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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懒予奇峰突起 “诸子争雄竞霸，累局不啻千盘。”——这就是王燮在《弈墨·序》里描绘的清初棋坛盛况。当时，“海内国手几十数辈，往来江淮之间”，新老棋手交相竞逐，比赛频繁。老将过百龄仍独步棋坛，棋力不减当年，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久，周懒予奇峰突起，棋力超过过百龄。他的生平事迹，周赏的《周懒予传》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谱》记载较详。 周懒予是嘉兴梅里镇人，名嘉锡，字览予，后来名声越来越大，因同音而被人讹传为懒予。周懒予的祖父周慕松，下得一手好棋，懒予五六岁时就喜欢看祖父下棋，并开始懂得攻守应变之法。几年后己精通棋艺，小有名气。郡国公卿中开始有人拿出银子请四方高手与周懒予会棋。懒予每次都得胜而归，所得银两孝敬父母，父母很为儿子自豪，从不阻拦他外出下棋。 懒予长大了，小说又迷住了他，他爱读小说，也不误下棋。和人对弈时，对手握子思考的时候，他埋头读书，等对方投子之后，他再抬起头来应棋投子，然后接着看书。所以一局完了，对方常汗流浃背，他仍从容自如。而且，看小说一点不影响他对棋局细致的观察，有时，一局才过半，他就对人说你将输几路，待棋局终了，多半不差分毫。人们对他这种才能很是惊奇。 这时，周懒予已和过百龄交上手，过百龄已进晚年，尚未遇对手。周懒予年轻力壮，棋锋锐利，他俩下棋时，观棋的人围得象墙一般厚实，虽然两人各有胜负，但周懒予显然已开始占有优势，这就是著名的“过周十局”。此后，周懒予在棋坛领先己成定局。 没过几年，山阴的唐九经邀请天下名手在武林两湖下棋。当时去了十多人，周懒予名声最大，其他棋手便商议着联合对付他。开赛后，十几位棋手车轮大战，轮流出场与周懒予较量，共下了十来天，结果还是周懒予获胜。当时两位后起之秀周东侯、汪汉年，初出茅庐，棋力强盛，大有雄视一世的气魄，但也被周懒予杀败。不过从棋谱看，每局胜负都在“几微毫发之间”，可见争夺还是十分激烈的。 周懒予承袭了前辈优秀棋手的良好棋德，棋艺虽高，但很谦虚。开始与过百龄对弈时，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敬，几次坚持不肯下对子。实际上，周懒予当时棋力已在过百龄之上，他这么做，许多人不解。有人问他：“你的棋艺是不是到顶峰了呢？”周懒予说：“现在的棋手虽不如我，但每次局后复盘，我都能看出许多不当的地方，离顶峰还远呢！” 周懒予出身贫寒，但并不珍惜金钱，他下棋得了不少钱，常在赌场上一下输光。最后，两袖清风，空手还乡。 关于他的结局，有不少传说。有人说他去了西疆，被一位国王留住，在那几结婚并有了孩子。 又有人说他去大海中 的一个岛国，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较为可信的还是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中的记载：“（周）东侯言懒予（与姚吁儒）对局后，未旬日而下世。”其时大概在康熙初期。 周懒予的棋风特点是：变化多端，轻巧玲珑，处处争先。周员说：“究其（指周懒予）所以胜者，持先而不失也”。确实，处处争取主动权是他的最大特点，即所谓“宁输数子，不失一先”。 徐星友在《兼山堂弈谱》 中， 还记载了周懒予在棋艺上的独创手段，他说：“过（百龄）周（懒予）倚盖起手，最为尽变。”从流传下来的过周遗局上看到的起手布局都是“倚盖定式”，着法紧峭，克服了前人创造的“镇神头”、“金井栏”等定式较松弛的缺陷。徐星友的书上还说：“应双飞燕两压，其着法始于懒予，最为醇正。”“双飞”着法沿用至今，它就是周懒予经常使用并使之流传开的。 周懒予的棋著有《围棋谱》一卷。此书原本亡佚，现传的是同治十二年苏州复刻本。 继周懒予之后，新起的著名棋手有汪汉年，周东侯二人，他们都被列入“清代十大家”之中。 汪汉年，安徽天都人。清顺治年间，“汉年与周东侯遇于广陵，争胜负十余局，一时名噪，遂分秦晋。”据《眉山墅隐·跋》引录程兰如的话说：“汉年天分高，用意曲其精微奥妙。”汪汉年的著作，有《眉山墅隐》一卷，这是我国古代棋艺家编选时局谱中少偏见的典范。徐星友曾说：“季心雪《弈墨》、（周）东侯《弈悟》、（盛）大有《弈府阳秋》，皆抑人扬己，各有存私。此谱（指《眉山墅隐》）随弈随梓（出版），一秉至公。它如《不古编》有篡改之弊，《弈慧》、《弈涂》、《弈遇》之类，更不足道。《眉山（墅隐）》一谱，虽不无利钝，然大方正派，无纤巧之习，固当做视诸谱也。” 周东侯，名勋，安徽六合人。青年时期与汪汉年棋力相当，中年后棋艺大长，超过了汪汉年。论者称他的棋“如急，浃回澜，奇变万状”，也就是说，他的棋路古怪多变，不拘一格。他最擅长攻杀，即所谓“偏师驰突”。周东侯认为，下棋是为了研究棋艺，不是为了输赢。所以，他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他说：“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领推移应变，若稍有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源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后来，黄龙士棋盖天下，当时棋手望风而靡，只有周东侯一人敢与他对弈。人称黄龙士为龙，周东侯为虎，周东侯因其棋高德尚，深得人们敬重。晚年，他专心培养后代，撰有《弈悟》，《二子谱》，《四子谱》等著作。 黄龙士、徐星友争霸棋坛 清初棋家如林，高手如波涛一般，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在过百龄和周懒予的基础上，中国围棋史上又出现两座高峰——黄龙士和徐星友。 黄龙士，名虬，又名霞，字月天，江苏泰县姜堰填人。据《兼山堂弈谱》等书记载，他生干清顺治八年（1651年）或十一年（1654年）．黄龙士天资过人，幼小时棋名已闻达四乡邻里。长大点后，父亲就带他到北京找名手对弈，从此黄龙士棋艺大进。康熙三年他在门宁初谒杜茶村时，他的棋艺距国手还差一截，第二次谒见杜的时候，他已一跃而为国手。他与在棋坛驰骋五十余年久负盛名的盛大有下过七局，获得全胜。吕书舱说他下棋如“淮阴用兵，战无不胜”，在清初“群贤蔚起，竞长争雄”的状况中，黄龙士鹤立鸡群，“一切俯视之”，夺得霸主地位。前辈大家周东侯，此时棋力亦在黄龙士之下了，其他棋手见了他更是退避三舍，不敢与之较量。人们将黄龙士尊为棋圣，他和思想家黄宗曦、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可惜黄龙大“享年不永”，刚到中年便撒手人寰了。 黄龙士对局实践对围棋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转变了围棋的风格。在他之前，棋风局面狭窄凝重。黄龙士使棋风大变，在其之后，局面开阔，轻灵多变，思路深远。 对黄龙士的棋风特色，后人评价甚多。徐星友这样概括黄龙士的棋：“寄纤农于滔泊之中，寓神俊于形骸之外，所谓形人而我无形，庶几空诸所有，故能无所不有也。”“一气清通，生枝生叶，不事别求，其枯滞无聊境界，使敌不得不受。脱然高蹈，不染一尘，臻上乘灵妙之境。”总的来说，黄龙土对局时考虑全面，判断准确，力争主动，变化多端，不以攻杀为主要取胜手段。 黄龙士的棋著有《弈括》和《黄龙士全图》．此外，邓元惠还将黄龙士的七十盘对局集成《黄龙士先生棋谱》一本，黄龙士对局中的精华大都收在其中了。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黄龙土为《黄龙士全图》写的《自序》。这是黄龙土自己丰富经验的宝贵总结，较全面地论证了围棋的战略战术，见解独到精辟，发人深省。如他谈到布局和全盘战略时说。“辟疆启字，廓焉无外，傍险作都、扼要作塞，此起手之概。”谈到攻守和战术原则时说：“壤址相借，锋刃连接。战则羊师独前，无坚不暇：守则一夫当关，七雄自废。此边腹攻守之大势。”谈到对形势判断时说：“地均则得势者强，力竞则用智者胜，著鞭羡祖生之先，入关耻沛公之后，此图失之要。”谈到策略时说：“实实虚虚之同，正正奇奇之妙，此惟审于弃取之宜，明于彼此缓急之情，”这些都是黄龙士从对局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的见，也显示出黄龙士自己的棋风。 继黄龙士之后称雄棋坛的是他的学生徐星友。据《杭州府志》记载，徐星友名远，钱塘人，他的书法绘画都很好，尤其擅长围棋，据说徐星友学棋时间较晚，最初是从师黄龙士，人说名师出高徒，徐星友专心致志，刻苦用功，所以棋艺进步很快。当他达到和黄龙士相差二子的程度时，黄龙士仍以三子相让与徐星友下了十局棋。因为多让了一子，先生要重展昔日之雄风已很困难了。这十局棋下得异常激烈，当时就被人们称为“血泪篇”。这十局棋之后，徐星友棋艺猛进，终于达到了与先生齐名的水平。 徐星友出名后，和历代名手一样，开始游历京城，一班闲极无聊的达官贵人又如获至宝，徐星友取代前人，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对徐星友来说，京城只意味着更多的对手和机会，其棋艺则有了个更广大的发展天地。进京不久，徐星友就听说一位高丽使者，自称棋弈天下第一，徐星友前去会棋，结果一连赢了他好几局，徐星友进京一炮打响，从此声价更高。 徐星友在京要站稳脚，自然也少不了与前辈棋手的一番恶斗。当时老棋手周东侯尚在，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就曾在某显贵家观看过周徐两人对弈。这盘棋从吃完早饭时下起，每着一子，双方都沉思良久，琢磨再三，直下到中午方下完。计算结果，周东侯输了两子。老棋手十分诅丧，“袖手而去”。孔尚任观此局有感，写了一首诗：“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 徐星友在棋坛上大约风云了四十余年，康熙末期，徐星友在京遇到新星程兰如，这回是徐星友自己落入周东侯当年的境地，成了程兰如手下败将。徐星友自知大势已去，从此隐归故乡，开始他的著作生涯。 徐星友的棋风，最重要的特点是“平淡”。这大概是因为师承黄龙士的缘故。在徐星友写的《兼山堂弈谱》中，对他自己的棋风，有这样的论述：“冲和恬淡，浑沦融和”，“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善战而胜，曷若不战屈人”，“闲谈整密，大方正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战屈人”，这是“平淡”的根结。所谓“不战屈人”，就是不靠激烈的厮杀获胜，而是一点一点地侵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可说是所有围棋战略战术中最难掌握的。这种含蓄、不露锋芒而又坚强有力的棋术，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它对后世影响甚大。 徐星友后半生倾注全力撰写的《兼山堂弈谱》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几部古谱之一。明朝以前的棋谱，一般只列姓名图势，不加评断。明朝中叶起，有的棋谱开始加些评语，但也是寥寥数语，读者获益不多，清初一些棋谱，如吴贞吉的《不古编》、盛大有的《弈府阳秋》、周东侯的《弈悟》等，开始改变过去评语过于简单的不足，但终因水平有限，辞语多含糊不清，不确之处俯首可拾。徐星友的棋著，精选了过百龄、李元兆、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土等国手有代表性的各局，详加评注，观点颇为中肯确切。徐星友结合了自己一生的对局经验，对各盘各局的得失作了认真的研究分析后，对各家名手的棋风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这本书影响很大，后来棋手施襄夏曾说：“得之（指《兼山堂弈谱》）潜玩数年，获益良多。” 奇巧梁魂今，浑厚程兰如 清康熙未年至嘉庆初年，棋坛霸主不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了一群人，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被称为“四大家”，并列于棋坛之巅。清人邓元铺说：“本朝国奔，以梁、程、范、施为最着，范、施晚出，尤负盛名。四家之弈，高深远计，突过前贤。”这四个人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古代棋艺的最高水平，由此形成棋坛空前兴盛的局面。 梁魏今，又名会京，山阴人。他被列为四大家之首，并非因他棋艺最高，而是因他年龄最长，出名最早。据考，他大约生于康熙前期。 梁魏今自幼学棋，年青时曾与徐星友角试多局，互有胜负，不相上下，程兰如击败徐星友驰名棋坛后，梁魏今和他也有过较量。邓元穗从两人对局中辑出十四局，编入《四大家棋谱》，其中程胜十局，梁胜四局，但胜负都不悬殊，有的仅半子之差。 梁魏今中年以后，曾教授过范西屏，施襄夏，这两位后进者也都说少年时受梁魏今教益良多。范西屏十余岁时，梁魏今曾受以三子。雍正八年，梁魏今在湖州又受先与施襄夏对弈。梁魏今可说是四大家中的师长，而范、施二人青出于蓝，棋艺超过了梁魏今。 梁魏今的棋风， 以奇巧多变为最大特点。 施襄夏在《弈理指归·序》中言：“奇巧胜者梁魏今。” 四大家之二程兰如，名天桂，又名慎诒，字纯根，新安人。他比梁魏今小十余岁，比范、施二人大二十余岁。 据《乾隆歙县志》记载，程兰如是著名棋手汪汉年的同乡。他从小拜棋手郑国任为师，学成之后，郑国任就不再与其谈论围棋了，《扬州画肪录》说，程兰如不仅围棋全国第一，下象棋也是国手水平。 程兰如二十岁左右已闻名天下，前面已提到，当时他作为后起之秀在京与年过花甲的徐星友对弈十局，大胜而归，从而成为全国第一。但若干年后，他又被施襄夏和范西屏战败，棋圣地位又被他们取代了。 程兰如的棋风特点是稳重有力，施襄夏概括为：“以浑厚胜。” 乾隆十九年九月，程兰如年逾六旬，但仍“丰神闲静”，他与新秀韩学之，黄及侣，在扬州晚香亭对弈一月有余，选其中十五局，由“兰如评骘为谱，以志一时之雅集”，这就是《晚香亭弈谱》。这是程兰如的主要著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古谱之一，施襄夏曾“盛推此谱与徐星友所著《兼山堂》同为弈学大宗”。 海内棋圣范西屏 范西屏（又作西坪）是四大家中的佼佼者，在袁枚的《范西屏墓志铭》和毕沉《秋学对弈歌 序》等诗文中，对他的生平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范西屏名世勋，浙江海宁人，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范西屏的父亲是个棋迷，直下到家道败落仍未尽兴。可惜棋艺始终不高，只把这一嗜好传给了儿子，范西屏三岁时，看父亲与人对弈，便在一旁呀呀说话，指手画脚了。 父亲见儿子与己同好，甚是欢喜，唯恐儿子和自己一样不成气候，当下带儿子拜乡里名手郭唐镇和张良臣为师，棋艺日见长进。了久两位老师的棋力都不及他了。父亲又送他拜山阴著名棋手俞长侯为师，俞长侯棋居三品。有这位名师指点，范西屏长进更快，十二岁时就与俞长侯齐名了。三年后，西屏竟已受先与先生下了。他与先生下了十局，先生完全不能招架学生的凌厉攻势，均败在学生手下。从此，俞长侯不再和他下棋。他十六岁时，便成为闻名天下的国手。 范西屏学成时，正值雍正、乾隆年间。他和俞长侯同住松江，受到棋艺家钱长泽的盛情招待。十余年后，范西屏再访松江，帮助钱长泽，“晨夕参研”成《残局类选》。 范西屏出名之时，天下太平，大官们多闲聊无事，他们争着拿银子请强手与范西屏较量，以此为乐。当时棋林高手梁魏今、程兰如、韩学之、黄及侣都纷纷败在范西屏手中。棋手胡兆麟，人称“胡铁头”，棋力甚凶猛，也常是范西屏手下败将。 当时能与范西屏抗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大家之一的施襄夏。不过，据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施襄夏思路不如范西屏敏捷灵活，两人对弈，施襄夏常锁眉沉思，半天下不了一子，范西屏却轻松得很，似乎全不把棋局放在心上，甚至应子之后便去睡觉。有一回对局，范西屏全局危急，观棋的人，都认为他毫无得胜希望了，必输无疑。范西屏仍不以为然，隔了一会儿，他打一劫，果然柳暗花明，七十二路棋死而复生，观棋者无不惊叹。 范西屏和施襄夏本是同乡，年龄又相仿，未出名前，两人常在一起下棋。后来他们相继成为国手，便分道扬镰，各奔前程，相聚时便不多了。据《国弈初刊·序》引胡敬夫的话，范、施雍正未，乾隆初曾在京师对弈十局，可惜这十局棋的记录现已无处找寻。以后，乾隆四年时，范、施二人受当湖（又名平湖）张永年邀请，前往授弈。张永年请二位名手对局以为示范，范、施二人就此下了著名的“当湖十局”。原本十三局，现存十一局，“当湖十局”下得谅心动魄，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登峰造极之局。同代棋手对其评价很高。钱保塘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邓元穗认为这十局是棋中“至当”。 在当湖，范、施除对弈外，主要是教张永年和他的儿子张世仁、张世昌下棋。张氏父于都能文工弈，棋达三品，有“三张”之称、范、施教其间，与三张受子对局，后选出了精彩的二十八局，刻成《三张弈谱》一书。 范西屏和施襄夏棋力远在众多棋手之上，能与他们对子者寥若晨星，一般棋手者如张氏父子，受子后方可开局。当时受棋者从二子到十一子不等。凡让子者，均称指导棋，是当时培养后进的一种较为实际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范、施二人都亲自面授了不少门徒，为发展围棋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范西屏棋名已闻达四海，他的学生毕沅曾写了一首长诗《秋学对弈歌》，其中有这样一句：“君今海内推棋圣”。那时，范西屏还不到四十岁。 范西屏晚年客居扬州，当时，扬州是围棋的中心之一。范西屏居此期间，学生卞文恒携来施襄夏的新著《弈理指归》，向范西屏请教。（卞也是施的学生），范据书中棋局，参以新意，写成棋谱二卷。扬州盐运史高恒，为了附冀名彰，特以官署古井“桃花泉”名之，并用署中公款代印此书。这就是《桃花泉弈谱》。范西屏在扬州还写了其它围棋著作。 范西屏晚年并未完全放弃围棋实践，《墨余录》记载：嘉庆初年，范西屏前往上海。当时上海最优秀的棋手是倪克让，其次是宫加录等人。倪克让不屑与他人对弈，富加录等人则在豫园设棋局与四方棋手下棋赌钱。范西屏一日来到豫园，见有人对弈便站下了。看了一会见客方将输，便给他出主意，旁边人不高兴了，对范说：“这是赌博，旁观者不能多话。你既然会下棋，为什么不自己来决一胜负呢？”范西屏笑了笑，从怀里取出一大锭银子，对欢人说：“这就是我的赌注。”看到这么多银子，所有的人都眼红了，纷纷争着要和范对弈。范接着说：“我下棋于不怕别人说话，你们可以合在一起和我对局。”棋没下到一半，对手们已经手足无措，一筹莫展了。于是有人赶紧去报告富加录。富加录赶到，范西屏坦然自若，先受先三子与他下了一局，富加录输了。范西屏再让，富加录还是输了。大家傻了眼。不得不去搬来最后的援兵倪克让。倪克让闻风而至，一见面，二活没说，伸手弄乱了棋盘，告诉众人；“这是范先生，你们哪是他的对手！”这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海的富豪们纷纷请他教棋。范西屏在西仓桥潘家受先四子与倪克让下了棋，观棋者把对局情况记录下来，编成《四子谱》一书。 范西屏卒年不详，大文学家袁玫曾写过一篇《范西屏墓志铭》，其中卒年、岁数和葬处均未说明，只写了“以某月日卒，葬”。袁玫亡故于1797年，事实上此后史料上还有范赴沪对弈一事的详细记载。估计袁玫写墓志铭时，范西屏并未去世，是所谓“生吊生祭”，当然这是推测而已。 范西屏为人耿直朴实，他不求下棋之外的生财之道。有了钱财，也将一半分给同乡中的困难人家。袁玫对他的为人盛赞不已，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他认为那些“尊官文儒”都不及范西屏人品高尚。 范西屏的棋风，前人有不少总结。棋手李步青曾对任渭南说：“君等于弈只一面，余尚有两面，若西屏先生则四面受敌者也。”这是说范西屏全局观念特别强。李松石在《受子谱·序》中谈得更为详细，他说：范西屏“能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失西隅补以东隅，屈于此即伸于彼，时时转换，每出意表，盖局中之妙。”范西屏不很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更多地从全局着眼。具体手法就是“时时转换，每出意表”。这种手法不少棋手都有领教，评价甚高。施襄夏说：“范西屏以遒劲胜者也。”邓元穗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西屏崇山峻岭，抱负高奇。”毕沉在《秋堂对弈歌》中，也这样描述了范西屏的棋风：“淮阴将兵信指挥，矩鹿破楚操神机。鏖战昆阴雷雨击，虎豹股粟瓦尾飞。乌道偏师方折挫，余子纷纷尽袒左。忽讶奇兵天上下，当食不食全局破。” 清代棋艺家李汝珍谈到四大家时曾说：“此四子者，皆新奇独造，高出往古。而范尤以出神入化，想人非非。”对范西屏如此高的评价并非偶然，他不仅汲取了前人的全部经验，而且有所创见，有所发展。这从他写的《桃花泉弈谱·序》中，可以看出，在这篇《序》里，他先谈到下围棋“实用心之事”，他自己“自髫年爱习前贤之谱，罔不究心。”接着，他谈到了明代棋坛的情况：“有明作者，皆浑而不举，言先后，言虚实，言向背而已，”这是棋谱家的缺点，也是棋手的缺点。他又谈到清朝初年的棋手：“国初弈乐园诸公冥心孤诣，直造单微，于先后之中生先后，虚实之中生虚实，向背之中生向背，各就英分所极，自成一家。堂堂正正，怪怪奇奇，突过前人。”然后，他又谈到了他这一代棋手：“至三十年来，国手则不然，较大小于毫厘，决存亡于官冥。交易变易，时时存一片灵机；隔二隔三，处处用通盘打算。数至此，尽心至此，”范西屏认为，围棋之所以这样不断向前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不坐困千古也”。这充分说明范西屏不迷信前人的创新精神。李松石还说过这么句话：“范于弈道，如将中之武穆公，不循古法，战无不胜。”范西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不认为围棋发展到自己这几就停止了。他认为围棋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他说：“以心制数数无穷头，以数写心心无尽日。勋生今之时，为今之弈，后此者又安知其不愈出愈奇？”可见这位围棋大师的胸襟是很宽阔的，对围棋事业的发展也是充满信心的。 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二卷，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价值最大的古谱之一，这本书，“戛戛独造，不袭前贤”，内容异常丰富、全面，精辟地记载了范西屏对于围棋的独特见解。此书则一出版，便轰动棋坛，风行一时，以后重刻版本很多，二百年来影响了无数棋手。 深谋远虑施襄夏 清代棋坛另一高峰当推施襄夏了。施襄夏名绍暗，号定庵。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他也是浙江海宁人，与范西屏是同乡。《扬州画肪录》 上说， 范、施二人系同母异父兄弟，此说未必真实。施襄夏在为《弈难指归》写的自序中较详实地记载了他的生平。 施襄夏从小就读于私塾，是个老实、文静的孩子。他父亲是位雅士，擅长诗文书法，也画些兰竹之类。晚年退隐家中，常焚香抚琴，或陪客下棋。施襄夏念完功课，便坐在父亲身边，看他抚琴下棋。渐渐地，他对这棋艺发生了兴趣，开始向父询问其中的道理。父亲对他说：“学琴需要‘淡雅’，而不能‘繁枝’，学棋需要‘灵益’，而不能‘沾滞’。你瘦弱多病，学琴好些。”于是施襄夏开始学琴了。不过没过多久，父亲发现儿子对围棋的喜爱甚于琴。当时，比施襄夏年长一岁的范西屏从师俞长侯学棋，到十二岁时，已与老师齐名，这使施襄夏十分羡慕。父亲便也把他送到了俞长侯门下。 施襄夏不甘久居人下，他在俞长侯那儿，先生受先三子教了他一年，他便能与范西屏争个高下了，其间，老棋手徐星友也曾受先三于与施襄夏下过棋。老棋手慧眼识真珠，非常看重这位少年棋手，把自己的棋著《兼山堂弈谱》赠给他。施襄夏也果然不负厚望，对这本名著认真钻研数年，受益很大。 施襄夏二十一岁时，在湖州遇见了四大家中的梁魏今和程兰如，两位长者都受先与他下了几局棋，施襄夏从中又悟出不少道理。两年以后，施襄夏又遇梁魏今，他们同游砚山，见山下流水淙淙，都很兴奋。梁魏今对施说：“你的棋已经下得不错了，但你真的领会了其中奥妙了吗？下棋时该走的就得走，该停的就得停，要听其自然而不要强行，这才是下棋的道理。你虽然刻意追求，然而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所以三年来你仍未脱一先的水平。”施襄夏细细体会了这番深刻的议论，意识到自己以前好高骛远，走了弯路。从此，施襄夏一变往日棋风，终于成为一代名师。 此后三十年间，他游历吴楚各地，与众多名手对弈，交流棋艺，五十岁以后，和范西屏一样，也客居扬州，教授学生，为培养下一代花了不少心血，他的学生很多，但他始终很谦逊。晚年在扬州，他还写了不少围棋著作，为后来棋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施襄夏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棋史上的。在《弈理指归·序》中，施襄夏对前辈和同辈棋手有十分精粹的论述：“圣朝以来，名流辈出，卓越超贤。如周东侯之新颖，周懒予之绵密，汪汉年之超轶，黄龙士之幽远，其以醇正胜者徐星友，清敏胜者娄子恩，细静胜者吴来仪，夺巧胜者梁魏今，至程兰如又以浑厚胜，而范西屏以遭劲胜者也。”正是基于对其他棋手如此深刻的研究分析，施襄夏集各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一颗闪烁异彩的明星。 邓元穗说：“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远”，“定庵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深谋远虑，稳扎稳打就是施襄夏棋风的主要特点。施襄夏自己也说过：“盖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也。他在《自题诗》中写道：“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不向静中参妙 理，纵然颖悟也虚浮。”施襄夏特别强调这个“静”，他在《凡遇要处总诀》中说：“静能制动劳输逸，实本攻虚柔克刚。”这和他说的“化机流行，无所迹向，百工造极，咸出自然”，“棋之止于中止”，是一个意思。“静”即是”自然”，即是“止于中止”，也就是当年梁魏今对施襄夏说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这并不是提倡被动。施襄夏一向重视争取主动，他曾说：“逸劳互易忙须夺，彼此均先路必争。”这与“静”是不矛盾的。“行乎当行，止乎当止”，关键还在“行”和“止”都必须是主动的，这样才可能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实攻虚，以柔克刚，这正是施襄夏棋风的奥妙所在。 施襄夏在理论上也贡献很大，他是在认真总结了前人棋著的得失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的，他十分推崇《兼山堂弈谱》和《晚香亭弈谱》，但也大胆、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他在自己的《弈理指归。序》中说：“徐著《兼山堂弈谱》诚弈学大宗，所论正兵大意皆可法，唯短兵相接处，或有未尽然者。程著《晚香亭弈谱》惜语简而少，凡评通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 隐，总难断详，未人室者仍属望洋犹叹。二谱守经之法未全，行权之义未析也。”这种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使得施襄夏的著作较前人有了很大发展。他的《弈理指归》二卷，是我国古棋谱的典范，是施襄夏一生心血的结晶，可与《桃花泉弈谱》媲美。因此书原文是文言口诀，字句深奥，图势较少，钱长泽为之增订，配以图势，集成《弈理指归图》三卷。 施襄夏死后，他的学生李良为他出版了《弈理指归续篇》，这本书的《凡遇要处总诀》部分，几乎总结了当时围棋的全部着法，是部全面论述围棋战术的著作，是我国古典围棋理论十分少见的精品。这些口诀，都是施襄夏平生实战和研究的心得，句法精炼，内容丰富。以范西屏、施襄夏为代表的康熙、乾隆时代的棋艺水准，是整个围棋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范西屏、施襄夏等人把围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胡铁头招架无方私求定庵 形成一个高潮，除了一二个水平出众的大师外，必然还有一大群水平相当的棋手。前面提及的胡铁头胡兆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棋力很强，大刀阔斧，喜欢大砍大杀。但他毕竟敌不过范西屏。有一回他与范西屏对弈，下至中局，他己窘迫之极，无奈之中，他谎称有病便离开了，但他并未回家，而是直奔施襄夏处求教去了。当他返回来，继续下这盘棋的时候，不料范西屏大笑起来：“定庵人还没来，棋先来了！”实际上，胡铁头的棋始终比范西屏差二子。 比范西屏差二子的棋手还有李步青，但他的棋颇受范西屏称赞。据吴修圃《弈理析疑》说，范西屏五十二岁时，在金陵遇见李步青受二子下了六局，结果各胜三局。两年后，两人又相遇在苏州。这时的李步青已经可以让先了，而且，互有胜负。由此可见李步青的棋艺进步很快，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除了胡铁头，当时还有一位被人称为“金刚”的棋手，他叫童和衷，十四岁时已有棋名。开始与范西屏对弈，范尚让三子，不久，就只能让二子了。童和衷棋风精悍而有魄力，故有：“童金刚”之称，是位很有潜力的青年棋手，可惜未过不惑之年就病逝了。 上节提到的豫园乱局认大师的倪克让，也是当时颇具功力的棋家，他名世成，上海人，《清代轶闻》等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他父亲倪载岩是位秀才，在家教书之余喜欢下棋消遣。久而久之，倪克让从观棋中有所领悟，以后他和别人下棋，胜者居多。据说池下棋碰到难处时就仰面望天，可一落子，别人就无法对付。所以当时有人说他的棋艺是“天授”的，一回，有位人称“弈品第一”的大官路过松江，听说倪克让的棋名，特把他召来对弈。倪克让成竹在胸，连赢了他二局。倪克让的名声因此更大了，《轶闻》中还提到，倪克让为人古怪，终生未娶妻室。生活极为简朴，家中只一木床，每日坐在床上，客人来访，他竟能一言不发，人们都说他有些“痴”。不过他的棋艺确实精湛，越到晚年越发神妙，江南无敌手。只是在范西屏面前，他仍需受四子。 中国古代围棋发展史中最辉煌灿烂的画面，是由梁、程、范、施四大家和欢多的高手共同绘成的。这已毫无疑问。 但不可否认，清朝康熙。、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一切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名家高手疲于衣食怀才不遇 清道光以后，帝国主义冲进中国的大门。清朝未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衰退，围棋的命运日益艰难。 清末棋手水平与前代相比大为逊色，其中水平最高的陈子仙、周小松，距范西屏、施襄夏尚有相当一段距离，关于这一点，王蕴章在《天香面砚室弈选·序》中说：“降至陈、周，世变稍稍暗矣。士或怀才不得逞，则奔走为衣食计，手谈坐隐，余事蓄之，”较深刻地揭示了棋事衰落与世事败坏的关系。 当时可以提到的棋手，有“十八国手”。 秋航，名愿船，仪徽人，是京都梁家园寿佛寺的和尚。他不念佛经，偏好围棋。晚年经常出入于京城，与沈介之同为周文勤的门客，并往来于满族王公府第。他的棋艺在当时颇为众人仰慕，樊彬曾在《燕都杂泳》中写过“手谈谁国手，善弈数秋航”的句子，他的对局被选入道光二十一年刊行的《尊天爵弈谱》中，其中包括与周小松，李昆瑜，李湛源等国手的对局。当时他已年愈七旬。同治二年，秋航在北京去世。据方臻大《待日解弈存·序》中记载，方于这年来京，遇见秋航，那时秋航已年迈，但下棋仍“不耐思索，拈子如雨点下。”他受先四子与方臻大对弈，但没下完十局，老人就于这年秋天去世了。关于秋航的逝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秋航故于杭州。传说他在死前一天尚与人下棋，并说：“今日之会难再见，此局乃绝着也。”秋航享年九十以上。 另一位长寿棋手任渭南棋名也不小，嘉庆、道光年间，他常设局于秦淮河畔，无人为敌。任渭南活到八十多岁。 能胜任渭南的，当时并非无人。有位叫林越山的也是“十八国手”之一，福建人，幼年即会下棋，十八岁时闻名全国，有一回任渭南到了广东，两人对弈，观棋者无数。棋下到中局，任渭南已发现自己局势不妙，便给林越山使了个眼色。林越山心领其意，故意走错几步棋，让任赢了几子。事后有人间林为什么要让任渭南，林越山说：“任渭南早有棋名，这次来广东又是大官的客人，不能不给他留面子。但我确实能赢他，如果你不信，我可复盘再下一次。”此后一年多，林、任二人都住在广东，但谁也未再提棋事。 任渭南教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他叫沈介之，名琦（又作祺），上元人。沈介之下棋思路敏捷，落子如风，很年轻就成为国手，并受到当权者的青睐，曾任广西巡检。此人不到五十就去世了。 棋手董六泉，又作鹿泉，名文毅，武进人，生于乾隆四十年，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手，清末两大高手陈子仙、周小松都是他的学生。据周小松《餐菊斋棋评》记载，当时棋手以董六泉年事最高。道光二十六年，他去甘肃投奔定制军，得了一些钱便回家乡了。但几年之后，清贫如故，晚年生活极为凄苦，咸丰初年病故，享年七十余。董六泉著有《董六泉选棋谱》一卷，嘉庆二十三年出版。 潘景斋与任渭南、申立功、金秋林同为当时棋坛上的佼佼者。潘景斋名耀远，号星鉴（又作星见），宜兴人。他常在北京悬彩摆擂台，每局五两银子，不满此数，便不与较量。他享年不高，四十岁就去世了，有《潘景斋弈谱约选》留世。 道光末年成名的棋手有周星桓、李湛源二人，周星桓名兆奎，南通城东人。他曾与老将董六泉较量过多局，道光、咸丰年间又与后来的名家周小松对弈，互有胜负。周家世代棋手，周星恒自己学棋很刻苦，曾精心研究六个月未出房间。终成国手。 李湛源，一名许清，字海门，南道石港镇人。他旅游北京很长时间，为人豪爽，不修边幅，与他同游京城的国手，与王公国戚对弈，常暗中让于，以此得些钱财，只有李湛源“不以利动其心”。因他棋名很大，有钱有势的人都不惜以重金贿赂他，以求他让一二着而成名。李湛源表面答应，对局时却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杀个惨败。他晚年穷途潦倒，最后病死于破庙中。 可以提到的还有方秋客和刘云峰，方秋客名元，宜兴人。他是个银匠，但棋风好杀，人们称他是“高棋细银匠”，又因他是个银匠，很多人看不起他。 刘云峰是京师人。他常与周小松下棋，周让他二子，他年纪不大就去世了。 最后的余音 清朝未年最后两名最优秀棋手是陈子仙和周小松，他们为重振围棋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陈于仙，名毓性，海宁人。当时的海宁是围棋盛行的地方。陈子仙和以往历代许多名家相同，首先受其父亲的熏染。他父亲爱棋如命，不惜败落家产。晚年，陈父栖身于破庙之中，但仍好棋如故。陈子仙很小就通棋道。每当父亲下棋要输的时候，他就帮助出招，于是反败为胜。陈子仙因此出名。 他十岁时，父亲带着他到了常州，拜老国手董六泉为师。董六泉此时已年过花甲，满头银霜，陈子仙则红颜嫩色，丝头绳系着头发。在名师指点下，陈子仙进步飞快，十二岁就以国手著称，当时人们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年少的一位国手。 至此，陈子仙开始称雄于棋坛，被推为海内第一。“围棋施、范而后，以陈子仙为最著”。常棣华在《子仙百局·序》中说，陈子仙不论是与前辈国手对局还是与同辈劲敌对局，或是下授子棋，“无不勾心斗角，各极其妙。”他的棋别出心裁，独创一格。他的老师董六泉，前辈棋手秋航，以及同辈棋手施省三、李昆瑜、徐耀之等，都不是他的对手。 能与陈子仙比高低的只有周小松，他们俩既是劲敌又是挚友，感情深厚。陈子仙比周小松小近十岁，是当时最年少，出名最早的棋手，他俩很小时就较量过，下了一二百局棋，可惜都没保存下来。以后，两人分手了。一别就是二十年，当他们在安徽相逢时，十分高兴。第二年，即同治十年（1871年），两人都有事回家。不久，周小松重返安徽，他盼望着再与陈子仙杀几盘，谁知就在这年夏天，陈子仙去世了。那时，他还不满五十岁，周小松闻知悲痛不己，“独弦哀张，抚局陨涕。”为陈于仙的早逝深感惋惜。（注一） 陈于仙曾与陈方合著《陈方七局》一卷。他的遗局，由常棣华辑成《于仙百局》一卷，于光绪六年出版。 周小松，名鼎，江都人。出生于嘉庆年间，从小好棋。十八岁从秋航学棋，受二于下了一百余局。以后又拜董六泉为师，二十余岁成国手。 周小松曾游历全国各地，称霸棋坛达半个世纪之久。清末十八国手，除潘星鉴、申立功、金秋林、任渭南四位外，其余都较量过，只有陈子仙与他不相上下。 光绪十三年，周小松年近七十，这年他三访京城，与在京的刘云峰等国手对弈于肃王府，棋力不减当年，无人能赢他。 周小松为人正直清廉，平易近人，每次与人下棋，都尽其所能，从不接受达官贵人的贿赂而让子。相传曾国藩曾请周小松去下棋，周让他九子，然后把他的棋分割成九块，每块都仅能成活，曾国藩大怒，把周小松赶出了大门。 周小松的著作，有《新旧棋谱汇选》四卷，《餐菊斋棋评》一卷，《皖游弈萃》一卷。他的棋著，尤其是《餐菊斋棋评》。是清末棋谱的代表作，他继承了徐星友的优良传统，评语详确，切实可学。 周小松去世后，围棋进一步衰落。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围棋史最衰落的时期，这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诞生才告结束。 （注一）《餐菊斋棋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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