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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勇于冲杀，便可达到征服的目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习惯于在沙漠地区形成的野蛮风俗的民族，能够很容易地征服较文明的民族，即使后者的人数比前者更为众多。…… 伊本·赫勒敦 无论哪个文明中，都有不少诗人和思想家在回顾过去时流露出思慕之情。他们把史前时期的人看作是“高尚的野蛮人”，未占染上文明的腐败影响。很久以前，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精采篇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人间是一个乐园。印度史诗中有好些诗书讴歌了美好的过去，说那时的社会没有等级差别，人们可以自在地、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有过同样的描述。他先描绘了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然后又从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直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悲惨时代，勾画出人类命运每况愈下的过程。 原始人极其幸福的观念是以某些史实为基础的，这一观念普遍、长期的存在也可表明这一点。尽管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其“类型”即看待生活和处理生活的方式彼此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基本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新的阶级社会代替了文明之前的无阶级社会，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社会变得极其脆弱，极易遭受游牧部落的侵略。本章的目的就是分析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和公元前二千纪时为后来的古典文明奠定基础的一次次大规模入侵的情况。 一、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 就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论，文明之前的部落成员对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平等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标志。但是，当部落成员成为农民时，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再是不受约束的，也不再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虽然他们须履行的义务因地区而异，但最后结果无论哪里都一样。在向国家、祭司、地主和高利贷者支付一定的劳动成果之后，剩下的几乎总是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因此，与奉行平等主义的旧石器时代的狩猎团体和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相反，古代文明及以后各时期的文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这两大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史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文明的到来也使政治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无论就其内部或外部，受到的种种限制都是发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现在，部落首领和年长者已为国王或皇帝和遍布各地的官吏——如宫廷大臣、省或地区的官员、法官、办事员和会计等——所取代。和帝国政府紧密勾结的是祭司集团，祭司集团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从前的巫师只是“业余的宗教职业者”，而现在替代巫师的祭司则成了“专职的宗教职业者”。这就使官方神学的产生和祭司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神学和祭司集团都是为加强世俗秩序服务的。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种种属性。美索不达米亚的艾沙库（ishakku）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副摄政，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活神”。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变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过去，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发而单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样的知识、共同的习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决定。但是，随着文明的到来，出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新社会。除村社农民的传统文化外，现在又有了种种新文化，即：书吏的文化——书吏通晓神秘的书写艺术，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国的秘密，艺术家的文化——艺术家懂得怎样绘画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与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区交易货物。因而，文化不再象过去那样是单一的。被称为“高雅”和“低俗”的两种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高雅文化见于城里的学校、寺庙和宫廷；低俗文化见于各村庄。高雅文化由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用文字传世，而低俗文化则在目不识丁的农民中以口语相传。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别，通常被忽略，因为我们信赖书面资料；书面资料自然只强调各种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对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时并存这一同样重要的事实，则往往略而不提。为了充分了解人类自文明以来的经历，不仅须将各文明综合起来考察，而且还得一个个分别加以考察。用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话来说，必须“从村后溜进村子。……”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到处都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已为农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或褐色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是无论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们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 各地区的农民都掌握了大量的与农业有关的实际知识，即关于天气、植物种植、动物饲养、燃烧方法和发酵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各地区的农民也都把从事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体虚弱、极易疲劳的城里人。他们都渴望能拥有一小块土地、几头牲畜、几样简单的种田、做工的工具，因为这意味着独立和安全为了获得独立和安全，所有的农民都顽强地抵制外来的干涉，不管这种干涉来自地主，还是来自当代的集体。不过，村落里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关系正好与农民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消。好的邻居总是乐于同情和帮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总是乐于参加造房子、生火、庆祝丰收节日和其他社会活动。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矛盾和紧张的。一方面，农民们有一种优越感，认为比较起城市生活和城里的各种职业，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从城里来的地主、税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断专横，让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农民们将艰巨的劳动理想化了，而显贵们则把艰巨的劳动看作是最卑贱的，只适合于一无所能的平民百姓。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这一切给人留下的伤痕从下面这段报道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段报道描述了在荷兰官吏面前，当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亚部落民却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九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旅馆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五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进入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官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缉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驼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显然，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见第三章第四节）。税吏、祭司和地主强征的税收、地租是繁重的，但也有力地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大河流域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加就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确凿证据。“毫无疑问，从新城市的面积比在何原始‘新石器时代’村落的面积更广阔，从城市附近的大片墓地和市民们所做的惊人工作中，也可得出这一结论。” 生活水平也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教俗君主、高级教士和高级官吏们享有部落酋长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各种饮食、昂贵的衣服和陈设华丽的宅邸。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书吏、低级官吏和教士也过上和今天的中产阶级同样舒适优越的生活。甚至一般群众——如果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而从物质方面看——某些方面的境况也有所改善。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因为有了新的书写艺术，文明也使知识的稳步积累和世代相传成为可能。在今天的博物馆里，充满了可代表古代技术方面的惊人成就的展品。各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开端也可追溯到这数千年间。城市中心的繁华使建筑师、雕刻家、画家、乐师和诗人们大开眼界。 诚然，这些宝贵的成就只是使少数人获得极大的好处，而归根到底为高雅文化付出代价的多数人，得到的好处则很少。但是，重要的是，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人类曾取得不少进步。正是这些在数千年中积累起来的进步，使现代人能通过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获得巨大生产力，从而使多数人现在能与少数人一起受益。在那漫长的中间阶段，村落的低俗文化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各种高雅文化，在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诸方面，都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论述，以下各节论述古代文明没落、衰亡的情况。 二、游牧民进入历史 公元前二千纪，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即游牧民入侵、古老的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的时期。骚动是猛烈的，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公元前二千纪是古代文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诸帝国这种大规模的兴亡交替，在历史长河中不止发生过一次。这就提出了原因何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力量的侵入？要肯定、确切地回答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极困难的。为稳妥起见，虽然可以把内因和外因都说成是决定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但这样做，要确切地弄清欧亚各地区内因和外因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由于铜和青铜昂贵而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之顶。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 铜和青铜的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象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那样经久耐用。技术进步的停滞也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写道：“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1000年里，人类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发明和发现，也许多于公元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这1000年里，如前所述，人类学会了利用风力和畜力，发明了轮子、书写艺术、灌溉技术和冶金方面的化学工艺（见第四章第二节）。相形之下，公元前三千纪和二千纪中、还未爆发过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在这一时期中，可资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140O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1300年）。 按照V．戈登·蔡尔德的意见，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的原因之一，在于前一节中提到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破坏了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因为虽然统治集团可获得大量的佃户或奴隶这种听话的劳动力，但佃户或奴隶在产量的增加只能使其他人得益而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的情况下，是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最近，一位印度村民在向美国传教士发表议论时指出，由于社会不平等而阻碍技术改革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他说： 新来这里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多疑、顽固、偏狭、落后，有着拒绝变革的一切持点。其实，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所乐意具备的，而是先由经验强加于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告诫，加之我们自己的经验，使我们也具备了这些特点。拒绝变革是我们学会保护自己用的盔甲。如果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接受别人提供的新思想和新习俗，我们也许能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一有进步，贪婪的世界便会把眼睛转向我们。那时，我们的命运将比以前更糟。……去年春天，巴拉的兄弟从你们的展览会上得到的那张犁是比其他犁要好些。那张犁很轻，和我们的犁一样，用来犁田是挺不错的。可是巴拉的兄弟不敢用。因为他很富裕，很怕别人看到他愈来愈富裕。这在你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可我们对他的谨慎毫无责怪之意。 除内部的虚弱外，还经常有外来的游牧民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13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请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一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他们的历史也是由接连不断的浪潮似的迁移构成的。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象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那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的许多部落后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而且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因为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过，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 马的驯养和较迟的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两个十分重大的发展，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漫，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成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四吋），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象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二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跟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殴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13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的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溶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决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即一种不纯的炭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治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铁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这意味着，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所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见第七章第一节）。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象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三、游牧民对中东的入侵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至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中东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入侵；实际上，由于中东的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中东地区遭到入侵的次数最多。虽然中东的帝国一个个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亡，但中东文明本身依然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约公元前2000年时，印欧语系的赫梯人可能是通过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他们与当地请民族联合，在以后若干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包括叙利亚大部和整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帝国。约公元前1590年前后，他们还攻掠巴比伦，不过，从未能在美索不达米亚立足。喀西特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东面扎格罗斯山脉的另一个印欧部落。他们利用赫梯人对巴比伦的攻掠，占领了这个古老的都城，建立起第三巴比伦王朝，达数世纪之久（公元前1600－1100年）。还有一个入侵部落是胡里安人，圣经上称为荷里特人，显然来自亚美尼亚高地。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北面即亚述地区创立了米坦尼帝国，约公元前1500年时臻于极盛。胡里安人接受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并将其传布到包括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在内的周围请民族中去。即便是得到环境的很好保护的埃及，在这混乱的数世纪内也未能免遭伤害。从公元前1720年到1570年，埃及为外来的入侵者喜克索人所统治。喜克索人是由一些种族成分复杂，不过主要是闪米特人的游牧部落组成。他们凭借马拉的战车、笨重的剑和护身的盔甲，以尼罗河三角洲为根据地统治整个埃瓦不过，他们一直被视作来自“亚洲的”外国人而遭到仇视。 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在中东平息下来。占压倒多数的土著民族展开了驱逐侵略者的斗争。埃及人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于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国境，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从此埃及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经历了这次外来统治之后，埃及人以拓疆扩土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他们控制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其势力范围甚至还远达幼发拉底河流域。他们允许当地统治者王位不变，但权力皆由埃及驻军和高级指挥官执掌。同样，亚述的土著领袖也成功地推翻了米坦尼帝国，进而征服喀西特人，建立了第一个亚述帝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结果，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虽然新入侵者的破坏性不及第一次的入侵者，但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所以新入侵者得到了很大好处。有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阿拉米人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希伯来人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东面的其他入侵者如印欧语系的梅德人和闪含语系的加勒底人正在向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渗入。 约公元前1100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第二亚述帝国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的部分地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向南远至底比斯的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尼尼微被攻陷之后的短短时间里，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波斯帝国，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他们过去的霸主，然后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529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并蹂躏了巴比伦尼亚的加勒底帝国。在居鲁士死后的十年里，他的后继者们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于是，波斯帝国臻于极盛期，其范围从尼罗河伸展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区。整个中东处于一国的统治之下，蛮族部落受到有效的抑制。 尽管在这些漫长的世纪中入侵的骚乱不断，王国和帝国一个个不断地崛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换个不休，然而有一个颇有意义的事实始终没变，这就是：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如前所述，政治结构的破坏，并不意味着中东文明的灭绝。相反，请入侵蛮族由于受城市奢侈生活的引诱，由于需要当地书吏、官吏和祭司的合作，很快就适应了其臣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亚述人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下面这段分析中可清楚地看出来。＆#9;…亚述人以及继其之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派的角色，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角色。伟大的亚达国王亚述巴尼拔曾搜聚一大批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文学名著。这笔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重要遗产通过数千片楔形文泥版保今下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今天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神话和伦理方面的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泥版发掘物中得来的。…文化的连续统一性也在亚述人和加勒底人所信奉的众神身上显示出来。这些神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苏美尔人的天神、大气之神和土神，它们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亚述人在艺术方面有杰出的成就，他们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了先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形式和传统。虽然亚述人石块的来源极为丰富，但他们的建筑物，包括神庙，大多是仿效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砖块砌成。……亚述人的艺术，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仍末能摆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框框。例如，他们的艺术缺乏透视力，总是从侧面来描绘人物。 四、游牧民对边缘文明区的入侵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些边缘地区文化上没什么绝对连续统一的东西。它们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因而也都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浪潮中被消灭。关于事态的发展过程，现得到的希腊方面的资料比起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地区，要丰富、可靠得多。一个原因是，希腊人和古代中东文明的接触较密切，后者的文献为了解希腊世界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希腊人本身比同时代的大多数民族更注重历史，留下了较多的有关他们活动的记录。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这些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历未被认为是由多瑙河平原自南侵入希腊地区的，不过，最近有证据说，他们也许是由小亚细亚西北部横渡爱琴海侵入的。他们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由于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西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西尼希腊地区的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的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平民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西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时的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可怕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输出陶器、橄榄油和各种兽皮以换取香料、象牙和珠宝等奢侈品。最后，他们的商品将克里特岛的商品从南意大利、叙利亚和埃及的市场上排挤出去，从而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迈西尼人在新入侵者多里安人的手下，遭到了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里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O年前后，他们用铁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西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造城邦崛起。 多里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入侵者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西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博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希腊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从未能扩张到内地，不过，这些殖民地很繁荣，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了较大的作用。 现对希腊的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相应的遭受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部分地是由于希腊人与古代中东文明的接触比印度人要密切。从考古遗物和文献资料中可找到这方面的踪迹，找到了解希腊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线索。其中较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居统治地位，并领导战争；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在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中具有典型性，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其中位于西方的一些部落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而位于东方的一些部落则入侵了伊朗。进入伊朗后，有些部落在那里安居下来，其余的则继续向东进至印度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印度河文明的衰亡，主要是由于雅利安人的猛烈进攻，还是由于地震造成的灾变？目前尚不清楚（见第五章第四节）。但不管原因何在，事实是，公元前二千纪下半期，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因而，可用来设想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据以设想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可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西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其篇幅之庞大，大抵与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快活地冲锋陷阵，身披金色盔甲，一餐能吃30O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颠。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为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救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中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商文明就是由这种文化发展而来的。外族人侵与商文明的出现，这两者间究竟有何关系，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尚不能给于明确的结论。不过，一般都同意，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因此，前一章在分析商文明时，说它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可见，战车兵侵入中国北部时，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相反，独特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续地发展为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从商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27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并没有中断。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管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771年，周都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正朝还起了高级祭士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三篇所要论述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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