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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逐一战胜对手后，他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便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了。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见人大发牢骚，说： “我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 胡汉民曾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在蒋桂战争中，助蒋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助蒋打败了冯玉祥，又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他早上4点半起身，晚上11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尽其力去料理。他原想让蒋介石在外带兵打仗，胜利后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自己。而蒋介石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事也要蒋点头。胡汉民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蒋之亲信吴稚晖等发生激烈争吵。那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 1931年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他派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亲自挑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去监督代表的选举。可陈氏兄弟给蒋介石带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除蒋系直接控制的浙、苏、皖、沪以外，绝大多数的选票都将不会投给蒋介石，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进行总统选举的话，那么，蒋介石只能得到32％左右的选票，而68％的选票都将属于胡汉民。这下急坏了蒋介石。他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 胡汉民被软禁后，通过国民政府文官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反蒋。孙科即派医官邓真德以替胡看病为名，询问下一步应怎么办，胡要孙科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甚至不惜与汪精卫派合作，以此救他。 蒋介石发觉各方对扣胡反感很大，恐政治上起变化，便急忙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又极力拉拢孙科。请孙吃饭时，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夹菜，并以亲戚的口吻说： “我们是自己人，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你多多帮助，不可见外。” 蒋介石又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四老”拉孙。孙科一下子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4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内中除历数蒋之罪状外，还有对以往反蒋失败的痛省，以及此后与反蒋各派“精诚合作”的决心。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 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广州开府后，陈济棠与李宗仁相商，将两广军政人事重新作了调整。军事上，两广军队一律取消原来称号，改编为第一、四两个集团军（第二、三集团军乃留以备阎、冯参加者），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陈部下辖3个军，分别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为军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则以白崇禧为副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廖磊为第7军军长，夏威为第15军军长。政府方面，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济棠兼，后由国府改委林云陔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由李宗仁建议，由黄旭初担任。由是，两广合作反蒋局面正式形成。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蒋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蒋在种种因素制约下，不敢过分造次。蒋对西南，内定的方针是“和平统一”、“设法疏通，以固国本”，即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 广州非常会议外表看来热热闹闹，声势颇大，实际上来粤入盟的人是三教九流，各有所图，根本形不成团结的力量。盟主陈济棠野心大，心胸小，一心想借非常会议，逞其“南天王”的私图，在人事上任用亲信，财政上一毛不拔，军事上虚张声势，他为融洽粤、桂感情，提出与李宗仁换帖。李宗仁深知陈之为人，但又不得不回了帖。 李宗仁为了帮助陈济棠撑住广州国民政府的招牌，将广西一应事务交由白崇禧掌管，自己则以国府委员和参军处参军名义居留广州，然而陈济棠过于私心自用，多疑善变，对李等并不推心置腹，反蒋又三心二意，这使李宗仁颇感不悦。 两个月后，广州政府讨论对南京行动计划，分歧意见显见，分成主和主战两派，陈济棠、古应芬为主和派，汪精卫、李宗仁则为主战派，两派大开辩论，因主和派势力较大，气走了汪精卫。汪精卫气走香港后，陈济棠、古应芬曾试图与蒋通款，并由广州国民政办发出通电，谓“蒋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断不加以一兵”。但蒋并不领情。蒋在江西“剿共”时，企图驱共入粤，以冀收渔人之利。陈、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转过头来再谋与汪、李等主战派调整关系。李宗仁见陈态度有所转变，乃出面劝汪返穗，并由汪向陈提出“联合行动，出兵北伐，为桂军补充军饷”诸条件，陈济棠为维持广东局面，一一接受。陈四处购买飞机，配置军火，建造军用机场，摆出一副与桂军齐心协力，北上讨蒋的咄咄逼人架势。 即然两广摆开架势，蒋介石也赶紧调兵遣将，正当宁、粤双方醉心于互相攻讦，不惜一战时，东北响起了“九·一八”日本入侵的炮声。 日本陆军最高军事决策和军令统辖机关参谋部，于1931年6月初派出以中村震太郎大尉为首的几名军事间谍，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一行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了一番侦察，对经过地区的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笔载很详。他们在回国途中的兴安区余公府附近，被东北军驻防屯垦军第3团所查悉逮捕，按照国际法，将中村震太郎等4人处死。 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很快为日方所侦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武装入侵的绝好机会。8月17日，他们隐瞒中村等人的军事间谍罪行，歪曲中村被杀情况，遂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肇事官兵，否则将诉诸武力。 中国政府采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办法，逮捕了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哪肯就此善罢干休。9月，沈阳城的日本人活跃起来，开始动员在乡军人重新入伍，并从朝鲜和日本内地向沈阳调兵遣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当上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安营下寨。正当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时，1931年7月又爆发了石友三反张的战争。 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他在中原大战中通电拥护张学良，被张学良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他亲自跑去晋谒张学良，还清张给他委派总指挥部的秘书长和副官长，双方关系十分友好。 但石友三部驻防平汉铁路新乡至顺德一带后，陆续扣留了平汉铁路的客、货列车车皮数百辆，机车近20台，组织了运输司令部，在石家庄到新乡之间行驶。蒋介石大怒，电示张学良催促石迅速交还所扣之机车和车皮。张学良密电蒋，代石敷衍，同时让石赴北平商谈，劝石交还一部分车皮，以便为其开脱。事毕，石友三向张学良辞行，张善意挽留石多住几天，以待和蒋交涉的结果，但此时谣传蒋曾密电张学良扣押石。石一贯猜疑成性，误认为张名为挽留，实为扣押，乃为受蒋之命而耍手段，从此怒火中烧，对张怀恨在心。 石友三返回后，积极备战，多次写信向冯玉祥请教，同时派亲信到山西同晋军将领孙楚，以及原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韩复榘、李鸣钟等人联系。 冯玉祥即派唐悦良为代表去广州，同广州非常会议联络反蒋。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冯玉祥的意见，任命石友三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汇款50万元作为石部军饷，要求石在北方发动反张倒蒋战争。石友三一一接受。 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此时无暇北顾，应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先打败张学良，然后同粤方夹攻蒋军。于是，他亲自给旧部将领写信，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出兵打张学良，又与晋军多次联络，敦请一致行动。冯的军事部署是： （1）石友三部为进攻主力，从平汉线北攻石家庄，然后以大部兵力向保定、北平进攻，并分兵协同友军攻取天津。 （2）晋军由张家口及北平迤西，保定迤北出兵援助。（3）韩复榘部由山东沿津浦铁路北进，攻取沧州、马厂，然后与石友三和晋军会师天津和北平。 （4）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等部，连同河南民军，由信阳沿平汉铁路北上，袭取郑、汴，东进徐州，解除韩复榘的后顾之忧。 （5）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孙殿英、阮玄武等部由垣曲、晋城等地向东进发，陈兵于平汉铁路黄河北岸一带。 以上各军总兵力约有30万人以上，若能齐心协力，确实能将张学良打垮。 实现这个计划，关键取决于晋军的态度，冯玉祥为此除派人游说外，自己又多次函电敦请。 逗留在大连的阎锡山颇有反张愿望，他勾结日军，秘密商定由日军进攻东北，抄张后路，共同打击张学良的行动计划。 冯玉祥于7月对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孙殿英、阮玄武、张允荣、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等旧部的兵力作了妥善安排和适当调整，加强了领导。 然而，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的威信下降，旧部将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各有各的打算，不像以前那样顺从地听从指挥，而是观望不前。 石友三野心勃勃，急不可待，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目前反蒋派都无力与张学良、蒋介石较量。他和韩复榘关系深厚，又有默契，若能趁蒋介石无暇北顾之时，先报了张学良想“扣押”他这一箭之仇，把张赶出关外，再将华北连成一片，统兵南下，他石友三便是北方领袖了。于是不顾一切，不等冯玉祥将各方运动成熟，于7月20日在顺德誓师，并公开发表了反对张学良的通电，然后即沿平汉铁路线北进，23日就进占了石家庄，26日已到达保定以南的望都一带，这才遇到东北军所布防线的阻挡。 石友三首先发动，各军却都是口头响应，根本没有一人出兵助战。宋哲元的29军刚刚接受蒋介石改编，军饷刚有着落，虽是冯的嫡系部队，但却按兵不动。宋和庞炳勋都有联晋反蒋的愿望，却害怕与石友三联合共事，更不愿出兵援助石友三。 冯玉祥急如星火，几次派人催促。7月23日，他亲自致电宋哲元，希望宋认清反张倒蒋的大好形势，并能将冯的意见向庞炳勋、孙殿英、张人杰、鲍刚等同志恳切而言。因宋的态度，可直接影响庞、孙、张、鲍等部，关系至大。冯电文中尤望宋对庞弟等披肝沥胆，痛言利害，捐除一切成见，助石反张倒蒋，共同完成这桩当仁不让之伟业！ 庞炳勋主要是对石友三、韩复榘反复无常，几次叛变冯而投降蒋介石的行径不满，直接向冯玉祥表示不愿出兵援助，冯急得坐卧不宁，又急电庞，进一步劝解。庞因与石矛盾难解，终未出兵。 冯玉祥打电报给主持晋军军务的徐永昌，鼓动他出兵助石反张倒蒋：“务请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难，决定即时发动。”电报发出后，冯又派张允荣等前往太原面见徐永昌，请他下令出兵援石。 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0万人，中原大战时调进关内约7万人。石友三发动战事，张学良又将7万人的兵力调入关内。7月23日，张学良通电讨伐石友三。同一天，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石逆叛变，实受粤中叛徒50万元之收买。”次日，蒋介石任命刘峙为中央军的南路军总司令官，调集10万大军，由河南沿平汉铁路跟踪石友三北进，使石首尾难顾。 蒋介石为迅速解决石友三部，仍以利禄为诱饵，分化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对冯的旧部和晋军将领极力拉拢、收买，极力分化反蒋联军。 徐永昌等晋军将领听到宋哲元已被蒋介石拉拢，图谋乘机抢占晋、绥二省的传言，即向阎锡山报告，阎急令停止军事行动。晋军中途变卦，徐永昌决定：“拥护中央，整顿内部。”并致电张学良，表示晋方“各将领一致拥护陆海空军总、副司令”。晋军又遵照蒋介石指示，袭击石友三运送作战物资的钢甲列车。 韩复榘也违背初衷。蒋介石对韩早有戒备，韩的实力有五六万人，被蒋军牵制，难以动弹，对石友三爱莫能助。 石友三部6．6万兵力，在蒋介石的刘峙、顾祝同部以及商震部、张学良东北军的夹攻下，孤军无援，形势越来越险恶，被迫于7月31日夜突围，经深泽向山东方向败退。沿途溃不成军，及至山东德州时，人马已损失大半，后全部由韩复榘收编。 张学良虽然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乱，但由于大批东北军的主力调离东北，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石友三叛乱平定后，张学良并没有立即返回沈阳，也未将东北军调回，这给日本帝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可乘之机。 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湖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东北军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离兵营约800米处往南去的地方，河本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下，并点了火。只听一声巨响，震动全城。接着又响起爆豆般的枪声，日本军队向北大营射击，并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发动攻势，于是在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北大营留守的东北军仅王以哲第7旅1个旅。事变前，王以哲一再请示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蒋（介石）指示不抵抗，一切从外交解决。”事变发生时，在沈阳主持军政的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报告张学良。可是这天晚间，张学良在赵荻小姐陪伴下，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电话来不及说完，就中断了。沈阳守军根据张学良转达的蒋介石“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命令，撤退到东山嘴附近集结，日本军很快占领了北大营。城内军警一部分退到锦州，另一部分有不少被缴械，或当了俘虏。 驻北大营的第7旅官兵，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在参谋长赵镇藩指挥下，奋起抗战，战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翌日晨3时许，由于伤亡过多，遂决定从南、北两方面突围，向东山嘴转移。 从9月19日开始，营口、牛庄、安东、抚顺、风城、海城、本溪、盖县等相继沦陷。直至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热河也相继为日军所占。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东北4省全部沦陷。 东北3000万人民从此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中国官方财产损失170亿。张学良父子惨淡经营10余年的北大营，付之一炬。仅沈阳一地的军械装备的损失，计有：飞机260余架、坦克60辆、迫击炮2000门、15生榴弹重炮200门、15生加侬炮200门、轻重机关枪4000余挺、高射炮60门、野炮1000门、步骑枪1．2万枝、军用公用汽车2300辆、火车及各种车辆5000辆、子弹可供10个师之用。张学良的个人财产损失也极为惨重：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数丢了，仅金银一项价值达2．5亿元。张学良满心悲愤，对部下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何面目重见江东父老？我是一个民族罪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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