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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惨案的消息20天后才传到延安。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周恩来6月18日离渝返延时还一无所知。 7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得知事件经过后立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并把此事提到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的高度来警告国民党。电文说：“弟此次回肤(延安)，原冀与敝党中央商讨巩固团结大计，并求乎服磨擦事态。乃北事未乎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人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吾辈矢志团结，坚持抗战，对兹惨案，必须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则激荡愈多，愤撼难抑，弟虽努力亦难收效矣。”电报还要求：“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 7月19日，陈诚电复周恩来：“嘉义旧土匪潜在谋乱，在地方四出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灭尸缴械。二十七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该匪主力当即起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该集团军派兵前往剿办，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双方各执一词，认识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7月22日，周恩来再电陈诚近千言，历数新四军通讯处功绩，从陈诚电中找出8处漏洞加以反驳，请中央或九战区派专员会同时剑英前往调查，“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同日，周恩来、时剑英又写近两千言檄文，电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军委各部长官，要求主持公道。 过了6天，不见国民党方答复。7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军委各部长，恳请派公正大员前往详查。 此电又是泥牛入海。 至7月底，毛泽东、周恩来都发表了谈话，报纸也登了文章，电报也打了5封，此事仍无结局，僵住了。 中共领导人再也忍无可忍。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界人士及群众数千人，在延安举行集会，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周恩来送了挽联，上书：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 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他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毛泽东话锋一转，直指蒋介石：“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当日，追悼大会通电全国，蒋介石自然也收到一份。不过，他不想在这件事上争什么是非，所以还是“冷处理”掉了。 此后，共产党一方也没有再提此事，因为共产党已经占据了主动，达到了目的。现在需要的是研究如何统盘处理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和各方面负责人会议，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边吸烟，边幽默地说：“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 和蒋介石直接打过多年交道的周恩来则对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讲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 为什么蒋介石没有马上投降和分裂呢？周恩来认为，这是因为：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很苛刻。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制。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周恩来冷静地指出：蒋介石也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影响他改变一些办法，但阶级的根本思想是不会变的。“幻想蒋放弃其阶级立场，特别是对敌妥协性、对英美依赖性、对内反共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使抗战延长，国内情形相当好转，以便于各方面的进步而已。” 实情如此，又该如何处理同蒋介石的关系呢？周恩来主张：在他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周恩来特别强调：“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周恩来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讲得有理有据，鞭辟入里，在场的人听得入神，不住点头称是。毛泽东笑着说：“恩来算是把蒋介石看透了！” 再说这年9月1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蒋介石喜出望外，一边布置军事上的冬季反攻，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英、美、苏等大国头上，好寻个同盟者，一面重新考虑政治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办法。 9月13日，王明、博古出现在蒋介石的会客室里。 “恩来怎么没来呀？”蒋介石问道。 王明答：“恩来骑马摔伤了手臂，去苏联治疗，一时怕回不来。” 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恰恰第一夫人江青在外跑马，恰恰在这个时候江青的马因狗叫声惊吓，失了控制，迎面奔向周恩来和他的坐骑。周恩来当场坠地，右臂造成粉碎性骨折。他坚持开完政治局会议，于8月下旬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赴苏疗伤。他坐的是重庆派来的道格拉斯飞机，蒋介石不会不知道，但他还是关切地问了一声。 蒋介石啧啧连声：“骑马？太危险了，怎么不坐车呢？”然后切入正题，“我找你们来，是想设法彻底解决一下军事纠纷问题。” 王明说道：“上月，我们请求你废止《限制异常活动办法》，没有回音。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怎么办？” 蒋介石支吾道：“噢，是有这么个文件，是徐恩曾他们搞的，我并未最后批准。” 王明说：“很多地方都在实行了，要不然，军事冲突不会这么多。” “双方都有原因嘛。”蒋介石眼望天花板，慢条斯理地说，“之所以要搞这个办法，只不过是因为中共在进攻国民党，国民党要自卫而已。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批准。” 王明冷笑一声：“委员长，共产党的力量，军事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远远不能和国民党相比，自顾尚不暇，能活下去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进攻国民党呢？事实真相，恰恰不是共产党进攻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进攻共产党。” 蒋介石说：“这不是事实，而是谣言，你们共产党可不要相信谣言哟！” 博古掏出一份物证递给蒋介石：“委员长，这是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下发消灭八路军的密令，请你过目。” 蒋介石看看，顺手放在日式茶几上，略显尴尬地说：“这事我倒是不知道。” 王明一笑：“那这个张荫梧胆子可太大了，居然背着委员长做这件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恼了，“我以领袖人格担保，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我总不能事无巨细，包揽一切吧！你们哪，以后要注意大问题，不要总是想占小便宜。我若把你们当敌人，还会约你们来商谈吗？有关具体问题，下一步我派专人和你们细谈吧。” 三天后，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随同张继、贺衷寒、王右瑜率领的北路慰问团来访的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向他们畅谈了抗战形势和治国方略。毛泽东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 毛泽东在“友”、“异”两字上作出了如此精彩的文章，这恐怕是制定文件的国民党幕僚们始料不及的吧！既然这个文件是针对共产党的，何不来个痛快直说“共党”，而别出心裁地说成“异党”？一字之差，竟把别的小党派也一并扫到共产党一边了。经毛泽东这么一点，岂不狠容易引起这些小党派的愤怒吗？ 当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磨擦的态度时，毛泽东说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一段名言：“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这种互消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着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 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双方都不愿再作让步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 这时，国民党以何应钦、贺耀祖为代表，共产党以叶剑英为代表，正就八路军人事及经济等问题进行谈判。11月中旬，何应钦向中共提出三项条件：(一)国家行政之统一必须保持，尤其法币之发行，与国家经济财政关系重大，更因与他国助我有关，故其发行权必须统一于中央，所有十八集团军在冀南发行之钞票，必须收回销毁。(二)为统一对内对外之宣传，以正国际视听，第十八集团军各军师(扩编后)政治部，应照中央规定与其他军师政治部一律办理，政治部人员应由军委会政治部委派。(三)国军之人事经理均系统一于中央，十八集团军乃最革命之军队，其人事经理亦应统一于中央，步兵团长以上，特种兵营长以上，应呈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另中央经费应直接发到师部，师军需处长应由军需署委派。 何应钦提出，中共如同意这三项条件，则第十八集团军可采取甲案，扩编为三军六师三个新编旅，增加月费三十万；或按乙案，扩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增加月费二十万。 叶剑英表示：“钞票问题纯为地方政府问题，待冀南政署和河北省府矛盾解决后，八路军代表参加河北省府，方可过问此事。八路军已达22万人，扩编三个乙种军仍不能编完，请准予扩编三个甲种军九个甲种师。”对于国民党向八路军政治部和军需处派人，时剑英表示不能接受。 何座钦认为共产党回避实质问题，时剑英认为国民党用心险恶，双方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北又起风云。11月20日，蒋鼎文以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二师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蒋鼎文又令二十八师伪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中共中央于同日急令在晋之王震三五九旅回援陕北。陕北局势骤然紧张。 蒋介石得知王震率部入陕，深为震惊，此时华中正在对日反攻，如西北一乱，局面就不好控制。于是，忙派张冲约见博古，要共产党令王震旅回晋。 其实，蒋介石这是放一个气球，试试风向，如果王震旅回晋，共产党就是虚张声势。11月25日，张冲见了博古，传达蒋介石旨意后又说：“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划定一定区域，使部队不致犬牙交错，引起双方之疑忌，酿成冲突。” 博古问：“怎么划分区域呢？” 张冲道：“可以划河北、察哈尔、热河及东北给你们。” 博古怕是迷魂汤，未敢表态，只是很有兴趣地说：“淮南兄此议甚好，我立即报中央商量。不过这么大的动作，贵党一时能有个统一意见吗？”张冲道：“内战打不得。这事当然得蒋先生做主，不过我可以设法说他同意此议。” 然而此议尚无下文，晋西北十二月事变发生了。 话说阎锡山在军阀中以老奸巨猾、变化多端著称。几十年征杀，他在各种势力中纵横摔因，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依靠“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处世信条，他费尽心机地支撑着山西这个独立王国。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表现积极，采取联共拥蒋策略，一度把山西、绥远变成了全国抗战的旗帜。忻口、太原战役期间，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名声。同时，他惨淡经营的晋绥军也损失了百分之七十。1938年3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开始念投降经了。他对校尉级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蒋先生的脑子里，决夫什么抗战的意思。今日面对的只是怎样妥协。我们要看清形势，比如眼看天要下雨，我们就要赶紧准备雨伞草帽，否则落了人后，就成了落汤鸡。”同年6月，他把那些逃散的军、师级军官召集到吉县开会，对他们说：“不应该再和敌人死拼了，不然，再有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这个会就成了预先给你们开的追悼会。抗战以来，我们差不多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1939年1月，阎锡山在黄河西岸宜川县秋林村召开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狡兔三窟”的典故，并解释说：“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窟窿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因为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又说：“抗战与和平是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汪先生出走，哪里是当汉奸，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我如回太原，日本人还不郊迎六十里？” 1939年11月1日，阎锡山以其下属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名义派人去和日本清水师团谈判。条件是日军帮助晋绥军消灭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发还其部下高级将领在日占区的财产，他愿意在山西作为日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一个“屏障”，并将一部改编后专事“剿共”。 日本人基本上全部答应了阎锡山的条件，但要求阎“全部投降”，并像汪精卫那样发通电。阎锡山权衡良久，未敢立即答应。他知道汉奸的帽子是戴不得的，他还不想整个地钻进日本人这个“窟窿”。他的如意算盘是：名分上还在抗日，实际不抗日，保全名节；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清理好山西这块地盘，继续做土皇帝。他虽没答应发通电投降日本人，但决定作个态拿个样给日本人看看。11月底，机会来了。按蒋介石的部署，要在年底发动全国性的冬季反攻，以求得西方大国卷入中国事变的可能性。12月1日，阎锡山命令驻晋西的决死二纵队向同蒲线灵石、霍县段举行破袭；同时，密令嫡系王靖国、陈长捷军与日军勾结，准备将二纵队消灭于同蒲线西侧，求得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 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在王靖国军进攻下举行自卫反击，并电阎锡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锡山当即宣布二纵队为叛军，蒋介石也立即同意阎提出的“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的方案。是谓十二月事变，亦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新军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的产物。1937年底。阎锡山的晋绥军溃不成军之时，求薄一彼帮他建立一支新部队。到1939年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4个纵队50个团5万余人，受阎锡山和共产党双重领导。 共产党当然不会坐视山西新军被歼。12月7日，八路军晋西支队立即和决死二纵队一起抗敌。12月16日，阎锡山又令赵承缀第七集团军参加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3日，电令八路军一二０师派得力指挥员到新军帮助指挥作战。12月31日，再令八路军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贺龙、关向应也回兵晋西北。1940年1月11日，八路军和新军开始反击，连克临县、杨集镇等地。 至此，阎锡山苦心导演的反共戏进入尾声。通过事变，他完全控制了晋西南，占领了晋东南的部分地区；拉走了决死队的3个团，但却退出了晋西北，逼使山西新军的40个团完全过渡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晋西北地区完全被共产党所控制。 阎锡山得不偿失，正所谓“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只好答应和共产党谈判，划界而治。按下不表。 再说山西闹得正欢的时候，蒋介石又放出一只“气球”。11月16日，国民党九十七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占了原为国共双重政权的甘肃宁县和镇原。朱德连电蒋介石，表示强烈抗议。蒋介石理也不理。他在日记里写道：“朱毛抗议，不过是虚声恫吓，振振声威，实恐我大军进剿也。” 1月4日，叶剑英面见何应钦。他毫不客气地说：“边区近来发生的事情，实令国人心寒。究竟意欲何为？” 何应钦说：“边区？所谓边区，委座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叶剑英一声冷笑：“何部长太健忘了吧？边区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行政院就通过了。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此案后，只是因为人选未取得一致，才未实行，此事你我都是亲历者，何必隐瞒呢？” 何应钦说：“去年2月，你们林祖涵致函行政院，说是18县，现在却要求23县，自相矛盾嘛。陇东之事，发生在王震旅西渡之后，阎长官并没下令让王旅移动，是擅自行动嘛。此事不解决，别的事怎么好谈？” 叶剑英说：“骑二师不入边区，王旅自然不用移动。近闻中央想调高桂滋军入陕北，果真如此，问题就更复杂了。” 何应钦不置可否，只是说：“委员长的意思，这些事都可以商量解决，具体你找张淮南。不过，王旅一定要东渡。” 第二天，张冲一见叶剑英，直截了当道：“王旅要先回河东，也好敷衍一下委员长的面子。” 时剑英说：“淮南兄，王旅当然可撒，可是你看看边区周围，云集几万中央大军，半月前又占宁、镇两城，王旅回保边区，已感兵力不足。中央如答应我们提的条件，王旅自可回防。” 6日，张冲再见叶剑英，称何应钦已下令停止陇东军事行动，边区问题因三省当局反对，是否需另想办法？叶剑英一口拒绝了。 隔了3天，蒋介石略作让步，却把边区18县改为14县。叶剑英仍表示难以接受。 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正是： 谈判桌上显智勇， 全凭舌尖来争锋。 要知后事，下回再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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