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一场秋雨过后，南昌百花州已不在是凉爽，反而是寒气逼人。蒋介石神情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后背，像是熟睡的样子。高参慌慌张张地来到客厅门前，连报告也没打，一阵风似地推门而入。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一动未动，好像到了另一个境界。高参到了蒋介石面前轻声地说：“校长，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蒋介石慢慢睁开眼，慢条斯理地问：“张副司令来电都讲些何事？”高参告诉他：“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张副司令来电请示，如何应付？”蒋介石听后的一瞬间，突然起身，正欲发作，忽然他却愣在那里，尤如僵尸一般动也不动。稍许，他缓缓地坐下，小声地说：“这事早有预料。外祸是内患所致。电告汉卿，要他掌管好部队，大局为重，以忍为上。” 电报虽是发出去了，可蒋介石的心仍不踏实。第二日中午，蒋介石躺在床上正在午休，其实，他根本就没睡着。 高参又一次来到葛兴仁住宅，被侍卫阻挡在门外。 高参态度生硬地说：“我有急事要见校长。” 侍卫坚持道：“先生，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刚躺下，你忍心叫醒他吗？” 高参：“我有大事秉报。” 侍卫正在阻拦，蒋介石身穿睡衣出现在俩人面前。 “何事大声吵嚷？” 侍卫正欲解释，高参已趋步向前：“校长，张副司令来电，日本关东军今日早晨攻占了沈阳，同时又攻占了长春、抚顺、四平、鞍山、安东（今丹东）。张副司令请求率部还击……” 蒋介石愣了一会，思考有许，沉稳地说：“电告汉卿，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应顾全大局，决不可轻举妄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机，蒋介石想的不是民族利益，还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如何消灭江西的红军。 此时，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到了于都的平安村。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得悉“九一八”事件的发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沉痛。 在上海的中央已作出决定，号召全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游击战争，打击侵略军。毛泽东要求江西苏区军民不仅号召民众起来反侵略，而且还要号召白军的士兵起来反侵略、反投降…… 不久，毛泽东和红军机关到达了瑞金的叶坪。红军主力 也推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周 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时过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项英又被王明路线所左右。 １１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是由中央代表团项英主持。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并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又一次取代了毛泽东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成了站到前排的领导者，使毛泽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叶坪村谢家祠堂西侧的两层小楼上，居住着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人。毛泽东同贺子珍和朱德同康克清居住在二楼。楼梯、楼道和房间的隔板全是木质的。毛泽东住在楼上东北的一个房间里。这天夜里，毛泽东正在马灯下起草文件。长期的劳累使他日渐消瘦，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令他大伤脑筋，加上又感风寒，有些低烧，时而大咳不止。贺子珍为他端来了一碗凉白开，让他润润嗓子。他感激地接过喝了两口，然后把那只浅兰细花碗放在桌上，摸索出一支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旧火柴盒里早已空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贺子珍心疼地说：“润之，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抽了。”她见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不由叹了一口气。她还知道，他有时抽烟不仅仅是来了烟瘾，往往有重大决策或是心情上有压抑时，习惯抽烟。贺子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痛快，连续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而且是前所未有。她简直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然而，毛泽东外表上依然平静如水。他愈是这样平静，贺子珍心里愈是焦虑不安。她无言地把马灯拿在手上，并且按下灯罩下面的机关，使灯罩上移，露出里面的火焰，双手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向她投去感激的一瞥，继而伏在上面把香烟点燃。 毛泽东抽着烟，在木质楼板上轻轻地走动。他虽然走得很慢，脚步踏得是那样的轻，楼板依然发出有节奏的轻微声音。那轻微的楼板声，不断地敲击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他又一次的想起了会议上的情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历史上称为“赣南会议”。 任弼时高深莫测地坐在显赫的位子上。他虽然才有２８岁，显得是那样的深沉老练。他１９０４年出生在湖南的湘阴，１６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２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担任过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３１年４月他同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长。实际上他是三人代表的当然领导者。这次会议上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批评，虽是有远在上海中央的指示，可他们也从心眼里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项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主持者之一。他先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于在处理“富田事件”上，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项英认识问题快，弯子转得快，又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所以在批评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的。至于有没有上次在反围剿中，他提出转移到四川的主张被毛泽东所否定和说毛泽东的战术是“钻牛角”被驳回的因素存在，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批评的措辞是严厉的。要说带有火药味的批评还要算顾作霖的发言。顾作霖年轻气盛。他是上海人，１９０８年生，１７岁加入青年团，１８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２４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他的讲话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把中央的精神和自己的意见揉合到一起，拉着上海的腔调，把会议推到了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境地。现在的王稼祥，经过半年多同毛泽东的接触，尤其是毛泽东指挥反围剿的雄策大略，使十倍于我的敌人接连败北，壮大了红军队伍，扩大了苏区地盘，鉴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他由于还没有认识问题的全部，也作了一些言辞较为温和的发言。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过报告后，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一直处在被动受批的局面。有些问题他也想不通，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朱德虽没有受 到批评，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谁不知道苏区红军里有个“朱毛”，假如“毛”的决策是错误的，他“朱”能脱得干系吗？然而，他却一点也未受到牵连，仍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把会上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贺子珍见毛泽东手中的烟头快要烧到手指了，他还未知觉，忙提醒道：“润之，烧到手了。” “哦。”毛泽东把烟头丢掉，并用脚踩灭。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渴求的目光，无声地走出小房，沿木楼梯拾级而下。贺子珍将马灯弄灭，也随着下了楼梯。 夜，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毛泽东同贺子珍并肩走在楼后的大榕树下。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红红的光。 他们俩人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向北慢慢地走，脚踩在地上的落叶和野草上，不知名的小虫在啼鸣着。 毛泽东停下，贺子珍也停下。毛泽东丢掉烟蒂，并用脚踩灭，解开胸前的衣扣，发出一个深呼吸，像是要借凉爽的风，消除心中的烦闷，驱赶思想上的不快。他两手卡腰，遥望着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贺子珍几次欲言，她都忍住了。她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俩人就这样无声地站着，望着天空。毛泽东外表平静，胸中却像汹涌澎湃的大海。 朱德居住的房间里，透过开启的小木窗，看见朱德现出的上半身。接着灯灭了。贺子珍无意间看了一眼。 朱德立在窗户前，透过眼前的一孔之窗，也望见了黑夜中的毛泽东。 康克清推门进来：“玉阶，怎么不点灯？” 朱德回身：“你回来了。你们交通大队的情况怎样？” 康克清今年才２０岁，她生于１９１２年，万安人。１４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８年４月，毛泽东同朱德在江西宁冈的砻市会师，那一年她才１６岁，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经人介绍同朱德认识，在１９２９年的３月间，红军在长汀休整，她同朱德结为终生伴侣。别看康克清年纪不大，认识问题倒是是非清楚。她不仅性格开朗，而且工作顽强，敢想敢干。她现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康克清有情绪地说：“我这个政委也不好当，批判毛泽东，下面想不通。” 朱德：“我也想不通。以前有个李立三，搞左的那一套，无辜地死伤了很多战士，是他站出来抵制的。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哪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些都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康克清欲点燃马灯。 朱德忙制止：“省些油啰。不点灯打开窗户，屋内凉快些，也飞不进虫子。” 康克清十分关切地说：“你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朱德有苦难言：“讲啰。别人不听嘛。他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如果说有错，我也有错嘛，更何况那不是错！” 康克清同情地说：“有机会，你同他谈谈，让他想开些。” 朱德：“夫人讲的是啰。不仅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嘛。 不过不要紧，润芝胸怀博大，他承受得了。” 深秋的夜不仅静悄悄，而且还带着凉爽。毛泽东和贺子珍漫步在草坪上。当他俩人来到一棵大榕树下时，毛泽东摸出烟夹在手指缝中，另一只手拿出火柴准备划着，此时他却没有划。毛泽东暗想：“王明路线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他们不晓得山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们下车伊始，会把革命搞糟的。” 他们无声地站了好长一会。贺子珍看看天，外面有些凉，提醒他：“外面冷，回屋去吧。” “好的。”毛泽东划燃了火柴，点烟时火光映红了他那清瘦发黑的脸盘。 毛泽东开始向回走，步子很慢，抽烟的频率却很快，点燃的烟头，不时发出阵阵红光。他头脑里对会议上的争论，总也驱赶不散…… “我们也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条令和指挥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据理力争：“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也应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你这是狭隘的经验。是可怕的，危险的。”顾作霖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满，不由提高了声调。 “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丝毫也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一段争论。 毛泽东同贺子珍慢慢地走着。他心里却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 毛泽东同贺子珍来到大榕树下。毛泽东招呼道：“子珍，来，坐下啰。” 贺子珍提醒他：“小心着凉。天也不早了。” “我们就坐一哈子。”毛泽东先坐下，略有欠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于打仗，很少和你在一起。来，坐下嘛。” 贺子珍就顺从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关心地问：“润芝，你感到压力大吗？” 毛泽东想了想：“压力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压不垮我！去年，李立三曾批评我毛泽东：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并且提出要对我‘根本解决’！先是派了余震农传达他那个中央的指示，后来派周以栗同志。李立三倒了，却又来了个王明，接着又派项英，最后来了‘三人代表’，推行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国革命又将面临着一场抉择。” 毛泽东又点燃香烟，呛得他大咳起来，并且说道：“我能用我的战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可在党内的斗争中，我的正确主张，得不到上级党的承认。”他又大咳不止，好容易止住，充满信心地说：“有时候，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少抽一些，烟抽多了伤身体。”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贺子珍又一次提议：“明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要搞庆祝活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还要做《政治问题报告》，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休息。迎接明天，迎接挑战。” 大会就在谢家祠堂召开。这是一座砖木质结构坐北朝南的大房子。南面是一个若大的空地，西面和西南面错落着几栋房子。 祠堂正中的主席台上，一面缀有五星和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挂在正中央，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是列宁像，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由主席团主席项英主持会议，在前面就坐的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朱德等人。项英宣布大会开始，台上台下热烈鼓掌。毛泽东这个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叱咤风云、震惊中国的人物，此时只能坐在里排最边不起眼的地方。他也鼓着掌。台下是六百多人的各根据地、白区和红军代表。祠堂内坐不下，外面若大的空地上，也坐满了代表。 到了晚上，提灯游行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北的官道上举行。一条无数灯光组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如同一条游动的火龙，十分壮观。游行队伍中，有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群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妇女。他们的手里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用竹蔑制成的灯笼，上面贴着五星、镰刀、斧头图案，还有的提着马灯。 长长的火龙阵，根据路面的曲折高低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上一下，长达数里。 火龙阵进入叶坪村，来到谢家祠堂。祠堂里挂着小灯泡。 那是自己发的电。 项英、朱德、周以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站在主席台显要的位置。后面挤满了人，毛泽东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过他那瘦高的身材，尤如鹤立鸡群。他脸上挂着微笑。 不过，那微笑多少带点勉强。 项英发表了即兴讲话：“同志们、同胞们、工农弟兄们，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搞提灯游行？那就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和我们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项英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虽然受到了中央代表的批评，而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成功地粉碎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心目中，享有崇 高的威望，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不久，在宁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宁都地处赣南，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宁都城东依梅江，西靠石鼓山。这里是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和蒋介石军队多次激战的战场。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利以后，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１９２６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同年９月归国，在五原誓师，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废除了愚兵政策，先后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此任职。刘伯坚就是其中的一个。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西北军。１９３０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果，冯、阎以失败告终。冯玉祥的这支队伍在孙连仲的领导下，被蒋介石调防山东的济宁，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个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四个旅（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孙连仲为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赵博生为军参谋长，高树勋为二十七师师长；董振堂为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七十四旅旅长。 １９３０年初被调到南京的浦口，又进行了整编补充。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前夕，也就是二三月间，被调到江西的宜黄地区，同红军作战。由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愿同红军作战，尤其是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下层军官要求北上抗日。二十六路军大都是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病死比战死的还要多。运来的药净是假药，短短的几个月，就死了千余人。这支队伍里早就有共产党的活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秘密成立了几个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正在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由于不慎，接头时泄了密。南昌行营派来了送专件的飞机。 飞机在宁都上空盘旋后，降落在简易机场上。机舱打开后，下来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声称要见参谋长。赵博生向前迎去，告诉来人：“鄙人就是。” 上校打开黑色皮包，取出一份秘令：“这是蒋总司令手谕，请参谋长即刻查办。” 赵博生接后快速看了一遍，心头一惊，他马上说：“请转告总司令，我即刻尊令查办。” 上校见完成了任务，说了声“告辞”就上了飞机。赵博生注目着飞机升空远去后，才匆匆赶回。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人，１８９７年生，原名恩博。１８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２０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系军队中任职，１９２３年冬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团副、参谋长，后来又升任特种旅旅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他是一个有志的热血军官，早就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同情共产党。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组织了中国人民救国军，起义失败后，到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手下任军参谋长。这年的７月间，他在江西的宜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密令促使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进程。情况万分紧急，犹豫就等于死亡。 一间密室里，赵博生、袁汉澄、罗振亚等召开支部会研究突发的事变。在此之前，赵博生就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南京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南京方面。同时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即作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把他们拉入革命的阵营；二是事不迟疑，马上派人去瑞金，同中央取得联系，求得红军的支持。赵博生提议由袁汉澄去瑞金汇报。 袁汉澄接受任务后，星夜就去了瑞金 袁汉澄到达瑞金的当天，就受到了朱德的接见。朱德和蔼地问：“你是地下党员吗？” 袁汉澄激动地告诉总司令：“是！” 他接着又补充说：“是朱瑞让我来的。”朱瑞是当时党的一个领导的化名，也是秘密接头的一句暗语。如果说是“朱瑞”就证明曾同党取得过联系。朱德笑着给他倒了碗水，放在他面前。又问：“你们二十六路军共有多少人？” 袁汉澄回答：“在浦口。点名时二万多人。现在实际上没那么多。” 朱德：“在蒋介石的‘围剿’前线，二十六军起义好，影响大着呢。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欢迎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欢迎同我们一道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开个军委会，听听你们的准备情况。这是件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袁汉澄问了一句：“首长，你知道刘部长吗？”他说的刘部长就是刘伯坚。刘伯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任过国民党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朱德笑着说：“你说的刘部长，叫刘伯坚是不是？他就在这里。明天的军委会，他也参加。” 这时，康克清端一盆芋头红烧肉进来，后面的警卫员小王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 朱德热情地说：“吃罢，吃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在军委会上汇报情况。” 翌日，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朱德召开了会议，刘伯坚、王稼祥、叶剑英在座。袁汉澄首先汇报：“国民二十六路军，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１９２６仲夏，冯玉祥出走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受共产党的影响，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帝，打倒军阀。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下级军官对国民党不满。军参谋长赵博生同志这次派我来，取得联系，请示二十六路军起义事项……” 朱德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袁汉澄的汇报，对他们的起义作了详细的指示。 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澄。王稼祥、刘伯坚也在座。 毛泽东迎上前，并伸出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握住了袁汉澄的手。袁汉澄使劲摇着这位颇有传奇色彩领袖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毛泽东热情地让座，并说道：“你们在敌人的心脏中做工作，十分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委会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你们考虑有把握吗？有多大把握？” 袁汉澄鼓起勇气说：“有把握！” “有好大把握！” 袁汉澄如实告诉毛泽东：“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有把握。七十四旅是冯玉祥的原手枪旅，旅长季振同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把握争取过来。二十七师两个旅，士兵支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要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动派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随后请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具体给你们交待。最好带上一份地图去。” 叶剑英总参谋长拿出一份地图和对他们起义的七条指示。 叶剑英早年就追随孙中山，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在北伐时期，就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二师师长。１９２７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这一年的７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张太雷、叶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赴苏联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同任弼时等人一起到了江西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任总参谋部部长。前不久，郭化若不再担任代总参谋长，由他接任总参谋长之职。 宁都梅江西岸，仅一街相隔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的司令部。赵博生走出设在耶稣教堂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大门，登上梅江江堤，向南走了一截便上了木桥。他长时间望着梅江对岸瑞金方向起伏的群山。昨日，他以打猎为名送袁汉澄去了瑞金。此时，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耽心的云翳爬满了他的面庞。 与此同时，在宁都城北，阴沉的天空笼罩下的山坡上，鼓起一个个坟堆。凄风摇曳着坟头上的黄草、枯枝。 一只孤伶的乌鸦，凄惨地叫着，从坟头上空飞过，更显得凄凉、悲惨。 远处的山坡上，有一个国民党军官徘徊的身影。在他身边不远有一匹战马，啃着山坡上的枯草。 远处的山道上，向坟场走来几个士兵。他们肩头扛着的门板上，静静地躺着一个死者，后面是几个拿铁锹的士兵。他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山坡上的军官看见后，来回走动的频率在加快。可以看出他心中很悲痛。他就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董振堂旅长。他面对乱坟场，望着抬着死者走向坟场的这队士兵，心情十分复杂、矛盾。 士兵将死者放在坟场一边，开始挖坑。风愈刮愈大，枯树枝上的黄叶纷纷落下，更显得萧瑟凄凉。那只无处投宿的孤鸦，飞得很低，并发出几声凄惨的哀鸣声，给乱坟场更增加了恐惧的气氛。 士兵抽泣着，将死者放于坑内。他们用锹一点一点地埋土，渐渐堆出一个土堆。几个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起跪下放声痛哭。有个兵边哭边说：“大哥，今天你埋在这里，同几十位兄弟做伴，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来跟你做伴。”又一个士兵哭着说：“吃不好，睡不好，有病还不给看。当官的又克扣军饷、喝兵血，活着真还不如死了的好。” “不是饿死、病死，就得战死，反正是离不开一个死字呀！” 有一士兵像发了疯，突然站起，向北跑去。其余的震惊了，有俩人追赶过去。 跑在前面的士兵突然跪下，大声哭喊道：“爹、娘，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活着不能养二老，死不能给二老送终，这都是谁造成的啊？”他的质问声在夜幕低垂的空中传响。 山坡上的董振堂，胸中有气无处发泄，他气怒地猛然折断一树枝。 山风送来了士兵的呼喊声：“小日本都打到我们老家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这里互相拚杀，究竟是为什么呀？老天爷啊……”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董振堂心头猛然一惊，忙寻声望去。只见，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同团副苏进背着枪提着打来的猎物（几只小鸟）各自牵着马钻出树林时，也发现了这座若大的坟场，俩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言语，长久地立在那里。两匹战马也像懂事似的，一动不动地低着头。 突然，一匹战马昂首长啸，凄厉的声音，使俩人不禁悚然一惊。 董振堂牵马缓步向坟场走来。当他听到战马的啸声，加快了步子。 苏进不由想起从《祭泸水文》中的句子，打破沉默地说： “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 黄中岳凄然叹道：“唉！都是不服水土，发疟疾而死。” 苏进问：“为啥吃药不管用？”黄中岳圆睁两眼，脸色铁青，没有回答他。两人闷闷不乐地牵马离开坟场。 “他妈的！发来的奎宁药，都是假药，咋能治病？坑人！” 黄中岳边走边气愤地说：“要以老子的脾气，那些卖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该枪毙！用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苏进也不由忿然道：“我们处在最前线，被红区所包围。 前进为红军所消灭，后退又被蒋介石所不容。孙总指挥、高师长，看到了这一步棋，都请了长假，去上海以看病为名躲了起来。” 黄中岳更是忿忿不平：“他妈的！把我们放在这地方等死，老子……” 俩人走着说着突然站住，打住了话头。他俩人看到一个意外的情况，董振堂早牵马立在了他俩面前。黄中岳、苏进大惊失色。 董振堂唬着脸盯住他二人。 苏进打破了缰局：“旅长，你这是……” “你们这是……”董振堂反问。 黄中岳忙陪着笑：“我们出来打猎，看见这些坟，没想到这么多。”这当儿他看看苏进。苏进随声附和道：“是的。” 董振堂让人捉摸不透地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一起走吧！” 三人各怀心事离开了坟场。 天空阴得愈来愈厉害。晚饭后，黄中岳抽着烟同苏进蹲在团部朝东的大门口的台阶上，望着街对面墙壁上一米见方大小的标语：“纪念巴黎公社！” 字写得很工整。 黄中岳抽着烟，用手指着标语说：“共产党写标语很讲究，标语的后面都有标点符号。”他突然转过头来问：“老苏，巴黎公社是啥意思？” 苏进瞧着他那高深莫测带笑的脸，知道他这是在试探自己。他含糊地说：“我也说不大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工人起义吧。” “你呀。”黄中岳笑着指着他，继而变得满脸严肃，猛然站起身：“共产党这点好，说什么干什么，不像国民党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苏进用吃惊的目光打量这位朝夕相处的团长。这时来了两个军官，为首的是二十七师的上校团长李锦亭。他说：“黄团长、苏团副，怎么样……摸两圈？” 黄中岳很客气地说：“请。” 他们进了低矮的二层小楼，上到楼上。黄中岳、苏进和刚进来的两个军官，摆开场子玩麻将。 这时赵博生参谋长由董振堂、季振同陪着来到了七十四旅一团团部。他们进了院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楼上玩麻将的黄团长接到卫兵报告，“团长，旅长陪着赵参谋长和董旅长来了。” 黄中岳一惊，看看苏进。苏进也疑惑不解地看着黄中岳。 黄中岳歉意地说：“二位老兄，改日再来陪你们玩几圈，今日就……” “好，我们告辞。”上校团长李锦亭说着欲下楼。 黄中岳忙拉住他俩，提醒地说：“走这边。” 二人顺从地从旁边离去。 黄中岳疑惑地问苏进：“他们突然来干什么？” 苏进摇摇头，思索着说：“会不会在坟场讲的话，被董旅长听到了，他告了咱俩的状？赵参谋长从未来过咱一团，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黄中岳点点头：“有可能。” 苏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突然说：“董旅长和季旅长，因性格不一样，很少在一起，最近发现他两个常往一块凑。” 黄中岳拧眉细想：“咱管他那些，走，下去看看。”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已经在院子里坐下了。黄中岳走出屋，大声道：“不知长官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苏进随后也走出。 赵博生温和地说：“我们今天是随便来转转。坐、坐嘛。” 黄团长关切地说：“外面冷，还是屋里坐吧。” 赵博生坚持并一语双关地说：“就在外面吧，冷可以清醒脑子嘛。” 季振同也随声附和：“就在外面吧。” 赵博生问：“你们一团生活如何，黄团长？” 黄中岳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又没弄明白，含糊其词地说：“北方人到南方不习惯，能对付。” 赵博生看着大家：“我们这里吃粮很紧张，吃肉就更困难。 人家红军可是一礼拜吃两顿肉啰。” 黄中岳狡黠地笑笑说：“参谋长，照你这么说，红军伙食比我们强多了？”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赵博生毫不顾及地笑着说。 董振堂笑着接上话，一语双关地说：“苏团副不是没有结婚吗？何不到苏区‘自由’一个。” 他们五个人全笑了，不过笑得各有不同。苏进笑容中多少还带些疑虑和勉强。赵博生等人来这里，实际上是一次试探性地行动。尽管这些都是闲谈，可这闲谈里面的奥妙是有学问的。赵博生初次试探成功。 赵博生回到军部，见到了从瑞金回来的袁汉澄。赵博生一阵惊喜，忙着给他倒水，关切地问：“一路辛苦了，没遇上麻烦吗？” 袁汉澄告诉他一路顺利，在瑞金见到了刘主任，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接见了他，对起义做了七条指示。 赵博生接过指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激动地说：“有了党的指示，我们抓紧做好工作，争取在１２月１３日凌晨全部起义。” 袁汉澄又补充道：“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已携电台到了固厚，要我们做到万无一失。” 赵博生表示他去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工作，并同他们商议具体行动计划。赵博生到了董振堂七十三旅旅部，派人站上岗，他同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四人聚在灯下秘密商议。 季振同看了中央的七条指示，指着其中一条，说：“暴动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四位互推领导人。番号是否少了点，同是军的架子，如何向弟兄们解释。” 黄中岳又提出：“棉衣、军饷已运抵广昌。我看，起义时间向后推一天，把广昌的东西运回来，这样不仅我们需要，红军也需要啊。” 董振堂有疑虑地说：“中央已经明确了，再变化怕是误了大事，万一起义失败，可不是掉几个人脑袋的问题。” 赵博生为了争取季、黄二人，想了想说：“我同意推迟一天，但必须同中央取得联系。季旅长负责从广昌将军需运回来，我也搬到七十四旅。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各派一个代表，由袁汉澄同志带着连夜到固厚请示。 １２月１３日凌晨，袁汉澄同两个旅的代表卢寿春、郭如岳第二次请示赶回宁都。 袁汉澄向赵博生汇报了瑞金之行，告诉他中央同意我们改在１４日晚进行暴动。赵博生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 “太好了！往惜的梦，眼看就要实现了！” 赵博生立即赶到董振堂七十三旅，派人把季振同、黄中岳找来，向他三人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指示，并且告诉他们，起义后编为红五军团，下辖三个军。季振同为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他还是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 季振同听后满脸如春风荡漾，黄中岳的脸好似盛开的花朵。 赵博生还告诉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稳妥起见，为了能使参加起义的人好转弯子，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外先不讲当红军。二十六路军绝大数是北方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到处烧杀掠抢，时刻窥测着华北和整个中国，提出打回北方去，收复失地，团结抗日。 此时，起义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但对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和个别军官等人是绝对保密。现在二十六路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已落入赵博生之手，总指挥孙连仲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看到同红军作战没好结果，加上蒋介石对他们这些杂牌军队另眼看待，士兵也愈来愈难带，就请了病假到上海看病去了。孙连仲临走时把李松昆提为二十五师师长并兼二十六路军代总指挥，这又引起了大批军官的不满。 因此，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分别下去活动。 季振同立即召开了七十四旅全体官兵会议，四周布置上了岗。他站在一张椅子上，打着手势，进行宣传性地讲话，讲到激动处不由大声质问。“……士兵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 谁无父母？谁无弟兄？谁无姐妹？我们堂堂的七尺男儿，手中有枪却不能为国效力，反而中国人打中国人，做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国民的事情！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得是啥日子，固守宁都，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介石所不容。他蒋介石排除异己，把他的亲信、嫡系部队放在我们的北面，阻止我们北上抗日，逼着我们同红军作战，就是逼着我们去送死！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病不能就医，城外四野里埋着几千个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到哪里去了？都装在南京那些老爷们的腰包里去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了！弟兄们，我们的血快要让那些老爷们喝光了……” 他的讲话很富有感染力，战士们听后有的不由泪流满面，有的在低声抽泣，还有的在私下议论，也有的在独自思索。总之，他的话，就像一潭本来就不平静的水，又投进去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波浪。 黄中岳插话进来：“弟兄们，我们旅好比是一只船，旅长就是舵手，船往哪里摆，我们大家就往哪里去。要拧成一股绳，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 卢寿椿带头呼道：“听从旅长指挥，不当亡国奴！” 他这一喊，全场都跟着喊了起来。 于此同时，董振堂正在召开七十三旅部分连以上军官会，一大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大家喝着水，抽着烟，屋内烟雾弥漫。 董振堂快人快语，干脆地说：“各位，现在日本侵占东三省，窥视华北，我们的国家处在了十分危难之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军人，我们要求北上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热衷于内战，绝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借道红区，打回北方去……” “借道红区，红军答应吗？”有人提出疑问问。 董振堂：“没有问题，请大家放心。我只能带领大家走向光明，不会把大家引向火坑。如果说是火坑，我先跳！” “行！就照旅长讲的办吧，我绝对服从！” 郭如岳坚决地表态。 众人也随声附和道：“听旅长的！” “旅长不会把我们往火坑里领！” “如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们旅的任务是……”董振堂环视一下大家后，交待了行动的具体方案。 起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耶稣教堂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四周布满了岗哨，哨兵平端着枪，戒备森严。在二楼大会议室里，桌上摆放着白兰地酒、炮台烟、各种水果。这是以赵博生的名义在宴请团以上军官。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由卫兵跟随，鱼贯而入。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四人迎上前，热情地喜笑着寒喧着。赵博生向董、季、黄示意一下眼神，三人会意分头将众军官引进二楼。卫兵到了楼下的大房间，同样的烟酒水果招待。 赵博生陪着最后一批人员上楼。这时，按计划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悄悄靠近，包围了指挥部。 在二楼大厅里，众军官难得在一起相聚，边吃边喝，喜笑怒骂，好不热闹。赵博生进来，站在门口说：“诸位，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众弟兄难得聚在一起。今日，都放开量，尽情地吃，尽情地喝。” 李锦亭喜笑颜开：“谢谢参座的美意。” 众军官说笑着，都把精力集中在了吃上，谁也没注意赵、董、季、黄四人悄然离席。也就在这个时候，七十四旅的一、三营和特务排依照事先的安排分头行动。二十六路军当时有八部电台，有五部是待命电台，只有总部、二十五师和同南京直接联系的特务电台时常开机。为了防止走漏消息，首先切断了电台同上面的联系，并包围了二十五师师部。 特务排的人插花就座在来赴宴的各旅、团长的卫兵中间，当他们刚喝完第一杯酒，正要举筷动菜时，化装的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来擦嘴。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一个个拿出手枪顶住了卫兵的腰，在一个个“不许动”的低沉而威严的命令声中，一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时，三营的焦连长在这一瞬间，带领二十多个士兵冲向二楼。上楼的楼梯是木质的，设在西北角。一个士兵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子弹斜着飞上房顶。如今你若去，还能清晰可见当年的弹痕。 突然一声枪响，使会议室里喜笑怒骂、喝酒正浓的众军官，在短短的惊诧中清醒过来后，便是一阵大乱。有的掏枪应付意外，有的离席准备逃跑，有的睁着惊恐的双眼不知所错。总之，宴会一下子乱了套。团长李锦亭面带惊慌，一边惊问着：“哪里打枪？怎么回事？”一边和另外一个团长乘众人在混乱之时，敏捷地破窗而出，跳下楼去。 来赴宴的旅、团长一个个被看押起来。跳下楼的李锦亭和那个团长，也未逃脱，被楼下的士兵捉住。 李锦亭反抗着一看全是七十四旅的人，大声喊道：“我要见你们旅长！见赵参谋长！” 事先九连焦连长已接到通知，不要捆绑他。李锦亭到七十四旅一见季振同就不满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还对我保密，难道怕我不干？” “老弟，我们北上不成，要另找出路，不能坐以待毖。”季振同忙向他解释。 “为何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你们这是看不起我！事先也不通个气，你看，腿差一点摔断。” 季振同一边陪不是，一边做他的工作。他答应和他们一起干。 在解决二十五师师部时，虽然遇到点麻烦，但还是给解决了。遗憾的是师长李松昆听到枪声，让他偷偷逃跑了。 翌日晨，起义胜利的队伍整齐地开过梅江大桥，迎着朝阳向东南进发。他们到了固厚受到了王稼祥、左权和刘伯坚的热烈欢迎。不久，他们接受了改编。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