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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美军观察组的住宿安排妥当，就该吃午饭了。周恩来亲自出席，为客人接风。他向包瑞德举起一杯边区的士造酒：“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飞机就是英雄。来来，听说你把张发奎都给灌醉了，我看看你的酒量。” 包瑞德急忙笑着摆手。对周恩来的才华和酒量他早有所闻，不敢造次。至于“灌倒张发奎”一节则事出有因：那还是战争初期，他在桂林出席了一位美国将军为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张发奎有传奇的酒量，他常以显示自己的酒量而把同桌灌醉为乐。忠心耿耿、尽自己的可能保护自己上级军官的包瑞德上校，这天晚上首先用大酒杯向张发奎劝酒。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开始摇晃。他鼓起最后的神智反攻，轻轻敲了几下酒杯请大家注意，要求在座的中国军官每人用大杯分别向美国将军敬酒。包瑞德在这个致命指令还没有执行之前，站起来滔滔不绝说了一连串中国成语，转移了目标，巧妙地扭转了局面。从此，包瑞德这一招成了他在社交场合的保留节目。 不过今天不行，周恩来已约请他在饭后交谈，叶剑英、谢伟思也参加。用餐中的举杯只是礼节性的，彼此并没有真正喝酒，周恩来的“酒量”之说自然也是活跃气氛的玩笑话。 席间最活跃的是谢伟思。他和周恩来早已相识，很喜欢同周恩来交谈，觉得周恩来文雅、和蔼、机警而不紧张，说话幽默而不挖苦人，“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耍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从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设法寻找共同的见解。” 在下午的谈话中，谢伟思问起周恩来：“最近的国共和谈有何进展？” 周恩来接过邓颖超送过来的茶，放在小桌上，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说：“国民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是希望战争结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这样下去，它会不断地衰落。” “对此您可有高见？”谢伟思继续追问。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公乎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 7月26日，中共中央为美军观察组正式举行晚宴。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包瑞德、谢伟思亲切地交谈着。他最有兴趣的似乎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情思交谈。 酒过三巡，毛泽东突然侧过脸问道：“你们美国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愣了半天才说道：“毛先生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坦率地说：“战争结束后，你们这个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有个领事馆就好多了。” 谢伟思陷入了沉思。 美军观察组的任务，是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他们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美军观察组访延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陈毅、叶剑英、黄华等常来走动，有时纵谈抗战形势，有时穿上本地人服装，挎上卡宾枪去黄土高原上猎获野味，有时在延安梨园里举行舞会。这绘了包瑞德很深的印象：“周恩来和林彪舞步轻盈，毛泽东跳的曳步舞独具特色。无论哪位姑娘请他，他都跳，而且在夯实的地面上转起圈来相当灵活。” 最长的谈话要数毛泽东与谢伟思了，长达8个小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主要谈国共关系。周恩来则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惟一办法，就是美国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其实你们美国对我们也是有支持的，比如你。”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换了一支烟，冷不丁地指着谢伟思发笑。谢伟思摸不着头脑，怔了。 “我们乔老爷的血管里还流着你美国人的血哩。” 谢伟思这才恍然明白毛泽东所谓“支持”是何意。那是去年，在重庆的乔冠华患了急病，急需输血，当时一般中国人并不了解输血，以为这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给了别人，有畏惧心理。谢伟思从乔冠华夫人龚澎那里知道乔所处的险境后，便自愿献血。他的示范使一些中国人打消了顾虑，保全了乔冠华的性命。 “可惜呀，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抗战前线，还缺少你们美国的血液。”毛泽东在不知不觉中转入正题，“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能指望它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发生内乱。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接受国民党1936至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是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威胁。我们毕竟都是中国人嘛。” 谢伟思请毛泽东谈谈中美关系。 毛泽东吐出一口烟，说道：“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问题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国民党对美国只能是惟命是从。你说呢？” “我不是官方权威人士，我的个人看法不代表官方意图。”谢伟思说，“我认为，美国在华利益有长期性和特殊性。在我们国内，不存在因战争造成的重建家园的问题，相反，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战略，要求我们寻求对外贸易和投资。所以我们希望一切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毛泽东说：“你们美国人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我们欢迎在这里设观察组，你们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我们尤其希望了解华盛顿当前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一支抗日积极的战斗力量？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争取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一股有影响的力量？华盛顿将根据什么来决定它对双方内战的态度？它将怎样保证国民党不利用美援来对付共产党？” 听了毛泽东连珠炮似的发问，谢伟思笑了。他又不是美国总统，怎能答复如此重大的问题。稍停，他坦率地反洁道：“你们不怕美国的民主吗？中共能与美国合作吗？” 毛泽东笑着说：“怕？我们连侵占中国半壁河山的日本都不怕，还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恰好相反，我们将欢迎这种影响！我认为，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也愿意得到美国的援助。遗憾的是美国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 谢伟思说：“再不支持一个并没有不友好举动的政府，这在外交上是讲不过去的。公开承认一个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对党，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显然也是不应当的。” 毛泽东说：“美国已经干涉那些驻有美军、实行美援的国家的内政了。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的、间接的，然而却是不可否认的。对美国来说，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内政。仅仅援助国民党才是干涉内政，因为这样会使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益于中国人民切实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 周恩来插话：“史迪威将军怎样了？听说蒋介石对他掌管美援非常不满，多次提出撤换的要求，可是真的？” “是的。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僵。罗斯福总统不久将派赫尔利特使来华。”谢伟思露出一丝忧虑。 毛泽东接着说：“我曾邀请赫尔利来延安，亲自对共产党做出估价，但没有得到答复，不知何意？” 谢伟思说：“请阁下放心，我将再次向赫尔利和美国政府转达主席的热情邀请。” 毛泽东幽默地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从相识到相亲，总不是一厢情愿吧？” 谢伟思也笑着说：“美国的一些实业家可能对‘共产党’的名称有疑虑。” 毛泽东大笑：“名称可以变嘛。不过人们是否知道共产党并不是可怕的？我看就是最保守的美国商界，也难对我们的政策提出异议吧！” 对于这段经历，谢伟思30年后回忆道： “历史捉弄了我们。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策制定人没有领会周恩来和毛泽东向我们提供的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此外，周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从在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的级别太低，同华盛顿的政策中心也距离太远——至少是在美国新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到任之后不久就同蒋介石取得了默契时是如此。” 再说7月26日，也就是延安宴请美军观察组那一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透出了这样的消息：国共谈判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 8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9月底外国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 8月8日，衡阳保卫战降下了帐幕，苦战守城4了天的国民党王牌第十军，在对国民党军委会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向日军第十一军投降了。这使得蒋介石在近一个月来日渐恢复的声誉复又跌落下去，各种批评的武器又都瞄准了国民党上层。 8月11日，毛泽东在审改《解放日报》的题为《论衡阳的失陷》的社论时，先将标题改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又加了这样几段话：“衡阳失守，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极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竞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向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12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47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以周恩来名义发表在《解放日报》的谈话指出：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就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改写，加进了许多重要内容：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在过去，在盟国政府和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在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努力的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1938年10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在这种对共产党十分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喊出了一个响亮的政治口号：成立联合政府。 这时正是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国共两党都想利用这次会议作点文章。 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后，他又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 国民党方面也正在考虑利用即将召开的参政会，公开两党谈判过程，揭露中共有多少次多少回的“食言”和“前言不播后语”，从道德方面陷中共于困境，以示政府的开诚布公与光明磊落，以掩盖自身面临的严重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 8月30日，蒋介石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对他说，自从观察组到达延安之后，共产党越来越傲慢，并且拒绝了继续谈判，要求美国做工作使共产党服从政府。 第二天，高思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我是知悉国民党的意思的，国民党认为目前只能是一党政府，现在还不可能绘小党派参加政府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让特殊的集团或政党中的干练的代表参加政府呢？应该把这些人请来，参加某种形式的、责任的军事委员会，以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建议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当然，蒋介石也是乐于接受的，因为这样不会动摇他统治的基石。 9月5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 9月10日，国民党方面公布了国共两党谈判中双方来往的文件。 9月15日，张治中和林伯渠在大会上分别作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立无隙地，热烈紧张，肃然无声。林伯渠讲到后来，话锋一转，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中共这一主张，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会上会下的热门话题。9月24日，在重庆的各党各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举行会议，一致要求改组政府。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元老冯玉祥、章振、邵力子等，国民党实力人物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张澜、沈钧儒、章伯钩、李琪、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以上各位，如果振臂一呼，都有随者如云的号召力。此外，郭沫若、陶行知、李济深、柳亚子等知名人士亦或着文，或发表宣言，赞同中共主张。 蒋介石无疑陷入了被动。 他更感被动的是同美国的关系。 6月下旬，鉴于长沙失陷后，中国战局已非，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忽然生出了让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与日作战的念头。7月1日，马歇尔电告史迪威，征求对此议的意见。与蒋介石的矛盾愈来愈深的史迪威当然愿意亲自指挥几百万军队。不过，他在华已有两年多，深知中国的事情难办得很。7月3日，他电告马歇尔：“此事应电总统出面促成，告诉蒋介石，现在剧变情势应采取激烈手段之必要，这样蒋或能被迫使我担任此职，中国军队才能受我指挥。即便如此，还应免去何应钦参谋总长职务，或规定其无权过问战事。我如无实权则不能担任。其实，中国局势不能钮转，自中国陕西向洛阳、郑州、武汉发攻，即为良策。” 马歇尔收电后，马上拟定了一个备忘录和致蒋介石电呈报罗斯福审定。罗斯福很快同意了马歇尔的意见。了月7日，他发给蒋介石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内称：“日本进攻华中后所形成的严重局势，不仅使中国政府感受威胁，且使美军在华基础同受影响。今欲挽救危局，必须迅速采取紧急之措施。鉴于现状之危急，我意应责成一人，授予协调盟军在中国的作战资源的全权，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罗斯福历数史迪威的优长后，写道：“我拟将史迪威晋升上将，并建议将彼置于阁下直辖之下，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为使史迪威能顺利指挥作战，请阁下授予他全部权力与责任。” 蒋介石别提有多窝火了。泱泱大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今美国人竟要来全权指挥，岂不欺人太甚！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罗斯福让史迪威统领中国军队，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缓和处之为上矣……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今日之事，惟有奋斗图强，才能挽救也。” 他不敢拒绝，只能采取拖延战术。7月8日，他电复罗斯福：“原则赞成此事。中国军队与政治内容，不若他国之简单，全部统率之情形亦非缅北少数军队所可比，故非有一准备时期，不能使史将军指挥顺利，以符尊望。” 同日，他又电告在美国的孔样熙：“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全部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 7月12日，罗斯福急不可耐地再次催促蒋介石尽快采取步骤，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军事危险如此严重，应不计政治冒险为之。” 眼看躲不过去，7月17日，何应钦向蒋介石献了一个对策：将重要战区的军队分为攻击兵团和守备兵团，前者交史迪威指挥，后者仍由中国统帅部自行掌管，这样，美国人只有一部分指挥权，后事好善；在中国内政问题尚未解决时，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不列人美国人指挥范围；作此让步后，如美国仍坚持全部统帅权或者以停止援助相逼，则中国亦当单独抗战到底，不予迁就。 蒋介石大喜。果能达此目的，一可度过眼下难关，二可得到更多美援，三可绝了共产党与美国的联络，四可向国人、向列祖列宗交代。7月23日，蒋介石电令孔祥熙向罗斯福解释上述方案。 又拖了一个月，罗斯福于8月23日再电蒋介石：“对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之事要尽快处置，如再迟，或会发生严重后果。我对任命史迪威之事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觉得再有延窝，将会失去挽救中国军事危局的时机，这样不仅有害于中国，而且会影响盟国倾覆日本的全盘计划。孔先生所述各点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仍认为，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和对日作战者，应全由史迪威指挥。”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赫尔利到了重庆。他是美国前陆军部部长，是应蒋介石的要求，作为总统特使前来中国的。从9月5日他到重庆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蒋介石的格外款待。每次会面，蒋介石都到大门以外迎送，而蒋介石以往对任何外宾，从不迎来送往，即使是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是一样，惟独对赫尔利如此谦恭。赫尔利受宠若惊，不能不把这种好感带到公务中。他向蒋介石表示：“罗斯福总统派我来的目的，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国民党政府的巩固和蒋委员长的权威。” 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在继续溃败，9月14日又丢失全州，而蒋介石却迟迟不肯把军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再也不能容忍了。9月18日，他给蒋介石发来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毫不客气地要求蒋介石：“你必须立即增加萨尔温江一线的中国兵力，加强攻势，否则你该承担责任。你必须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的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蒋介石读完电报，不禁黯然神伤，泪如泉涌。 正是： 犹记开罗座位同， 原系一枕强国梦。 要知蒋介石如何答复，请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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