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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 这次会谈极为秘密，只有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刘鼎五人在场。一番寒喧，主客坐定。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接着说：“知道，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 张伯苓是南开校长。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听此言颇觉奇怪，便问：“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直率地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先生为师。”说完一笑，接着说，“所以我和周公是同师啊！” 二人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在坦诚、融洽的气氛中长谈了近5个小时。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坚决地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人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此表示赞成，对征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以让路。” 但他同时认为，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为此建议：“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德王，东向察哈尔。因为阎锡山部队防卫力量强，蒋介石又调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人援，红军孤立作战，恐难立足。而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可作红军后方；绥远临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是个痛快人。他热切希望红军早日与日军接火，这样、他就可以公升与红军联合抗日，否则他只能悄悄地和纽军联合。 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他说：“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 以前、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回避了。此时。张学良又向周思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死敌，其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级’，基本政策是‘援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在国民党要人中，我只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据我回国后两年的观察，他有可能抗日。”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然后说：“蒋介石的左右确有很多亲日派，使蒋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极矛盾。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搬转过来。” 张学良停了一下，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很有兴趣地听完，表示能够理解张学良的想法，并且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将把你的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 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是愉快。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以壮大抗日力量，实现他率部打回东北去的愿望。 张学良对发动抗战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其一，他认为国家统一要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式的。一条是法西斯式的。还讲了一通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这是他考察欧洲时形成的观点。其二，战争爆发，日本封锁中国海岸并扶植伪政权，中国如何取得外援？其三，日本对已占领要地固守如何办？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对于能否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统治，周恩来分析道：“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法西期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因，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联共。” 张学良听后，陷入了沉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法西斯主义了。 周恩来又说：“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既可得之英美，也可得之于苏联。抗战持久，有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不住点头。看得出，他对周恩来很佩服。 双方在联苏、停战、合作、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上都形成了共识。 10日凌晨会谈结束，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为了帮助边区解决经济困难，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３万块银元，以后又补送了20万法币。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刘鼎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张学良很激动。他对刘鼎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像的好得多。我从未见到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绘我印象极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它的第二步是要建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谈判的情况，中央同意谈判结果。4月１４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学良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四个多月后，中共改变了反蒋抗日的口号，作出了“逼蒋抗日”的决定。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石头城里的蒋介石虽然暗中派人与共产党联络，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对于共产党和张、杨的秘密接触，他当然不会熟视无睹。事实上，他早就觉察到张、杨对“围剿”红军行动消极，曾致电指责，说他们“隔岸观火”。于是，他准备北上，亲自“督剿”。然而正在这时候，两广事变爆发了。 蒋介石早就在打广东和广西的主意了。红军退到西北一隅后，内部的统一，只剩两广了。广西桂系李宗仁、白祟禧一直是在那儿为王的，广东的陈济棠也一直坐着“南粤王”的位子。两下联合，半独立于一方，自成小朝廷。 机会的到来是胡汉民的突然去世。胡汉民前几年被蒋介石囚禁后出了国，1935年11月在五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却屈居其下，任副主席。1936年1月，胡汉民回国，蒋介石派员到香港迎接他去南京，他对蒋余恨末消，拒不去南京，留广东，拟伺机反蒋、遂被两广倚为重心。不料5月忽患脑溢血，不治而亡。蒋介石支刻抓住这个时机，意欲解决两广。他想用离间计各个击破，告诉陈济棠，以维持广东原局面为条件，让他进兵广西，中央出兵协助，彻底解决李宗仁、白崇禧。原系蒋介石左膀右臂、深知蒋介石手段的陈济棠却不上这个当，且大怒：“蒋介石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会反其道而行？” 于是，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双方商定：蒋既已打两广主意，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借来抗日的旗帜反蒋。利害所致，一拍即合，遂联络西南将领几十人，于5月28日联名发表通电，表示誓死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调军北上抗日。随即成立军事委员会，将粤、桂军政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两广总兵力约30万人。 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两次下野的旧事历历浮现于他的眼前。他第一次下野，李宗仁是主谋之一；他第二次下野，陈济棠是个关键人物。这个时候他们在后院放火，醉翁之意不仅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呀！敏感过人的蒋介石一嗅就嗅出了别样的意昧。他不得不急起应变，然后匆忙间只凑了20万人。他的部队分驻在抗日前线和剿共前线，一时抽不回来。 两广部队守两侧攻中间，对福建、贵州取守势，对江西、湖南取攻势。陈济棠集主力于大庚、韶关，欲攻江西；李宗仁、白崇禧集主力于全州、桂林，拟攻湖南。 蒋介石从福建、贵州向两广运军，又调兵到衡阳集中，另派部队到江西、湖南边境，准备向粤、桂军全面攻击。同时还把空军集中到湖南、江西两个基地，把海军集中到厦门，准备海空配合攻击。 两广兵变，举国哗然，舆论多表支持。 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于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红军还发表宣言：“凡阻止两广军队抗日前进，不论任何军队与任何人，抗日将士必须以自己的武装坚决将其消灭。”全国各地包括南京，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吁请国民党中央立即接受两广要求，将大军调转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声势之大，遥相呼应于6个月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所不同者，那时只是徒然喊喊，手无寸铁，这会儿却有30万大军在行动。 蒋介石老谋深算，先按兵不动，同时利用一切手段拖住对方。他公开说：“中央和两广没有什么隔阂呀，两广同志救国的精神与人们是一致的。再说，胡汉民先生的遗志，也是要我们实现团结呀。团结一致才会有力量抵御外侮，否则自家打起来，国力削弱，徒让日本人钻空子。”同时宣布将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让两广派人参加，以便“共同商决—切”。了月初，两广派了一个300多人的请愿团求见蒋介石，请他回师抗日。蒋介石宽容地唯唯，说：“好说，一切都好说。”暗地里，却故伎重演：一手拿枪，一手拎出了盛满金钱的盒子。 一位叫吴有的神秘人物被派往广东，又神秘地回到南京、报告蒋介石：广东的空军有门了，只是要一笔钱。他向蒋介石说出了钱的数额。 一听这么大的数额，蒋介石的左右无不摇头，以为太不合算，因为这么多钱几乎可以买到陈济棠全部飞机的两倍了。 蒋介石却断然说：“可以，别说是两倍，就是三倍的价钱也可以。这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全部实力的问题。” 神秘人物一笑，点头告退。 7月4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锐光，突然率40多名飞行员全部发动飞机，飞机场上一阵轰鸣。紧接着，几十架飞机直上云天，齐齐飞投蒋介石去了。陈济棠望着天空捶胸顿足，令卫士开枪齐射，哪里有一点用处？ 蒋介石大喜，在庐山宴请全部飞行员，高喊：“干杯！为英勇无畏的空军革命同志，祝你们冒险犯难归到中央！” 挟空军飞来之势，蒋介石驾轻就熟地做起分化瓦解工作。他勾通陈济棠主要部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许以广东的绥靖主狂之职。余汉谋一看机会来临，7月8日通电拥护蒋介石，并对陈济棠强施高压，限他24小时内下野，离开广州，否则性命不保。陈济棠求救于第二军。蒋介石又匈通第二军军长张达，张达也通电服从蒋介石。接着，粤方邓龙光、邝文光等高级将领竟倾巢拥蒋。 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只好满含辛酸下野。临飞香港前，他去见李宗仁。 “这次蒋介石委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委你和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先逼我走，下一步就是你们了。” 李宗仁说：“我坚持到底！” 陈济堂苦笑一声：“阴谋和铁腕，我们没有谁是老蒋的对手。 两广事变倾其一半。李宗仁回南宁，事变中心移到了广西。李对白崇禧说：“原先以为西南只要打出抗日旗帜，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介石如不顺从民心，必然垮台。现在看来是另一回事了。”白崇禧说：“我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死了才有板子埋。”两人商定，搞持久战，真打起来，败了是为抗日，虽死犹荣；如蒋知难而退，有和的可能，就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知战为下策，和为上策。乃命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到军委任职，二人不从。蒋又改任白为浙江省主席，李为军委常委，二人又不从。蒋大怒，欲走武力解决一途。李、白立将14个团扩为44个团，誓与蒋一决雌雄，眼见得第二次蒋、桂战争一触即发。全国又大哗，担心内战再起，亲病仇快。冯玉祥等也亲自找到蒋介石，说不可打。蒋认为有理，就派人谈判。李、白提出了许多条件。蒋介石说：“只要和平解决，叫我吃点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不能叫他们吃亏。”随即写信给李、白：“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在此举。望吾兄以救党国、慰民望为重。” 李宗仁、自崇禧骑虎难下之时，有此一转，也就庞和，与蒋的大员谈得很顺利。随后西见蒋介石，富归于好，以共赴国难互勉，都不再纠缠各自以前所为。 蒋介石紧皱的眉头终于展开了，他再一次胜利了，他又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西北方的共产党了。 正当蒋介石盘算着对西北红军实行第六次“围剿”的时候，一位神秘的西方人踏上了这块神秘的土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淞沪战争的斯诺，隐约地感到：中国将发生我们时代的“大新闻”。在随后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那些场合，他认出了宋庆龄，并很快觉出她的真诚，通过她，他认识了许多未来的历史创造者——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和军人。当蒋介石在抗战和“剿共”之间跳来跳去时，宋庆龄曾深沉地说：“除了孙逸仙博士之外，我从来就不信任中国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他考虑的是整个世界。”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中国的任何政治家吗？”斯诺吃惊地问。 宋庆龄摇了摇头，然后又说：“比起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 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装进斯诺的脑海。 另一位有远见的美国将军、驻华武官史迪威，有一天对着斯诺冲口而出：“蒋称红军是土匪，也许是的。但是，是土匪也罢，不是土匪也罢，反正他们是游击战的能手。我不知道他们宣传些什么，但是，我看，他们似乎已经有了能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对士兵说：‘你们打呀！’而是说：‘跟我来！我是指挥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面且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官，那就够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 毛泽东是怎么个人物？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国共关系、中日关系将会如何？这些问题深深吸引了斯诺。作为特约撰稿人，他试着向《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让他突破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区。两家报纸都很赞成他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他此行的全部费用，并且如获成功。还将支付他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在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一些稿费。得到这些支持，斯诺便到上海去，再次拜访宋氏龄，请她帮助。他希望红军起码把他作为一个中立者，而不是当作间谍。宋庆龄愉快地答应了。1936年春天，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宋庆龄为他作了安排，通过她，斯诺与北平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为斯诺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介绍信，还告诉斯诺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6月，斯诺肩起简单的行装，由北平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世界的神秘之旅。 “哈罗！”当斯诺走进陕北安塞一间窑洞时，一位身材清瘦、颇有军人风度的人迎接他。斯诺发现他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蓄着一把中国人少有的浓密的大胡子。 “哈罗，”他微笑着，用英语说，“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叫周恩来。” 斯诺上前握住他的手，打量着他。斯诺知道。周恩来是共产党和红军的重要首脑，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在他的门口，分明只有一个哨兵。周恩来热情地把斯诺邀请到自己的窑洞里。 “我们接到了报告，说你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相信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讲起来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了解情况。” 斯诺和周恩来谈到深夜。有时，红军通讯部长李克农和参谋长叶剑英也来坐坐。周恩来坦率地回答了斯诺的大部分问题。还给斯诺画了一张红军占领区的草图，讲了近期的军事、政治计划。这两个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结束内战，同其他军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这么说，你们放弃革命了？”斯诺不解。 “绝不是的，我们在促进革命，而不是放弃它。也许革命会通过抗日取得政权。” “如果南京政府不抗日，一味求和怎么办？” “共产党人将北上和日军直接较量。”周恩来说，“我们在华南，仅仅靠农民的支持就成功地开展了对蒋介石的游击战。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对日本的游击战会更成功。” 会见结束时，周恩来在他手画的草图上给斯诺指出一条路线，标出了每个地方要访问的人名和机构名称，行程约需90多天。于是，在周恩来挥手之下，在一队士兵的保护下，斯诺前往保安。此前不久中共中央已决定西迁保安，而将瓦窑堡让给了东北军。 斯诺是第一个走进陕北红色苏区的西方大国的新闻记者。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特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研究。出席会议的有洛甫、毛泽东、博古、王稼样以及吴亮平等人。会上明确中共当前主要的目标是反日，从反日统一战线出发，需顾及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因此，中共在确定对外建立反目统一战线方针后，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准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方面向英美作出让步，对美国可能支持中国抗战抱有较大希望。 所以，斯诺一进人保安，就受到了红军的列队欢迎。他们高举着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减着口号。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出来迎接。 在这个尘土飞扬、条件艰苦的小城里，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机构，包括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等，还有个“窑洞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是一个有四间小砖房的院子，其中一间就成了斯诺的临时宿舍。过去不远就是毛泽东居住的单间窑洞。只有一扇窗和一道通向小路的门，门口站着一个哨兵。 当晚，毛泽东步行去外交部招待所，看望了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这样回忆起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瞳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以后，斯诺经常出入毛泽东的窑洞，不是下午，就是晚上。毛泽东时常邀他去吃馒头夹辣椒，或者吃贺子珍用当地的酸梅做的甜食，然后一连谈上几个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次日黎明。 毛泽东也以浓厚的兴趣观察期诺。时常搁下大堆文件、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跟他交谈。主办过《湘江评论》朗毛泽东十分懂得宣传的重要性。他知道，斯诺虽是一位普通的记者，但他手中的笔毕竟是一种重要的媒介，通过他，红区将为世界所了解。特别是他的看法一旦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正是： 一支笔杆金不换， 记者便是无冕王。 要知毛泽东与斯诺所谈内容，请看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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