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话说在政治协商会议各项讨论基本结束之后，周恩来于1月27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会议文件，委托代表团在文件上签字。 为了赶回重庆出席政协闭幕会议，周恩来29日即启程飞返重庆。由于途中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30日上午，他们又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双引擎的军用飞机，可以乘坐十三四人。同机的除工作人员外，还有时挺的女儿扬眉。当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使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飞机沉甸甸地向下坠落。矾长一面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扔下去，以减轻飞机的重量；一面要求乘客背好降落伞，随时准备跳伞。周恩来背上伞后，又沉着地帮助别人系伞。这时机能里传来扬眉的哭声，原来她座位处没有伞包。周思来一看，立刻从摇摆的机身中几步跨到她的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着的伞包，给扬眉背上，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当年的随行者在回忆这件事时感叹地说：“他给扬眉的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啊！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扬眉，而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飞机冲出了冷气团，沉重的冰甲融化了，人们脱险了！飞机折回西安。下午，飞抵重庆。 21日清晨，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了从延安带回的信息。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回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你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今天我们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 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他说：“我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你和毛先生表示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先生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马歇尔甚至私下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加快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 31日下午，政协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5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和要求。 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颇动感情地说：“我要趁今天会议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时候，将我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简单地向各位中述。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现在抗战胜利，这35年之中，所有革命战役，无役不从，艰难困苦，无所不经，自省革命志愿与应尽的革命义务，幸无陨越，对于国家和人民，亦已尽了我一分子的天职，略可自慰。今天虽不能说国民革命已经完全成功，但是铲除革命障碍的工作，确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人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可是，我们国家当此元气凋伤之后，国运前途的危难和建国事业的艰巨，只有比战前乃至战时更加严重，实在不胜临渊履冰之惧。幸而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责。今后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这一个重大的责任，要交托给各位同人和全国同胞来共同担负。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尽的事功。同时要求各位同人，为国家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们在抗战时期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诚团结，来担负今后建国的重任，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周恩来也在会上致词。他说：“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准备宪政。” 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恰是旧历除夕。晚上，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会餐，庆祝会议胜利，喜迎新春佳节。周思来亲自下厨，做了好几道色鲜味美的菜看。红烧狮子头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道香味扑鼻的菜端上来了，他招呼大家：“来，尝尝味道怎么样？好多年不烧，怕不行了。”人们边吃边称赞：“蛮好！副主席真不愧是下江人，这菜的味道多地道！” 这时候，大街小巷传来了此起被伏的爆竹声，人们在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和平之春。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还说：“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军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曾被列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其实，2月1日的这篇党内指示，是经过中共中央多次讨论，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 2月4日，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参加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参加政府人员的名单，请求中央批复。2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作了研究。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中共代表团，告诉他们：(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何思敬5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1月27日返延时议定的8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可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当时殷切地期望着这次和平谈判能够获得成功，并为和平实现后参加政府作着认真的准备。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对国共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发表了十分乐观的谈话。他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互相有利。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但从2月份开始，国内政局却向着同中共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政协决议、反对国共合作的严重事件。 还在政协开会期间，“陷都各界协进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每晚除请代表讲演外，还听取各界人民的意见。1月16日晚，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讲演时，国民党特务就在台下起哄，高呼“拥护国民党，打倒异党”的口号，使讲演会不得不中途散会。17、18、19日这三夜，捣乱进一步升级：特务先在会场上狂呼乱叫，捣乱后成群结队呼啸而去；以后就大打出手，抛掷石块，杂以爆竹，有几个青年还被他们殴伤。 1月26日，国民党军警宪兵非法闯入民盟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用枪指吓王姓女佣，逼问黄炎焙藏枪所在，打开文件箱十几口，无所得，又迫王打开锁闭的卧室，任意翻检。 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较场口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飞舞，嘹亮的歌声、口号声响彻古老的山城。9时许，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邀请公推出来的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德全、沈钩儒、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史良等走上主席台。突然，台下跳出六七个人，强行登上主席台，他们是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总工会理事谭泽森、李森荣、李克愚及国民党市党部宣传科长庞仪山等人。刘野樵夺过扩音器，自称总主席，宣布开会。总指挥李公朴见状，急忙上前劝阻刘野樵等人。这时，混在群众中的特务暴徒蜂拥而上，把李公朴推倒在台下，拳脚交加，打得他头破血流。同时，他们抡起棍棒，冲向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以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被毒打致伤。 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会场。他见状十分气愤，大声说道：“特务们站出来，让大家看清楚！”特务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一窝蜂似地退走了。接着，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和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廖承志——起赶往医院，慰问较场口事件的受害者。 当晚，政协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和陈启天、李烛尘等11人。他们一致联名给蒋介石写抗议信，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周恩来痛心疾首地说：“特务分子这样横行下去，如何得了！人民的自由安全，哪里还有保障！不行，我现在就去见蒋！”会后，他驱车来到林园。事不凑巧，蒋介石恰于今晨飞往上海去了。 12日，周恩来往访重庆市长吴铁城，要求他代电蒋介石陈述政协代表对较场口血案的意见。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封上写着：“子弹一颗，立交周恩来亲启10号。”信中附有手枪子弹一颗，短信写着： 恩来：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现不能再忍，请你看看谁的手段高强吧！10冠英，二、十二。 周恩来看毕，气愤地说：“卑鄙！愚蠢！”转而又觉得好笑，对警卫员说，“好吧，我们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并交代立即把信交给《新华日报》公布。 2月20日，北平国民党特务又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为名，纠集地痞流氓千余人，在东四大街举行反共示威，大闹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侮辱殴打工作人员。 22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学生，在重庆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名。 周恩来怒不可遏，当天即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并致函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 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协商会议圆满成功之后，较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盟国合作，造成国内分裂，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之阴谋活动。长此以往，凡赞成团结民主之人士，在阴谋分子与特工人员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无保障，民主政治谓何？盟国切结谓何？堕国家威信，置钧座庄严之诺言于何地？恩来等，为国家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计，不得不郑重提出严重之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敝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损害，实行道歉与赔偿，并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2月24日，蒋介石由外地飞返重庆后收到这封抗议信。翌日，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表示：“国际外交大事，应注重理智，切不可有过激之情感，更不可超出其应有的范围，否则即涉及我们民族整个荣誉，徒增国家的困难。” 然而就在他训话的第二天，重庆又出现了反苏反共游行，在宁、沪、蓉、穗等大城市同时掀起一股反苏反共浪潮。 中共代表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仍然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途径。2月25日中午，周恩来会见马歇尔，向他指出：“现在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士，特别是CC，在尽力要破坏和推翻我们的这些共同成就。”马歇尔说：“是的，这几天确实是很困难的日子。这联系到那些为某种目的而精密组织起来的游行示威上。你当然明了，他们正在做断然的努力以企图破坏政协会的决议。但是这些障碍总会被消除的，我们不应该放弃争取和平的努力。请周先生能按预定计划参加下午的整军方案签字仪式。”周恩来说：“请将军放心，我们是讲信义的。” 重庆中四路上有一座院子，叫尧庐。这里是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所在地，蒋介石的侍卫处也设于此。 2月25日下午4时许，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先后走进尧庐。他们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成员。 军事三人小组的来由还须从头说起： 早在1月5日，深知军队重要的蒋介石对来到中国只有两个星期的马歇尔说：“杜鲁门总统在他对华政策声明中提到中国军队的问题，现在应是整编军队的时候了。” 马歇尔因此时尚不知共产党的态度，故而说：“此事还不能列入我的日程。现在，停止冲突是主要问题，插入其他重大问题，可能会使局势复杂化。” 蒋介石不便再说什么，可并未放弃自己的打算，而是授意给了张群。第二天，张群就对马歇尔说：“成立一个军事小组，过去国共双方代表曾经讨论过，并且达成了协议，不过这个小组从未集会过，因为共产党未派出代表。” 1月10日，签订过停战协定之后，张群又提出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军事小组，以便制定出办法，来整编中国军队。” 周恩来明白这是蒋介石的用意，也知道毛泽东并不反对这个做法，所以表示态度说：“我们也赞成建立这样的小组。” 信守“国共同意我不反对”的马歇尔，当然乐意。于是，以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署名建议成立军事小组的备忘录，分别送到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手上，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同意。2月14日，军事三人小组正式成立，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局恩来，马歇尔充任顾问。随后，他们连续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和会外协商，终于获得了一个方案。今天，他们就是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 当三人握手问好走进会议室时，桌上已放着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一份《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方案的开头这样写道： 兹有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并由马歇尔将军充任顾问所组成之军事小组会议，经受权宣布：双方已就《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获至协议。 本军事小组会议，现正根据方案拟具详细实施之办法，并将责成北平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向各军传达必要之命令，并监督其实施。 为减少整编期中之种种困难起见，上述各项办法，规定于18个月内逐步实施完成。 本方案之目的，在于减少军队支出，侮促进国家经济建设，与确立造成足以保卫国家安全之精练国军之基础，并包括若干办法，保障人民权利不受军队干涉。 接下去是具体的内容，共分八条：第一条，统帅权；第二条，职责与权限；第三条，编组；第四条，复员；第五条，整编及配置；第六条，保安部队；第七条，特别规定；第八条，一般规定。每一条内，都有详尽的细节，兵力的人数，军官的配备，完成的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按照这个方案，中共部队在18个月内编成10个师，为国民党部队50个师的五分之一。 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端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谁也没有去看面前的方案，甚至连扫一眼也没有。根本不用看，里面写了些什么，他们早就烂熟于心，而今天的签字，只不过是个形式，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 尽管这样，马歇尔还是高兴的。来到中国一个月，搞成了停战令，接着又搞出一个整军方案，这不是奇迹吗？当然，这中间经过多少困难和曲折，他是不会忘记的。 开始，他和国共双方代表分别商谈时，以及在非正式的交谈中，都尽力强调，中国应该像西方那样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还提出一条建议，禁止担任现职的军官做一个政党的党员或担任此政党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而且提议将此写进方案中去。 然而，这个美国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他的话也根本通不过。在中国，政权，以至党权，归根到底依赖于军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主席，都是亲自掌握军权的人。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说得更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在遵义会议后改变命运正是从掌握军极开始的。马歇尔虽然大致知道这些，还是说出了他想说的话。不过一说出来，便遭到了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共同反对。 二人的说法差不多：“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共两党都同意不从各自党内消除那些在他们军队内担任现职的军官；两党又同意，军官为两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者，也不解除其党内职务，因为他们已被党的代表大会选出，而新的选举须待下届代表大会的召开。” 此刻，马歇尔禁不住扫了一眼“整军方案”。他心里有点疑问：共产党怎么会接受这个方案呢？在他的想像中，共产党的要价似乎会更高些。为此，他曾制定过一个对共产党更有利的方案，不过蒋介石没有同意。 在马歇尔原先制定的方案中，关键之处有这样三点：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20个军，包括60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万4千人。60个师中20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实力之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将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即是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与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原来没有的，中共也向来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可以取得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这份草案送到蒋介石手上，蒋感到非常诧异和震惊，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表示绝对不能接受。马歇尔赶紧修改草案，将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不再提出。 这个方案，中共当时是不知道的。那么，中共为什么同意了后来的方案呢？周恩来在这年年底的延安干部会上是这样说的：“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50比10，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10个师也包括在内……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60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方案，也来得十分不易，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困难和争执。 正是： 两党各有一本账， 又知美国啥心肠？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