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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 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A．J．汤因比 19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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