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却说12月7日，周恩来等回到延安。当晚，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暂时终止谈判；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此举目的，主要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 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约见包瑞德，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包瑞德很吃惊。他以为毛泽东总是笑眯眯的，想不到现在却是怒气冲冲，激昂慷慨。 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着：“赫尔利、魏德迈和麦克鲁将军都曾对周恩来同志说过，美国愿意与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一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的合作之前，先要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美国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我们无法相信委员长的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国共关系的历史的人，都会通情达理地认为，我们不能对他寄予任何希望！ “我们被告知，我们牺牲自己以挽救局势，将是高尚之举。我们不明白，将我们置于听凭蒋介石摆布的境地，如何能有助于解救当前的危机。我们如果被委员长捆住手脚，世界的赞扬对我们毫无用处。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对目前的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没有被要求作出什么让步。这对于我们是太不公平了！ “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借一切代价来保住他的权力。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拥护他继续做领袖。如果美国愿意继续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权利。但是，我们相信，尽管美国尽其一切努力，蒋介石也注定会失败。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丢掉，那时美国也许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有多么无用！ “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依赖别国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靠我们的双脚，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行走。我们承认，委员长尽管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他还没有与召本人讲和，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他。另一方面，也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同日本人作战！ “在五点协定的前提下，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为挽救目前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会万分遗憾，但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无论何时，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在美国将军的指挥下，放手和不附带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履行义务。如果你们在中国沿海登陆，我们会在那里与你们会合，并将听从你们的指挥。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一粒子弹，我们仍会继续与日本人作战，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在没有任何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七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 “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让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绘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将军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于蒋介石已经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不再让步。我们将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将是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包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关佐谈判大门。我们关住了大门，不过窗户还敞开着，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进入联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丢掉了，我们就不会再按照我们最初提出的条件参加进去了。” 这一天，主要是毛泽东既严肃认真又嬉笑怒骂地发表谈话。但到后面，就成了和包瑞德的交谈。 包瑞德说：“你所说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导致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的做法，会绘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宣称，他关于共产党是叛乱分子的一切说法，已经被无可置疑地证明了。” 毛泽东：“他一直叫喊说我们是叛乱分子，时间太长以致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说去。” 包瑞德：“你们会给委员长一个机会，说你们已经与日本人勾结一起了。” 毛泽东：“他们早就多次这样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抵抗日本，这会证明我们不是与日本人勾结。” 包瑞德：“谈判失败及你们将与国民党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感到高兴。” 毛泽东：“不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都要歪曲事实，这与我们要做的事情无关。即使他们高兴也不要紧。” 包瑞德：“如果你们与国民党决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多数舆论或许也会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毛泽东：“时间会向美国人民证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包瑞德：“在这次危机中，你们不进入政府，可能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毛泽东：“等到真相大白——真相终会大白，美国人民会赞成我们所做的事情。” 包瑞德：“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军队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会十分难堪。” 毛泽东：“果真如此，我们会比任何人都要兴高采烈。” 包瑞德：“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美国或许会从中国撤走它的全部军队。” 毛泽东：“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 包瑞德在这次谈话备忘录中写道：“在全部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对我没有失礼，但有几次大发雷霆。他不断地高喊：‘我们不再作任何让步了！’‘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我想，我以为，在蒋介石看来，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这句话使毛泽东特别地愤怒，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而且特别冷静，他以平静的语言支持毛泽东讲的每一个观点。会谈使我感到，对于这两位聪明、无情、坚定、并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具有力量的领袖，我所说的都是白费口舌。” 包瑞德随即回到重庆，把延安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毛泽东的态度虽然十分强硬，但在行动上还是十分讲究策略的。第二天，他即主持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他在会上说：“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 11日，王若飞从重庆转达赫尔利的意见：不同意公开发表五点建议，我不认为谈判已经结束，除非你们希望结束。 12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的总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21日，赫尔利发来电报，邀请周恩来再去重庆谈判。 24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说，周恩来正在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难以离开延安，并且国民党方面没有表示充分的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建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 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因此提出四项具体要求，请赫尔利转交蒋介石：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信中说：“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得窥其端倪。”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公告，说他准备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实行宪政。随即约五院院长商讨战时行政问题，决定在原来的三点建议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中共和其他党派人士参加其组成；二、关于中共军队编制及补给等问题，军委会将指派美、国、共三方三位高级将领拟具办法，请委员长核定；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委员长将指派中国军官两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和美国将领一人，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组成临时指挥机构，负责全部作战指挥，该指挥官对委员长直接负责。 1月6日，赫尔利和蒋介石密谈了一天。次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告之：“我已确信国民政府将赞成如下建议：一、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在王世态博士、张治中将军和我的陪同下，对延安作短期访问，与你们私下讨论一些事情；二、如果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毛主席和周将军与我们一同返回重庆，签署协议。如果你们能仔细考虑这项建议，并通过递送这封信的人带回答复，我将非常高兴。” 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其建议加以婉拒：“今接阁下来信，提议在延安开两党会议，并有阁下参加，盛意可感。但是鄙人仍恐此会议得不到任何结果，空劳阁下等之往返。”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如下建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这时，毛泽东正通过另一个渠道构思一个秘密计划。 上月20日左右，在魏德迈不在司令部期间，他的参谋长麦克鲁主持制订了一项在共产党控制区使用中国军队的计划。这项计划准备避开中国的国民政府，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直接向中共部队提供美国的军械、给养，并把中共军队置于美国军官指挥之下。 为了探听共产党的虚实，看看如果美国空降几千人的部队，延安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援，麦克鲁将军派了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伯德中校，与包瑞德、戴维斯一起飞往延安。 包瑞德和伯德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讨论了这个计划，然后回到重庆同麦克鲁进一步商谈，又带了一个扩大的建议再去延安。这个建议涉及两万五千名美国伞兵。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得毛泽东都很吃惊，连连啧嘴。似真似假地说：“两万五千……这是要和我们当年的长征婉美呀！这件事关系重大，看来只有我和恩来同志亲自去一趟美国，和罗斯福总统当面谈才会有结果，可惜我们两人至今没有得到邀请，不请自去，怕不合适吧！” 在场的人都笑了。 然而毛泽东却是认真的。1月9日，他和周恩来通过军队电台，打电报给魏德迈，提出两个建议：“一、延安政府派遣一个非官方组织去美国，向有关的美国官员和公众介绍并解释中国问题；二、如果总统表示希望将毛和局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在白宫接见他们，他们可以立刻启程赴华盛顿，举行一个考察性的会议。如果罗斯福不是马上就发出邀请，毛和周特别要求，对他们去华盛顿的愿望保密，以便保护他们反蒋的政治地位。” 魏德迈也许真的不完全清楚他的参谋长策划的这一计划，也许担心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他拿到电报后就去找赫尔利。赫尔利一听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作为刚被任命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他对此事竟然毫无所知！魏德迈甚至还对他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我对他们想访问华盛顿一事向国民政府和你保密，因为他们怀疑你的判断力。”气歪了鼻子的赫尔利当即表示要追查此事，并请魏德迈帮助。 1月13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报告里这样写道：“我的任务理所当然是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维护蒋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帮助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促成产生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的条件。已为共产党所知的军事计划，向他们提出了他们正需要的东西，给予承认并提供租借物资，摧毁国民政府。如果作为一个武装政党的共产党能成功地与美军实现这种安排，那么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依靠魏德迈将军强有力的帮助，我们正在澄清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没告知共产党，我已经获悉这一军事计划和他们想绕过国民政府和我直接找你的企图。” 随后，赫尔利又上书国务卿：“如果美国批准包瑞德和伯德在麦克鲁指示下交给共产党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上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要求，结果将是承认中共是一个武装交战国。所有上述行动都是基于麦克鲁所坚持的主张，即美国不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敌人，都有权以任何有效手段与之战斗。这项计划中的行动与政府的政策相抵触，这将破坏美国扶持国民政府的政策。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军队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国，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我一意识到这种情况，我之反对，更甚于侵略者。” 1月下旬，赫尔利拿几个当事人开刀了。他通过各种手段，让麦克鲁离开了中国战区。他大声训斥包瑞德，包端德辩解说此项计划肯定得到了美军权威人士的批准。此事发生之前，魏德迈已向陆军部建议，提升包瑞德为准将。这一提升是包氏渴望已久的。然而如今由于赫尔利的干预，这一提升搁浅了。注定一辈子只能当校官的包瑞德被流放到了昆明，他的“迪克西”使团团长的职务被耶顿上校接替了。这位耶顿上校在莫斯科当武官时，获得了坚决反共派的“美名”。 戴维斯被调到了莫斯科。赫尔利指责“戴维斯是共产分子，没有按照本国指示来支持中国的国民党人”。他尤其对戴维斯最近未经他同意即发给华盛顿的一份备忘录感到气恼。那里面写道：“蒋委员长和中共的谈判失败了……现在我们要明白地告诉蒋介石，我们将同最能对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无论哪一方的中国军队合作，并且有权向他们提供援助。” 还有那位谢伟思，这时也受到了赫尔利的警告，几个月后一度被联邦调查局以“共产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 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驻华大使，其言行自然很容易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决策。此后，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罗斯福特别提醒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但是，就短期目标而言，蒋介石是能带来统一希望的唯一领导人。否则……便可能出现动乱。” 不过赫尔利这时仍在进行最后的调停。1月20日，他致信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政府现在准备为达成真正切实可行的协议，作出重要和实在的让步，认为对政府采取如此步骤的建议，未加考虑便予反对，是非常遗憾的，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一谈。 毛泽东给魏德迈发电后未见回音，又见赫尔利热情相邀，便想看看国民党到底作了什么样的让步。22日，他电告赫尔利：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重开谈判。 1月24日，周恩来临上飞机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代表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做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设宴为周思来洗尘。赫尔利出席，张治中、王世杰作陪。席间，宋子文重提三项办法。周恩来说：“今天国民党主张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一个新机构，但是整个系统不变。这个系统，就是一党专政。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属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中常会推选的。这一套系统不改变，我们也无法参加政府。” 次日，周恩来去了赫尔利寓所。赫尔利仿佛忘记了毛、周想绕过他直接找罗斯福这件事，依然十分热情。他说：“你们还是要认真考虑一下政府方面的新办法。行政院下面的新机构，就等于西方人常说的战时内阁。另外，蒋先生已同意成立三方联合统帅部，司令由美国将官担任，副司令国民党一个，你们一个，统帅部直属蒋委员长一个人。” 周恩来当即答道：“这个办法我们不同意。党治不结束，这种统帅部只能是蒋控制我们军队的一种手段。” 赫尔利耸耸肩道：“我为你拒绝美国统帅一事感到十分遗憾。当然，你们不接受三条建议是可以理解的，我到任何时候都愿意赞助你们的五条。我要是蒋委员长，只要将五条中联合政府名义改为联合行政院或联合内阁，便可签字。” 周恩来一笑。 赫尔利话锋一转：“周将军，你既然来了，总要谈一谈的，你认为先从哪个问题谈起呢？” “党治，要先解决党治问题，结束一党专政。” 1月2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轮会谈的情况。次日，毛泽东复电道：“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针对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布抗战胜利有把握时即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1月29日，蒋介石召集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及党团负责人座谈。他说：“国共谈判，赫尔利上次由延安带回之五条，完全上了中共的当。中共后来又提四条，又让我们让步。这次周恩来来渝，更无诚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赫尔利糊涂，完全以为他们有道理，为他们说话。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 宋子文说：“我已经发现赫尔利正在变化，他开始明白中国的事情了。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所谓我党一党专政。他们全部的策略表明，他们是想推翻我们，实现他们的一党专政。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党都有责任在长期的混乱阶段领导中国。” 蒋介石很自信地说：“是的，美国人最近好了一步，对中共也有点不满了，因为中共本来承认美国人任统帅，现在又不承认了。我们不要怕共产党，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等美国人与中共谈不通了，也就会讨厌共党的。不要急，就和他们谈吧！” 1月30日，周恩来同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继续谈判，赫尔利参加。 宋子文说：“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党，是孙中山的党，是自由主义的党，是有法律根据而非人为的执政党；在经历革命和坚持抗战期间，坚定不移地维护它的主义；它现在对政府负有历史性责任；没有国民党，中国将陷于混乱，这种混乱将由国民政府崩溃引起。” 周恩来说：“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论点，不过，现在时代变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指导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党领袖们的彼此信任；组成临时性联盟，支撑政府度过训政时期。如果你们能作出适当让步，中央政府会得到共产党无限的支持。” 对周恩来反复强调的结束党治问题，王世杰、张治中表示认可。周问：“如何结束党治？”他们表示倾向于开党派会议。周再问：“会议的成分和内容是什么？”他们说尚未考虑。周说：“成分应是三方，内容是讨论结束党治、共同纲领、改组政府。” 第二天，周恩来同王世杰继续会谈。周再问：“是否结束党治？”王又改口了，说：“形式上不能接受。”周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国防委员会是否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的民主机构？它是否有权力通过纲领、改组各院及军事委员会？是否有最后决定权，不受国民党的干涉？王世杰都回答不了，只表示愿意考虑。 2月10日，谈判继续进行。周恩来提议：“在开党派会议前先改善环境，实行放人等四项主张。”宋子文等不同意。赫尔利扯开话题说：“我提议发表共同声明。”周恩来拒绝了。会谈不欢而散。 周恩来不愿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判，提出“回延讨论”。 2月12日，魏德迈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布：在中国战区内的美国军事人员，只受命支持国民党的中央政府。 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周恩来重中了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及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一口拒绝，并十分傲慢地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周恩来怒不可遏，拂袖而去。 正是： 酒逢知已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