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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太平洋战争刚一爆发，毛泽东即于12月8、9两日在延安的窑洞里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他说：“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日后的战争进程，不正是这样推演的吗？如此准确的预言，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 国际大局已定，巩固国内统一战线再次成为当务之急。 蒋介石从皖南事变的教训中认识到那种方法不行，决定“为适应国际环境和抗日局势，对中共采取宽大的政策”，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为主。他在年底召开的国民党九中全会上说：“国共关系不外僵持、放任、断然处置、和平解决四途。但僵持不可久，放任非长策，断然处置又为国际国内环境所不允，则和平解决实为正当途径。”会议于是确定了和平解决国共关系的方法：第十八集团军完全国有化；整编新四军“残部”归就近战区指挥；取消所有地方部队和边区政府，然后，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和活动。 然而，共产党能够答应吗？ 蒋介石想制造一些缓和迹象。正在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苏联回国了。他是1939年前往苏联治病的。1941年12月29日，他抵达新疆首府迪化，当天，新疆督办盛世才将这一消息电告了蒋介石。 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又是中共的重要将领，曾成功地指挥了赫赫有名的平型关战斗，而且刚从苏联回国。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几个月前，他曾通过联络参谋邀朱德去重庆一趟，共产党却没理这个茬儿，弄得蒋介石闷闷不乐好几天。如今，是否可以通过林彪缓和一下国共间一度紧张的关系呢？ 傍晚，蒋介石叫来了秘书陈布雷，说道：“林彪到了迪化，你看该怎么办？” 被称作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当然明白蒋的心事，当即答道：“他是你的学生，你的部下，又是抗日功臣，又是在战场负的伤，自然应该热情接待。林彪回国很可能改变一年来僵持的局面。” 蒋介石说：“通令迪化、兰州、西安，林彪所到之处，党政军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林彪在四期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可惜那时候我不常见他们了。”说着竟有些伤感。 陈布雷说：“彼一时，此一时，我国已进入大国行列，委座必将赢得抗战最后胜利，到那时，林彪、陈赓他们都会迷途知返的。” 蒋介石笑了。 1942年1月5日，林彪到达兰州，一走下飞机舷梯，立刻感到气氛有点异常：黑压压一大片人迎上前来，一个个笑容可掬，问寒问暖。随即在食宿、通行等方面受到特别关照，军统局西北特区少将区长程一鸣更是跑前跑后，热情接待，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还亲自出面宴请。1月16日，林彪终于挣脱了兰州的热情包围，飞到西安。出乎他的意料，他在西安受到更热情的接待，欢迎会上，酒席已排到10天之后了。 林彪当然不乏敏感。当天晚上，他把这些异常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电告这样一条锦囊妙计：“你要发挥你的口才，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先生是借你回来的机会，向我们抛绣球，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提不愉快的事。在此基础上，你相机行事。” 林彪恍然大悟，并很快进入了角色，在宴会上，在军政要员的官邸里，频频发挥其“口才”。重头戏发生在1月31日。这一天，蒋介石的爱将、黄埔一期生胡宗南宴请了林彪。 胡宗南笑问：“林师弟威镇平型关后，怎么就挨了小日本一枪呢？” 林彪微笑着摇摇头：“师兄有所不知，我能去苏联治病，是阎长官赏赐的。” “哦——”胡宗南脸上浮出了惊诧的表情，“阎长官的部下竟不认识你林大将军？” “这是个误会。忻口会战后，我们得到了日本的一批军需物资，我用了一件日本将官大衣，卫队也都换上了东洋服御寒。阎长官叫我去开会，一时疏忽，就穿了这件衣服。那一夜月明星稀，我骑着白马穿过封锁线，没想竟被阎长官的狙击手看见了。” “多险啊！”胡宗南叹道。 “天太冷，我们八路军又没你身上这种既威风又保暖的将官服呀！” 胡宗南听出了话外音，立即转换话题：“师弟少年得志，自然吉人天相。在我们黄埔系中，你算是青出于蓝呢！” “怎么能比得上你们黄埔三杰？听人说，校长曾讲：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我不长进，这么多年不过混了一个师长。师兄这话该不是鞭策我上进的吧？” 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胡宗南不失时机地切人正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盟已经形成，校长已出任中国战区统帅，美国史迪威将军就要来华就任参谋长。林师弟对时局有什么高见？” 林彪说道：“中国必胜。必胜的前提是国共亲密合作，并肩作战，抗战建国。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用各国新技术，建立非帝国主义非社会主义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如不采用国共合作方式，结果恐是另外样子。” 胡宗南道：“愿闻其详。” “近一年多的国共磨擦，后果不堪回首，中条山等处失利，盖因兄弟阅墙之必然。如不根除磨擦，将来势必重现内战之惨剧。” “师弟所言，自是高屋建瓴。万一真的爆发内战，林师弟认为你方能支撑多久？” 林彪警觉地反问：“师兄何有此问？” 胡宗南汕笑道：“游戏，游戏之说。你我兄弟多年未见，算是玩一次沙盘，别无他意。” 林彪肯定地回答：“如果真要内战，必是持久战。日本和中国相比，较之国共力量之比，其胜算应更多些，结果怎么样？中国独立抗击四年，日本仍未解决中国问题。由此可见，速决的可能不存在。1927年国共反目为仇，共产党无军队无领袖无经验，而尚能揭竿而起，演成十年大内战而不决。今日情况，师兄不会不清楚。今我拥有雄师70万，有能干之党首，有丰富之经验。如重开内战，其战祸之烈可想而知。况且那时中共必能获取外国军火援助，则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因此，只有和。” 胡宗南默然良久，道：“有道理。我是向来不问政治的，听师弟一席话，茅塞顿开。那么，你认为两党分歧之处何在？” 林彪答：“在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在公平、平等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其实，中共从没有怀疑过三民主义，很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正在这里，希望也正在这里。” 胡宗南叹道：“师弟高瞻远瞩，兄不如也。你这是一番新言论，我一定为实现此目标尽心尽力。眼下将尽我所能，调整好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 对胡宗南这番话的诚意，林彪半信半疑。之后，他奉毛泽东之命留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静观对方之变。 忽一日，一辆救护车开到办事处门前停下不走了。办事处人员心生疑窦，盯着车门，看见四五个穿着白大褂的军官从车里鱼贯走出。为首的一个中年人笑吟吟地迎着刚刚走出院子的林彪说：“林师长，我是胡长官的军医处处长，奉胡长官之命，今日特来为办事处的同志诊病。” 林彪等人自然也换了笑脸相迎。几个医生忙活了整整一天，为办事处人员详细检查了身体。临走时，军医处长又道：“林师长，今后如哪位仁兄贵体欠安，打个电话我们即来。如有大病，请尽早送到战区医院诊治。如今药品奇缺，地方医院的条件很差，可不要把病耽误了。” 过了几日，又有一辆大卡车开到办事处门前不走了。办事处的卫兵马上紧张起来，因为从车厢里跳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 林彪走出大门，便看见一个身着中将服的中年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是胡宗南！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只见胡宗南一扬手，几个士兵手忙脚乱从车上卸下几十包东西。 胡宗南笑道：“林师弟，你们买书困难，我特地让人从重庆等地买了这些书送给你们。这些军事书师弟当然都背得烂熟了，不过偶尔翻上一翻也有用。你离开军队两年了，回去也好把这些书当成礼物送给部下。” 林彪连连表示感谢。送走胡宗南，林彪嘟囔了一句：“这个胡宗南，还讲点义气嘛。” 然而再住下去，却不见国民党方面有更进一步的表示。到3月中旬，林彪便离开西安回延安去了。 这段时间，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同共同的敌人日军作战，蒋介石还要调整和史迪威的关系，毛泽东则正在集中精力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还是罗列一下这几个月的史实吧：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为211万，其中有常规师团51个，各种陆军航空兵战斗队150个，飞机3500余架，坦克1200余辆，海军共有舰艇391艘，总排水量为146万吨，海军航空飞机共3200余架。其中，投入南方作战的部队为11个师团和66个航空中队，总兵力约40万人。这支强悍的南方军，没有从中国战场抽去的一兵一卒。即是说，中国军队的压力丝毫未减轻。 1942年的上半年，寺内寿一、山下奉文、山本五十六、本间雅晴这些人出尽了风头，都成了大和民族的“英雄”。 自上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和泰国后，这年的2月15日，马来亚地区英军最高指挥官蹈西瓦尔中将率10万英、印联军向在新加坡的日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投降。 3月5日，荷守军司令戴帕尔中将率3万人向日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投降，印度尼西亚抵抗告止。 5月5日，日第十五军穿越缅甸，击溃中、英、印联军，直抵中国云南怒江西岸。中国远征军从2月入缅作战，至此失败回国。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10万精兵战死及被俘2万余人，撤退时饿死、病死在缅北丛林里3万余人，第二００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也壮烈栖牲。 经过5个月的激战，日军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占领了西太平洋全部美、英海空军基地，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远东舰队，夺取了制海权和制空权。 5月7日，在菲律宾的美军司令温立特中将，率联军8万之众向日本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投降。 5月19日，日南方军总参谋长冢田攻中将电告大本营：“至此，南方军作战任务已经完成。” 这样一来，除大西北外，中国对外的海路和陆路交通线，均为日军切断和控制。这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比如，由于失去了滇缅公路，美援的一枪一弹，都得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才能到手。 为“以战养战”和支持太平洋战争，日本加紧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控制和掠夺，强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元化的“总力战”，使华北成为“培养补充战斗力的基地”。 2月5日，日本第十二军一次动用19个步兵大队对鲁西南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国民党军孙良诚部慑于日军在东南亚战场的淫威，率25000人向士桥司令官投降。 4月29日，日十二军动用5个旅团兵力对平汉铁路以东、石德铁路以南、运河以西、黄河以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急袭。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的部队都被迫化整为零。 日军在正面战场除继续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浙赣作战外，以主力兵力对各敌后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5月1日，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调集4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共5万余兵力，配以飞机、坦克、炮兵和骑兵，对冀中根据地进行长达50天的“十面出击、铁壁合围”的大扫荡。 5月15日，冈村又动用3个师团兵力扫荡晋东南。 5月25日，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左权将军在麻田战死。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希望的好局面不但没有到来，却迎来了最艰苦的时期。 4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反苏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如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 4月18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分析当前时局的危机，列举了三个月来反共事件109项，指出蒋介石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可能性。 4月21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日苏战争时机当在5月至8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这时的整风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党史问题大讨论，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已经进行过多次思想交锋，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已先后作了检讨，王明虽然时而称病，时而散布“毛泽东睚眦必报”，毕竟大势已去，渐成孤家寡人。年初，张闻天以“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为由，离开中央，率团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研究去了。于是，毛泽东的权威达到了新的高峰。 这时，防止日苏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大举反共和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内部，成了毛泽东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5月初，他提出：“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5月底至6月上旬，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受到“揭发批判”，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上的敌人。毛泽东认为，既然王实味能隐藏得这么深，肯定还会有张实味、李实味。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坏人。”结果，过去与王明打得火热、如今又因对王明反戈一击而受到信任的康生借机兴风作浪，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这年夏天，毛泽东估计的严重形势并未到来。日军似无停止向南进攻、转而倾巢北上的意图，反而开始从中国战场抽调精锐师团南下，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了。同时，因日军集结25万人发起围剿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作战，华北日军扫荡作战也没有停止的征兆，国共两党又开始考虑改善关系这一问题了。 两党关系实际上受着国际形势的影响，因为这时英、美、苏三国之间的团结增强了。 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应英方邀请，飞往伦敦。26日，苏、英双方签订对德国及其欧洲同盟者作战及战后合作互助的条约。6月10日，苏、美两国又签订合作协定。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外相艾登同时宣布：1942年将在欧洲开辟同希特勒作战的第二战场。 对于国共关系，罗斯福通过他的私人代表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美国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7月7日给蒋介石的贺电也有中国“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英美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再说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运输只能改为空运，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困难极大。蒋介石在外援运输方面不得不依赖于经过苏联的那条陆路。如果和共产党反目，苏联肯定会站在共产党一边。 6月30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请周考虑利用纪念“七七”五周年机会，找王世杰谈一谈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他愿意见蒋一谈，请王向蒋转达这一愿望。 7月7日，中共在《为纪念抗日五周年宣言》里，也向国民党抛出了和解的彩球。宣言号召：“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应是团结的。”明确要求：“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表示：“为着上述目的，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意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据此，正在患病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约见了王世杰、张治中，对过去谈判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表示了如下意见：关于军队问题，中共军队已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日，但因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绝难做到，将来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制下共产党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关于政权问题，共产党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关于联络参谋问题，中共希望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能速返延安。同时，周、董还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直接与蒋晤谈等项要求。王世杰、张治中答应转达。 7月21日，大病初愈并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周恩来见到了蒋介石。蒋对周关切地抚慰，并表示了两点意见：他同意共产党的请求，派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他同意与共产党恢复谈判，并已指定张治中、刘斐为谈判代表，由卜士奇负责日常联络。当周恩来谈及军队、政权、发饷等问题时，蒋却顾左右而言他，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蒋介石为什么不让张冲参加谈判了呢？盖因张冲6月患了伤寒，继而发展成恶性疟疾，此刻已病入膏肓。20天后，张冲逝世，年仅38岁。蒋介石亲往祭奠，挽之曰：“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毛泽东等7名参政员挠之曰：“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不仅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而且亲临追悼会哀切陈辞20分钟。讲到后来，感情激动，不能自抑，以至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这是后话，且按下。 8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了周恩来。在这二十多天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国民党方面的变化。新疆盛世才突然改变过去的亲苏政策，表示完全服从重庆国民政府，随后，西北回民骚动问题也得以顺利解决。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希望尽快解决中共问题，以实现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局面，于是，他希望国共重开谈判的心情愈加迫切起来。 一见周恩来，蒋介石就感慨地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该好好解决。” 周恩来点头称是。 蒋介石问：“最近延安有无来电？” 周恩来答：“有。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深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通过谈判，寻找解决的途径。” 蒋说：“张文白现在不在重庆，一周以后回来，可先就军事问题与刘为章谈判。” 周说：“上次委座训示后，我已和张部长、刘次长作过初步商谈，我还提了我党的意见。” 蒋介石显得很兴奋：“这次要根本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可能会在那里逗留一段。毛泽东不是表示要见见我么？我想在西安约毛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让他们安排一下，到时我派飞机去接他。当然，如不便就算了。” 回到曾家岩，周恩来拿起纸笔，踟蹰半晌，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蒋介石突然决定见毛泽东，用意何在？根本解决？国共关系能是见一次面就根本解决的？为什么他在新疆问题和回族问题初步解决之后提出见毛？周恩来想到了蒋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李济深的先例，觉得此事不得不防。可是，从蒋的态度上又看不出什么恶意，此邀又不好回绝。当天晚上，经过反复考虑，周恩来向中央电告见蒋详情并分析利弊后，提出两种方案供中央参考：一、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次；二、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上次出席第二次参政会一事，教训沉痛，周恩来不得不备加谨慎。他估计，前一个办法似乎可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揩同出来的是朱德。 正是： 事前诸葛最难当， 是福是祸费思量。 未知毛泽东如何决策，且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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