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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荷兰人夹杂在数以百千计的外国人中，不惹人注目地来到上海滩，住在上年那几位俄国人下榻处，南京路东方大旅社，房间为32号。时间是1921年6月3日。 他化名马林。安德雷森。尽管马林登记时又用了个假名，法租界的巡捕房还是在帧悉他的行踪。这个出生于鹿特丹，来自爪哇的荷兰人，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时年38岁。去年他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并受到列宁的赏识。他的朋友们去年刚在爪哇建立了印尼共产党。一年后。他作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在莫斯科递交了一份报告： ……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小组……这个组织在七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但在全中国其成员不超过50至80人…… 这个貌似营鲁士军人的荷兰人，精力充沛，声若洪钟，颇有国共和谈演义(第一部)几分傲气，也有几分侠气。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外国人欺负中国苦力，竟挺身而出，与其大打出手。 和马林同时来到上海的，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科尔斯基。 当华灯初上，清风习习之时，他们在永安公司楼上的屋顶花园天韵楼，会见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汉俊。他们重复了一个在北京期间曾向李大钊提出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于是，一件创世纪的大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了。 张国焘、刘仁静从北京来了。 毛泽东、何叔衡从长沙来了。 董必武、陈潭秋从武汉来了。 王尽美、邓恩铭从济南来了。 陈公博从广州来了。 周佛海从日本来了。 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组成的巴黎共产党小组因远隔重洋、消息不通，故而未派代表。 为共产党的创建呕心沥血的南陈北李均团公务繁忙，未能与会。陈独秀特指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会议。 李达、李汉俊尽地主之谊，忙于筹备工作。 13个人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衫，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来到上海滩穿行在这座大都市的政治缝隙里。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加上马林、尼科尔斯基两个外国人，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亥校。这所私立学校那时只有厨师和校役，因为师生正放暑假。这幢三楼三底的校舍简陋干净，二楼三间屋子的地板上铺着芦席，住在这里的代表们吃着最简单的包伙，喝着老虎灶打来的开水，席地而眠，盛夏倒还凉爽。 会址设在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这里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李达让爱人王会悟找李汉俊商量借用。 1921年7月23日午后3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所石库门房子里开幕。15人全部到会。张国焘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两个国际代表作报告，由李汉俊、刘仁静轮流翻译，毛泽东、周佛海记录。 会议期间发言热烈，但毛泽东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无疑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列著作。别人发言中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刘仁静语)。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走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李达语)。 7月30日晚是个阅热的夏夜。 会议照例在这个石库门里召开。马林刚开始讲话，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来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人，走人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问：“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李汉俊诧异地说：“这几哪有什么王主席？” 那人连连赔札：“对不起，找错地方了。”旋即退出门外。 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机警地一跃而起，建议马上撤离。张国焘断然宣布：“大家收拾好文件，分途离开！” 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意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开来了两辆汽车。一个法国总巡带着十几个巡捕闯进会场，大肆搜查，结果一无所得。追问李汉俊，也让李汉俊应付过去了。最后，巡捕们只得悻悻而回。 转移的代表七转八绕，纷纷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宅。陈独秀去广州后，李达夫妇就住在这里。几个人不放心刚才发生的事，派包惠僧回李公馆探视，知道果然出了事。 代表们又派毛泽东去住地博文女校，探视因肚痛腹泻未出席今晚会议的周佛海。 躺在二楼地板上的周佛海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昏昏沉沉中，只听有人轻声问：“这里没什么问题吧？” 周佛海一睁眼，见是湖南老乡毛泽东。再往左右一看，才发现楼上空无一人。听毛泽东说明原由，赶紧跟随毛泽东离开了这里。 不过尽管半夜骇了一惊，这位从日本鹿儿岛来的留学生仍然不忘谈恋爱，并引来一桩桃色纠纷：他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一位富商的小姐，那位叫杨淑慧的小姐不顾家庭反对也爱上了他。一个月来的上海之行结束时，他带着跳窗私奔的恋人返回丁鹿儿岛。他不久便和党脱离了关系，被开除了党籍。 在那个闷热的夏夜，在贝勒路那个古色古香的客厅里，众人撤离之后，陈公博与石库门的主人李汉俊一连吸了50支长城牌香烟。这位与众不同的穿西装的广东代表，也是北京大学学生。他似乎觉得补度蜜月比开会更为重要，便带着漂亮的妻子李励庄住在南京路去年欢宴罗索的那家大东旅社。他举止阔绰，终日忙着陪伴妻子逛商店购物品。他因会上同张国焘争吵而斗气没有离开李公馆，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法国巡警几乎把他当日本人，用英语盘问再三，幸亏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因改得一塌糊涂而未被注意。他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他后来在西藏路大世界兜了几个圈子，看了会儿露天电影，总算甩掉了跟踪者，回到大东旅社赶紧闭门，在痰盂里焚烧了全部文件。暑夜闷热难耐，他与美丽的妻子从床上睡到地下。忽然狂风骤起。急雨大作，又一声枪响，隔壁房间一个女子被情人杀了。陈公博被惊吓得丧魂失魄，第二天干脆辞别上海滩，携妻去了杭州，只管悠闲地游西湖逛灵隐。后边的会怎么开一概不管不顾了。 李公馆的意外事件发生后，代表们在渔阳里2号协商会址往哪里迁移。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家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她在旁出主意道：“南湖离上海近，坐火车只要一个多钟头，到那里边游湖边开会，又安全又方便。如果大家同意，我可以先去雇好一只大画艇。” 大家一听，极表赞成。 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举行。参加者11人。陈公博慷走李汉俊因家中受监视不便参加。两个国际代表为避人耳目也没有来。 代表们登上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亭台楼阁。较之西湖别有一番韵昧。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溯上荡漾。代表们在船上继续讨论在上海未完的议题，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主管组织。李达主管宣传。 参加这次会议的董必武有诗纪之：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产导工农。 暮霭沉沉，渔火点点。代表们很晚才返回住地。 在以后的岁月里，13位“一大”代表各有不同的归宿：有的早早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抱定最初确定的信仰奋斗到最后一息，有的中途离开了自己参与创建的党，也有的完全走向了反面：最不光彩的是在“一大”期间只顾忙乎女人的陈公博和周佛海，他二人17年后又回到上海，共同建立了一个中国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政府。抗战胜利后一被处死，一死于狱中。 还应该提到那位荷兰人马林。尽管参加建党的中国人有点不太喜欢这个习惯自傲、热衷指手画脚的充满优越感的白人，但他确有满腔的热情和蓬勃的战斗精神。后来，他曾作为革命社会党代表参加荷兰国会，在二次大战祖国沦陷时编辑地下反抗报纸《斯巴达克》，于1942年4月13日被德国法西斯杀害。他是自己要求不戴遮眼布慨然走向刑场的。他的另一个要求没被允许：七位死刑者手拉着手。枪响前，他挺胸唱起了《国际歌》。迄今马林的遗物中，仍保存着他亲手记录的《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那是“一大”之后马林去长沙时记的。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曾慷慨激昂地说： “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 从大画艇回来后，毛泽东说了一句预言： “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可能统治中国。” 这便是当时参加建党的共产主义先驱者们所怀抱的共同气概。中国近百年来不乏仁人志士，在共产党成立之前，曾出现过不少政党、团体，最多时选300多个。但这些林立的党派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救国方略，无一能担当起民族解放、中华振兴的重担。它们像流星划过夜空，只为黑暗的中国装点过转瞬即逝的亮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个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聚集了真正的时代精英呼唤起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 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便出现了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关系——敌对还是合作、谈判还是战争，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进程。 下面该周恩来出场了。他无疑是后来国共合作、和谈的一个主角。 此刻，他正在遥远的欧汾。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他出世不久，任淮安知县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9岁，生母和嗣母先后病逝，12岁随伯父离开谁安到东北，15岁考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这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形成有极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十分器重周思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和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支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曲是，周恩来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周恩来向他的同学这样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下，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临行，他写下一首豪气洋溢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五四之后不久，21岁的周恩来忧心细焚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觉悟社”。 1920年1月，周恩来率领天津各校数千名学生前往省公署。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的二十多名学生代表。请愿遭到镇压，他和另外几位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在那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的监狱里他绘难友们连续讲演“马克思传”和“马克思学说”，组织难友们与狱方斗争。几个月后，当局边于舆论压力释放了他们。同学们欢欣雀跃地来到监狱门前，把缀有“为国牺牲”金字的纪念章戴在周恩来的胸前。 这时，严修向张伯苓提出，推荐两个南开学生出洋留学，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福景，并资助了他们赴欧的经费。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号前往欧洲。 邮船经过西贡、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侮、历时36天，到达法国马赛。 周恩来到欧洲后、立即吸引了先期到达的中国青年。1921年，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他和蒙达尼的中国学生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张昆弟、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和克鲁邹的中国学生赵世炎、李立三、邓希贤(小平)、陈公培、刘伯坚、鲁易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并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过从甚密。 周恩来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出席“一大”，在石库门和大画舫召开那次会议的消息，过了一段才传到巴黎。然而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坚定地确立了，并和国内的共产党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在德国听到觉悟社社员黄爱和另一位热血青年庞人铨因组织劳工游行示威而被湖南军阀赵恒锡杀害的消息后。 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诗中跳动着这样滚烫的句子：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几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1922年6月，旅欧青年中的共产主义组织诞生了。 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德和比利时的代表18人。会议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赵世炎等12人去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书记一职便由周恩来担任，并将组织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当时的一切公开活动均用这个团组织的名义，丽处于这一组织核心的共产党小组从不出面。 旅欧初期，周思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支朋友，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做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晚年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夜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正是： 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心郎。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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