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天下第一名手” 汉朝时，围棋发展还较缓慢。目前见于史籍的棋手，都是西汉时期的。 据说，西汉时人称杜陵人杜夫子为“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强，好棋如命。有人讥笑他在下棋上乱花功夫浪费时间，谁知道他却回答说：“我精通了围棋之道，可以弥补孔夫子之不足。”一个封建大大夫，竟敢说这样的话，可见他确实是把围棋当作一种艺术，当作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的。而且，杜夫子看来还是位有胆气的汉子。（注一） 西汉时，以棋扬名的还有刘去和陈逐。传说，陈逐因陪汉宣帝下棋，讨得天子欢心，后来还得了太原太守的官职。（注二） 汉代宫中盛行围棋。据《西京杂记》记载，每年八月四日这一天，戚夫人总要陪高祖刘邦下围棋。（注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八月四日下围棋成了汉宫中的风俗，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中说，这天下棋，赢家可以终年有福，输家可能遭疾病之灾，要免除灾难，只能取一缕发丝，面朝北辰星，乞求它赐予长命百岁，给这一风俗涂上了神秘色彩。 但不管怎么说， 汉代朝野皆下围棋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注四） 善诈的曹操也善弈 围棋到了三国时，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涌现出大批优秀棋手。 曹操是三国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家、军事家，计谋多端。据《三国志·太祖纪》记载，曹操的棋力也不弱。他与当时魏国的著名棋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都交过手，棋术即使不在其上，也堪称对手，旗鼓相当。 《三国志》中还提道，孔桂棋力也很强，他被推荐给曹操，曹操见他通晓围棋之道，很是喜爱。以后孔桂常伴在曹操左右，随从出入。 魏国还有一位大棋家，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一次，王粲看人下棋，棋局乱了，王粲凭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人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用布把复盘的棋局盖起来，请王粲再重摆一遍。王粲胸有成竹，第二次摆出了打乱前的棋局。下棋者揭开罩布，两下一对，不错一子。（注五）王粲因此为《弈旦评》誉为“弈中神人”。 围棋在魏国还掩饰了一个政治阴谋，一桩人命案子。此事也发生在曹氏门中。曹操的第三子曹彰骁勇善战，随军北伐时，曾独自率领百余人追赶敌寇，喜得曹操连声说：“我儿真是有用之材啊！”后曹丕当了皇帝，对刚勇的弟弟总存有戒心。为消除后患，一日，曹丕邀曹彰到卞太后宫中下围棋，边下棋边吃着枣儿，兄弟情义融融。其实，曹丕早已在一些枣儿里下了毒，自己拣好的吃，曹彰却识不出好坏。不多会，曹彰中毒。卞太后见状惊恐万分，赶紧喊人弄一罐水来。但文帝已事先命人打碎了水罐。一时太后宫中乱作一团，太后不知如何保住爱子性命，赤足奔至井边，然而无法汲水，曹彰终于暴死在卞太后怀中，黑白分明的围棋盘沾上了一滴鲜红的血迹。 “一灯明暗复吴图” 三国之中，蜀国下围棋的人相对少些，但也不无名家。《三国志费炜传》中说，费炜很喜欢下围棋。后主延熙七年间，魏军大举侵犯蜀国，费炜率兵抵挡。当时，形势很紧张，敌人大兵压境，蜀军随时都有战败的可能。费炜却指挥若定，稳坐军帐之中，与光禄大夫来敏专心致志地下围棋很有大将风度。据说，在这战乱之秋，费炜常下围棋，劳逸结合，从不影响战事。 在吴国，围棋流行的程度不亚于魏国，甚至还出现“棋圣”、“弈圣”。 严子卿、马绥明是吴国最有名的棋手也就是被称为“棋圣”（注六）、“弈圣”（注七）的人物。可以说在当时是天下无敌了。相比之下严子卿的棋力可能更强一些。据《吴录》说，他名叫严武，当时棋手中没有他的对手，他和书法家皇象、画家戴不兴等人被人称为吴国“八绝”。 吴国上层人物中，好弈者甚多。孙策、吕范、诸葛谨、陆逊等都是围棋好手。 《三国志吕范传》上讲了这么件事：吕范攻打山越回来，准备向孙策汇报战绩。孙策并不让吕范站着干讲，两人 是一边下围棋一边谈论战事的。 诸葛谨和陆逊这两位棋迷则一急一温，性情差异很大。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吴嘉乐五年时，孙权令陆逊和诸葛瑾率军攻打魏国的襄阳。因军情泄露，形势严峻。诸葛瑾有些紧张了，坐卧不安，更无心对弈。陆逊则不然，依旧不慌不忙地下棋。 围棋在吴国风行，最后竟使孙权的儿子孙和紧张起来。因为，他的幕僚如蔡颖一班人都喜欢围棋，常因下棋耽误公事。为此，孙和特地找来一个叫韦曜的文人，命他写了篇《博弈论》，批评这些下棋误事的人。文章说，当时的人大多不讲究孔孟之道，却喜欢围棋，荒废了事业，忘记了饮食休息。为在棋局上争一雄雌，搅尽脑汁，甚至可以夜以继日，弄得身心废瘁，事业放着不管，客人搁着不招待。虽有美味佳肴，优雅音乐，都无暇顾及。文章说，这不符合孙吴的治军之理，也不符合孔孟的为人之道。 围棋风行到这种程度，名手自然越来越多，精彩的对局也随之出现。以后，好的对局慢慢被人收集起来合成集子， 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在隋唐之前的敦煌本《棋经》中，曾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盘”，指的就是吴国流传下来的棋谱。在后代大诗人杜牧诗中，尚有“一灯明暗复吴图”的优美诗句，可见吴国棋谱影响之深远。 声东击西，应此攻彼 前面已提到，汉、三国期间，社会贤达中喜欢围棋的不少，“高品”也不乏其人。他们对围棋的造诣很深，加上他们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他们对围棋的论述，其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影响面，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围棋的专著。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写有《弈旨》一文，其部分段落散于《艺文英聚》、《古文苑》和《太平御览》之中，这是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围棋理论文章。班固对围棋作了细致、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好棋手要有雄才大略有“苏（秦）、张（仪）之姿，固本自广”，方能使“敌人恐惧”。此外，要有全局观念，计划要周密，“有似夏禹治水之势”。否则，“一孔有阙（打破缺口）坏败不振。”在对局中，作者提出了声东击西，应此攻彼的战术，提出“曹（刿）子之威，作伏设诈，实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在自己棋势比较孤弱时，应取守势，这样，“既有过失，能量强弱，巡逻需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之。” 班固的学生马融，写了一篇《围棋赋》，内容比《弈旨》更丰富，对棋艺的理解更加深刻，当时马融的名声已很大了，门徒千人。朝廷的要官马日碲、卢植，经学大师郑玄都是他的学生。他对围棋的见解，博得好评。 马融说，围棋的胜负策略，犹如头发那样细微；黑白双方的布局，则象麻那样错综复杂。他认为，攻守各有法则，守要坚固，攻则应前后呼应，上下联络，不能“唐突”。否则敌军将深入自方，杀子占地，自己的棋子就会处于上下离异、四面隔绝，围包不住、梗咽不畅的状态之中，这就很危险了。 与马融同时的李尤，也著有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短文《围棋铭》，短短三十二个字，就使围棋对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铭中写道： “诗人幽忆，感物则思，忘之空闲，玩弄游意，局为宪矩，棋法阴阳。道为径纬，方错列张。” 精通棋艺棋理的黄宪，曾撰有《机论》，专门论述围棋的虚实形势。他所说的“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局，那时黄宪已提出，布局要着重解决虚实问题，布局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才能取胜。这一理论为我国围棋布局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建安七子”中的应扬也写过围棋专著，他的《弈势》至今仍保存完好。文中论述的围棋临局争斗时的得失，很有见地。 汉魏三国时，也有一些反对围棋的议论。这些议论大都沿袭孔孟的偏见。西汉人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觉得封建等级制和帝王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是治邦安民之本。然而当时围棋风行，上至君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被围棋迷住了，一下棋往往就忘了尊卑，失了“礼”。因而他认为围棋是迷乱风气之物，不足取。 还有一种看法，如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到，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下棋的时间去读书求学问，“闻者必广矣。” 由于围棋本身的魅力，只要下得适度，非但不浪费时间，而且能够启发智力，磨砺思维，加强人们彼此间的情感，那些反对的言论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十九条线棋盘问世 围棋的发展，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棋艺的提高，一是棋盘的改进，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棋艺提高了，就要求进一步改进棋盘，棋盘改进后，又对棋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围棋纵横十六道线的棋盘保持了相当长时间，汉魏三国时，围棋呈现出发展趋势，围棋高手，很可能不满足十六道棋盘。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棋盘出现于何时，尚无定论。 《孙子算经》上有句话：“今有棋局方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日：三百六十一。术曰：置十九道，自相来之，即得。”问题是，《孙子算经》作于何时，历来看法有分歧。清朱彝尊认为是春秋时孙武所著。清阮元则认为是周朝时的著作。但因《汉书·艺文志》未录，至《隋书·经籍志》上才有记载，也有人就认为是两晋南北朝的著作。近人又考据论证，它可能是东汉时的作品——如果此推断不错，那就是说，东汉时围棋盘已是纵横十九道了。 东汉人马融、蔡洪在《围棋赋》中，有“棋锥”、“五岳”的提法，对这些布局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十九道线，三百六十一路的棋盘才可能形成。这再次说明这种棋盘是东汉时问世的。 但三国时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里写着，“棋局纵横各十六道，自黑棋各五十枚。”而且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的古墓中，人们发现初唐时彩色围棋仕女图，画的围棋盘是十六道。 与此相关联的是著名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问题。这一棋局见于来人李逸民编的《忘忧清乐集》，多少年来影响很大，但因为这局棋是在纵横十九道的棋盘上展开的，和三国时邯郸淳的记载相违，从清朝人钱大昕开始，对它的真实性发生了疑问，百余年来争论不休。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局棋。 我们认为，棋盘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这种变化要被所有的棋手认可，不可能在一时一处完成。新形式总是由局部到全面，逐渐推广完善的，而老形式也不可能一夜间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我们可以这么设想，纵横十九道围棋盘，最早出现于东汉，完成于隋唐，而纵横十六道围棋盘，到初唐时尚未完全消失，还在部分地区流行。如果这个设想得到证实，那么《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就不难分辨了。 围棋盘由纵横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改为纵横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在围棋发展史上是一飞跃性的变化，从此以后的全部围棋史都将证明这个飞跃具有重大意义。 （注一）《西京杂记》 （注二）《前汉书·陈遵传》 （注三）《西京杂记》 （注四）《搜神记》 （注五）《三国志·王粲传》 （注六）晋·葛洪《抱朴子》 （注七）《弈旦评》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