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话说孙传劳不曾料到北伐军会有如此凌厉的攻势。在震惊动惶恐之中，他急忙派人北上向张大帅求援。 奉、鲁军的将领们都集中在天津。11月13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台对付北伐军问题。张宗昌以及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都出席了。 张作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他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并说：“当前的问题应当团结北洋派、先军事后政治。” 但会场气氛相当沉闷。张作霖问孙传劳的代表：“你们那儿还有多少军队？”回答：“还有5万以上：“张作霖觉得这是在欺骗他，当即很不愉快。 孙传芳了解到会议的情况，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11月19日，他突然亲临天津，直接闯到会场里。张作霖吃了一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孙已向他深鞠一躬。口说：“我对不起大帅了！” 大家从惊愕中醒悟过来，一起热烈鼓掌。张作霖拉他坐到自己旁边。 孙传劳向会场抱拳致札，一脸诚恳地说：“过去我们有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里，我给各位赔礼道歉！”他顿了顿，又说，“我们北洋派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的赤党！” 他的话又赢得了一片掌声。孙传芳表示他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苏和安徽都交给部下去料理。 会场气氛顿时变得极其活跃。张作霖一拍大腿，大声道：“大丈夫处世光明磊落，岂可乘人之危夺人地盘！” 孙传芳说：“事到如今，就别再说什么地盘不地盘了。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 张宗昌满面通红，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成是不讲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开往前方，决不经过南京！” “这是各位看得起我孙某人，不过，”孙传芳说，“为了统一指挥起见，目前应组织一个讨贼军统率办事处，推举雨帅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听候调遣。” 在孙传芳的鼓动下，11月19日，由他领衔，直、鲁、晋、豫、苏、皖、赣、浙、闽、陕、察、热、绥、吉、黑15省区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誓就职，并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张作霖又组织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总务厅、军务厅、秘书厅，实际是一个变相政府。27日，又把安国军总司令部迁到了北京。半年之后，张作霖终于袍笏登场，在北京组织了安国军政厢，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充当了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 却说北伐军出师数月，锋芒所向，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这一胜利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取得的，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各界民众的热诚支持和各地群众运动的有力配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武力和民众相结合的巨大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出师时，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冒着酷暑随军出发。北伐进军路上，共产党组织工人、农民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直至拿起武器参加战斗。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无疑是北伐战争克敌制胜约根本保证。 正在北伐军的声威震撼全国，革命前途灿烂似锦之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又起了暗潮。 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形势，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0日，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随员60多人先到武汉筹备。其时，群众热情特别高涨，他们感觉到茧命胜利了，就应该收回外国在华的租界。那天，布置迁都事宜的国民政府代表团一下火车，就被成千上万的请愿群众所包围，他们高喊着要求收回英租界的口号。 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要争取民心，收回租界是关键的一步。于是，在民众的有力支持下，在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政府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然面对于蒋介石来说。外交的胜利并不令人鼓舞。他不喜欢群众运动，他担心那样的局面会很容易被共产党和左派控制、利用。因此，当政府宣布迁都武汉后，他即作出了强烈反响：反对迁都武汉，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当时他自己就在南昌。 其实，蒋介石原来是同意迁都武汉的，并曾再三敦促。然而后来却改变了主意，力主迁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以使中央听从他的摆布。但南昌太偏，显然不适合作首都，所以大家都不赞成。11月26日，中央议决迁都武汉不变。12月5日，广州停止办公，各委员先后抵鄂。蒋介石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死赖在南昌，不肯到武汉去。 12月13日，首次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在政府未完全迁移武汉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政最高职权。联席会议主席为徐谦，委员有宋庆龄、蒋作宾、拍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邓演达、于树德、王法勤等，叶楚伦为秘书长，鲍罗廷也列席。 武汉政府电邀蒋介石到武汉谈谈：“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南昌动身，经九江乘船西上。武昌的民众欣喜若狂，拥挤在汉阳门的道路两旁，都想瞻仰一下总司令的丰采。 武汉政府为弥补裂痕，对蒋介石大加赞扬。在阅马厂的欢迎会上，候补中央执委董必武作为大会主席致词：“我们今天欢迎蒋总司令，就是欢迎三民主义的继承者。蒋总司令是我们国民党的领袖！” 蒋介石的表情始终令人捉摸不透。他在讲到北伐胜利的原因时，对国共合作，对民众的支援和苏联的援助，都完全不提，只说有三民主义和稳固的后方，以及中央党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很明显，这后一句是暗示中央对北伐根本未管，一切都是他本人决定和运筹的结果。 接着，鲍罗廷发言了，他猛烈地秤击个人独裁不会有好结果。这篇发言与会场气氛很不和谐，使许多人都感到吃惊和窘迫。 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这是针对他而来的，不由得怒火中烧。散会之后，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在军事行动未结束之前。中央党部及政府应该和总司令部在一个地方。 “的确如此，”鲍罗廷以平静的囚吻说，“但总司令部为什么不能迁来武汉呢？” “总司令部应该设在前方。” “难道武汉就不是前方了吗？”鲍罗廷笑了，“武汉北可控制京汉线、东可俯瞰长江下游，南昌有这样的便利吗？” “当初中山先生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是在南京，第二才是武汉。”蒋介石抬出了孙中山。 “我们也没有让武汉作永久的首都。但目前一定要迁来武汉，这是大家的意见。等全国统一以后。可以再由中央决定迁往南京。” 蒋介石无言以对，但却恼羞成怒。在联席会议上，他终于和鲍罗廷公开翻脸了。他指责鲍罗廷指手画脚，干涉过多，违背了孙中山生前定的原则。 鲍罗廷警告蒋介石：“谁搞独裁，镇压农、工运动，反对共产党，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倒他的。” 蒋介石斥责鲍罗廷的话毫无根据，说着说着扯上了三大政策：“现在的苏联不再是三年前的苏联，已被世界上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者了。并且现在不是我们放弃孙总理的联俄政策，而是你鲍罗廷来阻挠我们执行总理的联俄政策。” 两天之后，蒋介石不辞而别。秘密返回了南昌。1月27日，他公开提出驱逐鲍罗廷，武汉政府未予理会。 这时，中共中央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了一个扶汪抑蒋运动。武汉政府也考虑罢免蒋介石的总司令职，拟由李宗仁代之。先由鲍罗廷出面找李谈，鲍说：“不能再让蒋介石当总司令了，否则他要成为大独裁者，革命势必前功尽弃。我看李将军接任总司令最合适。”李宗仁感到他若代蒋必然导致分裂，而且他对苏联和中共也有不满，所以一听此言，当即正色辞谢。 蒋介石一面和武汉中央暗中争斗，一面继续制定了新的北伐计划，主要任务是底定苏浙，占领上海。立春后。三路大军相继出发。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祟禧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中路军由蒋本人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和李宗仁江左军。 2月中旬。北伐军经过激烈鏖战占领了风景如画的杭州城。为了援助和配合北伐军向上海的进军、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于2月19日组织了全市总罢工。第二天，大罢工即转为第二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在去年10月)。 但是，殷切盼望蒋介石率北伐军到来的工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总司令会出卖他们。早在去年11月，蒋介石就和当年在上海做买空卖空生意时的师傅、青帮大头目黄金荣在九江密谈，商定了对付共产党势力的策略。蒋介石得悉上海工人起义后，即下令已推进至嘉兴的北伐军停顿下来，故意拖延对上海的进攻，使军阀李宝章腾出手来，全力镇压工人。仅2月20日这一天，就有200人被杀害。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牺牲者的头颅被士兵砍下以后，就挑在竹竿上或放在盘子里，沿街示众。当头颅挑在尖竹竿上，举得高高地带往下一个杀人地点时，数以千计的人惊恐地四散逃跑。” 在以后两天的巷战中，更有数不清的起义者死于军警的屠刀之下。可叹一些散落在街头的无头尸体上还贴着传单、标语，上面写着“欢迎英勇的北伐军”、“欢迎蒋总司令”。屠杀工人的军阀李宝章以后得到了蒋介石朗奖赏，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任其为军长。 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新朗暴动。同时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指导工作，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八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五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后又确定周恩来担任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 这时，蒋介石眼中的主要对手，已不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而是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他之所以继续向北洋军阀进攻，只是为了争夺个人地盘和势力，增加称王称霸的资本而已。3月6日和9日。他在江西指使杀害了赣州、吉安两市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和梁一清。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15日，罗亦农指出：“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运动——而反对联俄、联共及压返工农运动，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的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他强调：“上海实为民众与北伐军合作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为一个反动的局面。” 为了领导好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做了十分周密而细致的准备。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密切注视着北伐军的动向。这时李宝章部已经撤离上海，张作霖派来了鲁军毕庶澄部，该部只有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也不过5000人，兵力并不强，且军心不稳。周恩来想利用北伐军向上海进军所造成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声势，孤立和分化敌人，迅速夺取武装起义的胜利。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看到上海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正处在周思来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之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愿看到周恩来借北伐军的军威，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不愿看到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出现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起义而占领上海的局面。3月3日，他发出一份密电： 何总指挥勋鉴：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凇之线为止，军队以不越此线为妥。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消可也。中正江西。 何应钦、白祟禧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继续缓慢对上海进军，渐移于杭嘉湖一带，按兵不动。蒋介石吸取东征进军海陆丰的教训，深怕北伐军进入上海后成了起义工人的客人，因此，他拒绝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任何联系。 周恩来利用他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影响，想方设法与推进东南的北伐军取得联系。他曾派总工会的章旭庵，利用其元任北伐军谍报处长的关系直接向白崇禧“报告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及促他们速进兵”。周恩来还亲自写信给何应钦，“把口号告诉他”，并说明上海罢工的情况，劝他前进。然而，白、何对此均置之不理。 此时，蒋介石仍在南昌和武汉闹对立。他大骂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是“败类”，声称“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一些报纸也公然鼓动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上海《字林西报》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人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北京政闻报》说：“如果蒋介石将军不愿坚持损害他们首创的运动的名声，他就应该把自己和那些命定倒霉的过激分子分别开来。” 自2月以来，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反对独裁、恢复党权运动，并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在邓演达、顾孟余、叶楚伧、张太雷等；5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6项措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武汉市党部、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等单位也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2月24日，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党员大会，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讲话，强调“统一党的领导矾关，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使军事领袖置于党的指挥之下”，不指名地谴责了蒋介石。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都认为蒋介石不能做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汪精卫最适宜，于是提出了“请汪销假”、“迎汪复职”的口号。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宋庆龄、何香凝、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等18名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詹大悲等11名候补执行委员，李宗仁、江浩等4名监察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汪精卫、谭延岂、顾孟余、蒋介石、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也是当然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此外再加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伯渠6人也作为政委会委员。会议还选出了军事委员会委员16人，以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岂、邓演达、蒋介石、徐谦7人组成主席团。会上对蒋介石进行了批评，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经过改选，使其失去了中执委主席和军委会主席之职，并且规定：凡军委会决议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7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7人主席团中必须有3人为非军职人员；总司令不得擅自下令和决定一切。 蒋介石拒不接受批评，说战时总司令必须独断，这是自己的责任。并说极愿辞掉总司令职务，“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我就不是蒋中正”。在心里，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憎恨在增长。 再说3月20日，北伐军的前锋已秘密抵达距上海城区仅15公里的龙华。周恩来从白祟禧司令部一个军事人员的家信中，得悉北伐军预定在20日至22日到达上海的消息，即和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等共同研究，一致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21日中午开始行动。 这天春风轻柔，阳光明丽。中午12时正，南市的钟声响过、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全市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这是工人纠察队行动的信号。顿时，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工厂停工，上海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开始了。中午1时起。起义队伍系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领取武器，到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也拥向华界。还有人在煤油桶内燃放鞭炮助威。平日耀武扬威的军警，如今都倦缩在自己的巢穴里，不敢再出来逞威风了；那些外国巡警和“包打听”，战栗地伫立在租界华界的交界处。 闸北宝山南路起义总指挥部办公室中，总指挥周恩来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脚穿黑皮鞋，脖颈里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他和赵世炎一道，一会儿伏在桌子前，在市区地图上一边指画，一边用电话调动武装，发布进攻命令，一会儿又听取各区联络员汇报，分析敌情，指示行动。他还亲临现场，往返于火车站、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等地指挥战斗。 工人武装截断了铁路和电线，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自来水公司……致使上海水电交通全部中断。晚上，南市、虹口、浦东、吴湘、沪东、沪西6个区的各个警署和兵营接连被攻破，最后全部被占领。只有闻北区守军在铁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之下，仍在负隅顽抗。 为了就近指挥战斗，掌握战机，周恩来把起义总指挥部移到驻闸北的第五警察署。同时派人到龙华，要求北伐军迅速出兵进攻上海，援助工人起义。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按蒋介石的密令，仍然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在失去外援的情况下，周恩来对工人武装作了重新调派，战术作了新的调整，并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一颗炮弹落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他毫不在意，抖落溅在身上的泥灰，继续指挥。 经过两天一夜购激烈鏖战，到22日下午6时，起义武装攻下了敌人的最后据点——北火车站。毕庶澄见大势已去，悄悄换上便服，逃进了租界。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以及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3月22日，白崇禧率部开进上海，未费一枪一弹。上海工人以流血的胜利送给北伐军一个不流血的入城式。 此前5天，李宗仁率部平定了安徽，进驻安庆。 3月24日，程潜率大军占领了古都南京。 3月26日，蒋介石乘“楚谦舰”驶抵上海高昌庙码头。白崇禧前来迎接，迎往龙华司令部。 “总司令来得正好，”白崇禧嗓门有些沙哑，“上海局势万分严重，全市秩序乱极了。工会拥有武装纠察2700多人，今天游行，明天示威，如同土匪，我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去往龙华途中，忽然遇见游行队伍，满街旗帜飞扬，喊声如潮。白祟禧苦笑着说：“你看，你看，这种情况每天都有发生。人们的神经跟发疯了似的，你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神情，就会觉得不寒而栗。” “这种状况一定要设法制止！” 蒋介石马不停蹄，一下车后立即召见了总商会头目虞洽卿和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人，坦率地表示要和他们密切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以建立上海的秩序。这些买办代表、黑社会头子喜出望外，表示坚决站在蒋总司令一边，随即组织了“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反共，首先借给他500万元，以后两周内又贷给他4500万元。 租界外国当局派员专程给蒋介石送来了特别通行证。 28日，李宗仁来到上海，赞同蒋介石“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29日，蒋介石在《民国日报》发表一篇演讲，有恃无恐地透露出一个危险的信号。 正是： 倘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要知蒋介石意欲何为，且听下回道来。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