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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土著也许会越来越强大，欧洲的当地人也许会越来越软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等的程度；勇气和力量的相等引起相互间的惧怕，从而能使独立国家因惧怕而放弃他们的不公正行为，使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变成对相互权利的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广泛交往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似乎及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说的力量的相等。 亚丹·斯密 我们宁要带有危险的自治，也不要平静的奴役。 克瓦米·恩克鲁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i93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利比里亚和南非是独立的国家，它们的独立全靠其非典型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国家在19世纪初期已由解放了的奴隶居住，另一个国家为居住那里的少数欧洲人所控制。25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殖民地只剩下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南非的几块属地：南罗得西亚、西南非洲、贝专纳、斯威士兰和巴苏陀兰。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年至1970年间，总共有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拥有10亿多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1）。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 表1 亚非独立的进程
一、冷战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国当局之间的斗争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苏联，尤其是共产党中国，支持殖民地革命，将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国家由于冷战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他们这样做时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同样，由于冷战中的迫切需要，东方和西方在争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开了奇特的竞争。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这种形势，设法不仅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而且还从莫斯科和北京获取最大的援助。 尽管有这种相互联系，但殖民地革命并不是冷战的副产品。殖民地的觉醒远远先于冷战，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日俄战争（见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尽管冷战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影响了殖民地起义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没有冷战，殖民地革命无疑也会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1942年，丘吉尔发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声明：他“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眼巴巴地看着英帝国被清理掉”。同样，1944年在自由法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宣布：“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决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在大战的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与这些声明是一致的。这两个大国都很少注意殖民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在《大西洋宪章》中，它们曾保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同盟国的政策很快就证明，这些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区。 例如，英国人未征求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的意见就把印度拖进了大战，并与苏联人商定共同占领名义上已独立的国家——伊朗。在埃及这另一表面上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利用其条约所授予的特权，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建立了他们在中东的主要基地。法国人根据军事需要决定其“土著”的命运；各殖民地是忠于维希政府还是忠于戴高乐，不是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愿望，而是取决于法国总督或军事指挥官的决定。不过，尽管有这些单方面的行动，但实际上，亚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过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用这一制度取代了国际联盟的委托管理办法。《宪章》第76条规定，受托管国应促进被托管地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应促使他们朝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这种自治或独立可能适合各被托管地的特殊环境和民族以及各有关民族所自由表达的愿望。……” 战前的委托管理这时转变为受托管理，而且联合国为其成员国将各自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作好了准备。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自己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状态下——南非联邦坚决要求将西南非洲作为“三级”托管地来加以管理。毫不奇怪，尽管联合国对有些殖民地如荷属东印度群岛赢得独立确有相当大的贡献，但伟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联合国。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极其有利的国际形势的产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来愈强大的某些历史性力量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的殖民主义列强空前地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情绪在诸帝国国内得到发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断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如今，作如此断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两国对苏伊士的袭击则在两国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西方全球霸权的结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力量，同样也是由于西方缺乏统治的意志。 此外，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20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迅速发展的运动（见第二十一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当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了独立。印度次大陆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从一开始就是英帝国所依赖的部分和欧洲帝国权力的缩影。英国的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备。行政机构人员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学已培养出一代代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国大党表达了民族主义愿望，并把这类愿望转到适当的方面去了（见第十五章第四至六节）。 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够不与4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丘吉尔的反应是于3月22日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国大党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斗争”。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14，000人未经审问就被拘留；940人被杀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军队的冲突中受伤。 这是一个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同盟国也是极关键的时刻。德国人此时已到达伏尔加河，离亚历山大只有30哩，日本人则侵占了缅甸。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国大党当初作好了武装起义的准备，英国在次大陆上的地位原会很不稳固。然而，在甘地的影响下，印度只进行了非暴力抵抗。不过，尽管这一抵抗缺乏富有战斗精神的领导人，但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却促成了城市和乡村中的罢工和暴动；但是，这一抵抗没有计划，缺乏协调，因此，英国人能捣毁一个又一个暴动中心。 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国大党领导人则拒绝这样做，因而在这几年中，他们一直被监禁着。其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政府的宪法……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根据任何有关民族的定义。都可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国家。”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他择。纯粹的外界势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战时经历而愈益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一点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审判日本资助的印度国民军的一些军官时变得很明显。这些人顿时成了民族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赶走可恨的英国人。当时，遍及全国的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审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不顾这个国家人民的愿望而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意向。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已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厌倦起来。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不太遭到国内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其从前的宝贝之间的联系。 1946年3月，内阁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印度，负责自治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他们公布了一项计划，但这一计划未能赢得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支持。于是，工党政府派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新任总督。在经过仓促的会商之后，蒙巴顿断定，任何维持印度政治统一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议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领地位。这时，国大党领导人已认识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这一计划。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的国家。英联邦的伸缩性被进一步扩大到允许这两个新国家作为共和国分享一种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为其象征性首脑的制度。 四、东南亚 与印度相反，东南亚在战争期间被日本人占领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见第二十五章第二节）。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得到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当地居民普遍地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解放者以后。然而，日本军方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仍是很快就让人觉得空洞、难以置信的宣传性口号。这些军事领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视为由处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卫星国组成的一个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地靠当地供应给养，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反过来，日本人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够强大，不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最初的蜜月时期之后迅速地恶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长他们的占领，他们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得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决干与之有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在处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是最现实主义的。191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第二个月，准许锡兰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亚人和中国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中国人是始于1948年的一次共产党起义的幕后发起人；抬着发生的丛林战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一直拖延到1955年。1963年，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英属北婆罗州）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马来西亚。马来亚与由中国人占优势的新加被之间的紧张局势致使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事实证明，法国人和荷兰人不太灵活，因此其境通要糟得多。日本人甚至在1945年9月投降后仍继续占领着印度尼西亚，因为荷兰没有力量来取代日本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政府已于8月17日宣布成立，与这一政府打交道的任务落到了海军上将蒙巴顿的肩上。第二年，当荷兰人返回时，他们愿意给印度尼西亚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义者满意。双方的谈判破裂了，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武装冲突遗留下来的影响使两国以后的关系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管辖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生存了好几年，但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它便解散了。在以后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从而清除了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的最后残余。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更顽强的战斗，但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它们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反对法国恢复其统治的抵抗运动。虽然越盟由许许多多成分组成，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一胡志明领导。正如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战争结束后驱逐日本人的事受到耽搁，胡志明能于1945年宣布成立临时的越南共和国。 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因而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拖得很久。 当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并支持胡志明时，法国获胜的机会便不再存在。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时，北越大部分地区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一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和解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的抵抗经历已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他的政权于1963年被推翻，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之所以能在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援助以资金和武器，然后发展到派“顾问”和战斗部队，东京湾事件（1964年8月）后，开始轰炸北越。这一轰炸的目的是强迫早些时候已在派军队进攻南越的河内放弃南越，并承认它为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一轰炸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水平，尽管5O多万美军投入了战斗，但胜利仍不能持久，1968年1月敌军的春节攻势令人痛苦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约翰逊总统决定，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开始在巴黎举行和谈，这一和谈后由他的继任者尼克松总统继续进行下去。 五、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正如亚洲在战后第一个10年中获得解放一样，非洲在战后第二个10年中获得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作为过去的不再时兴的遗留物令人痛苦地显得十分突出。非洲各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不同发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应看作是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分别看作是在热带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才在热带非洲出现。它们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殖民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属西非，权力控制在总督手中，总督由伦敦任命，并由行政会议和一院制议会帮他出主意。行政会议完全由英国官员组成，但一院制议会还包括几位非洲人。在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领试图把一院制议会改变成非洲人的议会，再把行政会议改变成对这种议会负责的非洲人的内阁。相反，在法国殖民地中，权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离非洲人力图加入宗主国的政党，以便能影响首都的决定。 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是清醒的、积极的；人民大众大多数麻木不仁。少数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辩论社团，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中伤欧洲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战争的几年中，由于对非洲原料和粮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展。1939年至1953年，刚果的出口额增加了14倍，政府税收增加了4倍。同一时期，北罗得西亚的出口额增加了9倍，政府税收增加了20倍。在英属西非，政府为可可、棕榈油之类的基本产品设立了收购处。这些收购处打破了欧洲贸易公司对农民经济的束缚；导致了战后由地方控制的销售局的建立。这些销售局确保以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同时还积累了大量的储备物资，以用来资助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 由于这种普遍的经济高涨，非洲在兴建学校、铺设道路、改善住房、卫生设备和医疗设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非洲人在看到亚洲许多民族赢得独立之后，自然要问为什么他们还不应该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个问题随着退役军人的回国而变得十分尖锐，这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在欧洲法国军队中和在缅甸和中东英国军队中服过投。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震动并唤醒了热带非洲，使它摆脱了传统的麻木状态。新的道路、新的学校和新的经济机会意味着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愿望。一种与继续存在的欧洲统治不相容的新气候正以种种方式发展起来。 1948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首次爆发，在那里，小农场主这时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消费品却供应不足且非常昂贵、他们怀疑欧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组织了对欧洲商行的广泛批制。随后城市中发生了暴动，农村中发生了普遍的骚乱。这时，出现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新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在大学里，他已转向在殖民地学生中流行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会见过非洲其他领导人，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独立，并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从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义者黯然失色。 在根据新宪法于1951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这个党赢得了占压倒多数的选票。大选那天，恩克鲁玛正在坐牢，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罪，但英国总督认清形势后，释放了恩克鲁玛，并在行政机构中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主要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内阁变成了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并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权力。由于有了这种自治方面的见习，结果证明，要在不诉诸暴力或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过渡到完全独立，是可能的。到1957年时，由于恩克鲁玛的倡议和英国人的政治家风度，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别处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亚事态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3500万人。这个国家的三个地区——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方面彼此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使尼日利亚迟至1960年才赢得独立。其他的英属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冈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赢得独立，这两个国家之所以独立得很迟，主要是由于它们十分贫穷，而且面积又小。 英国人并没有预见到他们的新殖民政策会这么快地影响热带非洲其他地区。周围的法属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对北非的态度非常固执，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却采取和解政策。1956年，他们颁布了“组织法”，允许在法属西非12个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代议制机构。两年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见本章第七节）而掌权的戴高乐新政权决定要避免在热带非洲出现类似的折磨。这一新政权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权投票赞成完全独立或者投票赞成在即将代替帝国的法兰西“共同体“中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实行自治。最初，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随即到来的公民表决中，除受工会领袖塞古·杜尔影响的几内亚外，所有地区都投票赞成自治。然而，这一安排证明是短暂的。1959年，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要求作为马里联邦在法兰西共同体中完全独立。当这一要求得到应许后，其他4个地区——象牙海岸、尼日尔、达荷美和上沃尔特——更进一竿，获得了脱离法兰西共同体的独立。到1960年年底时，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赢得了独立，而且除一国外，所有的国家都已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与法属西非和英属西非顺利过渡到独立截然不同，比属刚果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比利时和刚果各派，还有一些大国。比利时人严格的家长式统治是这一灾难的一个根源。虽然比利时官员常常开明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训练的措施，但他们却不允许非洲人有政治训练的机会，也不允许常住非洲的比利时人有这方面的机会。土著中受过教育的杰出人士为数极少且缺乏经验，而部族间的结盟和竞争仍然很突出。这就是刚果对面的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时刚果的形势，法属殖民地获得自治激起了刚果人对欧洲统治的潜在敌意，使自诩有不止一个地区的追随者的刚果唯一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崭露头角。由于他用激进的、全国性的方法来解决刚果独立问题，他不仅在各地的泛非主义者中，而且在本国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 1959年初，在民族主义暴动已震撼刚果之后，比利时人草率决定，他们可通过允许自由选举和立即独立来最有效地保护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结果无疑是发生冲突和混乱。卢蒙巴成为第一任总理，但他发现，他只有依靠比利时军官和文官的帮助才能统治这个国家。一些土兵起来造反，反对比利时军官，袭击白人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发生。同时，乘机报宿怨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最严重的是，由于当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时矿业集团结成邪恶的联盟，矿藏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实际上脱离了刚果。不断扩大的混乱状态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进行考虑，将其军队派回要寨和飞机场。 当苏联在支持刚果人反对帝国主义恢复其统治的幌子下威胁要进行单方面干涉时，冷战已降临。面对非洲将出现朝鲜式形势的前景，联合国承担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国际部队来维持刚果秩序的责任。经过数月的暴乱之后，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不过，卢蒙巴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加·哈马舍尔德却为此牺牲了；卢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分子暗杀，哈乌舍尔德在肩负调解使命访问刚果时因飞机失事而罹难。 其时，在大陆另一边的东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义事业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在肯尼亚，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这导致了“茅茅”起义，“茅茅”是由吉库尤部落成员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白人移民在许多孤立的农场上被杀死，不过，许多拒绝参加起义的吉库尤人也遭到了屠杀。在战争结束前，茅茅中有近7000人被杀死，83，000多人被监禁，更多的人被关在临时收容所里。这次起义虽致使双方都犯了令人作呕的暴行，但确迫使英国人承认，企图在西非执行一种和解政策而在东非却推行一种强硬政策是无用的。因此，他们释放了吉库尤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吉库尤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象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获准成为总理。同一年，肯尼亚在内罗毕为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邻近的乌干达，由于以往不许白人占用土地，问题要简单些，乌干达于1962年和平地获得自由。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德国的领地，1922年成为英国的托管地，它的两个地区——卢旺达和乌隆迪则成为比利时的托管地。1962年，这三个地区都获得了独立，在这一转变中，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K·尼雷尔起了关键的作用。 1953年，中非联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尽管联邦成立则声称以“种族合作”为目的，但它却危机重重，不断发生暴乱，其根本原因是30万欧洲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900多万非洲人，这些欧洲人大多居住在南罗得西亚这一与南非共和国北部边境接壤的自治区里。民族主义运动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取得了很大进展，1962年，这两个地区都获得了由非洲总理当政的自治。由于南罗得西亚不愿跟着这样做，拒绝给非洲人以投票权，联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于1964年1月1日解散。这一年年底，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分别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赞比亚和马拉维。 于是，斗争的中心转移到南罗得西亚即现在所称的罗得西亚，在那里，占多数的黑人要求有投票权。伦敦政府寻找一种旨在逐步给非洲人以选举权的折中办法。占少数的白人坚决反对，1965年，南罗得西亚在伊恩·史密斯总理领导下拒绝了英国人的统治，到1970年成为完全、正式独立的国家。新成立的罗得西亚的宪法规定，23万白人在议会中享有50个席位，而450万非洲人只有16个席位。史密斯在解释这一差异时说，60年前，非洲人是“穿兽皮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热带非洲剩下的地区——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试图阻止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它散布的陈词滥调是：葡萄牙没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诸省。里斯本得到了南非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南非这个国家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义的不断传播而对维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现状很感兴趣。然而，这两个殖民地都爆发了起义，在一些孤立的地区，零星战斗不断发生。游击队从国外获得武器并得到训练，因此，以安哥拉为例，在那里，葡萄牙人发现，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就须设置一支5万人的守备队。即便如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认，配备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游击队已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伤亡。 六、南非 热带非洲与北非及南非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一个地区欧洲移民较少，后两个地区则有着大批欧洲移民。这一差别解释了1954年至1962年间使阿尔及利亚遭到破坏的残酷的武装斗争的原因，也解释了70年代中彻底毁坏南非的紧张的地下冲突的原因。1909年，布尔战争（见第十八章第二节）之后，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半个多世纪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了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新成员国加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有人笼统地推断他们总有一天会在那里组成独立的国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1960年，在南非2000万总人口中白人只有380万，而控制南非政治并制造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布尔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安排对以南非白人占优势的农村地区有利的人当议会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的话，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是会崩溃的。除了2O0万混血人和60万印度人的劳动外，非洲人的劳动也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地工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甚至不能养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是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要求在南非联邦中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进程不仅受到了欧洲大居留地继续存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另外两大因素的影响，这两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领土上进行的一些战役和更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高涨。 1940年至1943年间，英法美联军曾在北非沿海地带和东北非与意德联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埃塞俄比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过去属于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而意属索马里兰仍由意大利统治了10年，然后才与英属索马里兰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摆脱英国的军事统治，成为由伊德里斯.埃尔·赛努西国王领导的独立国家；伊德里斯是曾带头反对意大利统治的赛努西穆斯林教团（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的宗教领袖。准许利比亚自治这一点削弱了英、法帝国在北非其他地区的权力。由于利比亚是北非最不发达的地区，因此，它的独立使英国对埃及和苏丹的影响、法国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统治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似乎特别不合时宜、令人难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苏丹的民族主义斗争见本章第八节）。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法国人为保住他们的领地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法国移民——突尼斯有25万，摩洛哥有40万，阿尔及利亚有100万。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国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所有的自治建议，破坏了巴黎某些内阁会议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临时动议。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护领地的合法地位，法国声称它是代表这些保护领地的传统统治者对它们进行管理。这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法国的独裁统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欧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种外国统治刺激了民族解放运动：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尔吉巴领导的新宪政党于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苏丹支持的摩洛哥独立党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费力地赢得了自由。法国人决心继续保住阿尔及利亚，为了集中力量实现这一主要目标，他们不惜在其他地区受损失。因此，当突尼斯于1952年开始武装抵抗时，法国人经过两年游击战之后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在突尼斯作出这一让步后，他们准备在摩洛哥作出同样的让步。他们准许曾因同情摩洛哥独立党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苏丹恢复其王位；穆罕默德随即提出了完全独立的要求，1956年3月2日，法国人勉强承认了这一要求。是月，突尼斯也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布尔吉巴成为这一新共和国的总统。 这时，法国人能集中精力处理关系重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从法律上说，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实际上，在阿尔及利亚盛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标准，因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由仅占1000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欧洲人统治。另一方面，这里的殖民者同大陆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殖民者。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的家乡，就象是当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家乡一样。他们的祖辈曾在这里劳作并葬在这里，他们决心保卫他们祖先的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坚决反对向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作任何让步。 反对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于1954年秋爆发。法国人因4个月前刚被赶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这里妥协。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军官的热情支待下，巴黎政府决心镇压这一起义。结果导致了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拖延到1962年。在战争最激烈时，法国人不得不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50万人，从而把分派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所有的师几乎全部调走，除此之外，这场战争还每年消耗了巴黎近10亿美元。阿尔及利亚人在人力方面的损失更为惨重，有100万人死亡，占其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强行赶进了“重编”营地，法国人试图以此来孤立反叛者，但没有成功，此外还有30多万人作为难民逃进了邻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财政方面的耗费外，比较起来，法国人遭受的损失很小，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也比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法国土兵被迫参与了这类镇压性战争的兽行，受到了其代价无法估量的精神创伤；法国的牧师和许多知识分子都怀着内疚的心情公开反对这种“肮脏的战争”。而政府的反应是肆意抓人和不时地审查新闻界。实际上，法国人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是使他们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断的侵害，最终导致了第四共和国本身的垮台。 1958年5月，为了用独裁政体取代共和国，北非的一个“公安委员会”夺取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他们推测，独裁政体会更成功地使整个帝国团结一致。士气沮丧的国民议会向这一势力低了头，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军队还在阿尔及利亚。1958年6月，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将全部权力交给戴高乐，由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统治法国6个月，并着手制定一部新宪法。在这一年结束之前，第四共和国已让位给第五共和国，政权从立法机关决定性地转移到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地说，转移到总统手中。 戴高乐总统这时尽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权成为可能的殖民者和军人的反对，但仍利用其无比的威望来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流血冲突。1962年3月，在法国公民投票赞成这一举动之后，戴高乐同意停火，并同意举行公民表决来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立即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发起恐怖运动，企图推翻这一协议，但由于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戴高乐坚持了他的行动方针，1962年7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压倒之势投票赞成独立之后，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时，整个北非自1830年法国士兵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以来第一次全部获得了自由。准许阿尔及利亚独立标志着曾拥有近400万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万人口的法属非洲帝国的结束。 八、中东 其时，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中东同在北非一样富有战斗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中，英国人放弃了对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国联。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远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英国人对这些国家仍行使着控制权。他们保留了各种特权，包括在苏伊士运河保留守备队、在伊拉克保留3个空军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苏丹的权力。法国人的顽固态度更令人愤慨，他们继续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托管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于2O世纪30年代中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已被唤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富有政治意识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开反对西方列强。一位阿拉伯学者在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年中的痛苦经历时这样说道：“……在以民主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和以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实行的压迫之间，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确信希特勒会获胜，他们想站在胜利者一边。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1941年5月伊拉克会爆发亲轴心国的起义，为什么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会不顾他的条约义务，只给英国人极勉强的援助。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抱负，但战后新的势力均衡却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他们立即利用了这一机会。战前控制中东的英国和法国这时开始急剧地衰退。一个权力真空产生了，美国和苏联都想填补进去。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苏的竞争，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从而使他们能取得在几年前会是十分荒谬的让步。阿拉伯人还因他们对中东巨大的石油储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获益匪浅，这种巨大的石油储藏量在战后头几年中对西方来说似乎尤其不可或缺。 1944年10月，阿拉伯人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协调它们的政策，充分扩大它们的势力。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首次获得了反法国人的成功。1945年5月，法国一支远征队在贝鲁特登陆，并着手轰炸大马士革，企图吓倒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战术早先在ZO世纪20年代很盛行，但此时却没有奏效。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立即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法国军队部撤走。丘吉尔支持阿拉伯人。尤其是因为战争尚未结束；他不想同中东已被唤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抗。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军队，1945年7月，同意结束他们对中东的统治。 战后，在埃及，民族主义颌导人的目标是废除或修改1936年的条约，这一条约是英国控制运河区和苏丹的合法依据。1946年，双方的直接谈判未达成协议便终止了。第二年。埃及将它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但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1951年，埃及采取了直接行动，宣布废除1936年的条约。法鲁克被宣布为“埃及和苏丹的国王”，自愿军发动游击战，进攻驻守运河区的英国部队。结果证明，无论是宣布法鲁克为国王还是进行游击战，都是无效的。由此产生的失望加上对巴勒斯坦战争中惨重失败的普遍不满，最终导致了1952年7月的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夺取了政权，并迫使国王法鲁克退位。 1953年8月12日，纳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间闹摩擦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在这一天同英国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苏丹人有权对独立、与埃及联合或其他行动方针作出选择。苏丹人决定独立，1956年，苏丹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满——英国人继续呆在苏伊士运河区——一是由代替纳吉布成为埃及新政权首脑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消除的。1954年IO月19日，在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纳赛尔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英国守备队将按所规定的条件撤离运河区，那里的英国设施将转交给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苏丹都获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却遭到了惨败。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大肆灭绝犹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绝望的幸存者开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1916年4月，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总统这一建议的报告。阿拉伯联盟的反应是发出警告说，它将坚定不移地反对犹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话，它还准备使用武力制止这种流入。干是，联合国派了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去巴勒斯坦，联合国大会在收到该委员会的报告后，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划分开来。第二年的5月14日，犹太人根据这一划分决议，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称为以色列；同一天，杜鲁门总统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第二天，阿拉伯人实行了他们一再威胁要采取的行动，派军队越过以色列边界。 战争的进程与人们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军队缺乏纪律、团结和有效的领导；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战，因而完全具有这三种优点。他们不仅击退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进攻，而且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两天后，英法进攻苏伊士运河。 从一开始起，进攻计划就被无可挽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过了西奈半岛上埃及人的防线，但英国人和法国人却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直到11月5日才开始真正登陆。埃及人的抵抗软弱无力，一位英国上校说：“这很象一次极好的演习。”但到这时，进攻已为时太晚。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和反对愈来愈猛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就竭力进行反对，并发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英法停止进攻。美国事先没得到进攻的消息，这时也激烈反对它的盟国，尽管未和苏联人采取一致步骤。联合国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立即”撤出埃及。侵略国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最后，它们还是因国外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国内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让步。联合国向西奈半岛派遣了一支紧急部队，以维持以埃之间的和平，到12月底时，英法联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乘船返回了本国。 苏伊士危机的直接后果对西方来说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对纳赛尔及其苏联支持者来说却是一次彻底的胜利。美国同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尽管是暂时的。纳赛尔的军队虽然被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但他本人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因为他夺取并保住了苏伊士运河。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远征苏伊士是老牌帝国主义的最后立场。如果考虑到纳赛尔援助阿尔及利亚反叛者、靠近苏联、进行持续不断的反西方广播宣传运动和最后夺取苏伊士运河这些所作所为的挑衅性，那么，对英法采取那样的行动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以过去的观点和惯例来判断，远征苏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释的、正当的行动，它的发起者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一远征并没有被2O世纪中叶的世界承认为是情有可原的、正当的。相反，它遭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坚决反对。英国决定让步的一个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如果英国不让步，它们将退出英联邦。即使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例如，英国绝大多数报纸就支持谴责这一远征为“艾登的战争”的无数次集会和示威游行。苏伊士危机的意义在于，它象一道闪电，揭示了纳赛尔和尼赫鲁的世界与罗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尽管仅相隔半个世纪，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时代已让位于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十、国际影响 25年内，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个国家赢得了独立。如此空前规模的一场运动必然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实质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毁灭殖民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宣传说：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其巨大的海外帝国的剥削，这些帝国的丧失会削弱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也为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坚信。1895年，塞西尔·罗得斯说： 为了将联合王国的4000万居民从残酷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的殖民政治家必须获得新的土地来安置这个国家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产品提供新的市场。正如我始终所说的那样，帝国就是一个涂黄油的面包。如果你们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 今天，随着英帝国几乎被完全放弃，英国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大众并不象罗得斯所预言的那样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而是得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关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在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虽然荷兰失去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失去了刚果、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西德这个不再有殖民战争须资助的国家也绝非偶然地成为经济上进步最快的国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弃其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事实上，一切正相反。这一后朝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利用发达世界的人力物力资源来完全改变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的趋势。 虽然殖民地革命未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繁荣产生不利影响，但它无疑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帝国组织体系。在宪法上作些改动显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宣传手段。安哥拉爆发革命后，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许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做法就是如此。戴高乐的做法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向法属殖民地提议，给它们选择完全独立或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实行自治的权利。如前所述，这些殖民地最终都选择了独立。因此，仍留在法兰西帝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少数极小的前哨基地，如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留尼汪岛、圭亚那和法属索马里兰。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过去的交往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新独立的国家在教育、商业、金融和技术等领域仍在指望法国提供指导与援助。 战前帝国最重要的遗留物是英联邦，即从前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后继者，到1970年时，它由29个独立的成员国和27个附属国组成。这些附属国多半是面积很小、无法独自生存的保护领地。1926年的《贝尔宫宣言》对联合王国与战前自治领（见第十八章第四节）之间的关系下了如下权威性的定义：“英帝国内部的各自治社区，地位平等，它们在其内政或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都决不使一个社区从属于另一社区，不过，共同效忠英王这一点使它们合成一体，它们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给了联合王国的这一定义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联邦因许多已赢得独立的前亚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扩大。这些国家的加入引起了有关英联邦前途的新的基本问题。以往，英联邦的成员国一向仅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联合王国的人拓居的国家，这些人同“母国”有着牢固的、天然的联系，而新的戍员国则是亚非国家，它们有着敌视英国统治的政治传统。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严峻考验的英联邦中的这种微妙关系能使这些不同的成员国团结在一起吗？或者，英联邦会象法兰西共同体那样迅速地解散吗？结果是：英国人体面地、迅速地放弃了帝国权力，这种颇有先见之明的做法赢得了令人愉快的赞颂。确实，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是，两个离开英联邦的国家都是前自治领——爱尔兰和南非。 今天的英联邦可以定义为由完全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每个国家都曾经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英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是共和国，另一些则是效忠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君主国。但所有国家都无例外地承认女王是英联邦象征性的首脑。使英联邦团结一致的这种联系一半是无形的、一半是有形的：无形的联系包括共向的遗产、共同使用的英语以及政治、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传统；有形的联系包括提供关税优惠的贸易协定网和通过许多常设委员会和总理们的定期会议就外交事务不断进行的意见交换。所有讨论都基于自愿合作的原则，尼赫鲁将这一原则形各为“环绕着英联邦的丝一般的联系。” 殖民地革命不仅导致了旧的帝国组织的改组，而且导致了前殖民地国家新的国际联盟的形成。这些新国家相信，如果它们同心协力，就能更有效地对付共同的问题，随意地施加影响；为此，它们举行了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29个亚非国家．这些国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如利比亚和锡兰，不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国家如黄金海岸和苏丹、共产党国家如中国和北约组织成员国如土耳其。由于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参加，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代表们对某些基本问题麦达了一致的意见，例如，他们一致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全面裁军和经济合作，对冷战普遍地抱着认为“两家都该死”的态度。 非洲的与万隆会议极为相似的会议是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所谓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与蒙罗维亚集团（包括尼日利亚和大多数前法属殖民地）之间正在闹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战、更积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较温和。这种危险的分裂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被消除了。大多数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陆范围的组织，不过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制组织；还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下设秘书长、秘书处并规定定期召开国家首脑会议。这个组织采纳的宪章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战中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 虽然自万隆会议以后召开了好几次第三世界会议，但它们都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有效。一个原因是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鲁），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另一方面，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影响。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O年时，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绝对多数。这一大批新成员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纳维亚人担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已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与此同时，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国人成为吴丹的行政秘书，两名非洲人成为副秘书。 由于表决力量中的这一变化，于1969年12月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已被称为“小国会议”。各种决议尽管遭到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决议中有些要求立即暂停大国间的核武器竞赛，有些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海底资源，有些要求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包括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催泪毒气和脱叶剂。当然，小国的这种表决力量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酷现实。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也就是说，他们总共只捐助摊派预算的5%。……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问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赞，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确实，小国越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联合国大会，大国越趋向于独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说的那样；“小国管理着东河岸边的美丽建筑物，两个大国管理着世界其余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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