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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O0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瓦特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96O-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韵，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二、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无意之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来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防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只是短暂的。原因之一是，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三、技术传播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影响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一点，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穆斯林帝国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同欧亚大陆各地区保持联系，从而疏通、调顺了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和科学家的下面这段叙述，可作为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是怎样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16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培根正确评价了三大发明的历史意义，而这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雕版印刷是一种把要印的书的每页分别刻在每块木板上的印刷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印刷的中国佛教经文。活字印刷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它由一位普通艺人试制成功； 1041到1049年间，这位普通艺人制作了用泥土焙烧而成的活字。以后几个世纪中，中国人用木头和各种金属活字代替了泥土活字。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到中东，再从中东传入欧洲。在欧洲，1423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早在唐朝（618－906年），中国就用火药制造烟火。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武器，即“突火枪”它用一根粗毛竹筒塞满火药制作而成。这几乎就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于1280年，但不知道最先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还是由阿拉伯人或欧洲人发明的。 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除这三大发明外，中国人传给欧亚大陆各邻邦的东西还很多。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先决条件。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O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1180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最后，应该指出，这些及其他一些发明的传播，显然与政治事件有关。因此，人们认为，12世纪指南许、船尾舵、造纸术和风车的广泛传播可归因于十字军东征。同样，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也促进了14世纪火药、丝绸制造、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的大量传播。 四、欧亚大陆的宗教 中世纪不仅以欧亚大陆间前所未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为特征，而且也以宗教信仰的空前传播为特征。就基督教和佛教而言，它们于古典时期末开始传播，中世纪时期继续流传（见第七章第三节）。但中世纪诸世纪中，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这将于下章叙述）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32到750年，伊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1000年到1500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然而，打蒙古人的生意的，并非只有天主教徒，那时其他三大宗教的代表正在亚洲争雄。其中，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431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尔·索玛，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拨图塔（13O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继续旅行，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向北旅行，到达西班牙，随后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径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象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象木头一样可以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航行，绕过东南亚，穿过印度洋，前往波斯，同伊儿汗国大汗结婚。到达波斯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于1295年回到了阔别25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家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檀香木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中国公主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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