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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抱着小毛毛的贺子珍在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沙洲坝，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西缓行。他们是要迁往瑞金城西１９公里的云石山。 在此以前，中央机关已迁移到了梅坑。梅坑就在云石山下，相距不远。 云石山，是石灰岩，经过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雕刻，使无数个裸露在表面的石头，形成了一个个如云朵状的石头。因此得名云石山。 毛泽东、贺子珍等人沿着上山的小道，在树木掩映的绿荫中行进，几分钟便到了山顶。因为山不算太高。 毛泽东一行登上山顶。山顶很是平坦，正面有座石头砌成的古庙。古庙二十余间，四周竹林茂密，高劲挺拔，景色宜人。毛泽东打量云石山。在他观望山上和山下的景致时，他的随行人员已将东西放在庙前。贺子珍忙着清理东西，让近两岁的小毛毛蹒跚地在空地上自己玩耍。 毛泽东立在庙前，抬头望着庙门两边鎏金的对联：“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庙正中有如来佛坐像。坐像两边有副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 毛泽东一眼觑见警卫员正在帮庙里的东能和尚同两个小和尚向外搬东西。 “昌奉，这是为何？” 陈昌奉告诉他：“主席，考虑到你的安全，给他们换个地方。” 毛泽东一听脸色变得严肃了，忙制止道：“他们是这里的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毛泽东说着，既客气又恭敬地走过来，对东能和尚说：“老师傅，多有打扰，还请见谅。” “阿弥陀佛。”东能和尚双手合掌举在胸前，谦和地说： “能和贵人相伴，是小寺之福。施主不必见外。” 陈昌奉等只好又将和尚之物搬回右厢房。毛泽东同贺子珍自己动手搬东西进了左厢房。他从左厢房出来，对搬东西的吴吉清讲：“张闻天同志也住庙中，此时他正在‘闽赣省’巡察，住处你们也给整理好。” 毛泽东总是关心别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同张闻天的关系很是一般，既无敌意又无好感。原因是他有如此处境，正是这些有“左倾”思想和坚决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的杰作。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伟人，有一个博大的胸怀；作为一领导者和长者，有容人的情怀，善于团结人，帮助人。实践证明“左”的那一套行不通，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至今不认为自己被实践证明了的一系列决策和理论是错误的。这并不是他的顽固不化，而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了解和深信不疑的信念。他深信中国的革命是要靠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团结的人。 吴吉清跟随毛泽东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因此，就一声不响地帮张闻天收拾房子去了。 寺庙正殿后又是一进院落，有东西厢房。院中有一棵大樟树，浓荫蔽日。树下有块青石板，青石板四周有几只石圆凳。 毛泽东的晚餐就在大樟树下的青石板上，吃的是青菜、苦瓜、青椒和红米饭。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和警卫员围在青石板周围。 老和尚东能路过此处，看见毛泽东饭食十分简单，不胜惊讶，自言自语地边走边说：“施主实为贵人，用膳清淡，堪为清官。” 毛泽东挟住一个青椒，放到陈昌奉碗中：“昌奉，今日你出力最大，奖励一个辣子给你吃。” 陈昌奉咬了一口，辣得他直吐舌头。众人见状个个哑然失笑。 毛泽东又风趣地告诉他：“不吃辣子，就不会战斗。” ７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云石山接受了《红色中华》报记者的采访，回答了题为《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毛泽东告诉记者：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和华北之后，又企图对中国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政府却不放弃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还宣布了一个新消息：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决定，８月１日派遣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抗日反蒋，建立新中国。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新组成的红六军团担任，共３０００多人。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实际上是红军的西征。是在根据地愈来愈小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也愈来愈感到这里呆不下去了，才派出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在湘鄂边界开展武装斗争的红二军团的支持。红二军团的军团长是有名的贺胡子——贺龙，军团政委是关向应。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任弼时是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认为他反毛不坚决，把他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撤下来，调任湘鄂边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这一次的红六军团西征，他又被博古看中，临危受难。 肖克是湖南嘉禾人，参加了苏区历次反“围剿”，曾任独立五师师长，红八军军长。 王震也是湖南人，老家浏阳，１９０８年生，１４岁就到铁路上当工人，１６岁就担任了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执行委员会纠察队长，１９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了长沙工人暴动。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先后担任：湘鄂赣边区赤卫队队长兼政委；湘东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八军 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 ８月７日夜，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和王震的带领下，以军事演习为名突围西征，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 红六军团带着红军的希望走了…… 这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实际上也被架空了。他两个虽然还在指挥作战，可作战方针都是博古和李德在独立房子里面策划好的，他们只能照胡芦划瓢，没有一点决策和主动权。这时的军事形势对红军愈来愈不利，敌人从六个方向逐步向红区推进，使苏区仅存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和会昌八县。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了“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决定了全线抵御、六路出击的方针。所谓六路出击： 红三军团的六师和八军团的二十一师，在兴国的西北沙村地区，抵御周浑元第八纵的六个师；以红八军团的二十三师和江西的独立团，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吴奇伟第七纵的四个师；以红五军团的十三师在宁都以北地区，抵御陈诚第五纵的四个师；以红三军团的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在石城北的绎前地区，抵御樊松甫三纵的两个师和汤恩伯十纵的三个师；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周建屏的二十四师在连城南的朋口地区，抵御李延年四纵的四个师又五十 二、八十三两个师，共六个师；以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南路军李振球的一师、黄延桢的七师、黄质文的八师。这就是红军的“六路分兵”。 在绎前到高虎脑、万年亭１５公里的地域内，红三军团的 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构筑了五道防御工事。８月５日上午，樊松甫三纵的六师、七十九师；陈诚五纵的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九十四师和汤恩伯十纵的四师、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一共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经过大半天的轮番轰炸，红军阵地上的工事，几乎夷为平地。阵地上的红军战士，还没有同敌人交战，就有一部分人死在了敌人的炮火中。群山中到处响着爆炸声，到处是硝烟。地方游击队人员只好冒着敌人疯狂的炮火，到阵地上救护伤病员。抬伤病员的游击队员也有的倒在敌人的炮火中。 半桥镇，在战火中幸存，但已是千疮百孔，房舍东倒西歪，街上看不见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偶而也可看见，店铺门前挂着数只草鞋。这是地方人员有意让红军战士自己取拿使用的。彭德怀带着随行人员匆匆穿街而过。田参谋伤感地说：“彭总，以前这个镇热闹得很，如今连个人影也没有。这仗打的。”又一随行干部说：“以前打一仗，苏区扩大一片，现在是打一仗缩小一大片。” 彭德怀只顾走路，没有回答和参与他俩人的议论。 彭德怀来到高虎垴高地，在五师十三团团长王镇、政委苏振华陪同下站在高处观察地形。身后就是用松木垒成的工事，大都在敌人炮火的洗礼下变得支离破碎，再也经不起震动了。 高虎垴和王土寨两座大山并排在半桥镇东。站在此地向西望山下半桥镇历历在目，向北望低矮的山峰如波浪连绵不断。广昌到石城的公路，像一条白色的带子顺着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伸展在山中。向南是大山，公路就从高虎脑、王土寨两座山峰中穿过。 彭德怀观察一阵后，说：“你们十三团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个险要地势，把守住这一道关口。你们阵地防守的如何，对整个战局事关重大。你们的兵力怎么使用，火力怎么配置，要很好地动动脑筋。”王镇讲：“我们的兵力是这样布置的，三营守高虎垴，十一连放在这个制高点；二营守西边的王土寨山头；一营为团的预备部队，放在高虎垴三营后方。”彭德怀听后较为满意：“我看这样行，打起来要见机行事，不能打死仗。把火力集中在封锁山口上。” 蜡烛形高地在高虎垴东南，是四师十团三营的阵地。蜡烛形高地有三个山头，七、八、九连各守一个山头。张震营长来到九连阵地，在壕沟内检查工事。 几个战士正对着山对面的敌人阵地大声喊话。 “白军弟兄们，你们也是穷人出身，我们也是穷人出身，穷人不能打穷人呀！” 对方回话：“我们不想打，可官长非让打，没法子呀！” “你们那里官长欺压当兵的，打死官长，拖枪过来当红军吧。听口音你是北方人吧？” “河北霸县。” “小日本出了山海关，就打到你们家了，快过来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吧！要不家就叫日本人给占了。” 对方不言语了，突然传来：“查哨的来了。” 张震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不由脱口而出：“这个方法不错嘛！” 众人不知张营长何时站在身后，忙站起来，都叫了一声： “营长。” 张震交待：“只要敌人不开火，你们就天天宣传，这也是一种战斗，是心理战。” ６日天刚一放亮，十几架飞机就飞到阵地上空，丢下无数颗炸弹。沉闷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整个阵地立时成了一片火海。接着又一批飞机飞临阵地上空，带着刺耳的尖叫声俯冲下来，射出的子弹打在松软的红土上，随着响声扬起一道道尘雾，有的还打断了树干。 在山后隐蔽的松木工事里，团长王镇焦急地来回走动，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最后对着苏振华政委说：“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他奔到电话机旁，摇了摇通向二营的电话，对着话筒喊了半天，里面没有一丝声音。他使劲拍拍电话机，又摇又吹，还是没有声音。最后他赌气地把耳机一放，无可奈何地说：“电话线断了。” “我去二营看看。”政委苏振华说着人已钻出了工事。 团指挥所到二营阵地仅二百多米。硝烟遮住了初升的太阳，天空黯然无光。爆炸声还在继续。苏振华立在指挥所外观察一下，不顾一切地钻进了硝烟中。 阵地上的战士，全身是红土，有的脚腿被埋，但一个个怀中抱着枪，全是准备拚杀的姿态。炮弹落在阵地上，爆炸声震撼着耳膜，他们全然不顾。 苏振华来到阵地，在壕沟中猫着腰边走边检查，还不时同战士谈上几句。 敌人炮火延伸，弹着点打偏。苏振华望着敌阵地说：“敌人要进攻了。” 果然，不一会敌人叫喊着向我方阵地发起攻击。苏振华大声道：“进入射击位置！” 战士们拂去身上的泥土，有的揉着眼，从怀里端起武器，趴在前沿，准备射击。山下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向二营阵地冲上来；右方高虎垴阵地，北面山坡上，约有二个师的兵力攻击。人多如蚁。他们边前进边打枪。 苏振华伏在前沿对身边的营长说：“将敌人放近些，瞄准打，要节约子弹！” 敌人爬了一截，到了半山腰，不见动静，以为刚才的炮火炸弹起了作用，便大着胆子叫喊着向山头冲。敌人进入射击距离。苏振华大喊一声：“打！” 机枪、步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冲锋的敌人倒下一片。敌人众多，仍向山上冲。走在前面的敌兵，突然嚎叫着乱蹦乱跳。原来“附属防御物”竹签发生了作用。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在阵地前沿掩埋了许多竹签。这种竹签十分锋利，人一踏上去，就能刺穿鞋底。前面的敌人不敢前进，后面拥上来的敌人你挤我拥，结果前面的倒下，后面的敌人踏着倒下的尸体前进。红军战士边打枪，边投掷手榴弹。经过激战，敌人被迫后撤。敌人退到了山下，二营战士冲出掩体，忙着抓俘虏，拾弹药枪支。 突然敌机飞过来，炸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后面，敌人的大炮也开了火。那是一营待命的集结地，浓烟滚滚不断升腾。 苏振华看见大叫一声：“不好。”冒着弹雨不顾一切地跑向一营集结地。 一营集结地，火光冲天。王镇团长跑来了，苏振华也不顾个人安危奔过来了。 王镇一见苏振华就嚷：“老苏，哪有这种打法。先打后边，让你躲闪不及！” 苏振华急问：“一营还有多少人？” “还剩下九十多人。”王镇气呼呼地说：“还没有同敌人交手，就死了那么多人！唉，打这倒霉的阵地防御战！以前，打仗我们都是吃肥肉，现在可倒好……”这时，敌人火炮弹着点偏离。 王镇大叫一声：“敌人可能第二次冲锋，赶快准备！” 这时的高虎垴阵地上，工事一半被毁坏，有的战士被压死在里面；没有塌的也是歪歪斜斜，大有一触即垮之势。战士们满脸是血，有的已干涸，身上的衣服更是东一道口子，西一道缝。敌人还断断续续地打着炮。 一个战士在壕沟内用别针把衣服上挂下的布条别上，想遮住那条缝。 苏振华走到他身边都未被察觉，很像是在家中，是那样的镇静、专心。 “小鬼，在忙什么呢？” 战士这才发现苏政委站在身边，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政委。”他嘴唇干裂，凝结的血都发黑了。他用发白的舌头舐了舐干裂的嘴唇，不好意思地说：“弄了一道口子，真不好看。 回去要好好补补。” “多好的战士。”苏振华心中赞叹了一句，接着关切问： “吃饭了吗？” 战士无声地摇摇头。 苏振华又问：“喝水了吗？” 战士还是无声地摇摇头。他突然一指说：“政委，你看。” 苏振华向山下望去：敌人尸体遍野，有的相互挤压着。 战士仍不失幽默地说：“他们来时，拚命地叫喊，现在他们一声不吭了。” 此时的政委苏振华，心中涌出一股难于诉说的情感，眼睛都湿润了。他没有再吭一声，为能有这样好的战士而自豪。 阵地上的战士，饿了无食充饥，渴了无水解渴，可他们还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坚强、那样的无私。同时，他的心里也涌出一股对战局决策者的怨恨。 蜡烛形高地上，战士们利用战斗中的间隙在擦枪。张震在工事里透过枪孔向外观望。 突然，敌人阵地有人喊话：“你们辛苦了，我们马上就要来换防啰！” 张震走出工事，伏在一隐蔽处，朝山下看。 山下敌人新修的公路上，运输车辆一辆接一辆。 从迹象上看，敌人马上就要进攻了。 杨勇在电话中告诉他：“看来，你们营是敌人进攻的重点，你们要加强防守。为了增加火力，团里决定给你们营增调一挺轻机枪。” 张震大为高兴：“谢谢团首长。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坚决守住阵地！” 激战一整天过后的夜晚，前沿阵地显得异常的寂静。月光下的高虎垴前沿阵地的山坡上，敌人尸体和红军战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交织在一起。牺牲的红军战士有的紧紧卡住敌人的脖子，手指陷入肉里；有的战士胸前插着敌人带刺刀的步枪。场面十分残忍、悲壮。 突然，山坡上悄悄摸下来一批战士。他们在搜寻敌人的枪支弹药。当他们看到红军战士的尸体时，不由注目很久，默默志哀，还有的向他们行军礼。 突然，敌人夜间打炮了，山坡上到处是炮弹的爆炸声。搜寻枪支弹药的战士背着东西退回山上掩体里。一发炮弹刚好落在掩体上爆炸，将掩体炸上天空。 坚持了二十多天的红军，虽然也杀伤了不少的敌人，但是红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得不于２８日全线撤退。 就在这一天，在老营盘阵地上，陈毅冒着炮火来到三军团六师阵地，在师长曹得清陪同下，察看敌情和我方防御情况。突然，敌机飞临上空丢炸弹，一时间老营盘阵地变成了烟火的海洋。曹得清师长拉住陈毅进了松木工事。 工事在炮弹爆炸声中直往下掉土，甚至还有些颤动。曹得清面对这种局面，十分伤感地说：“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陈毅话语出口掷地有声：“他们根本不懂打仗，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在那里搞瞎指挥！我曾建议他们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主力到敌人后方去，不仅不采纳，反而被扣上‘鼓 吹游击主义，典型的机会主义’帽子。毛主席领导我们反‘围剿’，那仗打的多痛快，让敌人闻风丧胆。” 突然，工事发生了大的颤动。曹得清师长和其他人忙将陈毅拉出，跑向另一个工事。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工事垮了。曹得清师长暗自庆幸行动得快。 于此同时，在敌人一侧的碉堡内，周浑元率属下正通过观察孔用望远镜观察我方阵地。他所看到的是红军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他十分得意地说：“我看共军的工事硬，还是我们的钢铁硬，他们支持不了多久啰。” 几个属下随声附和：“以前，我们让共军牵着鼻子走，吃了不少苦，如今该是他们吃苦的时候了。” “嗯，岂止是吃苦，让他们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完蛋！” 周浑元：“对！就是让他们完蛋！告诉炮兵，把炮弹都给 我打出去，打得愈多愈好！俗话说‘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甜’。” 炮弹在爆炸，大山在摇动。陈毅冒着炮火离开指挥所。突然，一发炮弹在陈毅身边不远爆炸，他倒在了血泊中。曹得清师长奔过来扶住陈毅，检查伤口，右胯骨被弹片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 担架过来，曹得清将陈毅扶上担架。两位战士抬着担架，冒着炮火冲下阵地。硝烟淹没了他们的身影。 博古和李德牢牢地掌握着军队的指挥大权，朱德和周恩来在前线无事可做，只好由前方回到了后方梅坑。 朱德同周恩来在一起就时局问题已谈了好久。 朱德对他说：“你同他们打交道多，又是中央常委，应该做做他们的工作，想法挽回局面。” 周恩来也是有苦难言：“工作我是要做的。现在你讲，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朱德：“外国的打法，到中国打仗就不一定适用，也不能死抱着地图指挥打仗。我们吃亏就吃在了闭门造车上。” 周恩来没有说什么。 朱德试探性地问：“还是把润芝请回来吧。有他指挥，这仗还能有转机。” “难哪。”周恩来长叹一声：“刘伯承顶过他们几次。他们干脆就把他这个参谋长甩开了。刘伯承也躲着他们。有几次，博古、李德要他陪着去前线视察，他都借口不去。为此，他们很恼火，对谁都不相信。” 俩人沉默了，面对面地坐着，长时间的相对无言。由于前方战场形势吃紧，俩人都心情低沉。 好长时间，朱德突然开言：“我是中革军委主席，你是副主席，我是红军总司令，你是红军总政委，这指挥打仗的事，我们都无权过问，只能是个传声筒。” 周恩来对朱德所讲也有同感，不置可否地苦笑一下，突然转了话题：“寻维洲、粟裕等人率七军团东征，想调动敌人，以减少苏区的压力，结果，未能牵动敌人。任弼时、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行进得也很艰难……”朱德非常愤慨：“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再如此打下去，红军非拚光不可！苏区非拚掉不可！” 就在他们为红军前途担忧时，张闻天巡视回来，坐在石凳上看书的毛泽东看见忙起身热情地迎上前：“闻天同志，你辛苦了。”毛泽东继而叫道：“小吴、小陈，快来。” 吴吉清、陈昌奉应声而到。 毛泽东吩咐：“快帮张主席把房子整好。” 吴吉清接过张闻天随身携带的东西，拿进了东边侧房。 毛泽东拉住张闻天坐在大樟树下，拿出烟让张闻天。张闻天摇摇手，表示不抽。毛泽东自己点燃抽起来：“你路上辛苦了，闽赣情况还好吧？” 张闻天好像有难言之隐：“一言难尽。” 陈昌奉端来一盆清水和毛巾，放到张闻天面前。 毛泽东：“快洗洗，消消汗。” 张闻天洗过后，陈昌奉端走了脸盆。 张闻天情绪低落：“我走了几个地方，民众已经承担不起战争所需。” 毛泽东见张闻天不像以前那么“左”了，说：“过去，我们打仗在有利于我们的地区打，筹款到富裕的地方去筹。苏区本来就不大，军民自己要用、要吃；国民党军队来了加上烧、杀、抢、吃、用，经济上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已成必然。” 张闻天苦笑一下，摇着头，叹息了一声，走进自己的住室。 毛泽东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晚饭过后，毛泽东、张闻天坐在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进行了有生一来的第一次长谈。这次长谈奠定了他俩人今后的关系，也就有了在长征途中和王稼祥一起被人认为的“三人阴谋”之说，也就有了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的一票。 毛泽东告诉他：“我看过你写的小说《旅途》，我还能记上一两句。” 张闻天惊喜：“是吗？” 毛泽东背着《旅途》中的句子。“‘四周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 张闻天那紧蹙的眉头一下子舒展了，微笑着说：“主席的记性真好。不过，你写的《桔子洲头》我能全文背下来。我最喜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问得好！中国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孙中山领导革命，把封建皇帝给推翻了，先是被袁世凯篡夺，后又让蒋介石利用。共产党这些年也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道路艰险。中华民族，由谁主沉浮？这确实是一个严肃而又现实的问题。”说着他那刚舒展开的眉头又紧紧地聚拢了。 毛泽东笑笑，自我解嘲道：“那是学生时代所写。年轻时‘意气风发’，总想‘指点江山’，无所顾忌。” 翌时清晨，俩人相约在云石山树丛小道上散步。俩人边走边谈，谈得很投机。最后来到一片竹林前停下。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你看，竹子长得挺拔，有一种宁折不弯的性格。” 张闻天知道毛泽东的话外之音，也说道：“我就喜欢竹子的性格。它傲风霜、顶严寒烈日，依然苍劲。” 毛泽东又说：“它还有另一面，‘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张闻天听着，细想之后，觉得毛泽东对他们“洋房子”人的批评是对的。他承认，“洋房子”人的肚里理论多、实践少。 毛泽东又接着说：“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嘛。” 张闻天看着挺拔的竹林，暗想道：“毛泽东好以物比人，说出来的话浅出深入。眼前的错误教训了我们，这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千万个战士的性命换来的。就连我也受到了他们的排挤，圈外人是了解不到这一点的。” 毛泽东看着他也在暗想：“看得出他心中很苦闷，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也看得出，他的思想起了变化……” 俩人无声地继续走着。张闻天告诉他：“我同博古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发生了冲突，是关于广昌战斗的讨论。” 那是４月初的一天，在独立房子内，博古、李德、顾作霖、朱德、周恩来、项英等正在讨论广昌战斗，伍修权在一旁翻译。张闻天言词激烈地说：“广昌保卫战，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我们同敌人硬拚，搞阵地防御战的结果。如果不及时采取应有的措施，那就是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 博古也动了情，指责张闻天说：“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１９０５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是十分危险的，你的思想也快滑到‘右倾’主义的边缘了！” 张闻天十分气愤地反驳： “你这是污蔑！不要拿大帽子压人，我们应该清醒地面对现实，不能闭着眼睛指挥打仗，现在是该清醒的时候了！” 朱德对张闻天的话既惊又喜。 博古还想说什么，他一抬头见在座的都盯着他，他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 会议出现了冷场，谁也不发言。 李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都绷着脸。 顾作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说道：“我代政治部主任后，在广昌前线，亲眼目睹了敌我双方战斗的场面，我也感到我们的打法有问题，而且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 博古听后更是一惊：“你……” 顾作霖心情沉重地说：“想起以前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太幼稚了……” 张闻天自己认准的事，是非坚持不可的：“我再说一遍，仗再这样拚下去，高兴的是敌人！应该马上采取措施！” 张闻天想到此不由看看身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好像没有在意他的表情变化，仍在竹林中行走，走得很慢。 张闻天：“我们之间的矛盾在加深。有次博古找到我，说‘李德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暗示我内部不要闹磨擦，当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这时，两个小和尚各担一担水从他们身边走过，落在后面的老和尚东能，向毛泽东、张闻天行佛教礼。毛泽东也照此还礼。 张闻天继续说：“由于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上，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小中央排挤出去的第一步。他们这是一箭双雕、既排挤了我，又架空了你。第二步再把我排挤出政府，好换别人来。派我去闽赣省做巡视工作，就是第二步。在背后批评我，攻击我，是常有的事。” 毛泽东听罢张闻天对他坦露的不满，没有表示什么。俩人又默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毛泽东在心里说：“他们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乱扣帽子，无情打击。破坏了党的纪律。这哪里还有民主而言。” 张闻天又说：“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反对‘左’曲解为‘右’加以打击。我们党内好同志都惧怕他这一点，连我也是胆战心惊。战场上打得很激烈，可我们的后方斗争也很激烈，圈外人是不曾了解这一点的。” 毛泽东同张闻天长谈后，思绪万千，久久难平。云石山的夜，静谧而凉爽。 毛泽东伏在灯下，用毛笔在毛边黄纸上写下“建议”两个字，停下笔又陷入了矛盾的思索之中。 贺子珍一直立在他一边，注视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小毛毛在床上已熟睡。 毛泽东将“建议”二字涂掉，想了许久，又重新写上“建议”二字。 贺子珍终于忍不住了，劝说道：“我劝你不要劳神了，你的建议再好，他们不采纳又有什么作用。”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我还是政府主席，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局势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头，我不能不讲。” 贺子珍：“上次的建议不是被打回来了吗？我劝你找一下周副主席和朱老总，如果他们俩支持你，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毛泽东：“我找他们谈过，他二人支持我的建议。” 贺子珍：“你再去找找，他们二人同意了，博古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站起身：“就依你之言。” 毛泽东到了朱德住处，刚好周恩来也在。三人都落了座。 朱德：“在目前看，江西这块地方是呆不住了，必须重新开辟一块根据地。” 周恩来：“目前，东征已失去了意义。” 朱德：“关键是失去了良机，没有利用好十九路军在福建的‘事变’。” 毛泽东一直听着他俩人的意见，没有先表示自己的意见。 朱德像是发现了什么：“润芝，你不是来找我们闲坐的吧？” “是有事来找两位老总。”毛泽东最后深思熟虑地说：“我们不能再迟疑了。犹豫就等于死亡。我建议红军主力取高排，渡过濂江，经龙市西北，直下南康、崇义，越过湘赣边界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兴、来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 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员，以求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他俩人听后，都在认真的思考。周恩来像是下了决心： “我这就去找他们谈谈。” 李德、博古正在几张稿纸上写写划划，看见周恩来进来，一方面热情地让座，一方面把纸张翻了个面。周恩来已觉察到了他们的细微举动，不过他没在意。他把毛泽东的意见加上自己的见解，全盘向他们托出，最后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应该考虑。无论如何，他指挥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博古听后心中很不舒服，愠怒地打断了他的话：“关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我和李德同志已有了个意见，准备同你商量后执行。关于毛泽东同志，目前，于都还有事需要他去处理。” 周恩来大为震惊，憋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９月中旬，毛泽东要离开云石山到于都去了。陈昌奉、吴吉清、卫生员钟福昌、文书黄祖炎、伙夫、马夫等人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担着背着该带的东西，在寺门前等候出发。 这一天早晨，张闻天和早早特意赶来送行的傅连暲也在等候。第四次反“围剿”后，傅连暲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并被任命为红军医院院长。 毛泽东同抱着小毛毛的贺子珍一起走出庙门。 “哦，都准备好了。闻天同志。”毛泽东握住张闻天的手。 张闻天依依不舍地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要多保重。” “你也要保重啊。”毛泽东说着又转向傅连暲：“傅院长，谢谢你。” 傅连暲很动情地说：“主席，你身体不好，要多保重。” 毛泽东握住傅连暲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大步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向贺子珍、张闻天、傅连暲招招手。 傅连暲拉住钟福昌，又叮嘱道：“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细心谨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帮助你解决。” 钟福昌嘴角挂着笑，一面点头一面说：“请院长放心，我一定护理好主席，并随时向你报告。” 张闻天、傅连暲、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向前走了几步，向毛泽东招招手。毛泽东要下山了，他站在下山的路口向送行的人招手告别。 送行的三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态。傅连暲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贺子珍除担心他的身体外，还多了一层对他安全的担心。张闻天的担心，比他们还多一层。他知道博古和李德已有了大转移的意向，并且对走留人员也有了个初步的内定。 毛泽东是第一个要留下的人。大批红军撤走后，留少数游击队绝对是保不住苏区这块地方的，其处境是不难想象的。他还清楚博古和李德的用意，那就是撤职、批判还没有完全使他威信扫地，他们想通过蒋介石的手来实现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当然，这种心机博古和李德是不会告诉人的，不过在行动上已有所表露。但是，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这一点的。他张闻天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考虑的是红军的前途，是整个苏区的前途，唯独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他心中也十分明白，红军快被他们拼掉了，苏区快被他们拼掉了，最后只有走逃跑这条路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只好来个大转移。走已成定局，只是迟早的问题。主力红军走很容易，但走后这里的人民怎么办？地方游击队怎么办？坚持在这里开展斗争的领导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不能不解决。他们已经为中国革命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他们，便没有红军的一切。他们再也经不起敌人的扫荡了。可面对现实，他们还要经受一次大的、还可以说是残酷的、甚至是有灭顶之灾的洗劫。为了苏区人民，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将来他必须下去做工作，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不管是送行的贺子珍、傅连暲、张闻天，还是要走的毛泽东，都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情感。也许，这一走就会成为永别。可他们又是乐观的，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毛泽东一行到了于都。于都南临贡水，是个傍水而筑的县城。 毛泽东一行十余人，由李富春带着来到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的灰色建筑房前。这是一处有前后两进的院落，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任江西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专门为毛泽东腾出了房子。大家忙着整理东西。左耳房毛泽东住，中间房大一些，吴吉清他们住，右耳房是文书黄祖炎的住处。 毛泽东把李富春拉到一边，告诉他说：“富春，你安排一下，我们明天召开一个座谈会。” 李富春：“主席，你在路上走了两天，应该休息两天再说。” 毛泽东：“富春，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抓紧呐。” 李富春迟疑一下，还是应了下来：“好吧。明天我安排。” 毛泽东到于都后，一刻也没休息，忙着开座谈会，搞调查，找个别人谈话，常常是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开夜车。有时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又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多日来高烧不退。 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传到了云石山。这一天，张闻天在房内正在起草文件，一旁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耳机，对方的声音很小，他大声问道：“你是哪里？于都，什么？毛主席病了！高烧不止，要派医生？你们等着，马上派人去。你是谁……”他放下电话，焦急地走了几个来回后，匆匆奔出住室，他想找人亲自去叫医生，结果一个人也没见到。他又回到屋里打电话，摇了好长时间才要通。他告诉对方，他要找傅连暲院长，有急事，请他立即到云石山来。 张闻天打过电话，心中仍不踏实，十分焦急的一会屋里一会屋外，在不停地走动。太阳已经被西部的山头挡住了半个脸，他还不住地向上山的山道上张望。正在他焦急难忍时，傅连暲匆匆大步来到云石山。 “什么事，这么急？”傅连暲边走边问。 张闻天上前拉住他小声地告诉他：“傅院长，你可来了。 毛主席病了。” 傅连暲十分惊讶，焦急地问：“主席病了？” “是啊。病好几天了，高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十分不放心。 傅连暲来不急多想，马上说：“我马上去。” “这事就拜托你了。”张闻天抓住他的肩头，轻轻拍了两下。 傅连暲赶回医院，拿上药物和医疗器具，就骑马上路了。 山道上，月光下，快马驮着傅连暲在狂奔。傅连暲骑在马背上，浑身是汗，他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 毛泽东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李富春、钟福昌、吴吉清守候在床前。钟福昌十分内疚地说：“李书记，我没尽到责任，对不起组织。”他说着眼中的泪珠直往下掉。李富春安慰他。 “小钟，这也不怪你。我已打电话告诉了张闻天同志，会派人来的。” 翌日一早，钟福昌就焦急地立在巷中张望，等候傅院长的到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还不见傅院长的身影，失望中带着焦急。他正想回身时，只见小巷口出现了傅连暲打马而来的身影。他一阵高兴，蹦跳着跑进院，大声嚷道：“傅院长来了，傅院长来了！” 旋即他又奔到门口，接住赶来的傅连暲，帮他取下药物背在身上一同进了院子。 李富春、吴吉清、陈昌奉迎出来，傅连暲第一句话就问： “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在屋里。” 毛泽东躺在床铺上，额头上敷着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 傅连暲立在床前，望着毛泽东清瘦的脸。 毛泽东睁开眼睛，声音低微地说：“傅院长，你来了。” 傅连暲心中一阵难过：“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歉意地说：“又要麻烦你了。” 傅连暲见毛泽东精神疲劳，不能多说话，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取出体温计，放到毛泽东干裂的口中。 傅连暲焦急地等待着，众人也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傅连暲从毛泽东口中取出体温计，看后大惊，但他极力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胸部、背部。他取下听诊器，把钟福昌拉到屋外一旁，了解病情。这时吴吉清和文书黄祖炎也跟了出来。 吴吉清急问：“傅院长，主席的病怎样？” “热度很高。”傅连暲转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发的烧，吃过什么药？” 钟福昌如实回答他：“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 “还吃过什么东西？” “三天来，仅喝过一点米汤。” “有时昏迷吗？” “不昏迷，就是头痛得厉害。” 傅连暲想了想，进到屋内。 傅连暲立在毛泽东床前，尽量把病情说得轻一些，并征求意见地说：“主席，经检查，您可能患了恶性疟疾。我准备给您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再服用奎宁丸。您看如何？” 毛泽东：“你是医生，我听你的。” 傅连暲给毛泽东打针后，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大家都退了出来。 傅连暲到了右厢房坐在为他铺好的床上。 黄祖炎放心地说：“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我们都急坏了。” 傅连暲也累了，他躺在床上说：“没有化验仪器，靠判断是没多大把握的。” 黄祖炎又问：“是疟疾吗？” 傅连暲：“恶性疟疾。” 傅连暲既像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很快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傅连暲心中放心不下，起身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已经安稳地睡去。傅连暲立在那里仔细听了听，呼吸很均匀，就踮着脚轻轻地退出来，并慢慢地把门关好，生怕惊醒了毛泽东。 已经到了后半夜。傅连暲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旁边床上的黄祖炎，也是翻来复去，弄得床板“咯咯”直响。 傅连暲望着屋顶，自己问自己：“毛主席不知道退烧了没有？我的判断不会错吧？药下的合适吧？” 传来了毛泽东的咳嗽声。傅连暲不放心地坐起来，走到毛泽东的住房，量过体温，告诉他说：“主席，退烧了，现在体温正常。” “我自己也感觉好多了。”毛泽东说着坐了起来，接着下地走到没有油漆的桌前要工作。 傅连暲：“主席，你烧了六七天，又没有很好吃东西，身体还很虚弱，你必须卧床休息三天，三天！” 毛泽东望着傅连暲，严肃地说：“休息？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形势很紧张。” 傅连暲：“正因为这样，主席才应更加保重身体，快速恢复体力。” 毛泽东见他担心地神色，笑了笑，安慰他道：“我好了，你放心吧！” 傅连暲是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再讲也无益，只好悄悄退出来。 黄祖炎就在门外，他一见傅连暲出来，忙悄声问：“傅院长，主席的病好点了吗？” 傅连暲：“主席退烧了，体温正常。” “太好了！” 黄祖炎高兴地跳了起来。 傅连暲怕影响毛泽东工作，将他拉到院子里。这时，吴吉清、陈昌奉、钟福昌都围了上来。 吴吉清特别兴奋地说：“傅院长，多亏你来了。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傅连暲：“谢什么？治病是我的责职。主席身体刚好，就又工作了。” 钟福昌心疼地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陈昌奉：“主席关心别人总胜过自己，他却没日没夜地工作，连钟福昌都改行了。” 傅连暲这才注意到钟福昌，背着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工作来了。 钟福昌说：“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护理，干点别的事吧。’因此，我就当起了警卫员。” 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暲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到傅连暲面前。此时傅连暲正坐在那里整理毛泽东的病历。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送给你吃的。” 傅连暲头也没抬，问道：“什么？” 吴吉清说：“鸡。” “鸡？”傅连暲大为惊讶，抬头看看土罐里的鸡，最后盯住吴吉清的脸。 “为什么给我鸡吃？现在生活很艰苦，不用说吃肉，就是青菜也难弄到。应该给主席吃。” 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说你身体不好，专门让我买了炖给你吃的。” 傅连暲：“主席有吗？” 吴吉清摇了摇头。 傅连暲又问：“主席吃什么？” 吴吉清：“还是辣椒、酸菜。” 傅连暲眼睛一热，掉下了泪珠，十分感动。他心里想，自己以前曾患过肺病，身体弱，毛主席还记着。他自己身体刚好，正需要营养，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鸡，我怎么能吃得下去？于是就对小吴说：“这鸡我不吃，小吴同志，你端给主席吃。”傅连暲说着放到吴吉清手中。 吴吉清有些为难：“主席交代了的，一定要吃。”他放下后走了出去。 傅连暲望着土罐里的鸡，上面还飘着一层黄黄的鸡油，他发呆地望着。 毛泽东走了进来，傅连暲忙站起来：“主席，我身体很好……”毛泽东知道他要讲什么，笑着说：“你吃吧。吃吧。” 傅连暲见毛泽东一直望着他，不吃是不行的，他既激动又惭愧地拿起筷子。 毛泽东看着他吃了，才悄然离去。 转眼到了９月底，毛泽东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一天，毛泽东正坐在桌前整理调查报告，傅连暲进来告诉他说：“主席，你病好了，我也该回医院去了。”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你先不忙走，我们买条鱼吃吃。 过几天我也回梅坑，咱们一块走。” 傅连暲知道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买鱼给他补身子，就委婉地说：“主席，你工作忙，我不打扰你了，今天就走。” 毛泽东注视着他半天没言语，最后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对傅连暲说：“好，那就走吧，我们都会离开这里的。李富春也到总政治部报到去了。” 毛泽东把傅连暲送走了。 在梅坑李德的住处里，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正在研究红军主力退却的有关问题。在研究到毛泽东的走留问题时，周恩来同他俩人产生了不同意见。这时的三人中心，开始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由于王稼祥较早地转向毛泽东一边，也就无形中退出了三人中心，而项英却加了进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组成了三人中心。临时中央搬进苏区后，博古认为任弼时反“右”不利，说穿了就是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还不够，没有很好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也被排挤出去。顾作霖在４月３０日病逝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成了新的三人领导集团。 博古见三人中周恩来有意见，问道：“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五人留下总可以吧？”陈潭秋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１８９６年生。１９２０年同董必武、包惠僧组织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１９２４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２７年后，先后在江西、江苏、顺直、满洲任职。１９３３年到江西苏区，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１８９９年生，有过很多别名，秋白就是其中之一。１９１９年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创办《新社会》杂志；１９２０年赴苏联；１９２２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共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１９２８年６月又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后留在了苏联。１９３０年９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的领导地位。１９３４年２月进入苏区，任教育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职务。 周恩来对留下瞿秋白也提出了异议，博古说他有肺病，不能坚持长途行车，必须留下。周恩来也就没有坚持，表示同意。但他仍坚持：“无论如何，毛泽东不能留下来，要随红军主力西进。” 博古仍不表态，看着李德。伍修权将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李德。他听后望着博古，也是一言不发。很显然，他们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扩大江西红区是有突出贡献的，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朱、毛红军，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不好向红军交待，也不好向世界交待。”周恩来提出了不留下的理由。 博古看到周恩来一再坚持，又顾及他在党内的威望，同时还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的威望，只好勉强同意。“既然恩来同志一再坚持，我看毛泽东同志就随军行动，但要分开，不能随中央一起走。” 周恩来看到博古作了让步，就不再坚持如何行动的问题。 因此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好了。” 博古记恨刘伯承反对他瞎指挥，因此提出：“刘伯承也要留下来……” 周恩来不等他讲完，打断他的话说：“刘伯承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在军事上很有一套，我认为他应该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的事定下来后，已经是１０月初的事了。 红军要西进，除下大山雄关、深沟险壑、纵横交错的河流外，还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封锁拦截，首先遇到的就是粤军的拦截。这第一个障碍突破不了，红军西进就是一句空话。 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曾利用罗炳辉的舅舅派人来和红军取得过联系。周恩来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约好了联系地点，并亲自写一封信，派人前去谈判。 １０月７日，两顶四人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来到筠门岭哨卡。会昌筠门岭，是赣南连接南粤的雄山大关，有粤军把守山口。这里的守兵因接到了上级的事先通知，没费多大事，就移开障碍物，让这支特殊的队伍顺利通过了。 在他们通过筠门岭时，粤军代表杨幼敏、宗盛二人早已在寻乌某地的二层小楼前等候了。由于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他俩人脸上挂着焦急的色彩，不时的向前面的大道上张望。日近中午，远远看见前方有一队人马拥着两顶轿子向这里走来。 走在前面的一顶轿子内，是西装裹身的何长工。只见他鼻梁上架着墨镜，头戴草编礼帽，完全是一副阔少装束。他坐在轿内，随着轿子有节奏地颤悠，脑子里总想着一个问题。 “红军主力向西转移，要借道广东。我和潘健行受中央派遣，前来找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结果如何，实难预料。万一谈判失败……”他一直想着谈判不成的后果。 在后面的另一个轿子里，潘健行装束的又像一个教授。他也在和何长工想着同一个问题。不过，他不像何长工那样焦急。他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同花花世界的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应变经验和应变能力。 这队人马终于来到了谈判地点。骑兵连分两厢列队站定，两顶轿落下，从容地走出了何长工和潘健行。杨幼敏、宗盛迎热情地迎上前。四人略一寒暄，便匆匆进入楼内。 楼内的桌上早已备好了茶水。双方在座位上落座，何长工拿出周恩来以朱德名义拟的书信，交给杨幼敏。 杨幼敏拆视后，又转交给宗盛。双方便进行了实质性地会谈…… 何长工和潘健行受领谈判任务走后，李德和博古在他的住处，加快了这一计划实施的进程。他们的这一计划瞒着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到了该揭盖子的时候，首先找来了项英。当项英走进李德的住房时，房内不像以前那样热闹，冷冷清清的仅是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见他进来忙让座于他。当他坐定后，李德把早想好的词全盘托出。 当项英听完了他的意见，沉默了好长时间。李德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李德也清楚，对于留下，他会想不通，甚至还会提意见。不过他不用担心，项英这个同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服从性大。李德还了解他，他想同中央保持一致。沉默终于被他打破了，项英带表态的口味说：“中央让我留下，我项英服从组织决定。但有一点，你们务必注意，毛泽东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党的领导权重新夺回到他自己的手中。” 李德听了他的话很高兴。一是他同意留下，二是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和他的想法大致相同，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李德和项英谈话不久，红军的第一批人员就要离开瑞金西征了。苏区人民为了红军的顺利转移，在离瑞金十五公里的武阳镇架了一座桥。这座木桥横跨锦江，桥头有一棵百年樟树，四周山水秀丽，风景如画。当红军战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桥上开过时，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内疚的情感。几年来，苏区人民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他们给红军吃，给红军住，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红军队伍里，至今想起那老子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场面，就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打了败仗，丢失了苏区，对不起他们呐！ 两岸桥头，聚集着许多苏区的人民，在含泪欢送红军西征。到处是恋恋不舍的场面。他们为战士们送草鞋、送鸡蛋，战士们含泪地推让，依依不舍。 红军西征的消息在高一级的领导中传开了。在云石山的贺子珍也得到了红军西征的消息，她在庙中左厢房默默地收拾东西。张闻天进来问道：“小毛毛都安排好了？” 贺子珍停住手中的活，告诉他：“交给我妹妹贺怡了，由她交给奶妈。” 张闻天也告诉她：“你准备好，马上去休养连报到。董必武是你们连的支部书记，谢觉哉、徐特立、邓颖超都在修养连。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贺子珍想了想，说：“别的没什么，我担心润芝他……” 张闻天要她放心，说毛主席也随大部队行动，只是稍晚些。贺子珍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为了大批的红军顺利过江，动员当地群众在于都的贡江上，相距不远建造了五座浮桥。 白天不敢过江，怕敌人的飞机轰炸，一到初夜；红军的主力就从浮桥上一队队通过。说是西征，不如说是大转移；说是大转移，不如说是在大搬家。总之，西征也罢，转移也罢，搬家也罢，反正是撤离了苦心经营的苏区。在这些撤离的红军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或担、或抬、或用车推；有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造币机器、大量的纸张、电话线等物，几千人在搬运，压得浮桥摇摇晃晃，好像整个苏区都搬上了万里征途。 在梅坑的红军医院里，医院上上下下正在忙着包装医疗器械、药品，显得十分凌乱。周恩来来到了医院病房，他要看望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毅。 这时的陈毅躺在病床上心急如焚，万分焦急地望着门外。 周恩来进来，陈毅欲挣扎着坐起来，被周恩来阻止。他带着欠意说：“陈毅同志，你负伤后，没抽时间看你，对不住了。你的信我看了，发电机马上就送来，装箱的医疗器械重新打开，也要给你开刀。” 陈毅有些激动，但他却说：“大部队已经行动了，我何去何从，还没有人找我呀。” 周恩来心情不佳地说：“中央已经决定你留下，还有项英、瞿秋白、毛泽覃、贺昌、刘伯坚、周以栗等人也要留下。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你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主任。” 他们正说着，有位医生进来告诉周恩来。“周副主席，准备工作已经做好。” 周恩来：“马上开刀。” 陈毅激动地说：“留下坚持斗争，我陈毅没意见，服从组织决定。我也晓得，留下来坚持斗争会更艰险，还会有牺牲，这些我陈毅都不在乎。但有一点我要说，仗打到这份上，是决策上的失误，如果他们还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应承认这个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指挥打仗上，是很有一套的。” 进来几个医护人员，将陈毅放到担架上，抬出病房。周恩来一直跟在担架后边。陈毅在担架上动情地说：“蒋介石不会因为红军主力撤出而不管，他会更疯狂地来屠杀苏区军民，我们留下的应该有这个准备。失败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承认失败不是悲观，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只有不敢承认，那才是十分危险的！” 医务人员抬着陈毅进了一间手术室，周恩来也跟了进去。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指挥着这场“围剿”红军的大决战，连连得手，使他喜形于色。１０月４日，他在南昌给陈诚发了份电报： 中意克复石城后，留汤纵队守石城，同时 使罗纵队主力急转于头陂，迅占胡岭嘴，使与 攻克石城日期相差无几，或进攻石城时以汤纵 队任主攻，而令罗纵队为总预备队，一俟石城 占领，即可转移兵力，不致误时也。 蒋介石认为红军被消灭已成定局，他发完这封电报就携夫人宋美龄一起到华北地区视察去了。他先到西安，再转道太原。他刚下飞机，就接到了南昌行营发来的报捷电报。说是６日，石城被国军占领。蒋介石在９日，离开太原前，又发给陈诚一封电报： 欲促进战局早日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 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 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 占领宁都与薛岳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 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之兵力与时 间也。如该两师不便调往，则调第八与八十八 两师亦可，而现驻资金溪之一师，届时仍可调 回广昌以南地区也。 蒋介石从太原又到了归绥、察哈尔视察，最后到了北平。 他所到之处，都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分别接见当地的军政官员上，并设宴招待，一个个地拉拢，以缓解地方军政官员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由于他超负荷工作，总感身体日趋不适。因此他到北平后，就和夫人双双住进了协和医院。 高等病房，陈设豪华，既可休养，又是一个办公的理想场所。 １０月中旬末的一天，蒋介石穿着白底兰条的病号服，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看报纸。侍从室主任进来，小声对看报纸的蒋介石说：“先生，南昌急电。” 蒋介石放下报纸：“讲些何事？” 侍从室主任：“行营报告，江西‘共匪’有异常动向，据侦察，‘共匪’有南窜之势。” 蒋介石听后从沙发上站起，沉思一阵，便对侍从室主任吩咐道：“告诉夫人，要她一同飞往南昌。” 侍从室主任又问道：“何时动身？” 蒋介石不加思索地说：“马上动身！你通知他们，马上调飞机过来。” 当晚，蒋介石从北平飞到南昌。百花州的雨夜，带来了几多寒意。 蒋介石的轿车在雨中行驶到“行营”楼前停下，等候的人上前分别打开雨伞，将蒋介石、宋美龄等人迎进大楼内。 大厅里华灯齐放。蒋介石一行进入大厅，马上将众人招集在军用挂图前。 熊式辉指着地图说：“红军在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顽强抵抗后，突然南撤，一些队伍已开始南窜。” 蒋介石看后问道：“诸位司令官，你们对‘赤匪’的动向如何看？” 众将领看着地图，又互相看看，不敢妄言。 蒋介石鼓励他们：“随便谈谈，随便谈谈，不必顾虑。” 有的认为红军向南突围，是妄图在粤赣建立所谓根据地；也有的认为红军很有可能西进；还有的认为：“朱、毛对湘赣边界较为熟识，在井冈山有一定的基础，很有可能，向南突围后，马上调转方向，重新占领井冈山。”如此等等，众论不一。 “还有何高见？” 蒋介石见众人再没有别的意见，就大声道：“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还是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他们走到哪里，我们就堵到哪里！他们不论走哪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围、追、堵、截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现在我命令：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预备队总指挥。同时电令四路人马，从四面八方围歼。何键率部为西路军，堵击共军进入湖南；陈济棠为南路军，堵截共军进入广东；李宗仁率部堵击共军进入广西；顾祝同率北路军，阻止共军进入湖北。 红军离开江西，消除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在江西这块小地盘上，同红军打了七年的仗，损兵折将不说，让他在国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在粤赣边界的阴雨天气里，红军主力在迷茫的夜晚，在山区小道上，踏着泥泞的道路在艰难行进，尤其是担、抬机械的队伍，更是难行，一步一滑，有的东西翻倒山沟里。山道太窄，队伍常常受阻，行进的速度很慢…… 中央领导大部分都踏上了万里征程。而毛泽东还在于都的谢家祠堂里召开赣南省的省、县、区领导会议，布置今后的反“围剿”工作。毛泽东作报告时，会场安静、严肃又带着紧张。他一手卡腰，一手打着手势，声音很响亮。“国民党企图在江西全部消灭红军，我们决定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去。红军主力走后，你们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局势会更复杂，更艰苦，更残忍，甚至会死亡。我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就在这一天的夜晚，也就是１０月１８日夜晚，天空阴沉沉的。浮桥上有几盏若明若暗的马灯。 毛泽东带着吴吉清、陈昌奉、黄祖炎、钟福昌、伙夫、马夫十几人，告别送行的赣南省、县领导，踏上浮桥。毛泽东站在浮桥上，向岸上送行的人招手。岸上的人在向毛泽东招手。 毛泽东迈着沉稳地步子，一步一步踏着浮桥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地方…… 毛泽东自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离开江西，随主力红军大转移。他在江西这块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同他的战友们渡过了七个不平凡的春秋。 他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总结出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多次打败敌人，使红军不断扩大。然而，在党内斗争中，由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发展，使他几次遭批判、受排挤、被架空。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仍一心工作着、奋斗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的极左路线，红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丧失了这块用鲜血换来的根据地，只好被迫进行大转移。毛泽东也踏上了离开红区的第一站——于都。前面，还有更困难，更艰险的局面，等待着他去力挽狂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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