须堵住。一旦法官们最机密的讨论内容落人记者之手，法庭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害。 罗有啥建议呢？比德尔问。罗回答说，除一个俄文口译外，将所有口译排除出法官们的秘密会议。比德尔本人可以胜任法语。与此同时，罗想出了一套确保法官们的秘密会议安全无虞的制度。 两个月来，法官的助手一直在评估证据和拟定判决书初稿。伯基特，法官席上的笔杆子，完成了最终判决书的初稿。法官们举行会议审议伯基特五万字的成果。与此同时，最后一名被告汉斯·弗里奇还在证人席上作证。他们当即知难而上，着手解决阴谋理论问题。检方根据1937年11月的霍斯巴赫会议和其他证据，以证明数名被告阴谋发动侵略战争。法国法官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在法庭上从未提过问题，在法官秘密会议上也少言寡语，后来终于直言不讳了。德瓦布雷斯说，阴谋意味着或多或少平等的几方的参与。对于那种认为施特赖歇尔、丰克、弗里克、绍克尔及里宾特洛甫可与希特勒比肩的说法，被告们首先会笑掉大牙的。这位法国人说，这是荒谬的。咬住荒诞不经的阴谋说不放，往前追溯到过去二十年中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事件，他们对那些诋毁追溯既往审判的批评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告诫说，对这些人作出判决，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根据他们据说计划要做的事情。把阴谋说扔到一边去吧。 但是，劳伦斯爵士表示反对。法庭章程第六条有专门的阴谋罪一款，他们是受章程约束的。 比德尔对首席法官说话，就像教授对天资愚钝的小学生训话似的。是因为章程有某一罪之说，他们就必须说犯有此罪吗？难道他们就不能说阴谋指控“未得到证实”吗？有罪总是要判罪的，是因为犯罪而被判罪。企图确定1919年在某个慕尼黑啤酒馆已发生一起征服世界的阴谋，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应当把阴谋指控局限于1937年以后发生的事件，比德尔坚持说。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不同意。他说，要是他们接受领袖原则即是对领袖的不容变通的服从这一说法，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共谋说在1937年之前或其后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主张抛弃阴谋说。 诺曼·伯基特爵士激动得来回踱步。他说，他原先也不喜欢阴谋指控。但是随着审判的展开，他终于看到杰克逊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倘若个别人只为其个别人行为被判罪，那么，本次审判的水平就绝不会超脱普通的刑事诉讼。他们意欲奉献世人的，乃是对一个蓄意发动战争的政权进行谴责。抛弃阴谋说，将使本次审判失去其道义上的雄厚与庄严。 8月25日星期天，伦敦《快报》上出现大字标题：“戈林与其同伙在牢房里都说些什么？”下面的小标题是：“希特勒的食欲乃万祸之源”、当里宾特洛甫想要一枚勋章时”、“希特勒因何延迟娶妻？”《快报》的消息来自道格拉斯·凯利大夫，被称为“在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精神病医生”。该文援引了戈林、赫斯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吐露出当时尚未揭示的第三帝国内幕机密及纽伦堡监狱的秘密。安德勒斯上校拿着这张剪报，就像手里捏着一件受污染的物品。他如此仰慕的人，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将剪报送交他，并附有一张手书，曰：“上校，我们不应该再看到这种报导。” 安德勒斯将剪报一把扔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责问这是怎么回事。吉尔伯特回答说，他对凯利报导的来源一无所知。上校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这位精神病医师朋友回到美国作巡回讲演批评这次审判？安德勒斯打算调查此事，希望吉尔伯特予以合作。 对吉尔伯特来说，甚至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来得还要早些。既然凯利似乎已在单独干了，吉尔伯特开始把他作为犯罪心理学家所做的访监记录融进自己的书里，书名暂定《纽伦堡日记》。他聘请一个书商，而书商则与出版商法拉、斯特劳斯商洽了一份合同。前不久，书商打电报给吉尔伯特，说凯利正在跟西蒙和舒斯特谈判。这事儿变成一场赛跑，凯利处于较好的位置。他已回到美国，完成了他打算进行的一切研究工作，而吉尔伯特还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做访监活动。法拉、斯特劳斯通知吉尔伯特说，他们无法在1947年3月以前出版他的书。吉尔伯特手里握有的王牌是一部完成一半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给一个回美国的朋友，并要他将手稿转变化的书商。他是想表明，他已远远走在对手前面，西蒙和舒斯特试图压倒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将是一个错误。 安德勒斯上校向劳伦斯爵士提交了一份报告，解释说2月7日凯利少校离开纽伦堡时，“就已蒙上一层阴影，因为人们已产生这种印象，即他把他所有的专业职务从属于一项为达到个人利益面搜集资料以求发表这一工作”。为达此目标，“他竟然滥用了法庭的部分官方档案”。 当然，上校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也从未轻松自在地相处过。前不久，军团指派W·H·邓思中校来做监狱的精神病医师，安德勒斯写了一张字条给杰克逊法官，说吉尔伯特对保安局不再有用了。只要杰克逊坚持，他会把他留住的。 8月31日，星期六开庭，在宣布判决前，被告们将作最后陈述。前一天晚上，多数被告在会客室里与他们的律师进行临战前的交换意见。赫斯却留在牢房里给妻子写信。“你多半肯定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他在信中写道，“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我已完全恢复了理智。或者他们可能告诉你，我发了疯或急固执’病。我希望你看到这一切的幽默之处。卡尔（豪斯霍费尔）曾经写道，为了成就千秋功业，人们必须能够承受那种一度被本国同胞视为奸逆的压力。我要补充一点，或者被视为发疯，…我将以接受判决书时同样的沉着冷静二…面对命运。” 在监狱区的最尽头，十七号牢房，斯佩尔得出结论说，诚实将证明毕竟是最好的辩护。他越是承认自己受了希特勒的诱惑、他的才华滥用于效劳纳粹主义的事实，他就越容易低头认罪并弃恶从善。这一事实不仅使他摆脱掉自我欺骗的包袱，而且使他豁然开朗，看到了个人命运之外的广阔世界。他掌握的一度应用于使工厂生产更多的坦克的同一技术，如今他用来预测原子时代的人类生存条件。这就是他在那十五分钟的使命——不是为斯佩尔免于丧命，而是为人类迈入新世界指明一条希望之路。 闲聊几句后，约德尔把一封给妻子的信交给他的律师弗朗兹·埃克斯纳。因为他偶然能在法庭上看到露易丝，约德尔被认为是最幸运的被告之一。但是，让妻子亲眼目睹他蒙受耻辱的情景，也加剧了他的痛苦。他是一个慌张而手足无措的人，但骨子里是他使人捉摸不透的镇定自若。约德尔真不明白自己何以入庭受审。“我无法摆脱自己遭遇不公的信念。”他对妻子写道。再者，如果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死亡将不会降临到一个心灵破碎而悔恨不已的受害者，而是降临到一个高傲的、可以冷冷地直瞪他一眼的人……但是，在我心魂深处，我不相信这将是对我的判决”。他看着埃克斯纳拿着信消失了，心里怀着希望，不管会是多么痛苦，第二天他讲话时，露易丝会出现在法庭上的。 新闻界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云集纽伦堡，其中有约瑟夫·艾尔索普、沃尔特·李普曼、哈罗德·尼科尔森以及丽贝卡·韦斯特。弗朗西斯·比德尔很高兴韦斯特又回到城里。在她7月份的纽伦堡之行期间，他便盯上了这位记者并取得了成功。他们一起离开，去了布拉格四天。现在，由于韦斯特又回来写审判结局的报导，她便成了他在康拉蒂别墅的常客。在被告作最后陈述的前一天晚上，比德尔为韦斯特举行一次鸡尾酒会。客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个时而行文如诗，时而笔墨尖刻的女人身材不高，衣衫不整。而且，人们像环绕蜂王的蜜蜂一样围着她转，听她三言两语歪评被告。她称施特赖歇尔为“清醒而明智的德国早应将他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戈林嘛，“脾气好的时候好像老鸨子”。她喜欢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他“牢骚不绝的嘴，清脆的声音，却杀人不见血”。 韦斯特回到比德尔的客房后，草草写下对她的纽伦堡主人这个小天地的笔记。英国人提醒她注意基普灵斯克附近某个“殖民山站’”的生活，那里的人民因害怕变得土里土气而坚持传统的行为举止和服饰衣着。至于美国人，她写道：“就像纽约电话公司的全体职员被送往一个诸如俄亥俄州托莱多那样的城镇。由于一些令人忧伤的视察，城镇被剥夺了她的舒适惬意，而他们却不得不在那儿住上十个月，在这期间，根据他们不许与托菜多本地人交往…、的条令，他们都有各自特殊的理由想要做些别的事情。”’ 被告将根据其被起诉的顺序，出庭作最后陈述。当戈林走到被告席中间时，看守把悬挂在支架上的麦克风放到他面前。他确实没有让那些最终勉强钦佩他的好战的坚韧性的人们感到失望。这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不当的借口，戈林开始说：“当被告支持检察官的意见时，被告的陈述即被作为真实的而加以接受；当他们驳斥指控对，他们的陈述即被作为伪证来对待。”为什么他在被告席上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对待？就让他的法官们丢掉幻想吧。“鉴于地球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我们，我们终于被拥有巨大优势的敌人征服”。公正同这场审判毫无关系。 赫斯第二个发言。他问首席法官，“由于健康状况”他是否可以坐着发言。赫斯用他在苏格兰的年岁里所使用的尖声音说：“在我受监禁期间，我周围的人对待我的态度促使我得出结论，这些人多少是在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下行事的……一些新来的替换那些撤换下去的人目光很奇怪。他们目光呆滞，如在梦中。”法官们相互之间不安地瞥了一眼，赫斯的律师塞德尔看起来好像想要销声匿迹。赫斯继续说：“1942年春天，一位客人来看我…这位客人也是这种奇怪的眼神。”突然，赫斯话锋转到1938年莫斯科轰动一时的审判。“人们的印象是，通过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手段，这些被告被弄得置于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中……”戈林用手肘碰了赫斯一下，叫他别说了。“住口！”赫斯大叫一声。劳伦斯爵士提醒这位被告，他已超过十五分钟。末了，赫斯说：“我很高兴，我一生的许多年来，都是在我国人民哺育的千年骄子手下的工作中度过的。”他双臂抱胸，身子向后坐，下巴向上抽动。 艾雷·尼夫少校从旁听楼座里观看着。自他宣读这些人的起诉书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着这些人。有的人逐渐成熟了，有的人则没有。下一个被告里宾特洛甫就属于后一种人。这位前外交部长说，德国之所为也，正是英国在其帝国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为，正是盘踞新大陆的美国之所为，正是俄国将其统治从欧洲扩张到亚洲之所为。当里宾特洛甫作完陈述坐回椅子时，仍然流露着一丝他昔日的傲慢之态。 作为一名军人，尼夫对凯特尔滥用战士的荣誉律条感到惊讶。但尼夫相信，凯特尔是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人。今天，他在这个人的身上看到了安详和平。凯特尔对法庭说，他的悲剧是“我作为一名战士所必须献出的美德服从与忠诚，被用于达到当时所不可能认识到的目的……而且我不懂得甚至一名战士在履行职责时也有一个限度的规定。这就是我的命运。” 弗兰克在早些时候作证时，以其对纳粹主义的猛烈谴责而打动了法庭。今天，他开始了：“在这个证人席上，我曾经说过，由于希特勒进行的这场战争，千年易逝而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责难洗。”这笔债“已经完全一扫而光”。这笔债由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德国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规模罪行而被一笔勾销。弗兰克宣布撤回。在最后一刻，一个原本可能帮助德国抛弃过去的破坏性神话的人，反而非要毒化未来不可。 瓦尔特·丰克流了泪，诈称自己跟银行出纳员相差无几。绍克尔叙述了与他被指控剥削的征募工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情景。约德尔以“抵抗运动分子采取一切他们认为得策的手段”为德国的报复行动辩护。塞斯一英夸持把他的时间用于开列一份他引入荷兰的健康、保险和婴儿福利方案的详细清单。比德尔法官在文件边角上写道：“我总是被如此多的被告显而易见的诚恳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可这是什么样的理想可！” 斯佩尔稳健而充满自信的声音使审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静。希特勒将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问道。“经过这次审判，德国人民将把他作为不幸之源而谴责他，鄙视他的独裁统治呢？“德国人民将从所发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训，不仅更憎恨独裁统治而且要害怕它。”一个像德国这样先进、有文化而精明老练的国家何以坠入希特勒恶魔般的统治之下？答案在于现代通讯手段，斯佩尔解释说，如电台、电话、打字电报机。领导人再也不必把权力下放到遥远的行使独立判断的属下了。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过傀儡进行直接的个人统治。“因此，技术愈是发达，人类社会就愈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自治”。 许久以来，尼夫一直在反复捉摸斯佩尔与绍克尔之罪孰大孰小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在希特勒的宫廷里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是不可能紊乱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后答辩中，正如对审判中的所有问题一样，绍克尔总是悲哀忧郁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将立足于什么来判决他们各自的罪行：是立足于实质还是作风，是立足于阶级偏见还是铁的证据？ “无线电制导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飞机，潜舰，可以自动跟踪目标的鱼雷，原子弹以及化学战的可怕前景，为这场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斯佩尔接着说，“在五到十年内，这种战争将有可能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发射洲际火箭。通过原子分裂，一枚或许由十个人操纵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间将纽约城的百万人口化为灰烬……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将以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毁灭而告终。这就是这场审判必须有助于防止未来的这类战争的原因所在……一个坚信未来的民族将永不会毁灭。愿上帝保佑德国，保佑西方的文化。” 全场鸦雀无声。尼夫意识到，观众倾听斯佩尔的讲话，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乞求饶命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有金玉良言要告诉他们的人，一个陷入罪恶渊我而得以赎罪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听到了想要听的，甚至听到更多：希特勒将为后人所鄙视，民主必将战胜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变得更加危险。注意吸取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法庭的教训，就可以使人类从原子时代自杀性侵略中拯救出来。从此，斯佩尔将可能以其作为人类一员的情感，而非作为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而为世人所记住。尼夫注意到，斯佩尔只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汉斯·弗里奇结束了被告们的陈述。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听取了九十四个证人证词的最后一个证词，四千多份文件的最后一份文件列为证据。被告们下次鱼贯而入六OO号房间时，将会了解到他们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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