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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战斗的异常激烈，后方的斗争也开展得异常残酷。 博古在他的住室里召见了张闻天和刚到苏区的李维汉。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又叫罗迈。１８９６年生；１９１９年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主持了“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１９２９年曾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任江苏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到苏联学习，１９３３年初回国，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刚来苏区，对这里的一切还不甚了解。 博古说：“前方，周恩来、朱德已胜利打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我们后方呢？也要开展一个大的战役。前一段批判了福建的‘罗明路线’，我讲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张闻天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任弼时的《什么是进攻路线》，烧了一把火，我还要烧第二把火，就是要批江西‘罗明路线’。永吉泰的毛泽覃、会寻安的邓小平，长期陷入纯粹防御的泥坑中，积极推行‘诱敌深入’。同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对抗。江西省委行动不积极，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决定甩开江西省委，由张闻天同志直接在宁都召开‘会寻安’积极活动分子会。你也是党的老同志，做过多年领导工作，这是会议《决议》，你先看看。明天咱俩去宁都，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 博古在江西省军区会议室召开了江西省委扩大会，李维汉、李富春（省委书记）、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等二十多人到会。 博古的讲话点了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和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名，会上批评他们积极推行“纯粹防御路线”，同中央的“进攻路线”相对抗。同时点名的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的古柏和江西省苏维 埃政府委员兼独立五师师长的谢维俊，也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理人。博古讲省委在开展斗争中，行动迟缓，态度不坚决，也犯了错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理人，不尊重领导，私下称中央派来的人为“洋房子先生”。他们讲“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全是马克思主义，言论反动，至今他们还搞私下活动，结成派别。会议开得紧张、严肃，人人都绷着脸。 休会期间，博古同李维汉漫步在梅江江堤上。 博古告诉李维汉：“至今，邓小平、毛泽覃还同毛泽东有信件来往，他们这是拉帮结派，是反党活动。” 李维汉疑惑地说：“毛泽东在党内、军队、政府里的威信很高，在苏区群众中人人称他毛委员。苏区，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 博古拦住他的话题，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就是通过批江西‘罗明路线’，让毛泽东威信扫地。会议以后，我有事要去前线，你回去后要写文章。” 李维汉听了博古的话十分惊诧。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批判“罗明路线”不断升级和加温。在瑞金叶坪中央局召开的江西省前三个月工作总结，把批“罗明路线”提高到了一个高度。 会议在谢家祠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项英、任弼时、顾作霖，张闻天等在后方的中央领导及李富春江西省的领导。 博古的讲话进一步定了调子：“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们给于无情的打击！” 不久，他们四人都被撤了职，甚至还关押起来了。 这时的毛泽东由长汀搬回了叶坪，说是专做政府工作，实际上只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查田。一方面开调查会，一方面抓春耕生产。这年的春天，在瑞金的沙州坝调查时，发现群众吃的水是塘水，又脏又容易生病，就同地方政府商议挖一口井。这是一个春暖花开季节，毛泽东在沙州坝同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一起在开挖水井。 当井挖好后，一个小伙子用水桶从井里提出第一桶井水时，众人都拿着碗等候，见水提上来了，都争着去盛水喝。老爹将大家拦住说：“都先不要抢，第一碗应该让咱毛主席先喝，你们说行不？” “行！” 群众异口同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毛泽东今天特别开心，脸上有着掩饰不住地笑。他连连说：“大家喝，大家喝嘛。” 老爹盛了满满一碗，双手恭恭敬敬地送到毛泽东面前，说：“毛主席，您先喝。” 毛泽东很动容，双手接过碗，望着碗中清凉的井水。 众人大声说道：“毛主席您喝。” 毛泽东轻轻呷了一口：“甜、甜。大家都喝吧。” 众人一轰而上，争相盛水喝。 毛主席将碗又恭恭敬敬地还给老爹。老爹一气喝完，用手擦着嘴上的水，连声说：“甜、好甜。” 喝过水的男女老少都赞不绝口。 老爹把碗送给身边的一个后生，用他那粗大坚硬、生着老茧的手，无比激动地抓住毛泽东的手：“毛主席，我们‘吃水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啊！” 叶坪地处开阔带，容易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首脑机构搬迁到了沙州坝。 毛泽东走进自己新的住室，看到桌子上放着几份文件和《斗争》、《红色中华》等报纸。他不顾一天工作的疲劳，坐下翻阅报纸。接着又翻文件，看着看着他震惊了。 他从上面看到谭震林，因抵制批判“罗明路线”不力，被撤销福建军区司令员职务；撤销张鼎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领导职务，改由巡视员到突击队（工作队）工作。任弼时也因执行中央指示不够坚决，调任湘赣省委书记。毛泽东曾是三权集一身（中共苏区中央局代书记，政府主席兼总理，总政委和前委书记），如今基本被架空了，前线看不到他，党的重要会议有时也不通知他。 １９３３年６月，在宁都江西军区所在地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打击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项英、张闻天、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陈毅（江西军区司令）、李富春（省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开得很激烈。 陈毅在发言时说：“其他人都讲得很多了，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过去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我讲几句，怕是有些人不爱听，我陈毅心中有话，还是要讲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退了敌人多次‘围剿’，根据地巩固了、发展了、队伍壮大了。如果，没得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争’，就没有今天！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面对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区扩大了。结果呢，大家清楚，如果说他对中央的一些方针有意见，可他还是组织上服从了嘛！大家可能还会记得，中央‘二月来信’，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我去上海汇报工作，当时他病得十分厉害，听说红四军应福建省委的要求，到广东东江地区作战。他不顾个人安危，病中用人抬着前去劝阻。当时的红四军没有听劝阻， 结果才出师一个星期，就打了一个大败仗。中央‘九月来信’才有了古田会议，才有了今天苏区的发展。”陈毅快人快语，说出了好多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也有人替他担心。 周恩来仔细听着，不时轻轻点头，表示赞许。博古一脸不悦。顾作霖欲发火，被项英投来的目光所制止。 朱德手中捏着一把汗，担心地望着陈毅，怕他说出过激的言词。 这时李富春建议，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为省委机关干部作报告。 陈毅首先响应：“我陈毅也有这个要求。” 周恩来这时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提醒大家注意，军队没有罗明路线！” 顾作霖当即就表示反对：“军队也应批罗明路线。” 博古对陈、周的讲话大为不满，再也坐不住了，猛然站起，唬着脸讲道：“泽东同志，在会上对去年的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中央认为去年宁都会议‘反右倾’是对的！今年批‘罗明路线’也是对的！有些同志不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反而评功摆好，这思想认识就有问题了！” 讲到此，他看了一眼陈毅。陈毅横眉冷对，紧闭嘴唇。他又讲道：“有的提出要中央领导作报告，是应该给你们江西省委、省军区烧把火，尤其是省军区，要清除‘罗明路线’的影响。不过，派出作报告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顾作霖同志。” 因此，顾作霖到省军区作报告。到会的有省军区干部。陈毅、罗荣桓（已调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省军区领导干部坐在前排。 会议出现了冷场，都埋着头一言不发。 顾作霖扫视着会场，看到人人垂头丧气的样子，不由火了，大声质问：“会议开始这么长时间了，竟没有人发言，看来江西‘罗明路线’的创始人‘邓、毛、谢、古’，在你们省军区影响不小啊！” 他盯住陈毅。“陈司令，你带个头吧。” 陈毅见点了他的将，不由站起身道：“该讲的，我在中央局会上都讲了，还讲啥子？”他转身向后扫视大家，脸上不由出现了一丝难以觉察的笑。众人见陈司令这样看人，知道他要点将了。说实话，这个时候，谁也怕点到自己：“钟发宗，你来带个头。” 钟发宗做梦也没想到会让他发言，一脸疑惑：“我？” 陈毅：“对，就是你。你是青年部长，发言最合适嘛。” 钟发宗走到前面，有意清清嗓子：“我是穷苦出身，山里长大。参加红军后，懂得了革命道理。在朱总司令、毛总政委领导下，打了好多胜仗，队伍扩大了，枪也多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你这是机会主义的发言！” 顾作霖大声指责。 钟发宗被轰下去了。会议又冷场。 陈毅同罗荣桓小声商量后，向钟发宗招手，径直走出会场，钟发宗随后跟出，来到一个僻静处。 陈毅：“小钟啊，给你换一下工作，现在就走。” 钟发宗感到突然：“现在就走？” “对，现在就走！” 陈毅担心他挨整，马上把他调离宁都。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一方面顶住精神上的压力，一方面努力工作。毛泽东召开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查田大会，有百十人到会。 毛泽东在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时说：“在苏区内，大致有三种情况：新发展区域、斗争深入区域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由于三种区域土地革命进程较为复杂，因此，查田查阶级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在斗争落后区域，民众还没有最广大地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地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在暗中活动着，还有不少反革命秘密组织，在暗中破坏革命，所以，我们要开展查田运动。要克服查田只是土地工作的观点。各级政府主席团要用大的注意力去领导查田运动。土地部、工农检查部是各级查田运动领导和工作的部门，都必须在查田运动中拿出最大的力量……” 会议后，毛泽东就下到了各地检查工作。这一天，他身后背着雨伞带着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来到了大柏地的杏坑村（后改前村），最后停在刘尔津的普通民房前，注目着那次大柏地战斗中留下的弹洞。 吴吉清、陈昌奉伏在墙上查弹洞：“一个、二个、三个、四个……多了，查不过来哟。” 毛泽东望着无数个弹洞的墙壁，眼前浮现出当年大柏地的战斗。 事隔两年后，毛泽东路过此地，凝视着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不由引起了他的诗兴，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毛泽东当年怀旧，离开大柏地后，顺道到野战医院看望了在病中的王稼祥。王稼祥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炸弹片创伤的。此时，他躺在病床上，正着《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从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他轻声念着：“在共产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工农红军和群众英勇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将向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因此要动员一切力量，扩大红军数量，保障供给……” “稼祥同志。” 王稼祥放下报纸，见毛泽东不知何时立在他的病床前，惊喜地坐起：“毛主席。” 毛泽东握握他的手，欠意地说：“你负了伤，一直没抽出时间来看你，望你见谅。” 王稼祥倍受感动：“主席您工作也很忙，处境又不太好。 我也想去看您，可这伤一直好不了，还请主席见谅。” “见外啰。”毛泽东很随便地坐在病床边沿：“你是病号，理应我来看你嘛。外面的事，你都晓得了？” 王稼祥心情不佳地说：“您不是说过‘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吗？我人虽住了院，可这心里想着前方、后方。前方按临时中央指示搞了‘分离作战’，彭德怀带着东路军进了闽西、闽南，林彪在抚河流域，现在看来都不理想。后方又批‘罗明路线’，撤了那么多人的职……”讲到此，他讲不下去了。 毛泽东点燃烟，抽着说：“小平同志被撤了职，也关了禁闭。” 说到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正被几位红军战士押着赶往瑞金。他显得心力憔悴。 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路过这里，刚好看见被押送的邓小平，惊叫一声：“邓部长。” “哦，是义贞。你还好吧？”邓小平显得有气无力。 “你……”唐义贞四处看，小声问：“你这是到哪里去？” 邓小平苦笑着摇摇头：“我饿坏了，肚子根本吃不饱。” 唐义贞小声地对他说：“邓部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唐义贞又转过身来对几个押送的战士做了一些工作，征得他们的同意，把邓小平带进了自己的家里。 唐义贞的家是一间不大的民房。她把邓小平和几个战士让进屋后，用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一起炖好端到邓小平面前：“邓部长，吃吧。” 邓小平也不客气，拿起就大口地吃起来。 唐义贞见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掉下了伤心的泪水，她背过身去擦泪。不一会，邓小平吃完了一只，端起小盆将汤喝下。盆中还剩下一只鸡。唐义贞对他说：“邓部长，将这一只也吃了。” 邓小平甚是感激：“吃饱了，谢谢你，义贞。” 唐义贞脸上勉强挤出一点点笑容，那笑还不如哭好看。她从床下找出几张旧报纸，将剩下的那一只包好，交到邓小平手中说：“拿回去吃吧。” 邓小平十分感激地接过，连声说：“谢谢。” 唐义贞关切地说：“听说阿金也跟你离了？” 邓小平心中悲痛，有苦难言，淡淡地说：“她也有难处。” 唐义贞：“邓部长，你要想开些。” “我想得开。谢谢你义贞。”邓小平步出小屋，由看守的战士押着离开这里，出了村庄向瑞金方向走去。 庐山，山峰奇秀，云海茫茫，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称。庐山多险绝胜景，匡庐瀑布更是名扬天下。仙人洞的石松横空，五老峰的山姿奇特，龙首岩的苍龙昂首，含幡口的势含幡湖，大天池的霞落飞云，白鹿洞的四山回合，玉渊潭的惊波奔流等等，四季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１９３３年的夏天，酷暑好像来得特别早。蒋介石又一次看 中了这个风景优美如画，凉爽宜人的地方 ６月２日，这一天上山的道上到处布满了明岗喑哨，戒备森严。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陆续开进牯岭的一座楼前。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先下了车，接着是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四人相见，相互寒暄。第五纵队指挥官陈诚、副指挥官罗卓英、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副总指挥汤恩伯、第二路总指挥官王敬久、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指挥官薛岳、第七纵队副指挥官吴奇伟、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八纵队指挥官刘兴、副指挥官周浑元、守备队指挥官毛炳文、总预备队总指挥官钱大钧、第二军长香翰屏、第三军长李杨敏都相继下了车，见面后相互招呼、问候。真是将领云集，阵容庞大，历史空前。 又来了两辆豪华车停在楼前。 车门开处，下来了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后面车上下来了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上将。 众将官正在随便观看，蒋介石、宋美龄和赛克特的突然出现，众人诚惶诚恐，原地立正。 蒋介石今日心情特别好，对众将官道：“各位司令官。现在是戡乱时期，诸位在前线奔波，都辛苦了。把大家请来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个……这个……下午开会，上午尽可能放松一下，各处转转。”蒋介石十分清楚，这些将官常年在战场上厮杀，难得有时间观光游览，加上到了这么个好地方，都想放松放松。这也是他不急于开会的目的所在。到这里开会的主要目的是给他们鼓劲打气，因此，要他们一个个玩得高兴开心。 含鄱口，山势高峻，怪石磷峋。顾祝同、蒋鼎文、汤恩伯、刘兴等将官，站在含鄱口，放眼口外，江湖浩荡、帆船来往。 卫立煌：“总司令，此番庐山军事会议，来头不小啊。” 顾祝同：“委座下了血本，看来非剿灭‘共匪’不可。” 卫立煌：“共军在赣南，弹丸之地，怎么剿了几年，越剿人数越多呢？” 蒋鼎文：“老兄，你是不知道，共军变化有术，有时突然去向不明，有时又突然打你的伏击，让你捉摸不透。” 在仙人洞，罗卓英、周浑元、吴奇伟等人沿着石阶而下，边走边揣摸着这次会议。周浑元揣测地说：“此次进剿，不知委座有何高招？” 罗卓英：“老兄，你不见这次的军事顾问是上将吗？听说，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军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长，还当过国防军总司令。” 周浑元：“此番大动干戈，看来共军必败无疑。” 罗卓英说：“但愿如此。” 上午各将官游览了匡庐，下午在牯岭中央大礼堂开会。众将官正襟危坐，伶听蒋介石训示。 蒋介石强调指出此次“围剿”，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政治上，加强宣传，教化民众；在经济上，要严密封锁；军事上，争取持久战，保垒战。层层巩固、节节逼进，对峙则守，得隙则攻。此次不灭“赤匪”，愧对总理，难平民怨。此次“围剿”每个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三民主义，叫作“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就是明礼义，知廉耻。同时，每个军人要树立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的观念，无论何时都要服从！他这番讲话，以后又讲过多次。 会议以后，蒋介石就下了山，回到了南昌的百花州。 在此以前，蒋介石专门到了抚州，看望陈诚，而后在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吴奇伟的陪同下，来到了崇仁，召开了副团以上军官会议。提出了四句口号，要大家牢记：一、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三、不成功即成仁；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还反复强调，“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他还强调，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 反过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外患就容易对付了。日本侵略是外来的，好比是皮肤上出了毛病，土匪捣乱是从内引发的，好比是心脏出了毛病，这才是心腹之患。因为内疾不除，外病难医。就是好医，也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要全力根除内患，彻底解决根除内患。他把在崇仁的活动和讲话拍成电影，到各个军里放映， 广泛宣传他的思想，鼓舞士气，从以往的失败中振作起来 ７月１１日，他又一次地上山，对即将开始的军官训练班的教官、顾问表示，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消灭赤匪，所以 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７月１８日，第一期训练班开始，他又到会讲了话。训练班就设在五老锋的海会寺。五老峰海会寺是明代所建，两旁又新修了房舍。 海会寺前若大的场地上，站立着戎装笔挺的军官，四方队形整齐肃严。蒋介石和金发碧眼高鼻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上将在陈诚陪同下，来到操场。 众军官以热烈的鼓掌报以欢迎。 掌声中蒋介石频频向军官们招手走到队伍前面站定。赛克特举止傲慢地立在蒋介石右边，陈诚立在了他的左边。蒋介石今天特别精神：“各位教官、各位学员：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 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 亡、以至各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为了完成“剿共”大业，蒋介石不惜老本，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班，培养反共义士，培训“围剿”精英。以前他在黄埔培养了不少弟子，这一次，他还想像黄埔那样，培养出一批训练有素的人才。 凉爽的晚风，轻轻地吹拂，使蒋介石的心境变得极好。他在临时住处坐在灯下认真读《曾文正公全集》。陈诚陪着赛克特上将进来。蒋介石放下手中的书起身相迎，热情地让到一边的座上。 “赛克特先生，生活得还好吧？” 赛克特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很好很好的。庐山很美，景色宜人、清凉舒适，是人间仙境。”这当儿，陈诚为赛克特端上茶水。 赛克特说：“委员长先生，你的部下学习很用功，陈将军和各位教官，施教有方，消灭共党军队不在话下。” 蒋介石：“赛克特先生，‘赤匪’擅长险路战、山地战、夜间战，他们侦察灵活，行动轻捷，声东击西，异常狡猾。” 赛克特：“委员长先生。希特勒曾讲过‘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蒋介石：“曾文正公云‘据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前几次‘围剿’的失败，归结起来，败就败在‘长驱直入’之上。” 赛克特：“委员长先生：我查阅了党国战例，这次‘围剿’改变‘长驱直入’的战术，为‘堡垒政策’。‘堡垒政策’就是密修碉堡，四面合围，缓步推进。边推进，边修碉堡。”他从座位上起身，走到一张大军用挂图前，指着江西南部的地方：“共产党就这么一块地方，我计算过，不足万平方公里，只要每天推进二里，不出一年，就可全部吃掉！” 他把手击在地图上。蒋介石大为赞同。 转眼到了９月间，庐山的军官训练班已办了三期。今天就要结束了。 齐刷刷的队形，整齐的方阵。太阳伞下，蒋介石同赛克特上将坐在椅子上，悠闲地喝冷饮。陈诚则站在队伍前进行了开场白，大声讲道：“今天，我们第三期军官训练团就要结业了，各位都学习了委座的《剿匪手册》，学习了赛克特将军的‘剿匪’战术。各位军官将分赴‘剿匪’的前线。我们一定不辜负委座的厚望。现在请委座训示。” 掌声中蒋介石走到队伍前站定，威严地扫视队伍，只见个个挺胸昂首，他很满意。 “各位教官，各位学员。在第三期军官训练团即将结束之际，我要讲的，就是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在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四面八方，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 如此以来，‘赤匪’还有何地存生？如吾军上下，能以诚信相孚，以礼义相尚，而以廉耻相勉，于心一志，实行主义，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患‘匪寇’之不灭哉？将士其将以吾言为‘剿匪’操胜之左券！” 随着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结束，又一次“围剿”也即将开始。 在此之前，这一年的５月间，周恩来和朱德从前方回到了瑞金，在朱德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情况下，新曾选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这时，红一方面军进行了整编。一军团辖 一、二、三师；红三军团辖四、五、六师；红五军团辖十三、十五和由福建省军区十九军改编成的三十四师。其军团领导不变。 临时中央要求红军分离作战，加快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西路军的司令员由林彪兼任，政委由聂荣臻兼任。主要任务是在抚河流域与赣江之间，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东方军司令由彭德怀兼任，政委由滕代远兼任。随着形势的发展，东方军的人员不断扩大。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期间，中革军委主席由项英兼任。 红军的分离作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就其本身来讲，消耗了自己，失去了打破敌人进攻准备的宝贵时间。 蒋介石在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同时，一面向美、德、意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等先进军事装备，并积极聘请外国顾问，一面调动了５５万兵力，云集赣南、闽西的四周，分南北两路大军向苏区进剿。南路军总司令是陈济棠，有三个军十一个师参战，一军军长余汉谋，二军军长香翰屏，三军军长李扬敬。北路军总司令是顾祝同，前敌总指挥是蒋鼎文。 又有三路大军和一个总预备队、空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由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兼任，副总指挥刘兴，下辖四个师和一个守备队；第二路军总指挥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兼任，副总指挥是汤恩伯，下辖一纵、二纵和预备队，共６个师；第三路军总指挥是陈诚，副总指挥是薛岳，下辖五纵、七纵、八纵，共１４个师，是这次“围剿”苏区的主力；守备队指挥官是毛炳文，有四个师外加一个补充第一旅；总预备队总指挥是钱大钧，有三个师，另外有两个师机动；空军有五个航空大队，一、二航空大队为轰炸大队，三、四、五航空大队为侦察轰炸大队，二百多架飞机。总共投入的建制师就有４４个师、五个航空大队和一个守备队。阵容强大，装备精良，可谓是空前绝后。 ５５万兵力调遣好以后，蒋介石就亲随北路军第三路军一起行动。 这一天，天气晴朗，在江西抚河流域的狭长抚河平原大道上，天空有多架飞机编队飞行，以壮军威；地上是飞机掩护下的国民党大批军队，大举向南挺进。汽车拖着大炮嘶鸣着快速前进，划起了道道尘烟。一队队骑兵从行进的队伍一侧驰过。在如此声势浩大的阵容里，有十几辆美式吉普车鸣着号急驰。 在最前面的吉普车上，是陈诚、罗卓英。他们俩人并肩坐在后排座上，分别从两边的车窗往外看。罗卓英看着如此大的行动场面，不由感慨地说：“前几次‘围剿’有此番决心，也不至于损兵折将啊。” 陈诚满怀信心，决心在这次‘围剿’中，洗刷第四次‘围剿’中的耻辱：“哼！我看他们还有何法破我‘堡垒’战术。打阵地战，我们是老师，不把‘共匪’歼灭在我们的阵地前，我就碰死在大炮上。” 罗卓英有意奉承他：“有委座向外国购买的新式装备，又有外国顾问，老兄必能旗开得胜，树各路军楷模。” 紧随其后的吉普车上是并排坐着的刘兴、周浑元。俩人好像对整个甚嚣尘上的场面毫无兴趣，都是头靠在后背上，微闭双眼，像是睡去了的样子。 紧接着的就是蒋介石同赛克特的一辆车，蒋介石坐在后排，手中握着深色拐仗，头扭向一边，看着如此盛大的军事行动，脸上始终挂着笑。赛克特身驱高大，坐在司机一侧，目视着前方。跟在他后面的车是顾祝同、蒋鼎文。俩人好像各有心思，望着前面，脸上毫无表情。 这就是１９３３年９月，蒋介石在外国顾问的协助下，指挥有美式装备的军队，大举向江西苏区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个场面。 在敌人对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红军还在分离作战。不过，博古也请来了外国顾问李德。李德是他到中国后，起的中国名子。他的原名是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１９００年生于德国的慕尼黑。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１９２９年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３２年毕业后被派往中国。到了上海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一年以后，经共产国际批准，于１９３３年的９月到达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 他的到来，给了博古以极大的鼓舞。博古为了李德能在苏区生活的更好，专门为他选了住址，一座旧庙，俗称独立房子。房四周全是农田，视野开阔，便于警卫。同时他又和其他中央领导相距不远，便于请示工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还专门为他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李德有个吃鸭的习惯，专门为他饲养了不少鸭子。 李德高大的个子，显得有些瘦，戴着一副眼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嘴巴和尖尖的下巴。李德到后不久的一天傍晚，博古、张闻天正在他处交谈，翻译伍修权在一旁。博古懂俄语，同李德交谈无需翻译。 博古用俄语告诉他：“毛泽东来后，如有人提及‘罗明路线’，应尽量回避。‘罗明路线’实质是毛泽东路线，他很敏感。” 李德面带微笑，连声说：“好、好。我牢牢记住你的话。” 他也早就听说了毛泽东这个人，而且是一个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们正无拘无束谈论的时候，项英、刘伯承进来，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行列。 这时，天色有些暗，毛泽东抽着烟，沿着田埂向旧庙方向走来。田地里是正在抽穗的稻子。他不时地弯下腰，拨弄一下田里的稻子。他是在查看长势，估算收成。 毛泽东走到独立房子外，丢掉烟蒂，用手理了理头上的长发进到房内。他对其他人都熟悉，唯独李德是第一次认识。 他一进来就看见了李德那瘦高的身影，不卑不亢地伸出手，握住李德伸出的手。平淡中也不失热情地说：“欢迎你，李德同志。” 博古充当翻译，李德听后高兴地说：“毛同志，见到你很高兴。” 博古用中文讲了一遍。 毛泽东笑笑，多少有些勉强。他找了个位子坐下，又点燃了一支烟。 项英看看人到的差不多了，说：“咱们开会吧，研究一下反‘围剿’问题。周恩来、朱德二同志在前线，王稼祥因伤住院不能到会。”毛泽东仅为中革委委员。临时中央曾有言在先，朱德在前线时由项英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项英主持了会议。 博古首先将李德介绍给大家：“李德同志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有‘堡垒’战经验，被称为‘街垒专家’。蒋介石不是要用‘堡垒主义’吗？我们有李德同志的指导，我们红区第五次反‘围剿’，就有了胜利的把握。我们应该把守好红区的大门，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用坚强的抵抗力，保卫苏区人民，保卫苏维埃政权。”他介绍的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定了会议的调子。 李德别后不久的９月２５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的第三路军，动用三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序幕。 这一天，在黎川前线，位于敌人一侧，山上山下，从西到东碉堡林立，敌军巡逻队不停地巡逻。在敌前线指挥所里，陈诚立在地图前，对站立的刘兴、周浑元下达了作战任务： “你们第八纵，出动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十九师，拿下共军的北大门——黎川。委座曾多次讲过，黎川是进攻‘匪区’的桥头堡。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桥头堡！” 陈诚下达作战任务的当天，黎川城外的国民党军队分多路向黎川城攻击。天上有编队飞行的飞机作进攻掩护；地上有先进的重型大炮打头阵。一时间，黎川城头浓烟四起。 周浑元同刘兴等立在山上，用望远镜观察黎川战况。周浑元疑惑地说：“如何不见共军动静？” 刘兴心中也直犯嘀咕：“难道是一座空城？” 周浑元：“说不定是共军耍的阴谋。” 刘兴：“老兄不必多虑，共军没有分身术，他们主力一部在福建正同十九路军激战哩，一部离此尚远，有也不过是一些游击队，命令队伍占领黎川城！” 当月２８日凌晨，陈诚部占领了黎川。 在独立房子的李德和博古还在商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时，总部刘参谋匆匆进来报告：“黎川失守。”他俩人大为震惊。 博古惊诧地说：“黎川是红区的北门，怎么就这么轻易地失守了呢？” 刘参谋告诉他，说：“闽赣军区主力已随东方军入福建作战，唯一的一个独立师也在一星期前，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调到硝石一线。黎川城仅有肖劲光司令身边７０多人的教导队和一些为数不多的游击队，现已转移到黎川城南６０里的溪口。” 博古同李德用俄语商量时，项英听说了黎川失守，也慌忙赶过来问怎么办。博古对刘参谋说：“命令东方军从将乐、顺昌一线回师入赣，以一部阻止敌人向南推进，主力在黎川北进攻硝石、资溪桥的敌人。命令中央红军林彪、聂荣臻率领主力则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保证东方军收复黎川，关闭苏区北大门。” 项英表示：“完全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形成抚河会战的局面。” 在抚州的北路军总指挥部里，蒋介石刚洗漱完毕进到客厅，侍卫室主任晏道刚进来，向他报告：“先生，黎川已被陈诚攻克。” 蒋介石听后大为高兴：“黎川被国军攻克，就是打开了国军南进的大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发电嘉奖陈诚部，望再接再厉；同时告诉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薛岳在抚河流域协同会战，全歼共军主力！” 东方军总部设在福建的将乐，彭德怀收到临时中央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急电，要他派出一部分兵力，收复黎川。彭德怀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黎川解围。在去黎川的途中行进到洵口、飞鸢同国民党第六师的十八旅遭遇，经过激战，歼灭三个团，活捉旅长葛钟山。到达黎川北的硝石，同许克祥的二十四师鏖战数日，未能奏效。正在白热化时，林彪率领中央军赶到南城，也未能有效地阻止李延年的九师、黄维的十一师、霍揆彰的十四师、李树森的九十四师的东进。１０月１３日，国民党的四个师抵达硝石，东方军被迫于当晚撤出战斗。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步，红军就失去了主动权。 在前线指挥的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命令进占黎川的第八纵队的刘兴，要谢溥福的五师、周岩的六师和萧致平九十六师的一个旅开往资溪桥。这样从资溪桥到硝石不到二十里宽的地域，就摆了七个师又一个旅，妄图吸引红军，达到消灭之目的。 独立房子成了指挥战斗的临时指挥部。李德等人要求红军穿插到敌人的堡垒间隙中去消灭敌人。命令一军团进到抚河以东，集中一、三、五军团和陈毅率领的江西省军区独立第三、十九师，在资溪桥地区同敌人决战。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和其他首长都提出了异议。在后方的博古、项英和李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于１０月２０日发出了“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和司令部的一封信”，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博古和李德心中十分清楚，很多人反对他们的战略部署。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历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和权威，就采取了这么一个手法。结果，不仅没有占领资溪桥，也没有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反而在敌人的碉堡之间，吃尽了苦头，白天挨敌人飞机的轰炸，晚上也不得安生，最后不得不放弃资溪桥的决战计划。 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军兵力过于分散，到处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第七、九军团。寻淮州任七军团军团长，肖劲光任七军团军团政委；罗炳辉任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任九军团政委。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１９０３年生，１８岁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１９岁转为共产党，２１岁回国。１９２６年参加北伐战争，第二年又去苏联的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后，曾担任五军团政委。 寻淮州，湖南浏阳人，１９１２年生，１９２７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１９２８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连长、团长、师长、军长之职。 蔡树藩，湖北汉阳人，１９０５年生，１９２５年转入共产党，１９２７年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红二十二军军长。 七军团刚成立就要求他们深入到抚州地区进行作战，以期达地调动敌人之目的。当寻淮州和肖劲光在１１月１１日率军向浒弯进攻时，在八角亭高地受到浒弯、金溪和琅琚方面敌人的夹击，处境十分危险。整个战场壕沟纵横，弹痕累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遍及高地上。战士们正在疲惫中修补战壕。 肖劲光政委的军服上也被弹片划破了几道口子。他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掩体、射击孔，不时给战士鼓劲打气。高地上空十多架敌机超低空飞行，不是疯狂地扫射，就是接连投弹，使整个战场成了一片火海。被炸牺牲的红军战士尸体就躺在前沿阵地，还没来得及掩埋；被炸断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彭德怀奉命率领三军团前去救援，也受到了敌人的阻击。 彭德怀此时正在发疟疾，多日来高烧不止。他是带病指挥作战。他赶到前沿阵地关切地问：“同敌人接火的是哪个团？” 张震跑过来：“报告彭总，四师十团三营。” 彭德怀打量后，说：“你是张震营长。” “对！我是张震。”张震立正站好。这时师政委彭雪枫也赶来。他见彭德怀嘴唇发紫，浑身发颤，关切地问：“彭总，你的身体……”他身后的田参谋说：“军团长正在发疟疾。”正说间，彭德怀身上一阵寒冷，难以自持，险些倒下去，被身边的彭雪枫扶住。张震向后大叫一声：“担架！” 立时有两个战士拿着担架过来，彭雪枫、张震扶彭德怀躺在担架上。 彭德怀拉住彭雪枫的手：“彭政委，你替我指挥，突破敌人的防线，尽快增援红七军团的肖劲光、寻维州他们。他们目前的处境怕是凶多吉少。” 彭雪枫表示：“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突破敌人防线，增援红七军团！” 这时的八角亭高地上，战壕内红军战士死伤无数，仅有一部分人能坚持战斗。轰炸的飞机刚过，山坡上又出现了十多辆装甲车向山上冲来。装甲车后敌人如蚁，边射击边冲锋。 红军阵地危在旦夕。最后被迫放弃阵地。八角亭高地一战，红军伤亡１１００多人。 此时，一军团、九军团的处境也不妙。他们在见贤桥到棠阴之间的敌人封锁线中出击，为的是配合东方军作战，结果遭到敌人十个多师兵力的围攻，只好转移到云盖山和大雄关地区据守，结果，又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放弃阵地南撤，继续向苏区中心转移。出现这种局面，谁都知道这是单纯防御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结果。一句话，是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结果。 正在这时，发生了“福建事变”。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成立福建中华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 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 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的为帝国主义者统治 中国工具之时，痛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的关 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 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 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 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 原来，蒋光鼐和蔡廷锴发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视十九路军为心腹之患，将其调离上海，驻守在淞沪线上。蒋介石对这个十九路军还不放心，又采取了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们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假如十九路军消灭了共产党的红军，也在福建呆不下去。 广东的陈济棠向来同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不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蒋光鼐调任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时，归蔡廷锴指挥的有沈光汉的六十师、戴戟的六十一师后由毛维寿继任师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和补充师，后来在补充师的基础上成立新编二师，卢兴邦任师长，还有新编第四旅。原在福建张贞的四十九师，被东征红军打败后，又重新拼凑起来，划归到十九路军建制，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列入十九路军的序列。 时止今日，归蔡廷锴调动指挥的有六个师又一个旅。 蔡廷锴调到福建时，红军活动的重点放在了赣南，同十九路军没有太大的军事冲突。到了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蔡廷锴虽是左路军总指挥，主要战场是在抚河流域展开的，两下也相安无事。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又上台后，对谁也不放心。他不仅把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还亲自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就这样，他还是不能高枕无忧，由中组部副部长陈果夫和机要秘书陈立夫组成“中央俱乐部”，成为ＣＣ派。Ｃ为“陈”字的英文Ｃｈｅｎ第一个字母，ＣＣ是两个“陈”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ＣＣ派就是从此开始，形成了至上而下的秘密特务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空前高涨，不仅社会团体和民众强烈要求，就连军队也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强烈要求，甚至还有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和半公开地要求抗日。蒋介石面对这种抗日的洪流，也感到只反共不抗日会激起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慨。这时，他想像他当黄埔军校校长那样，培养出为他所用的人才来。因此，他就照苏联的“格柏乌”，也就是“政治保卫局”，组成“复兴社”网罗大批人才。这事交给谁来办呢？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贺衷寒。贺衷寒是黄埔第一期学员，曾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２８年回国后，又于翌年的春天，被蒋介石送到日本深造。１９３１年被蒋介石召回国。 １９３２年３月初，复兴社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并讲了话。戴笠当时为候补干事，后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成了特务处的头子。戴笠是浙江江山人，１８９７年生，字雨农，又叫徵兰，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１９２８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忠于领袖，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个组织不仅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领域，还渗透到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军统局”的前身。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曾派出一百多人进行专门训练，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复兴社”这个组织。 这一年的冬天，十九路军在厦门破获了一个组织，抓了一些人，有人曾供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暗杀省府主席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事对他俩人震动很大，由防备到憎恨。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高级军官阴谋叛变的事件。原来，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禀承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利用同乡关系，拉拢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阴谋倒戈；杨永泰拉拢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复兴社”干将分子张炎元，主动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旅长赵一肩等人；郑介民亲自出马，策反七十八师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同时还利用其他人策反六十师团长多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人，１８９７年生，曾用名娉炳，别号耀全，化名杰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也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成立“复兴社”时为干事会干事。从此，他也就成了一个老牌特务。幸亏这事发现的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蒋介石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又秘密收买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二师师长卢兴邦，专门用来监视十九路军的行动。蒋光鼐、蔡廷锴在这种局势下高度警惕。这些情况都促使了他俩人的反思。那么同红军作战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东方军从广昌出发，５日到达闽西的宁化以西地区。８日围攻泉上，１０日卢兴邦新编二师的一个团，出清流前去增援，行进到延洋，被寻淮州的第五师消灭五个连。区寿年七十八师的一个团由上堡向北运动，行进到马屋附近，被程子华的三十四师击溃一个团。红四、五师于１４日占领清流。接着在泉上又歼灭新编二师一个团。７月底，红军三师和四师的一部，在朋口消灭七十八师守军一个团的大部和增援的一个团，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险些全军覆灭，弃城逃向永安。红军一路东进，占将乐，攻顺昌，夺南平，下尤溪口，一个多月连克六城。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同红军作战，连连败北。虽未有大的损失，也是弄得丢盔弃甲，军心浮动。这时，蒋介石偏偏来了通令，严厉批评十九路军作战不力，丢失口令，泄露机密，扬言要重重查办。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蔡廷锴十九路军的任务，是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东进和北上。 “九一八事变”使蔡认识了蒋介石；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使他了解了蒋介石；在民族危亡之际，假抗战，真投降，积极打内战，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他们秘密地策划，暗地里积极行动，准备举起反蒋联共抗日的大旗。在“围剿”中他俩多次率领十九路军深入到苏区，对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他开始由同情共产党到后来相信共产党。 因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团结内部，在军事上同红军密切合作，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蒋光鼐和蔡廷锴积极物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中间人，最后选中了陈公培。 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１９０１年生，曾经改名吴明、无名。 １９１９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经两次参加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撤出南昌，转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时候，他脱离了共产党。他俩人看中他的就是这一点。陈公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对共产党了解，而且在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老朋友。 于是，９月２２日，陈公培携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由福州秘密出发，坐船从海上到达厦门，绕了一个大弯，而后到达东方军的司令部，延平的王台。 彭德怀热情地招待了陈公培。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就把两张方桌合并在一起，用脸盆盛上猪肉、鸡、菜和米，满满放了六大盆。 当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陪着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陈公培进来后，彭德怀歉意地说：“陈先生，没有好东西相待，仅此而已了。” 陈公培也毫不在意地说：“彭总太客气了。请总指挥尽快向中央汇报，我十九路军脱蒋联共，出自爱国之心。蒋、蔡司令官在淞沪抗战，众所周知。”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赞赏贵军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我们欢迎你们站在人民一边。” 陈公培客气地说：“我就静候贵党的佳音了。” “我们马上就发报给中央。”彭德怀表示。 在独立房子的博古、张闻天、李德，接到了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经过商议，感到对十九路军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一时间拿不定注意。博古通知彭德怀，同意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接触，有情况随时电告。后来又听说彭德怀用脸盆招待十九路军的代表，有失雅观。去电还批评了他们的有些作法。 彭德怀接到临时中央的电报，积极同陈公培接触。时过不久，他又收到了博古的第二封电报。彭德怀将电报往桌上一拍，气愤地说：“前后两个电报，两种态度，朝令夕改。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要我们‘耍一个滑头’，这么大的事情视同儿戏！” 滕代远也感到临时中央处理事情不够慎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虚假，更不能去投机。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电报，抖了抖，说：“不诚心，如何同别人谈？”陈公培见短期内得不到结果，只好打道回福州。事后，毛泽东才知道，十分惋惜地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十九路军站在抗战一边。 联合十九路军不仅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还能扩大苏区，推动革命的进程。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对蒋介石打击就很大，这次十九路军反蒋，更是如此啊。” 远在福州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处于诚心，第二次又派陈公培和他的秘书长徐名鸿，于１０月下旬再次到苏区。 在瑞金的沙洲坝，毛泽东正伏在桌前整理《才溪乡调查》，刚安不久的军用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停笔接电话。 “我是毛泽东，哦，博古同志……十九路军派来了陈公培、徐名鸿为谈判代表，什么？由政府出面谈判。好，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嗯……潘健行为全权代表……我马上去。” 毛泽东放下电话，特地换上一套新衣服。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江苏宜兴人，１９０６年生，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１９岁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且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１９３３年５月，因他的堂兄被逮捕，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就化名潘健行到了苏区瑞金。他到瑞金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特二科时，他就和徐名鸿相识。 在中央政府的一间大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健行同陈公培、徐名鸿等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好。 一份《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传到徐名鸿手中。徐名鸿诚挚地说：“感谢贵党贵政府的真诚合作，协议很快达成。我回去后，向蒋光鼐将军、蔡廷锴将军传达各位将军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徐名鸿的话说：“我们对贵军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表示欢迎。在国难当头之际，蔡公与蒋公二位将军以民族大业为重，为广大民众所敬佩。抗日救国救民，才有出路。我们党愿意同一切反蒋抗日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 周恩来和毛泽东到独立房子向博古汇报谈判情况。张闻天、项英、李德也在座。周恩来汇报完后，问道：“明天，十九路军的代表就要回福建了，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博古认为他们是投机革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不能抱希望。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我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自动退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起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之作用。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恰好刘参谋进来，向他们报告。 “彭总从前线拍来电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 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一听，大为恼火，他不敢当面批评毛泽东，就借题发挥。 “此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依此建议，必定断送革命！” 此言以出，谁还敢多言，结果不欢而散。 十九路军的代表走了，带回去了一纸协议。由于临时中央还是左的一套，没有利用这一有利事件，坐失良机。 在抚州北路军总司令部里，蒋介石住处的门前有棵桔子树。虽是初冬时节，果实挂满枝头，甚是好看。整个对苏区的“围剿”，正按着蒋介石的布置进展顺利。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了件深兰色长衫，立在树前观看桔子。 顾祝同、蒋鼎文神色异常地进来。蒋介石一见他俩神色慌张，不由一怔，问道：“墨三、铭三，何事如此惊慌？” 顾祝同：“校长，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已派陈公培前去同共产党联系，准备联共倒戈。” 蒋介石听后很震惊，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心急如焚，在院中踱了几个来回，突然咽回快到口边的话，又不停地走起来。 顾、蒋望着这位显赫的领袖，不敢妄言。 蒋介石停在他的两位将军面前：“淞沪私自开战，给了我一个难看。这次又要在背后插一刀，实为十恶不赦。你们要密切注意福建的动向，阻止他们的行动，绝不能再出现宁都第二十六路军类似的情况！每日多派飞机侦察，并轮番轰炸‘匪区’。” 蒋介石回到住室，独自坐在那里，显得忧心忡忡。他一会儿拿起自编的《剿匪手本》看上几眼，一会儿又放下，兀自发呆。 早饭后，蒋介石一个人在室内徘徊不止，口中哼着歌，一上午都是如此。他的侍卫长走到住室窗户外，透过窗见蒋介石在高唱，忙离去。不多时，侍卫长找来了侍从室主任，俩人来到窗前偷视。 蒋介石想着福建发生的事，着实令他坐卧不安、食不甘味。此时，他举止失态。 侍卫长小声讲：“先生发神经了。” 侍从室主任：“走吧，小心挨克。” 这时，宋美龄健步走进院内，俩人见后，忙站在一边： “夫人好。” 宋美龄打过招呼，进了室内：“达令。”宋美龄娇滴滴地叫道。 蒋介石醒悟过来：“喔、夫人。何时到的，怎么也没招呼一声？” 宋美龄坐下撒娇地说：“我来看看你嘛。” 蒋介石移过一个老式电扇，调得稍慢一些对准她吹风。 翌日一早。蒋介石在花园式的住处，曲径通幽的道上散步，身后跟着侍卫长和侍从室主任。走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停下来。问：“有没有十九路军同‘赤匪’联系的情报？” 侍从室主任：“先生，没有。” 蒋介石吩咐他们：“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立即送我。” 侍从室主任：“是！先生。” 蒋介石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们不同共产党发生联系，一切都好解决。一旦共产党插手此事，那将变得复杂化，就难办了。” 他们在院内散步，宋美龄在屋内却从床下搜出一个小菜坛，上面有“宁波”字样，脸色不由大变，她又在床下搜寻，又搜出一坛，她气恼的提起两个小罐，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摔在屋正中。 蒋介石散步回来，刚好碰上。罐内的东西和破碎的瓦皮溅起弄脏了他的衣服。蒋介石刚要发火，当他看清被摔碎的是他家中原配夫人毛氏送来的宁波小菜时，倒先软了三分。 “夫人。” 宋美龄气怒地“哼”了一声，扭身一边。 蒋介石走过去，又轻声叫道：“夫人。” 宋美龄杏眼圆睁：“你，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想着别的。你……”她一屁股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竟自哭了起来。 宋美龄，原籍海南文昌，１８９７年生于上海。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为妻；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１９２７年后，曾就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部长。宋氏家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 １９０７年的宋美龄年仅１０岁，就同二姐宋庆龄一同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就学，后来又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她在美国一呆就是十年，１９１７年回国。 蒋介石随着地位不断地提高，其名声也愈来愈显赫。１９２７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可以说是她大姐宋蔼龄的杰作，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 蒋介石对宋美龄早已倾心，只是没有机会。蒋介石不仅看中了宋美龄的美貌、才识，更看中了她的出身、地位。从“宁汉之争”中的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拉拢冯玉祥利用宋子文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蒋介石要想登上领导者的最高宝座，非得有宋氏家族的支持不可。宋蔼龄独具慧眼，她觉得蒋介石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她也想把她的小妹妹嫁给“拿破仑”式的人物蒋介石。可是，这位微露峥嵘的“拿破仑”，早已有了三房妻室。前妻毛氏，在老家的溪口，他早已休掉，不足为虑；第二房妻子姚氏，也划入另册，也不须多虑；只是现在的妻子陈洁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早在１９２６年的８月间，宋蔼龄邀请蒋介石夫妇到她家参加宴会，就是一种试探。当时在宴会上作陪的有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一眼就看出宋蔼龄的用意。她曾警告过陈洁如，要她小心。 要顺利地实施这一计划，得排除三个障碍：一是世俗观念。当时蒋介石的名声并不好听。这个似乎还不算太大。第二个障碍阻力较大。首先要排除宋母倪桂珍的阻力。她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宋母送到日本，减少压力。宋庆龄反对尤为强烈，宋子文也是从中作梗。但是，她（他）俩人毕竟是姊妹关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宋蔼龄就给他们打“迂回战”。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５日，经过宋蔼龄的精心安排，宋美龄和蒋介石到镇江作十日游，以此来加深他俩人之间的感情。 宋庆龄是坚决反蒋的，由于武汉政府的垮台，她不得不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寓所里。蒋介石的特务一直在监视、跟踪、威胁。宋蔼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宋庆龄出国旅游，脱离险境。宋庆龄迫于内外压力，只好在８月２８日秘密离开上海，去苏联访问。 宋庆龄一走，宋子文成了孤掌难鸣。为了解决这一个最后障碍，宋蔼龄搬出了宋子文的恩师谭延闿去做他的工作。谭延闿果不负她望，马到成功。第二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都被宋蔼龄一一化解了。这第三个障碍，蒋介石拿出五万美元，要陈洁如到美国就学；姚氏以一栋二层小洋楼，被安置在苏州；毛福梅由蒋介石的娘舅出面，也顺利谈妥。 蒋介石在宋蔼龄使出浑身解数，扫除一个个障碍后，于１２月１日，在上海的西摩路宋府和大华饭店，分两处举行了宗教婚礼和世俗婚礼。从这一日开始，宋美龄就走向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道路。 今年，是她和蒋介石结婚的第六年。蒋介石比她大整整１０岁。他也处处敬畏她三分。宋美龄一撒娇、发怒，他就百倍体贴，好言劝说。他正要劝说，一旁的电话铃响了。 当他知道了事件的原委后，脸色变得铁青。宋美龄见蒋介石面色突变，也知道出了大事情，就止住哭泣。 蒋介石一迈进北路军总司令部，就对顾祝同讲：“福建的十九路军出了大的变故。蒋光鼐和蔡廷锴另立了政府，要迅速抽调兵力平息‘福建事变’！你马上把熊式辉、陈诚叫来，商量一个稳妥的解决办法。” 陈诚、熊式辉很快就赶到了北路军司令部。蒋介石同顾祝同他们秘密策划了几天，决定调遣蒋鼎文率领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从赣东入闽西北；调遣张治中指挥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进到闽北的建瓯地区，驻守闽北的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划归张治中指挥；调遣卫立煌率领邢震南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王仲廉的八十九师，由赣东南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地区。动用十个师的兵力，围剿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的第七天，蒋介石在顾祝同的陪同下，到了南城的三、九师驻地。他对两个师的官兵说：“十九路军是叛逆，在福州另立政府，公开违背总理遗嘱，并更换了民国的旗帜。这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此次出师讨逆，乃为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抗日而讨逆，为剿匪而讨逆。” 蒋介石旋即从南城回到抚州，对准备出师的十师、三十六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又发表了镇压“福建事变”的讲话。不久，他亲自飞到了建瓯前线，指挥作战。又调遣两个装备精良的炮兵团开赴到前线，同时调遣海军到福州海面封锁港口，还调来了大批的轰炸机，对福州地区实行狂轰滥炸。 １９３４年２月初，不到两个月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蔡廷锴只好孤身离开部队去了香港，他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大批师、旅、团长被迫离开部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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