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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3月18日上午，北大、清华、北师大、女师大、师大附中等80多所大中学校和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140多个团体5000多人，像潮水般汇聚天安门。热血沸腾的各校代表纷纷上台发表演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声惊天动地。当李大钊发表演说时，大会的热烈气氛达到高潮，有人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群众的一致要求：驱逐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大会通电全国民众，表示坚决反对八国通牒，并通过了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督促政府严厉驳复八国通牒等项决议。会后，一致决定示威请愿。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垮军警的重重防线，并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下午，终于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端政府国务院门前。 早已蓄谋的大屠杀开始了。军警突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了枪。他们还阻塞通道，两面夹攻，用大刀、钦棍追打砍杀。陈独秀之子、陈延年之弟陈乔年腰部被刺一刀。李大钊头部受伤，却不顾个人安危，仍与游行总指挥王一飞共同指挥群众战斗。众人合力冲开东边铁门撤走，军警仍然用刺刀、枪托追刺、乱打。这一场惨案造成47人死亡，160余人受伤，还有不少人“失踪”，段政府门前爱国青年的鲜血流成了纲。死者中间，即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血案传出，举国为之震惊。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指责政府这一卑劣行径。 《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是：“人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残酷，悲痛极矣！” 上海《新闻报》转发东方社3月18日北京电称：“今日午后开枪者乃属安福系兵，与国民军毫无关系。据目睹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乃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响不已。” 3月22日上海《商报》电讯：“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据知内幕者云，贾(德耀)阁上台，正与列强进行大借款，约有五千万，须以防止赤化为条件，卫兵开枪，可借以表示反赤。” 国共两党对这一惨案都表示了极大的义惯。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有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23日，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及各学校1万多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公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时在北京中法大学上学的共产党员陈毅为主席。王一飞及《京报》记者邵飘萍等在大会上发了言。27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主张驱逐段祺瑞，召集国民会议。 惨案刚刚传来时，鲁迅还不大敢相信。他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消息被证实之后，鲁迅再也压抑不住了。当晚，他写了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激愤的言词如同开了闸的急流奔腾而出：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鲁迅写下了写作的时期。他把这个血腥的日子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政府—方面推卸罪责，诬蔑参加游行的群众为“暴徒”，一方面又加强镇压，于次日发下一道通缉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人。 鲁迅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痛斥“暴动”之说：“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匆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啊！”3月25日，女师大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等召开隆重的追悼会，鲁迅也前往参加。 死者的遗体安放在灵堂上，她们的身上还留着许多棍棒购伤痕。杨德群是身受重伤救治无效，在医院里死去的。刘和珍是当场被打死的。而且遗体还被执政府扣留了，师生们经过斗争才把遗体夺了回来。追悼会弥漫着悲愤的气氛。刘、杨的生前战友许广平举着死者打满补丁的血衣，愤怒地控诉了反动派的暴行和污蔑。 鲁迅目不忍睹，一个人在礼堂外面徘徊。刘和珍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诧异于这样一个始终微笑、态度温和的青年女子，竟能如此勇敢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并在斗争中毅然地献出了自己只有22岁的生命。 “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一个学生跑来，打断了鲁迅的沉思。 “没有。”鲁迅回答。 “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个学生又说。 几天以后，鲁迅痛定思痛，终于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至今还作为中学生教材的不朽名篇：《记念刘和珍君》。 不久，段祺端下台了。但他并非引咎辞职，而是在军阀内讧火并中被赶下台的，他逃到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去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国民军被迫退出京、津，冯本人也偕夫人离开张家口，取道库伦赴俄游历去了。直系首领吴佩孚和奉系首领张作霖相继杀气腾腾地开进北京，两人见面后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谱，两个老冤家居然成了一对新朋友。这样，北京便由奉直军阀联台把持了。张作霖进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下令将这位敢怒敢言、才华横溢的新闻界巨子拉到天桥枪杀了。于是，国共两党党员在北方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再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跃升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仍然不满足。他没有为自己的急剧高升扬眉吐气，心花怒放，反而整日闷闷不乐，烦躁不安，常对部下发火。连1月19日的“二大”闭幕式，他都借口“足痛心闷”，避不出席。1月26日，“足痛”的蒋介石徒步登上白云山巅，“骋坏四眺，犹不能稍解郁衷，因叹如何可使我驰责释负，达隐居目的。”29日，“与张人杰谈本党现象与个人处境，不禁感慨系之。” 这时广东已经巩固，广西也已由广州国民政府管辖，左派和苏联顾问都为此而欢欣鼓舞。这里面自然包含蒋介石的一份心血，他该为此高兴才对。再说他本人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头上罩满了五颜六色、耀人眼目的光环，他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原来他早已瞄准了最高领导权。而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大志，他又感到有种种矛盾困扰着他，使他绕不开、扯不断、摆不脱。 首先是和共产党人的矛盾。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党代表制度和设立政治部是孙中山制定的政策，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到1926年春，军校和各军的政治部。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在工作，第一军的各级党代表也是共产党员占多数，士兵中还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共产党深得人心，使蒋介石感到军校和第一军不是他所能任意摆布的。有一次，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潮》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背着孙中山，走向阴森的孔庙，要孙中山吃孔圣人灵前的冷猪头肉，孙中山两眼落泪，站在旁边的军阀、洋人和党棍则拍手称快。这副揭露新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漫画，很快贴遍全校，甚至广州街头。蒋介石看后，气得“连头发都竖起来”，大声训斥。他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共产化”，有朝一日变成反对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之大”上，他更感到了日益强大的共产党对他的严重威胁。 其次是和苏联顾问的矛盾。特别是和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他不仅感到季山嘉等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碍手碍脚，而且认为他们成了他走向成功的绊脚石。 还有就是和汪精卫的矛盾。蒋、汪的私人关系本来就不融洽。东辽平定后，蒋提出与汪结为换帖兄弟，遭到陈璧君的反对。有一次，她看到丈夫给蒋的信中有“介弟”字样，当即破口大骂：“你愿意做他的把兄，我还不愿做他的把嫂呢！他算什么东西！”骂得汪精卫再也不敢在老婆面前称“介弟”了。政治上、合作的蜜月已经过去。身兼国府主席、政委会主席、军委主席和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深知，所谓汪蒋联合，得利多的还是蒋介石，自己虽处于领袖地位，但占上风的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握有军事实力。于是，他开始向军队伸手。他经常到军校讲演，调解两派学生的纠纷，以树立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殊不知这正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一贯把黄埔视为自己的领地，不允许别人越雷池一步。蒋二次东征时，汪精卫坐镇广州，任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代理蒋的广州卫戌司令。王原是从许崇智手下投靠蒋介石而升任师长的，现在受到汪精卫宠爱后逐渐疏远了蒋。随着形势的发展，汪精卫被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公认为左派的旗帜。这些，使蒋介石食不甘昧。卧不安枕。他感到，不把汪精卫扳倒，就不能成就自己的宏图大业。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寻找扫清障碍的突破口，蒋介石从“二大”后就开始处心积虑，苦思冥想，内心活动十分激烈。在这一段的日记中，他的话吞吞吐吐，藏头露尾。闪烁不定，莫名其妙，正反映出他心中的难言之隐。 然而左派对他毫无警惕。他们只是陶醉于胜利之中。 苏联顾问也对他毫无警惕。2月，苏联源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团来华。调查苏联顾问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维护国共统一战线，考察北伐何时适宜。探求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的可能性。鲍罗廷等顾问向布勃诺夫汇报以后，这些苏联人共同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对蒋毫无警惕。陈独秀在《向导》上多次发表文章，称颂蒋介石“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派”。还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刨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拢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力不从心的怨气。” 正在各方麻木不仁的形势下，蒋介石等待的时机到来了。 3月17日黎明，蒋介石秘密由黄埔岛乘汽船来到位于广州东堤八旗馆的卫戌司令部。当晚，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愤懑不已却又令人难以捉摸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 也是在3月17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一向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同右派人物来往密切。他马上把这种异常的情况告诉了张大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兼作苏联顾问的翻译。这时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还在上海，鲍罗廷和加伦也都不在广州。张大雷把周恩来提供的情况转告给季山嘉，季山嘉听罢，没有当成一回事，淡然置之。 3月18日傍晚，有三名军官突然来到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的寓所，声称奉蒋校长之命，有紧急事情，请局长派军舰到黄埔待命。这时，李李之龙尚未回家，他们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时便加入国民党，19岁人烟台海军军官学校。1921年，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二次东征时，蒋介石源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兼中山舰舰长。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入斯米洛夫回国，他被提升为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他接管海军后，在汪精卫的支持下立即全面展开缉私行动，目标集中对准虎门要塞，很快掌握了虎门要塞参与走私的大量证据。李之龙将情况向汪精卫报告后，汪精卫知道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是蒋介石的密友，是由蒋的保荐而担任这一要职的，便把陈肇英撤职查办，借以打击蒋介石的力量。蒋介石闻讯，气得七窍生烟。 正是由于李之龙和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和汪精卫的特殊关系，他便由被蒋介石赏识变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变成了蒋介石一箭三雕——打击共产党、打击左派、打击苏联顾问的首选目标。 那天夜里，李之龙回家后看到了那封公函。 公函写道：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三月十八日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3月1日刚改此名。 函中的“校长”、即蒋介石；“教育长”，则指邓演达。这时黄埔军校的领导成员还有党代表汪精卫、副校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邵力子。 接公函，李之龙立即照办，给中山舰、宝璧舰分别写了命令。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中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即避难于此，孙中山逝世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19日早晨，两舰相继驶抵黄埔。因蒋介石不在黄埔，中山舰代理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颇感诧异：“我从来没有调遣过军舰呀！”并表示稍待请示蒋校长。 事情来得蹊跷。后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18日下午4时，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去援救。赵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员王学臣接的，王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网钟。因电话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听成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便觉得单凭教育长的电话指示分量还不够，于是加了一句“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到海军局，李之龙不在，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便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自然不敢怠慢，立即照办了。 邓演达当时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上午，李之龙到局里上班。刚处理几件公文，作战科长邹毅进来报告：“苏联顾问团来电话，询问中山舰是否在省，可否按原定计划检阅中山舰。” 李之龙一拍头：“糟糕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布勃诺夫率代表团前几天一到广州，就提过这个要求，我方也同意了。中山舰起锚了吗？” “凌晨就起锚了，这会儿早该到黄埔了。” 李之龙发了愁。科长献计：“听说校长回省城，可能住卫戍司令部，能否请示他调回中山舰？” 李之龙点点头，抓起电话要通卫成司令部。蒋介石这才知道两艘舰昨夜去了黄埔。他在电话里“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故作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 中山舰于下午6时2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与周恩来、汪精卫、鲍罗廷均有密切交往。他接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是否阴谋害他？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后来还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长官。” 他还有一段话说得更离奇：“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傍晚，蒋介石在卫队保护下从卫成司令部来到越秀南路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在这里，他开始导演一场突然事变。 等人到齐了，蒋介石坐了下来，说：“茂如，你把有关情报说一下。” 茂如，就是那个在东征战场被蒋介石撤去团长职务、今又被蒋介石提升为师长的王柏龄。只见他全副武装，神气活现，慷慨而谈：“我得到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李之龙，诱骗校长乘舰回黄埔在途中劫去校长，阴谋加害。此刻中山舰升火，戒备森严，就是明证。” 在场的亲信你一言我一语地发泄着对共产党的不满。最后，蒋介石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生死。自不足惜；而党和革命的存亡，则刻不容缓。我身负卫戍重任，不能不负起责任。现在宣布全城戒严。立即平叛。各位同志都是总理的忠实信徒，也是本校长的忠实同志，务必遵守命令，即刻行动！” 随后，蒋介石发布命令：断绝市内交通；占领海军局，扣留中山舰等军舰，逮捕李之龙；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团办事处及其住所；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住宅；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秘密监视邓演达…… 于是，事态急剧扩大了。 正是： 一石激起千层浪， 精心运筹试锋芒。 欲知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回续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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