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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刚过的武汉，依然热浪滚滚。繁华的江汉路，人来人往。报童高声叫喊着：“看报、看报！江西红军召开万人誓师大会；看报、看报！朱毛红军准备攻打南昌。”江西红军成为民众十分关注的大事，听到有红军的消息，不少人围着报童买报，为一睹最新消息。当时的武汉，是蒋介石中南五省“会剿”红军的指挥中枢。由于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他本人无力顾及“会剿”红军事宜，因此，鄂、豫、皖就委托给了湖北省府主席何成浚；湘、鄂西就委托给了湖南省府主席何键；闽、赣边界和湘、赣边界就委托给了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 江西红军虽然经过多次曲折和磨难，在赣南、闽西已有了一块相当可观的根据地。这时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也发展到了１０万余人。尤其是“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方向，为红军的今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０年６月的一天，在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成立了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与此同时，彭德怀在湖北大冶组成了红三军团。由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提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批评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观点是狭隘的游击战略。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要红一军团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要求红三军团进逼长沙。彭德怀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李立三的指示，于６月中旬占领湖北的通山和崇阳。７月初，攻占湖南的岳阳。７月下旬乘湖南的何键追击张桂联军之机，于２７日攻占了长沙。 当时，红三军团攻进长沙后，没有料到何键回师反扑的如此迅猛，未作撤离长沙的准备。在紧急情况下，于８月６日仓促撤退，人员物资遭受严重损失。尤其是地方游击队，损失更加惨重。朱德、毛泽东当时正在南昌南部地区。根据李立三的命令，红一军团应攻取南昌。毛泽东不赞成在红军还很弱小的时候，采取军事冒险计划，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斗争。因此，没有攻打南昌，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战略，绕道广昌、兴国，迅速夺取了樟树（今清江县），进而到了南昌西南的万寿宫和生米街地区。当时，敌十八师，一个旅驻守南昌，一个旅驻守抚州，一个旅驻守吉安，形成犄角之势。依据当时当地的情形，毛泽东派出两个纵队到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就在这时，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彭德怀所率的红三军团已攻进长沙。 为了策应彭德怀和红三军团联合作战，毛泽东和朱德率军急驰湘东。这天，他们到了湘赣边界文家市以东地区。毛泽东同朱德连夜商讨进军事宜。由于长途跋涉，首长的随行人员已很累，警卫员早已躺在门板上和衣睡着了。 毛泽东虽然身材伟岸，由于常年征战劳累，早已使他面孔削瘦，颧骨凸起。头上蓄着的长发，显得很凌乱。带补丁的旧军装，穿在他那高大挺拔的身躯上，也略显瘦小。他放下手中的红兰铅笔，摸出香烟，伏在油灯上点燃，狠狠地抽了一口后，若有所思地走向房外。 下弦月挂在西边天空。虽过盛夏，下半夜仍然是很闷热。 毛泽东正在低头凝思之际，已成为红一军团参谋长的朱云卿，兴致勃勃地走进来。 毛泽东关切地问他：“部队都到了什么位置？” 朱云卿回答：“各部已到达指定的位置，隐蔽待命。对文家市已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毛泽东又问道：“命令都传达下去了吗？” 朱云卿：“２０日拂晓发起攻击。” 毛泽东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担心的云翳，着重强调道： “这是我们西进湖南来的第一仗，务必打好，达到全歼之目的。”俩人正说着，朱德也从屋内走出来。他也是身着旧军装，显得老成持重。古铜色的脸膛上给人以威严。十分关切地问： “同彭德怀同志联系的人回来了吗？” 朱云卿马上回答道：“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丢掉烟头，果断地说：“老总，走！咱们去观战。” 朱云卿担心他俩人的安全，提醒道：“前面太危险。”毛泽东毫不在意，轻松地说：“危险？革命哪能没有危险。蒋介石悬赏我和老总的人头，一颗就是２万块大洋啊。价码大的很哩。” 朱云卿见说服不了毛泽东，又提议道：“多带些警卫人员，以防万一。” 毛泽东阻止道：“娃娃们都累了，让他们多睡哈子。有你参谋长保驾，就足够了。”三人笑了。他们三人走出这座茅舍，悄然消失在夜幕中。 文家市，地处湘东，是长沙的东大门。这里驻守着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今晚，红一军团要在文家市全歼该旅。这也是红一军团西进以来的第一仗。毛泽东和朱德对这一仗十分关注。因此，他们要亲临前沿阵地。 夜幕中的文家市静悄悄，死一般沉寂。偶而能听到小孩的两三声哭声。街上不时有敌人的巡逻队巡逻。这时，刚好有一巡逻队从村口走进村中，排头的是一个军官。他们到了街中拐进一座庄院。 这座庄院是一处地主的庄园，大门口有哨兵把守。上房显得宽大，里面乌烟瘴气，几个军官围在油灯下打麻将正酣。 个个敞胸露怀，武器有的背着，有的胡乱放在一边。 巡逻的军官进来报告：“营长，一切正常。”营长嘴中含着烟，摸起一张牌，用手扣摸。只是哼了一声，精力全在麻将牌上。停了一会，营长见牌不好打出去，随口问道：“啥时辰了？” 巡逻军官告诉他：“天快亮了。”又停了一会，他提醒正打牌的三连长：“三连长，该你值勤了。” 那位三连长的心思全在牌上，没有走的意思，央求地说： “打完这一圈，你老弟再接着来。”正说着，突然一声吼：“不许动。”红军如天兵天将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营长想反抗。 红军战士一梭子打来，营长当即毙命。 红军战士缴了他们的枪。这时外面枪声大作，冲锋声、喊叫声不绝于耳。 敌纵队（旅）司令部内，旅长戴斗垣正指挥着敌人作垂死挣扎。杨成武率军赶到，投进几枚手榴弹，敌人还击的枪声一下子哑巴了。杨成武带领红军战士乘机冲进。敌纵队司令（旅长）戴斗垣，突然手提卡宾枪扫射着冲出房外。一红军战士瞄准一枪，戴斗垣应声倒下毙命。屋内的敌军有的被打死，有的举手投降。电台前的机要官抢行发报，被冲进来的红军战士将其击毙。战士十分恼怒，随手用枪托狠力砸向电台。一枪托下去，电台被砸得七零八落。这时，几个红军战士从里间抬出几箱东西，放到当院打开，全是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有人拿来一盏马灯，放在箱中，用枪托打碎，洋油四散，被点燃焚烧。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全歼守敌三个团又一个营，俘虏千余人，缴获敌人武器１５００多枝。 天刚放亮，文家市街道上，红军战士押着俘虏穿街而过。 毛泽东、朱德、朱云卿三人走在街上，偶而停下来，看着俘虏被押走。 王良、李赐凡俩人走出敌司令部，看见走来的毛泽东三人，忙迎上前去。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同他俩人互相握手。 朱云卿握住王良的手，十分关切地问：“缴电台了吗？” “电台被战士砸坏了。”王良心中十分内疚。王良，原名王化陔，四川綦江人，１９０５年８月生。中学毕业后，于１９岁那年的秋天，只身出川到上海考入一所大学。在学校接受了革命的进步思想，尤其是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１９２７年初，王良随黄埔军校迁往武汉东湖一带。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７月下旬，王良随队离开武汉，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不料，船到九江，被张发奎的队伍包围。他联络好几位要好的同志，乘着黑夜，逃离虎口，在修水找到党组织。不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当时，他是红军连长。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王良总是吃苦在前。黄洋界保卫战，他带领红一连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时，朱云卿是他的团长。到了１９３０年６月，王良已成为红四军一纵的纵队长。 朱德听说电台被砸，面有愠色，反问他“作战命令中不是专门强调有一条，要保护好缴获的电台吗？” 毛泽东也说：“电台是顺风耳，有了它，指挥打仗就自如多了。” 正在这时，毛泽东、朱德的警卫员吴吉清和小王赶来。警卫员吴吉清不无埋怨地说：“首长走了也不招呼一声，吓得我们到处找。” 警卫员小王诉苦地说：“刚才碰到黄公略军长，把我们好一顿克。” 毛泽东、朱德、朱云卿三人相视一下笑了。 朱德对王良、李赐凡说：“命令部队打扫战场后，火速北撤。”政委李赐凡马上回答：“是。”李赐凡，１９０８年出生。湖南宜章人，贫农出身。由于贫寒，５岁就放牛。他有一个堂叔，资助他上了小学。１６岁那年考入县师范。在学校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于１８岁加入共青团。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回到家乡办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鹧鸪坪党支部任支部书记。１９２８年春，朱德率军夺取宜章，他连夜见到朱德。朱德让他回家乡组织农民赤卫队。他按照朱德的要求，组织了农民赤卫队，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独立营，同肖克一起参加了象牙山战斗，随后上了井冈山。２１岁任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一连的党代表。在向赣南、闽西进军中，他一路冲杀，打长汀，攻宁都，作战十分勇敢。后来到一纵队一支队任党代表，王良任支队长。从此，他俩成了老搭档，配合十分默契。 毛泽东望着王良和李赐凡离去后，对朱德说：“咱们也走吧，到永和市迎接德怀去。” 初秋的清晨，空气是清新的。田野，丘岭起伏，到处是绿色，绿的庄稼、绿的山林、绿的路边草。 毛泽东、朱德和参谋人员扬鞭催马，一路疾行，赶到永和市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老朋友多日不见，一旦重逢，自然有说不尽的离别之情。尤其是对这些枪林弹雨中拼搏的人来说，战友在战场上重逢，是人生一大幸事。毛泽东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深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分兵出击，是用巴掌打人。合兵则是握紧拳头打人。古往今来，发展中的弱小之军被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各个击破的事例屡见不鲜，成为千古遗恨。只有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才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分别找了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人，交换意见。８月２３日，经双方商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仍由朱德、毛泽东兼任军团长和政委，第三军团彭德怀为军团长，滕代远为军团政委。会议讨论了李立三关于再次要求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毛泽东和朱德分析了当前敌对双方的形势，认为目前再打长沙，于我军的发展不利。刚发展起来的红军，还不具备打攻坚战的能力。我军的作战原则是以少胜多，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可是，到会部分人员认为红军发展迅速，由当时的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从无有立锥之地，到红区不断地发展扩大。以为执行李立三的命令，就幻想着一个早晨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他们从主观出发，却大大忽视了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小看了敌人，也不正确地夸大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兼八军政治委员的袁国平，就是一个力主攻打长沙的典型代表。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商议的结果，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意见被否决。８月２４日，顾全大局的毛泽东和朱德只好发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命令。 双方激战的枪炮声，在十多里远都能听得见；长沙城头的硝烟，如同弥漫翻滚的乌云，好似黑色的雾纱迷帐，把整个长沙城雾罩云锁个严实。长沙守敌早有所准备，且火力异常凶猛。两军对垒，历来是“攻其不备”，让敌人措手不及。 一个弱者，攻打一个有准备的强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红军战士虽然作战十分勇敢，不怕苦，不怕死，可毕竟不是刀枪不入。在强大的敌人火力面前，倒在枪林弹雨中的红军战士，一时间躺满了长沙城外，有的连城外的壕沟都被填满。战斗之激烈，是近年少有。 长沙城外，在依山傍水边的一个简易隐蔽指挥部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围在一张简易的军用地图前。 激烈的枪炮声不断地隐隐传来，他们个个面带焦虑。毛泽东的目光从地图上移开，若有所思地走到一边，他摸出一支烟，点燃后，猛吸一口，继而吐出一团长长的烟雾；他毫无表情地走出隐蔽指挥部，来到潺潺流水的小河边，面朝长沙方向，耳闻激烈的枪炮声。他一手卡腰，一手夹烟大口地抽着。不难看出，此时他的心绪很不安宁。他无意间，远远看见，一骑人马沿河边急驰而来…… 疾奔如飞的快骑上坐着军长黄公略。只见他衣帽不整，不断地加鞭催马。黄公略，原名黄汉魂，又名黄石。湖南湘乡人，１８９８年生。少年时期的他，得知袁世凯同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后，无比愤慨。为了报效国家，他毅然弃文从武，参加了湘军，当过文书，司务长，排长。２５岁那年又考入赵恒惕主办的湖南讲武堂，毕业后任少校连长。然而，他不满腐朽军阀的统治，１９２７年南下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７月，他同彭德怀、滕代远又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十三师副师长兼四团党代表，红五军二纵队纵队长，湘鄂赣游击支队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和军委书记，红五军副军长。 １９３０年６月后任红六军军长。毛泽东曾在７月间，写了一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里面有：“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可见黄公略赤胆忠心，英勇善战，无坚不摧。前不久在成立红一方面军时，他又任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此时他是从长沙战场赶来报告战况的。 指挥部里的几位首长，听到了急驰的马蹄声，不约而同地走出指挥部，神情各异地注视着飞骑而来的黄公略。 黄公略来到毛泽东面前，飞身下马。心绪不宁的彭德怀，急不可奈地问道：“汉魂，战况如何？”他彭德怀在会上，虽然讲话不多，可他心里是赞同打长沙的。攻不克长沙，他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黄公略心情不好，脸面上挂着怒气，难免带有情绪，不无气恼地说：“守敌十分顽固，我军伤亡很大……” 彭德怀一听，不免来了气，他上前从黄公略手中夺过马鞭，二话不说，翻身上马，调转马头就要向长沙方向驰去。毛泽东和众人惊奇地看着彭德怀的异常举动。 黄公略醒悟过来，一把抓住马缰。“彭总你……”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十分清醒，既胸有成竹又不容置疑地对众人说：“撤兵长沙。” 骑在马背上的彭德怀一听，赶忙拉紧马缰，面带惊诧，脱口而出“撤兵？” 毛泽东没有顾及他的问话，转向朱德，用征询意见的口味说：“总司令，你意如何？” 朱德显得深沉持重，沉稳老练。他在原地思索有许，慢悠悠地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我同意撤！” 总司令和总政委俩人都说撤出长沙战斗，其他人也不再多言。彭德怀在马背上还想说些什么，当他看到朱老总浓眉紧锁，嘴唇紧闭，把要说的话咽回肚中。再看看毛泽东，只见他面目严峻。他只好跳下马背，还马于黄公略。 依照命令，各路兵马相继撤出长沙战斗。一时间，丘岭间的乡间大道上，布满了撤军回师株州的红军队伍。 夕阳下，天气仍然显得闷热。 毛泽东不放心，他和朱德、朱云卿立在山岗之上，身后是参谋处长郭化若及牵马而立的警卫员和参谋人员。他们都全神贯注地望着撤离长沙的红军队伍。远处仍有稀疏的枪炮声可闻。 郭化若看看神情严肃的毛泽东，欲言又止。郭化若，又名俊莫。１９０４年生，福建福州人，２１岁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２岁那年参加北伐战争。２３岁到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１９２８年回国后，到了江西红区，一直在毛泽东手下工作。先是任红四军二纵参谋长，后任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一军军团参谋处长，现在又是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 这时，只见行进的两路队伍中间，一个年轻的战士坐在马背上，不断地催马兼程。汗水渗透了他的上身，他叫马全，是总部骑兵通讯员。红军战士一看就知道他是总部人员，连忙让出一条道，让他先通过。年轻的马全催马奔上山坡，来到山岗上的总部首长面前跳下马背。 “报告首长，还有部分部队没有撤出战斗。” 刚好，这时有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传来。 朱德着急地问：“是哪个部队没有按命令行事？乱弹琴！” 事关全局，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转向朱云卿。说：“朱参谋长，你亲自去说服，必须尽快撤出战斗。” 朱云卿二话没说，跨上战马，猛加一鞭，驱马箭一般地冲下山去。他的警卫员也紧随其后，一同冲下山去。 这时，天色渐暗，撤离战斗的部队仍在向南前进。又过了一会，部队渐渐过完。暮霭中，仍隐隐可见毛泽东、朱德等人伫立在山岗之上的身影。 下弦月挂在东部天际，慢慢爬到半空中。 长沙守城的敌军是何键的精锐部队，他见红军撤离战斗，怕中埋伏不敢追击，连夜加固城防，以防红军再度攻城。红三军团是最后撤离长沙战斗。这次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 红三军团的医疗队，就设在永和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的四合院里。几盏马灯挂在房檐下，照得院内如同白昼，伤员很有顺序地放了几排。人员进进出出。远处不时有枪炮声可闻，使这里的气氛显得很紧张，但又是忙而不乱。上房内正中，三盏马灯高悬。在简陋的医疗条件下，医生正为一个胸部受伤的战士紧急处理。 院外，小小的街道上，排放着许多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等待医生们的治疗、包扎处理。有的伤员在低声呻吟。这里的伤员有的是头部受重伤，有的是上肢受伤，也有的是下肢受伤，更多的是胸部、腹部受伤。抬担架的人员，有当地的赤卫队员，有战士。他们在不停地照顾着伤病员。 突然，有位伤员大叫起来：“疼、疼！” 负责照看他的人蹲下，检查被打断的右腿的伤口。伤口处虽用破布包扎着，但鲜血仍朝外渗滴。这位伤员忍受着剧痛，脸上豆大的汗珠直朝下掉。负责照看的这个人，大概是个排长，他急躁的左右看看，见伤员愈来愈多，就气冲冲地大步冲进四合院。只见院内，全是等待医治的伤病员。他犹豫片刻，转身回走，却又突然停住转过身，气冲冲从伤员之间的缝隙中简直是跳跃着进了上屋。 “我说，军医官先生们，你们能不能快点！” 他站在门里，对着正忙碌的医生大声吼到。医生们谁也没理会他。他有点气急败坏，又提高了嗓门。“我说军医官，你们能不能快点。 像你们这样磨磨蹭蹭，伤员还不死？” 一个医生转过身来，打量着他，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快点，他们没死在战场上，却因为你们……”他说着一把拉住这个医生，走到门口气呼呼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他边说边拉着他穿过院子，来到街道上：“你再看看他们，部队都撤了，你们还再磨蹭，想当俘虏吗？” “同志，你听我说……”医生欲解释，他一抬头见前方又来了一帮人，丢下他忙迎上前去。 彭德怀、滕代远等从战场上撤下来后，赶来看望伤员。他们逐个检查寻问情况。 “首长。”医生望着正俯身检查伤员情况的彭德怀轻轻地叫了一声。 “何医生。”彭德怀直起身一眼认出，关切地问：“还有多少伤员没有来得及妥善处理？” 医生叫何复生，２８岁。他显得很疲倦，已经有四天四夜没休息了。他告诉彭德怀说：“还有一百多人。” 彭德怀极其关切地问：“一共有多少伤员？” 何复生认真地回答：“六百多人。” 滕代远：“这是一场攻坚战，伤员多而且伤势重，救治任务很重，你们辛苦了。” 彭德怀望着眼前因劳累而显得憔悴的何复生，心头不禁一热。他望着这个参军还不到两个月的医院院长，心中生出几多感慨。 何复生，是江苏丹徒县人。１９０２年生。他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幼年时期随父亲迁到武汉，１９２８年３月到湖北大冶普爱医院学习，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有一次，红军打进大冶，他主动为红军伤员治疗枪伤。１９３０年６月，何复生从武汉探亲回到大冶，要求参加红军。当时，红三军团就驻守在大冶。这时，正好彭德怀派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到普爱医院来动员医生参军。何复生参军不久，找到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工作。彭德怀告诉他现在最紧缺的不是军事干部，而是医务干部。希望他好好工作。红三军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商店里，在撤离大冶的前一天，彭德怀在指挥部里接见了他和其他人。当场，彭德怀就配发给他一匹马，每月１０块大洋。 在当时，团以上的军官才有马匹，每人一个月才有两块大洋。 并派一名司务长专门管理他们的伙食。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亲眼所见彭老总都身先士卒，也放弃了骑马的待遇，自愿和战士一样。何复生原来曾参加过共产党，因故失去了关系。他把这事告诉了彭老总。彭老总责成三军团前委秘书直属支部书记刘惠农调查落实。不久前，才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６月２４日，他正式被彭老总任命为红三军团医院院长。他虽是院长，从不以院长自居，同医生一样医治病人。 何复生引着彭德怀和滕代远走向四合院。何复生边走边讲，说是医务人员太少，伤员一多就忙不过来。彭德怀听后，拧紧了眉头思索着，一言未发。别看彭德怀平时面目严肃冷峻，让不熟悉的人望而生畏。可是，你若是同他接触时间一长，就会感到他心中是一团火，极其关心部属。何复生虽然见彭老总没有言语，可他仍是毫无顾忌地说：“首长，我有一个建议。以后利用战前休息的时间，可开办短训班，多培养些医务人员。也可增强战士在战场上的自救能力。” 彭德怀本来在前面走着，听到后停下来，回头望着何复生，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他，以赞赏地口气说：“这个想法很对。” “报告！” 年轻的张震营长跑来向彭德怀报告：“我营一连奉命赶到。” 彭德怀热情地伸出手同张震握手，边握边说：“来认识一下吧！这是何复生，是这里医院的院长。” 张震１９１４年生，湖南平江人。１５岁那年就参加了平江县青年反帝大同盟。１６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并转入共产党。现如今是红三军团十团的营长。张震同何复生握手。 彭德怀对何复生说，张震营长带来的这个连，是来负责伤员转移的，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尽快妥善处理好这些伤员，一个也不能拉下。何复生坚决表示，让首长放心。张震也一再表示，他们一定积极配合好。 “好嘛。”彭德怀拍拍张震和何复生的肩头显然是信任和鼓励。 月亮已升得老高。朦胧的月光下，毛泽东、朱德仍伫立在山头上，看到撤离长沙战斗的最后一批队伍走了过来，他们才和随行人员跃马下山，赶上行进的部队。此时，毛泽东已改步行走在战士中间，他问身边的一个小战士：“小鬼，你是哪里的人？” “浏阳白沙。”小战士似乎不太高兴。 “哦。我们是老乡嘛。对撤出长沙有啥子意见？” 小战士看看这位不认识的高大的首长，没好气地说：“意见？可大了。”他身边一个年纪较大且魁梧的战士接过话说： “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这不是明摆着，不敢打，是害怕敌人嘛。” 毛泽东突然转变了话题：“小鬼，你敢同这个大个子摔交吗？” “敢！” 小战士信心和勇气十足。 毛泽东对这个小兵的勇气很赞赏，不觉又问：“能摔赢他吗？” 小战士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摔不赢。” 毛泽东笑笑：“为啥子摔不赢他？” “这……”小战士迟疑一下，找出了客观理由：“我还小嘛！” “对！” 毛泽东抓住这个话题转入了正题，深入简出，且又形象生动地比喻说：“长沙城防坚固，兵力装备优于我们， 硬拚是要吃亏的。这同做买卖一样，亏本的生意不能干……” 两个战士同时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这同你们两个摔交一样，你眼下赢不了他，日后一定能赢这个大个子嘛！” 小战士似懂非懂地笑笑。毛泽东继续开导他说： “眼下我们不强攻硬拚，为的是日后更好地消灭他们。革命的本钱不能硬拚掉啊。” “报告首长。”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不知什么时候立在他的一侧。毛泽东看看警卫员吴吉清，继而又转向他们客气地同他们告别：“小鬼，再见了。”他同身边的战士握手后，走到一边等候着的战马前，跨上了战马。 “毛委员！” 大个战士突然醒悟。 “毛委员？”行进的战士停了下来，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毛泽东打马离去。 部队撤离长沙后，来到了株州。这时已是１９３０年９月上旬。１３日这一天在株州一座砖木结构的民房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 这间不大的民房里，随便围坐着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何长工等。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严肃。屋内烟雾缭绕。毛泽东将烟弄灭，扫视大家后，慢慢起身离坐，以总结的口气说： “这次撤出强攻长沙的战斗，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尽管看法不同，而且还有些争论。我看，这些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有争论并不是件坏事嘛。但有一点，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继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的作战方针，为大家所接受。”讲到此，毛泽东停住话头，注视着大家。他见大家在认真地听，又点燃一支烟，继续讲道：“队伍已迅速占领了萍乡、攸县、醴陵三县。要完成三项任务……”他打着手势，掰着三个指头：“一是部队要加紧修整；二是筹款；三是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建立政权，建立赤卫队……”他走到原来的位置前停住。看了朱德一眼后说：“现在请总司令宣布这次行动的命令。” 朱德站起身，拿起面前早已草拟好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下达了下一步的行军作战计划。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就要离开株州了。 翌日，天刚亮，淡淡的晨雾笼罩着山村。毛泽东边整理衣服边走出房门。门外的警卫员吴吉清早已备好马，警卫员陈昌奉已担着毛泽东的一副书担，在此等候。毛泽东回顾一下左右后，便跨上战马，带着三位警卫人员，悄然离开了山村。黎明的山村很静，只有马蹄声在村中回响。 毛泽东一行几人，出村后便沿着稻田埂行进在连绵起伏的丘岭之间。此时，晚稻正在扬花。 下午时间。前面道路难行，毛泽东下了马，步行在田间小道上。他走在最前面，手中握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棍。边走边查看稻子的生长情况。他是农民的儿子，随时随地都在关心农民的庄稼生长的如何，尤其是如今，他更希望庄稼生长得好。因为，这样农民可以收获到更多的粮食，红军也可以筹措到更多的军饷，以供革命之需。他的警卫员紧随其后。 走了一段距离，他的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停在一块生长较差的稻田前，细细观察。他的脚上裤腿上都沾满了泥水。警卫员陈昌奉放下书担，边喘气边用手擦拭脸上的汗水。他们也随着毛泽东的目光，一起投向这块稻田。毛泽东摸出香烟，正待点燃，这时，不远处的村庄中传来了一阵练兵的口号声。 他似乎受到了感染，把香烟又装回衣袋，率先调转方向，向村庄走去。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镇。村镇口的若大稻场上，几名红军战士，正在训练刚入伍的战士。毛泽东等很有兴趣地站在一边观看。看了一阵，向镇中走去。街道上，到处可见： “好儿要当兵，当兵要当红军！” “参红闹革命，穷人把身翻！” “……” 街道上不时有进出忙碌的红军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他们一行来到一座庄院前。这是彭德怀的住处。 到了晚上，彭德怀设宴为毛泽东接风。说是接风，不过是几个时令小菜。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辣子。彭德怀指着桌子上的菜说：“这是您最爱吃的辣子，还有苦瓜……” 毛泽东话一出口，就很有风趣：“越辣越革命嘛。”他说着在座位上落座。彭德怀、滕代远也跟着坐下。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仍站在一边没有坐下的意思。 彭德怀招呼道：“都过来坐嘛。还站着愣啥子嘛。” 警卫员吴吉清他们这才走过来落坐。滕代远笑着说：“我们红军讲的是官长士兵平等嘛。” 彭德怀今天心情不坏，是近一段时间少有的，高兴地说： “小鬼，不必拘礼，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毛泽东也一个劲劝让三个警卫人员：“吃、吃嘛。撤出长沙以来，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他边说边给警卫人员挟菜。 “彭总，你也吃嘛。”毛泽东给彭德怀挟上辣子。 第二天夜里，群星闪烁。毛泽东和彭德怀来到了安源。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情感。俩人慢悠悠地走着。走了好长一段距离，毛泽东先说了话：“这次到安源，主要是来听听你的意见，了解部队中的情绪……”说着他俩人来到一个若大的广场前边，毛泽东先停了下来。这是八年前（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４日）他在中共湘赣区委员会时和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庆祝胜利的地方。 毛泽东耳边好似响起了当年工人庆祝胜利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在口号声和工人的欢呼声中好像又出现了他当年的话语。“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权主义革命。” 这两位老朋友走进广场中间。毛泽东自语道：“八年过去了，革命发生了变化。他已不是那时的他了。” 彭德怀知道毛泽东所指的“他”是李立三。“你是指执行命令，进攻长沙？” 这时的毛泽东想得很多，说出了积在心中很久的话：“这里有个组织服从问题。我们的组织原则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安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么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只有在革命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 毛泽东和彭德怀交谈着，离开广场渐渐地远去。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的红光，在很远还能看得见。 夜，已经很深了。 毛泽东在住处还在同滕代远进行长谈。撤离长沙他虽没有异议，总觉得他还有一些疑虑。一个政策的实施或是一道命令的执行，不同的思想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尤其是今天，在扑朔迷离的形势下要说服一个领导是重要的，如果说服一名高级领导，那就显得更为重要。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领导是掌握这个生命的重要的一环，何况是高级领导。 滕代远，湖南麻阳人，１９０４年生。２１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同彭德怀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曾任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红五军党代表。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单因为它是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形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他那个‘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要求我们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是与当今局势不相符的。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味盲目执行，就是单纯的上级观念……如果我们犯革命的急性病，非断送革命不可！” 从表情上看，滕代远被毛泽东说服了。 毛泽东又进一步地说：“因此，一个领导者要纵观全局，就要学会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您是军团政委，要多动动脑筋。” 天亮了。毛泽东带着一夜长谈的疲倦，打开房门走到院中。滕代远紧紧跟随在他的身后。毛泽东活动着伸展一下四肢，抱歉地说：“很对不起，没有让你休息。” 滕代远笑着说：“总政委不是也没有休息嘛。执行中央指示，攻打长沙，现在又撤下来，开始思想上是想不通。经过总政委的开导，顿开茅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哈、哈、哈……”彭德怀说着进到院中。 毛泽东见彭德怀双眼上布满了血丝，不无关心地说：“德怀呀，看来你是一宿没睡觉啰！” 彭德怀似有难言之隐：“睡不着呀。” 毛泽东又见彭德怀全身披挂，不由问道：“怎么，你要先我而去呀？” 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部队对撤出长沙战斗还有情绪，尤其是那些湖南伢子们，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门。我这个军团总指挥，不仅要学会指挥打仗，还要学会做这里的工作，”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好、好、好！” 毛泽东连声称赞，而后强调：“告诉同志们，要纵观全局。打不打长沙，不单是一个‘执行’问题，关键是我们不能硬拚，革命的本钱不多，消灭敌人要选择有利的地域，有利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象，再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请总政委放心。”彭德怀向毛泽东敬礼后，大步跨出了院子。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彭总的背影。这时警卫员吴吉清已为毛泽东备好了马，警卫员陈昌奉也挑书担在肩，在街道上等候，准备出发。 毛泽东同滕代远走出院门，又对滕代远说道：“有些思想认识问题，靠开几次会，做几次思想工作，是不能一下子做通的，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着去争论。好啰，我们袁州见。” 滕代远立在门前一直目送着毛泽东跨上战马同警卫员远去。 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９日下午。在江西西部小城袁州（宜春市），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地，人员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罗炳辉、谭震林六人一齐走出司令部。显然是接受了作战任务。 黄公略：“打下吉安，咱们的红区就连成了一片。” 罗炳辉：“打吉安，江西干部是拥护的，总政委让三军团进到较富裕的地区待命，可见用心良苦。”他们一起来到大门外，林彪无声地跨上战马。罗荣桓与其他人握手问候后，也跨上战马，追上林彪。他们四人见林彪、罗荣桓远去后也一同上了马，向相反的方向离去。这时一匹快骑飞马而来，到了总司令部门前，翻身下马，快步进到院内。他是三军团的田参谋。 总司令部内，朱德正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标记着什么。毛泽东则在和一个干部谈话。 “报告！” 朱德头也未抬，“进来。” 三军团田参谋进来，递给朱德一封信。朱德将信递给毛泽东，招呼他坐下，端来一碗凉开水。他确实渴了，接过一饮而进。 毛泽东展开信，看着看着拧紧了眉头。 三军团田参谋告辞，朱德送到门外面而后转了回来。毛泽东已看完，起身走到朱德面前。“周以栗代表长江局，来传达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回师西进再度攻打长沙。” 朱德面有难色地说：“他们了解敌情吗？我们已发出了３０日向吉安进军的命令，各部正在加紧战前准备。再挥师西进。 乱弹琴！”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先别急，等他来了再说。” 毛泽东之所以很沉稳，那是因为经过他和其他领导的耐心说服工作，红三军团的思想基本稳定下来。全军上下士气高涨，各军正在开展大练兵活动。 在袁州一个学校的操场上，红四军一部召开攻打吉安的战前动员会。动员会还没开始，简易的会台，贴着用红纸写成的四个大字“动员大会”；台下有千余名红军战士席地而坐。 他们各连正在拉歌：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红军打仗有力量。 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这连歌声刚停，那边又唱起来，“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最严明， 爱护群众们，到处受欢迎； 公买卖不相欺， 处处要留心，工农如兄弟劳苦更相亲； 讲话要和气， 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都欢迎； 出发与宿营， 样样要认清，捆稻草上门扳，房子扫干净。 …… 王良纵队长和李赐凡政委走上主席台。恰在这时，毛泽东和朱德来到操场外，看到这种情绪高涨的场面，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为了不惊动他们，他俩人又悄悄地离开这里。 天暗了下来，商人打扮的周以栗和警卫员小杨，在三军团几名战士护送下，来到了总司令部。朱德面带笑容地迎了出来，连连说道：“欢迎、欢迎。”把他引到了两暗一明的西厢房。两暗为周以栗和警卫员小杨的住处，正中明间为起居室。此时，已摆上了方桌。周以栗一进来就打量住室。 周以栗，字子慎。１８９７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在长沙周南女子学校任教，２７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２８岁出任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共党团书记，又是湖南农民协会委员。１９２６年的湖南长沙，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时期。这年的冬天，毛泽东来到了长沙，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要挑选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到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李维汉推荐了周以栗。１９２７年的元旦刚过，周以栗乘火车到了武昌，被人接进了武昌黉巷１３号农民运动讲习所，出任教务主任。他经常到毛泽东住所督府堤４１号请示汇报工作，深得毛泽东的赏识。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农民运动讲习所被迫解散，学员提前分配。周以栗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秘密回到了湖南，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时间不长，他奉命去上海汇报工作，留在了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此后不久他回到河南出任河南省委书记。这一次，他是代表中共长江局来传达上海党中央的指示的。 朱德见他打量房舍，以为他有想法，不由问道：“怎么样，还满意不？” “嗯，好、好。”周以栗甚是满意，动容地问：“总政委怎么没到？” 朱德神秘地笑笑：“你说他呀！一哈子就到。”正说着，毛泽东和身后的炊事员各端着菜进来，放置桌上。 周以栗十分兴奋地叫了一声：“总政委。” 毛泽东大喜：“老周。”俩人深情而热烈地把四只大手握在一起。毛泽东打量着他问：“三年多啰。长沙分手以后，你去上海汇报工作，一直没有音讯，很想你啰。” 周以栗诚恳地说：“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报道你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国民党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嘛。” 毛泽东见大家都还站着，忙招呼道：“来，都坐嘛。”周以栗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中间。老朋友相见，话特别多。 毛泽东又说：“１９２７年６月初，在武昌农讲所时，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利用‘红枪会’发动反革命暴乱，残杀农协干部，你向我报告。当时我住在武昌督府堤４１号。那件事，你处理的很好嘛。都愣着干么事？吃、吃。”他带头先吃了起来。 桌上摆放的是红米、南瓜汤，还有茄子、辣子、豆角等物。 毛泽东又问道：“到上海以后，你……”周以栗知道毛泽东要问什么，不等他说完，就主动地说：“到上海以后，当了一个时期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后来组织考虑到在武昌农讲所期间，认识不少河南农工的同志，派我到河南任省委书记。大别山、桐柏山武装暴动后，我回到开封，又坐了半年牢。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开封监狱的档案失 散，组织将我营救出来。不久又调我到长江局。这次来……”毛泽东此时还不想让他说出意图，连忙打断他的话，说： “吃、吃。”接着毛泽东又说：“你周以栗，是很有头脑的。”周以栗不知毛泽东指的什么，只是笑笑。他突然问：“我托人送来的信，你们收到了吗？” 朱德告诉他：“收到了。” 毛泽东面色严肃，不无为难的说：“参加会议的人已通知好了，朱参谋长正在做会议准备。只好辛苦你，连夜开会传达，统一思想。我们已经发出了进攻吉安的命令。”毛泽东双目直视周以栗。 周以栗一惊，放下碗筷。 毛泽东、朱德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 晚饭后，会议如期举行。周以栗在会上传达了上级指示以后，说：“以上传达的是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动委员会的信，要求红一方面军按照中央指示，继续回师西进攻打长沙。” 与会人员听说回师西进，再度攻打长沙，一下子出现了反常情绪。有的提出回师西进，有的表示反对。 毛泽东坐那里冷眼旁观。他点燃一支香烟。每逢遇到重大的事情，他都爱点上一支烟。烟能让他思考，消除疲劳，又能稳定情绪，达到制怒的效果。同时，还能借烟拓宽思路，使脑子高速运转。从错综复杂的情况和矛盾中，寻找出正确的方案和最佳解决办法。他离座扫视到会的人员。彭德怀的嘴闭着，一言不发。其实，他彭德怀的脑子里也在高速运转，自己问自己，究竟谁错了？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军政委袁国平。袁国平，原名裕，字醉涵。１９０５年生，湖南邵阳人。２０岁考入黄埔军校，在第四期政治科学习，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入到了北伐战争，参加了南昌、广州起义。曾担任过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湘鄂赣特委委员和宣传部长，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人坦率，心中有啥说啥，从不拐弯抹角，有话憋不住。此时，他听到中央仍要求红军攻打长沙，他那颗激动的心又起狂澜。他再也按奈不住心中的躁动，猛然起身，话中带着火药味地说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应该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反对打长沙，就是反对中央！” 一石激起千层浪，黄公略马上反对道：“第一次打长沙，虽然获得了不小的胜利。那是何键派兵追击张桂联军，造成长沙城空虚所至。何键带兵回救长沙，幸而撤离长沙快，部队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可带进去的一万多地方武装，没来得及撤出，被围在城内，惨遭杀害。敌人到处搜查，致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袁国平不服气，同黄公略针锋相对地吼道：“军人就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央指向哪里，就应打向哪里。对抗中央是没有好下场的！” 周以栗听后，微微颔首，他似乎很赞成这个发言。他这个细微变化被毛泽东发现。 这时，会场上乱了，大家七嘴八舌，分不清谁在说什么。 朱德站起身看看毛泽东。毛泽东无动于衷。朱德有点沉不住气了，提高声音讲道：“长沙是不能再打了。敌强我弱，硬拚消耗。即使打下长沙，也守不住。部队势必还要造成重大伤亡。” 朱云卿参谋长讲：“第二次打长沙，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长沙工防坚固，又有重兵把守。再者，前不久，蒋介石在汉召开了三省会剿联席会，敌人已经向我们逼来。在当前情况下，不打长沙而转攻吉安，先吃掉敌人薄弱的一部，以便壮大自己，这才是唯一的正确方针。” 袁国平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论点！” 毛泽东边大口抽着烟，边冷静思索。稍后，同身边的周以栗小声交换一下意见。而后对大家说：“关于如何执行攻打长沙的指示，我建议同志们再仔细考虑一下，权衡利弊得失，尤其是要考虑当前的时局，离开这个讲打或不打，都是不妥的。结论先不下。今天，会就开到这里。” 休会了，众人议论着离去。 毛泽东同周以栗坐在原地未动。此时，俩人心中谁都很明白。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寻找着谈话的突破口。毛泽东心中暗想：“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服他，是这次成败的关键。” 周以栗见毛泽东抽烟的姿势很美，此时的他，显得很沉稳，不由受到了感染。周以栗也在心中暗暗地思索：“我太了解他了，说服他谈何容易。说服他，就扭转了局面。他，是很难对付的，小心上当……” 毛泽东看看他，心中赞了一句：“他这个人比较务实……” 周以栗也不由看看毛泽东，俩人的目光正好相遇。他见毛泽东这时不仅沉着，而且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微微露出一股不可逆转和抗拒的光芒。他不由一惊，心中暗暗寻思：“他作为政治家，有非凡洞察力。作为军事家，在井冈山、在瑞金以及两年多来的实践，足以证明他的正确。尽管他受到过排挤……” 夜，群星灿烂，秋风习习。会议室的窗户中，映出毛泽东、周以栗长谈的剪影。周以栗向毛泽东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用分析的方法，向周以栗讲述了当前的敌我形势，讲到动情处，起身走到周以栗面前，打着手势，掰着指头，陈述自己对时局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看法。周以栗活像一个小学生，在认真地听着。 此时的朱德，也是毫无睡意。他灯下伏案，正在拟定作战计划。也许是累了，也许是为毛泽东和周以栗的谈话担心，走出卧室，见会议室仍亮着灯，他不由走过来。将近时，他迟疑地停住，注视片刻后，又转身回去。 毛泽东和周以栗的谈话仍在继续。 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毛泽东和周以栗熬过一个不寻常的不眠之夜，两个老战友，终于谈妥，四只手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和代表上级的周以栗取得了共识，会议继续进行。 在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发言。“……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是要走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地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周以栗在毛泽东讲话后，也作了表态性的发言：“我受长江局的委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袁州劝说红一方面军西进攻打长沙。昨晚听了一些人的发言。随后，我同毛总政委又进行了长谈。总政委有理有据的对当前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把我给说服了，从内心给说服了！他曾讲过‘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现在我表明态度：红一方面军不西进攻打长沙，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攻打吉安，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壮大我们的力量！” 袁国平听着，表情上出现不满，欲言又止的样子。周以栗全看在眼里，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有些同志会问，中央代表思想转得怎么这么快？我可以告诉大家，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离开了当时当地的情况讲执行，同样是一种错误。” 袁国平仍有不满，同时又显得无可奈何。 会议取得了预期的目的。按计划南下攻打吉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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