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却说成立上海第四区党部时，右派为争取领导权，先是请孙中山为他们说话，但遭到拒绝。然后孤注一掷，决定雇用流氓打手，混人会场干扰。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彼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会顺利进行。 随之而来的是叶楚伧饱对毛泽东的排挤。虽说叶楚他只比毛泽东大5岁，但他是老同盟会员，后任颇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作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了上海执行部三个常委之一，算是负责人。他竟策划一些国民党人在上海南方大学开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当即激起左派的反对。第二天，右派分子闯人上海执行部机关，抓住邵力子打了一通。事件发生后，由毛泽东领衔，同挥代英、施存统、沈泽民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时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叶楚他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因而对毛泽东这位共产党员、跨党分子处处刁难，力图赶走。他自己对党务撒手不管，把担子都推给毛泽东，毛泽东干了，他又来挑刺，使毛泽东进退维谷。后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毛泽东向他面交了一封14人的联名信，反映“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孙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无暇处理此事。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秘书起初的境况还不错，然而渐渐地和总书记陈独秀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此时已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积劳成疾，加之心境不佳，遂请假养病，挈妇将雏，离开喧闹的大都市，返回一山一水都令其眷恋的故乡去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而国民党内方面的叶楚伧则十分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频频举杯，以志祝贺。 在此后不久的中共“四大”上，在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中，毛泽东落选了。 后来成为毛泽东对手的张国焘这时也正遭厄运。 张国焘自从在中共“三大”落选质，就一直意态消沉。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就让李大钊、谭平山代为请假。孙中山得知后，特邀张国焘在西壕酒店参加夜宴。张国焘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铁路工人秘密组织才能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原已知道张国焘对党内合作有意见，却并不计较，现在听了张国焘的话；欣然同意：“这样也好，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也很重要，应当从速前往。彼此交换意见么，以后还有机会。”夜宴之后，孙中山又派人送来一封信。并附了2000银元。托张国焘捐给铁路总工会，预祝大会成功。 张国焘返回北京后，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孙中山希望他能去武汉担任实际工作，就像毛泽东在上海那样，但负责主持武汉执行部工作的居正、覃振以张国焘难以驾驭为虑。张国焘意识到这条路上将铺满荆棘，便通过李大钊，婉词谢绝了孙中山的这一拟议。 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北京执行部负责领导北方15个省市的工作，由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四位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三位候补执委也经常去参加会议。张国焘同时负责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国共两党在北平的活动引起了直系军阀政府的注意。5月20日下午，李大钊匆匆找到张国焘，告诉他，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通知。由于国共两党积极活动，反对曹锟贿选，打击北京政府，组织工人运动，早为当局所嫉恨，5月15日又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也被判定为国共两党所为，因此，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是张国焘。李大钊让张国焘赶紧躲避起来。 张国焘先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通知工作人员，清理文件，然后回到达教胡同处所。在这座四合院的两间上房里，佐着他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杨子烈1921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这时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他们连夜清理、销毁文件，后来累了，想明天再接着干，就睡觉了。 谁知天不亮，侦缉队就包围了铁匠营21号铣路总工会办公处去抓张国焘和张昆弟。他们破门而人，但屋内的两个人不是张国焘和张昆弟，而是两位于事李斌、彭永和。 “报告队长，搜出一套文件，还有一本名册。”一名队员把一叠材料交给侦缉队长。 “人和文件都带走！迅速赶往达教胡同！快，快！” 一个小时后，张国焘和杨子烈在寓所睡梦中被捕。 警探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搜去大批文件。一种惊人的疏忽大意。暴露了国共两党和铁路总工会的许多机密。 先后经过侦缉处和军法处审讯，张国焘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供出了一大批名单。 6月11日。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程克发出密令，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李大钊等人。 密令说：“经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创为首，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君)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范鸿吉力)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伯英等。查李大创原膺北京大学教员……李大创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 密令里附有两份名单。除《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名单》外，还有一份《张国焘供出各路工人在党姓名单》，其中有京绥路了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2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埔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都有具体的姓名和通信地址。 所幸密令下发之前，北京党团负责人先后离京。其中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委派他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他化装成商人，取道哈尔滨、满洲里，顺利抵达莫斯科。军警在李大钊离开的当天晚上，就查抄了他在北京的住处，跟着又追到李大钊在乐亭的老家，两次扑空。 后来、张国焘被定为“内乱罪”。判决书写道：“张国焘，别号张特立……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织朗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 北京警备总司令王怀庆拿着张国焘打过手模的公文去向总统曹锟请示处理办法。 曹锟一挥手“把他毙了吧！” 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在狱中。” 曹锟一听有理，改口向王怀庆吩咐：“好，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 于是收监。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下令释放了张国焘夫妇和《新民国》月刊主编范体仁。 国共合作的蜜月尚未度完，磨擦就开始了。这种磨擦在各执行部都有。上海更甚，已如上述，不过闹得最厉害的还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广州。 国民党“一大”刚结束十几天，在林森寓所，邓泽如、刘成禹、谢伯英、冯自由等五十余人秘密集会。门窗紧闭，门外有人站岗放哨。屋内桌椅纵横，杯盘狼藉，烟雾缭绕，一片龌龊气氛。 “李守常有什么资格坐主席台？我们跟孙先生干革俞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现在倒凌驾于我们之上了，我不服！”冯自由红头胀脸地说。 “我看共产党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什么以个人名义加人？不过是利用跨党机会发展自己，窃取我党权力！”刘成禹站起来喊道。 “那个李大钊在会上巧言诡辩，还有那个毛泽东，也敢口出狂言，全在我们党内有人支持！”谢伯英气愤地说。 “什么以俄为师？俄国是过激党执政全靠专制和恐怖，难道我们也要这样做吗？我们为什么要听鲍罗廷的指挥？不过是个顾问嘛，如今成了惟其马首是瞻了，发展下去如何得了！”邓泽如忧心忡忡地说。 “哎，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没用了，快要回家抱孩子、孵豆芽去啦！”冯自由长叹一声。 “这才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哟！“有人附和着叹气。 他们越说越气，越气越说，最后决定适当时候发出“警告书”，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 当时尚在广州的李大创得知这一信息后。告诉了鲍罗廷。二人感到事关重大，相约求见孙中山。报告了右派们“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要求严惩邓泽如、刘成禹、谢伯英、冯自由四名为首分子。 当晚，孙中山在太元帅府召见冯自由等人，声色惧厉地予以痛斥，警告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应当枪毙！” 冯自由等人不敢多言，悻悻而退。 为了维护刚刚开始的合作局面。国共两党都开始教育自己的党员。 2月底，中共召开了三届二次会议，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明了，“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的使命。”对于国民党右派，决议认为，即使他们一二次反对我们的主张，也“不要遽目为右派”，“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应采取种种策略化右为左，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决议还说：“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决议强调：“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介绍新分于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 3月2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阂刊》上发表《致海内外同志训词》，解释国民党改组及国共合作的意义。1月29日，上海《新闻报》对国民党改组作不实报道，并说国民党将“赤化”、将“分裂”。孙中山对此解释说：“欧战发生而后，各社会党，乘机勃发，俄国共产党竟一举成功，面我国青年乃亦感乎民生问题之不得不急为解决。于是社会之研究运动。始发韧于民间；然此即吾党所欢迎面引为同调者也。夫吾国之革命在前俄国之革命在后，俄乃以六年之短期、能铲除根深蒂固之专制阶级，战胜其四围帝国主义之恶魔，且以其势振发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奋斗精神。而吾党自辛亥迄今，垂十三年，国内军阀官僚之横暴，日甚一日，国外帝国主义资本侵凌，日迫一日；以视于俄，膛乎其后。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互助之友。盖以言主义。则彼此均能吻合，以言国情，则彼此有若弟兄。”“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人中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3月开始，冯自由、刘成禹、谢伯英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孙中山写信或当面汇报，控告共产党，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孙中山厌烦之极，却又摆脱不开，无奈，逐决定国共两党采取谈判的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于是、5月中旬，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与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张继就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 谈判开始，汪精卫、张继便将他们所获得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交给陈独秀，认为这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的证据。 汪精卫说：“我们二人和胡汉民、谢持先生都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许多党员也反对这样做。” 张继接着说：“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先生代表共产党明白宣称：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胯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不是党内有党吗？岂不是违反李大钊先生的声明吗？” 陈独秀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样做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的声明，认为这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只会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有利于国民革命。他诚恳地解释说：“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其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争取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国，使全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决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夺势，闹派系，搅不利予国民党的事。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 不管陈独秀如何解释，汪精卫、张继就是不满意。坚持要求中共取消其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 陈独秀也不退让。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疑是将我们共产党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名存实亡了，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如果这样做，我们当初费尽周折成立共产党干什么？” 双方都不肯让步一时情绪激动。气氛紧张。为了不使刚刚起步驹合作局面出现裂痕，陈独秀作了缓和的表示，他答应汪、张，中共中央将举行会议商讨，待讨论确定后再正式答复。 陈独秀在谈判后，思想上又有所动摇。他认为，共产党固然不能取消党团组织，但要国民党默认其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难以做到。他感慨地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大概也会反对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活动。他还分拆，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这四人几乎可以代表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人外，其他三人都还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现在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送走了汪精卫、张继，又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访。他叫吴稚晖(敬恒)，就是那个虽有一肚子学问，但却疯疯癫癫、邋邋遢遢，屡与新派人物打笔墨官司，而留下许多笑料的人物。 他郑重其事地问陈独秀：“请问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大约到什么时候能够成功？” 陈独秀略一沉思，伸出三个手指，答道：“我看大约需要三十年。” “啊？”吴稚晖十分惊骇地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 陈独秀连忙解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三十年后国民党便寿终正寝。先生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不不不！”吴稚晖直摇头，“这对国民党威胁太大了，怪不得许多老同志反对你们在国民党内活动。你看看我，我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500年以后的事，所以和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 陈独秀生气了，冷冷地说：“还是先生办事圆滑。不过你那叫什么革命？不关注国计民生，不触及现实痛痒，不管打什么旗号，也不过欺世盗名而已！” 吴稚晖讨个没趣，冷笑一声。扬长而去。 为了征求意见，商讨应付办法，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讨论。十多位与会者一致表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不能取消。中央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国民党的要求。认为现在只有两途可循：或者国民党默认中共的党团组织能在国民党内合法存在；或者党内合作破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另谋党外合作。但第一种前途是最好的，应尽力去争取。 然而尚未等到共产党方面的答复，国民党的一些右派人士便迫不及待地首先发难了， 正是： 一波未平一波起， 奈何江水不流西。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