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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12月16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第二次前去见蒋。行前，周恩来向其嘱咐了谈话的要点。 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并说：“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所列四条，与十中全会对我党的各项要求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分歧，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准备将来也遵守这一诺言。” 蒋介石微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我早就说过，只要服从命令，大家在统一的政令下为国为民工作，问题都不难解决，各党派、政治团体也是可以集中起来的嘛。” 林彪连忙提出了实行“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 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绕开具体问题，端着校长的架子，许着空诺：“这个这个，你们要相信我，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要公道，不让你们吃亏的。具体事情么，你们同张文白多谈谈。你也不必太匆忙，出来一次不易，可以在重庆多住一段嘛。” 然后，就闲聊起重庆的名胜、掌故来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主动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一、中共合法化，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和敌后组党办报；二、军队扩编至一定数目；三、边区改行政区；四、作战区域战后重新划分。 12月18日，毛泽东回电原则同意这么做，强调新四军也在扩编之列，部队调动目前只能做准备。 12月24日，周恩来和林彪一起走进张治中的公馆，双方举行预备谈判。 张治中听周恩来讲中共已拟了个初步谈判条件，忙问：“你们带来了吗？快拿给我看看。” 周恩来说：“我和林师长反复磋商了几天，早背得烂熟了，背给你听也是一样的。” 张治中道：“先别急，待我拿纸笔记下来。” 林彪笑道：“那就有劳张部长了。” 于是，周恩来口述，张治中记下了这样四项条件：一、党的问题。共产党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二、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扩编为四军十二个师，按中央军队待遇。三、边区问题。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如反攻)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张治中读了一遍，问道：“恩来兄，林师长，抄文是否有误？” 林彪说：“一字不差。” 周恩来说：“如认为这些条件可以谈，就请委座指示林师长留在这里继续谈，如认为相差太远，请蒋先生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师长带回延安商量。” 张治中说：“我一定报告委座，请委座定夺。” 林彪问：“不知张部长对这四条有何高见？” 张治中说：“我本人觉得中共确有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转而又说，“其他各条都可以，唯第四条似太困难，为什么军队不可以实行中央化呢？” 周恩来说：“中共方面已经尽最大可能作了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也应当作些让步，一些具体问题应该是不难解决的。” 接下来的情形，张治中20余年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条款……亲笔誊写一份送给蒋看。蒋随即召开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应该先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与近视。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撤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 转眼到了1943年。1月9日，周恩来、林彪再次同张治中晤谈。张治中说：“你们所提四项与中央希望相距太远，与何、白皓电相距也远。党与政府两项倒还问题不大，但军队必须限期北移，再说中央正准备将600万军队裁减至400万，你们反要求扩军，而且要编十二个师，这是说不过去的。” 周恩来忙解释：“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的时间，分歧并不大嘛。” 张治中有点无奈地说：“我已尽力了。以后你们还是要找何、白。” 林彪追问：“校长是什么意见？” 张治中答：“委座说好吧，再说吧。” 林彪再问：“这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苦笑道：“委座的意思是等一等再说，你就在重庆等吧。” 1月10日，毛泽东收到了周、林二人的报告。次日，中共中央专门为国共谈判问题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电台周、林：“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 周、林又几次会见张治中，仍未谈出什么结果。 1月16日，毛泽东开始怀疑蒋介石的本意。他电告周、林：“被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以及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漠、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具体解决问题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等苏联更胜利、国民党抗敌更需要我们时较为有利？” 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话分两头。再说1942年6月初，日军进攻中途岛美海军基地惨遭大败，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量级巡洋舰1艘，各种飞机400余架。8至10月，美军进行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岛登陆作战，日军从此处于战略守势。在苏联战场，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由防御转入进攻。北非战场上的英军也开始进入反攻。在此形势下，日军被迫取消了进攻重庆的5号作战计划。 中国战区的战略地位无形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上升。10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接着，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应邀访美。 宋美龄11月2了日到达美国，第二天就会见了罗斯福夫人。她高雅的风度和适度的谈吐，立即博得了罗斯福夫人的欢心。罗斯福夫人仿佛不是在听宋美龄说话，而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最后竞欣喜地上前亲了一下宋美龄的脸颊。事后对人说：“我很想帮她任何的忙，我要照顾她，就好像她是我的女儿一样。” 罗斯福夫人将宋美龄安排在白宫，孔家的儿子与女儿亦即宋美龄的外甥、外甥女连同两个护士一道搬进了白宫。孔二小姐经常身着男服，总是被罗斯福总统误称为“我的小男孩”。由于来时正患荨麻疹，宋美龄自备丝绸床单，每天一换，如果午休，也要换上一回。 在一直持续到次年5月的漫长访问中，宋美龄始终以最优雅的姿态频频抛头于政界和社交界，激起了不小的赞扬之声。2月18日，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天，她身着典雅的黑色旗袍，仪态优美，神情自若，一口标准的英语十分动听。议员们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达4分钟。她演讲的主题是：战胜日本比战胜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该让它的人民去中国战斗，而不应该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当她说到经过五年半的抗战，中国人民相信“与其忍辱接受失败，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时，欢呼的掌声达到了高潮。《生活》周刊一位曾在现场的记者不无夸张地报道，议员们全都被夫人的风采、妩媚和才华“吸引了……惊愕了……绦乱了”。 宋美龄谈话的第二目的是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大国之列。她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对和平进程和战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发起研究战后问题的四大国会谈。 这几个月，宋美龄达到她一生事业辉煌的顶点。仅美国各大学授予她的名誉博士学位就有16个之多。同时，美、英决定为中国抗战增加贷款。 宋美龄向罗斯福总统辞行时，双方作了最后会谈。事后，她立即将谈话结果电达重庆，向她的丈夫报告： 一、罗斯福允派美军二师，赴缅作战，于9月准备完毕。 二、丘吉尔对于由缅甸发动总反攻之事未必履行。 三、关于大连、旅顺、台湾由中、美海空军共同使用事，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谓候中国方面准备完妥后，美军即可退出。 四、罗斯福之意，朝鲜可暂由中、美、俄共管。 五、前国际联盟交由日本管理丰太平洋各岛，罗斯福意，战后可由联合国接收，组织暂时共管。 宋美龄访美，为几个月以后的罗、丘、蒋开罗会议敷设了路轨。 作为国家元首，蒋介石眼见得要与世界大国平起平坐了，他的兴奋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一百年了，中国受尽屈辱，有谁取得了他这样的成就呢？回顾历史，瞻念前途，他决定掀一掀舆论，进行一下思想灌输。 1943年3月10日，由陶希圣起草、由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出版了。书中认为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大都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同时，该书强调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称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割据”；鼓吹“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大家如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根本没有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无论怎样宽大，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合理的方法了”，暗示将以武力解决共产党。 这本书无疑为国共两党关系埋下了一颗炸弹。只是它出版之时，周恩来和林彪尚在重庆等待进一步谈判，才没有立即爆炸。毛泽东这时对延安的情况是颇为乐观的，他2月9日致电周恩来、林彪：“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丰衣足食。边区高于会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这时，国共之间又发生了一次军事磨擦。磨擦的主角，还是两年多以前的那位韩德勤。 3月中旬，日、伪动用10万兵力，扫荡淮东地区。在新四军对日伪的反扫荡作战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三纵队王光夏部等，西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经多次劝说、警告其退出，均无效，韩部捕杀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抢掠财物等，遂引发新四军与韩部的冲突，在冲突中韩德勤被俘。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打听到前往印度视察远征军的何应钦已回到重庆，忙去会见，询问他对中共三个月前所提四项条件的态度。 何应钦说：“我的态度很明确，两中半以前的蜡电都讲清楚了。” 周恩来说：“蜡电的原则我们实际上业已接受，只是对开拔的时间与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何应钦说：“接受什么？晤电规定的时间早已过去，新四军已成叛军，还有什么好谈的？” 周恩来说：“国民党方面一再强调中央提示案，现在我们已作大的让步，同意以中央提示案为谈判的基础，所提四项与此案并无原则分歧，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商谈呢？” 何应钦一声冷笑：“先不要扯那么远吧！目前最要紧的是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尤其在沦陷区内，双方部队应协同合作，不能再有磨擦发生。最近我接到前方几个电报：敌伪猛犯淮东韩德勤部后，各部向敌包围困外转进，我一一二团至涟水北六塘附近，即受前新四军残部之围攻，不得已向西转进，沿途复遭该军之截击，损失惨重。韩主席发完此电后竟再无消息。前新四军三、四师乘韩部顾军西开，倾全力向韩主席驻地袭击，独立第六旅和王光夏部毫无防备，致全部溃散，王、李两旅长均殉职。现在新四军主力由陈毅率领继续向西侵袭中。据报，韩主席被新四军劫往洋河镇。周先生、林师长怎么解释此事？” 周恩来说：“据我所知，敌伪扫荡时，韩主席曾派人与陈毅商讨共同抗敌办法，陈亦认为必要，故结果极为圆满。陈毅与韩主席年来相处得不错，韩主席已划定地区为新四军防地。当顾部突围转进，一部人新四军驻地范围，因此双方发生冲突。后来陈毅赶到，经协商，已将人械全部归还。至于韩主席被劫，王、李旅长殉职等事，我尚不知情。想来不会有这等事发生，若有也必有缘故，待我查一查再向你报告。” 看来，毛泽东似乎未将后一段的情况告诉周、林。其实，早在3月19日，毛泽东即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新四军释放韩德勤。23日，书记处会议决定：“如韩德勤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在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 3月25日，陈毅由新四军军部到达第四师师部，主持与韩德勤的谈判。两天后，他建议在蒋介石对韩德勤问题下决心以前，主动送韩出境。29日，中央同意陈毅的意见，但要求陈与韩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4月1日，陈、韩签了一份会谈备忘录，礼送韩德勤出境，并发还人枪。 由于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四项要求的态度十分暧昧，对中共提出以“中央提示案”为谈判基础的建议反应冷淡，加之近一段国共磨擦骤然增多，毛泽东于4月3日作出判断：“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作进攻行动。” 对于何应钦关于国共磨擦向中共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央书记处指定由叶剑英起草一份电报予以答复，但暂不发表，意在先取守势，待国民党方面有进一步的反共表示时再行反驳。 5月初，因国际形势好转，毛泽东指示各方面暂时不要刺激国民党。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已经在党内完成了组织上的所有准备工作。 毛泽东发动整风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图。实现最高领导层的调整配备，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刘少奇的地位引人注目地急速上升了。 刘少奇本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国后一直从事工运领导工作，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五中全会人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屡屡被批评为“右倾”。遵义会议后，刘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到陕北后即被派往天津领导华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开始后，刘力倡独立自主和开展华北游击战争，与毛遥相呼应。刘主持华中局工作后，新四军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色，因而备受毛泽东的欣赏。 到1941年9月会议时，刘已被党内众多领导干部视为毛泽东以外另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称赞“刘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粥时、康生也都将刘与毛相提并论，认为当年如果临时中央由刘少奇负责，白区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此，当时的会议已经认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在起草“决议草案”时，也特别点了刘的名字，称赞其在白区工作时的贡献。10月，毛泽东更两度电召刘少奇来延安工作。只是因为刘一行通过日军封锁线颇费周折，再加上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毛泽东令其暂留山东帮助解决，所以才耽搁下采。 1942年的最后一天，刘少奇辗转回到延安。两个月后，仍担“总负责”之名的张闻天也被召回延安。政治局很快进行了三次讨论，由任粥时拟定机构精简调整方案，刘少奇提议毛为主席，大家一致拥护，遂于1943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 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粥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归口管理各类党的部门。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为书记；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粥时8人组成，刘为书记。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完全确立了自己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了至高无上的第一把手。而刘少奇作为得力副手，毛泽东产生了如虎添翼之感。所谓“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正是指此。 引人注目的是，张闻天、王明均正式失去了原来的位置。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恩来也离开了书记处。当然，也可以用周自己说的“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来解释，但理由总不是那么充分。 在中共中央刚刚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之时，一场飓风随即刮来了。 5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迅速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此提议，待提议公开后，中央再作决定。 据当时莫斯科派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还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王明告诉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 5月24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 5月26日，收到《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讨论通过了一份这样的决定：“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的援助。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坚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得到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立即兴高采烈起来。在他们一贯的观念里，中共如果没有苏联撑腰，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便会一事无成，甚至顷刻瓦解。这时，他们对国共谈判更加失去兴趣，反而酝酿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呼喊：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也应该解散。在具体处理办法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另一种主张要共产党同国民党合并。两种意见，纷纷扬扬，无法统一。 6月4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说：“何应钦称前方磨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 周恩来说：“谈判暂搁是我们意料中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决定回延安，什么时候谈可再来。我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间情况，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并希望同林彪再见蒋先生一次。” 张治中将情况报告蒋介石，三天后，蒋即会见了周思来和林彪。这次见面纯粹是礼节性的，未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不过蒋倒是痛快地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这是皖南事变后一年半来蒋第一次答应周的回延要求。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回延宜速，勿耽搁。 就在这一天，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 一时间，战云密布。 正是： 夏日恰似小儿脸， 风雨阴晴在瞬间。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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