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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卷第二十四章。 孟席斯先生致首相 1940年9月29日 我们对达喀尔事件感到非常不安，此事已经对澳大利亚发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谈谈实质问题： 很难理解，如果没有获得胜利的绝对把握，为什么要作此尝试。像这样犹犹豫豫地去进攻，在我们远在此地的人看来，简直是在糟蹋自己的威信。 其次，谈谈作法问题： 直到报上都已经公布此事以后，才让澳大利亚政府知道作战的详情，才让它知道已经作出了放弃进攻达喀尔的决定，这是绝对错误的。我尽量不公开批评，但我要私下告诉你，得不到大英帝国正式的官方消息，这往往是令人难堪的。最后，我要坦白地说，澳大利亚政府殷切希望，切莫低估中东的困难，在中东获得彻底胜利是绝对必要的。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 1940年10月2日 收到9月29日来电，深感遗憾，因为，尽管个别的小战役打得不好，但我认为，我们所作的重大努力还是值得人们给以宽厚的谅解。……由于法国舰只从土伦把维希的人运到了达喀尔，由于敌对的法国海军掌握了炮台，达喀尔的局面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海军虽然曾竭尽所能，但未能在法国舰只前往达喀尔的途中拦住它们。在我们对达喀尔的防卫力量进行了强烈的考验并蒙受我曾报告你的那些损失后，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实行和支援登陆的力量，他们不愿使我们卷进一次海岸作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海岸作战不像海上的攻击，可以随时停止，它可能使我们深深地卷入而不得脱身。 关于你的批评，如果说，“没有获得胜利的绝对把握”，就不应作此尝试的话，那么，你便会发现，我们就只好完全处于守势了。在考虑达喀尔法国守军的抵抗程度这样的未知因素时，难免有弄不准确和冒险之处。例如杜阿拉，该处由喀麦隆人驻守，在塞内加尔军队拒绝前进后，由二十五名法军就把它拿下来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当时也没有压倒的优势兵力，应不应当行动呢？第二，我不能接受所谓“犹犹豫豫地去进攻”的指责。过去五个月的斗争，曾博得举世的赞叹，我希望，你没有从我们这五个月的斗争中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一个“犹豫的政府”，或者说，我在执行职务时是犹豫的。我想，毫无疑问，从澳大利亚的大选中曾利用我的名字这点来看，我们的这些努力是在澳大利亚博得了人们的称赞的。 我们是应该时刻注意，要在发布新闻以前，把情况通知你的，但是，我们却不能禁止德国和维希的无线电台在我们接到我们的司令官的报告以前就把达喀尔的事情的经过公布出去。 至于你对中东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我们低估了那里的困难，当然，我们的兵力比意大利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兵力要少得多，而德国又随时可以去支援他们。法国的背叛使整个中东陷于困境，并切断了我们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我们在此间必须对付入侵的威胁和德国空军拼命对我城市、工厂和港口的轰炸，但是，我们曾继续不断地向中东增援，尽管国内情况危险，物资缺乏，我们还是送去了三万余人，把我们最好的坦克车几乎运去的一半，还把我们用来保护我们重要的飞机工厂的许多高射炮以及舰队中最优良的两艘军舰——“光辉”号和“英勇”号以及大量的“旋风”式战斗机和“威灵顿”式轰炸机也调去了。我们是当敌人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集结驳船和各种船舶，足以在一夜之间一次把五十万人送到我们海岸的情况下增援中东的。因此，如果中东的困难和危险还不能完全克服的话，那并不是因为祖国规避了它应当分担的危险和牺牲。目前，埃及和苏丹的形势比我们前些时候担心的情形好些。尽管这样，我亲爱的总理和朋友——你曾允许我把你看作朋友——我仍然不能保证在中东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或者，开罗、喀土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不致陷入意大利或德国人的手中。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地方会陷入敌人之手，我们也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抵抗敌人准备向我们发动的进攻。但是我不能担保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也不能担保使人痛心和可悲的事件不会发生，或者，担保不会遇到失望和挫折。相反，我认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在我们冲破那些包围着我们的致命的危险以前，我们一定还要受许多艰难困苦的时日的熬煎。 我想，由于你的很高的地位和来电异常严厉的口吻，我应当以同样的坦率态度回答。 孟席斯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40年10月4日 10月2日来电业已收到，对其中的某些内容深感不安。 我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关怀达喀尔的失败。当我重读我那封电报时，我也觉察到有些话说得未免卤直。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怎么会从我的电报中找出一言半语说你或英国政府在政府、精神或成就方面表现犹豫呢？ 由于此间最近的选举结果，我的地位极不稳定，因此，我也许不久即将下台，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明，尽管我们相隔万里，但我以能代表澳大利亚同温斯顿·丘吉尔和英国人民共同努力而感到非常自豪。我时时刻刻都在运用我在国内掌握的手段来鼓励澳大利亚人，使他们认识到，大不列颠在为我们而战，它的英雄气概以及超人的乐观精神和沉着态度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面盾牌，也是一种鼓舞。 至于说到你本人，由我来歌颂恐不适宜，但是，我于9月3日战争一周年那天致你的电报可以代表我整个的心意。如果你认为我9月29日那封电报是在吹毛求疵或者在泼冷水，我真觉得痛心。 我不再谈达喀尔的事了，因为此事有它的教训，用不着我来指出。我想说明的真正之点是：如果能将此事的情报尽量及时而详尽地告诉我们，我们远在这里的人，便可以更迅速地得到此事的教训。 关于中东，我并没有寻求或试图获得保证。我们所要求的——我相信，我们前已得到许诺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应该尽人力之所能及去充分增援和装备中东。在这一点上，你的来电使我非常满意。 你说，如果中东的困难和危险未能完全克服的话，那并不是因为祖国规避了它应当分担的危险和牺牲，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希望，你也不要以为澳大利亚是在规避它应担负的责任。我们已将成千上万的官兵送往中东，船只能运多少就运多少。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兵营中还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的远征军，其中许多人不久即将开往中东。 尽管公众因为十分担心日本可能采取行动而非常怀疑我们是否应该这样做，我的政府仍然扩充了海军、空军和陆军的队伍，并把我们的人力、物力用之于军火生产，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见的，而且在一年以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些地方性的利益和问题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在极端重要的新南威尔士州遭到挫败，我们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没有对我们的贡献规定限度，因为我们知道英国面临的种种危险是没有限度的。 我所以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对于我们实际参加作战的海外主要战场的关心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很深切的。 我亲爱的首相，请不要把这些事所引起的焦虑说成是卑怯、自私或不明事理。最要紧的是请你了解：不论我秘密拍发任何质问甚至批评的电报，澳大利亚是见义勇为的，并且愿意追随你到底，而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这样做。 首相致孟席斯先生 1940年10月6日 来电词义恳挚，深为感激。如果我曾认为你的批评有些严厉而复电过事争辩，务请原宥。我正在派人准备有关达喀尔事件各个阶段的报告，不久即将作为密件送给你和你的同僚。我不打算在议会中为自己作任何辩护，因为这样一申辩只能使敌人称快。澳大利亚在你的领导之下为共同事业所作的一切使我非常感激。在那紧张的几个月中，有澳大利亚的人和我们在一起，使人深为安慰。当我检阅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表现和精神备致嘉许。他们刚刚得到二十四门好的野战炮。他们不久就要出发去参加在中东的澳大利亚军队，在明年的战斗中也许还要在前线作战。我们将就力所能及按照他们应当得到的武器装备他们。目前中东的形势似乎已趋稳定。如果军队在马特鲁港作战，下月或六个星期内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在数目上大概不会少于敌人。这将给有名的大战术家威尔逊将军和他出色的部队提供一个好机会。伦敦居民面对着敌人的轰炸，表现得非常英勇，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这样残酷地轰炸将给政府带来数不清的问题。我们正在逐步克服我们的困难，并且，我深信，希特勒恐吓群众的作法，也将同他的磁性水雷和其他凶恶的计划一样，遭到失败。祝你本人一切顺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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