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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
　　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
　　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
　　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
　　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
　　“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
　　“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
　　“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
　　“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
　　“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
　　“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持须而语：
　　“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头点：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
　　“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
　　“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于官营，必压抑商贾之交流，乃为偏颇之处。矫枉过正，也许是一时之需，介甫有意为之。我所虑者，此法匆忙而出，实施官吏未加精选，未经教育，新进锐勇之士，又不明宗旨，不解分市深意，如果借法弄权，或假公济私，则此法之害，烈于富商大贾矣！”
　　范祖禹瞠目，自己看到的是“‘目’极缺”，而老头子看到的是“祸所倚”，比自己深刻多了。他情急地说：
　　“老师既看到福之将至，祸之所倚，何不立即奏请圣上，或转告执政，匡正所缺，以完备新法。”
　　司马光神情一震，面色忧郁起来，旋即吁叹一声，闭目摇头。似乎在说：介甫急功，皇上近利，箭已发出，欲停不及。若再烦言相扰，独讨皇上厌烦、介甫怨恨耳！
　　范祖禹看出了司马光的疑虑。
　　他突然想到风华正茂、言无所忌的苏子瞻。此人素来敬重司马光，亦为皇上所赏识，也许能够转呈老头子之所虑于皇上，便站起恭身询问：
　　“老师有意会见苏子瞻否？”
　　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惊异地打量着范祖禹，神情肃穆地叮咛说；
　　“淳甫，从今以后，你也少晤苏子瞻吧。你两家有世交之谊啊……”
　　范祖禹愣住了。

　　此时的苏轼，正在苏府庭院梨树下，歌舞酒宴，款待他的朋友章惇。
　　章惇今天是骑着他心爱的“秦岭玉”来的，现时就系在庭院内的假山旁。此马不算高大，脚力一般，但体态极为神气：浑身雪白，通体如玉，短鬃秀尾，笋耳亮目，颇具飘逸之韵；其反应灵敏，善解主人之意，为章惇自得而乐道。今天，赤色辔头饰其脑，红色鞍鞯覆其背，玉体飘火，更显神韵。苏府上下人等，围而观赏，啧啧称赞。章惇曾任商州令，政绩颇佳，此马乃商州的一位朋友去年来京时赠与的。
　　章惇今日是为调解苏辙和吕惠卿日益紧张的关系来到苏府的。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后，奉王安石之命与吕惠卿共同制定《青苗法》条款。“青苗法”是“变法”在乡村中的根本措施，用官府贷款之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富豪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抵制土地兼并和农村贫富日益严重的分化。王安石根据他在浙江鄞县实践的局部经验，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从各路仓库拿出一千五百万贯粮钱为本，在播种和夏、秋粮未熟的正月和五月，由官府以十分之二的利息，每年分两次贷款给农民，以发展生产。夏收、秋收之后，连本带利还纳，使农民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官府亦能有所收益。颁法之后先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试行。但在制定具体条款和实施方案时，苏辙与吕惠卿发生了争执，而且越闹越僵，近日竟形同水火。昨天夜里，苏辙在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安石，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在“贷款作保”、“还纳方法”、“坚持自愿”等具体政策上，斥责吕惠卿的“专横武断”和“不恤民情”，希望王安石出面制止吕惠卿的乱闹。今天午饭后，苏辙就持信匆匆奔向王安石府邸。如果章惇能早来一个时辰，正好堵住，因而苏氏兄弟今后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谁知道呢？
　　苏辙去了王安石府邸，苏轼十分感谢章惇的情谊，忙设美酒歌舞接待朋友。
　　酒是醇香的，歌是美妙的。苏府的歌伎，现在已是十人班子了。由于苏轼的声望和歌伎琵琶的张罗，京都艺坛上稍有名气的角色，如丽玉、倩楚、胡琴等都慕名来到苏府。弹奏、演唱、舞蹈，行当齐全。角色才貌俱佳。加之琵琶于管教、习艺上规矩甚严，这个班子的声情音律之美，在朝廷重臣的家伎里比较堪为上等。
　　春兰秋菊，璨烂纷呈。琵琶从容弹奏，韵味清雅；胡琴洞箫横吹，意境缠绵；倩楚巧弄丝弦，筝声幽远；丽玉舒袖歌吟，歌舞戏云。章惇举杯痛饮，高声赞誉：
　　“绝妙无比，果然不凡！子瞻识人，京都绝色奇才都聚于苏府了！”
　　苏轼得意非凡，连杯狂饮。
　　子瞻以歌伎迎客，素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一般客人或入京的学子造访，出歌伎欢宴以礼迎，弹奏歌舞，均随客意，自己独坐一旁，以笑作陪，从不插言播语、指歌点曲。一种是朋友来访，出歌伎欢宴以共娱，他或击节唱和，或赋词入曲；或弄弦而歌，或舒臂而舞；即兴逗趣，形骸无拘；酒尽而醉，兴尽而终。今日，陪密友子厚更无拘无束，跃身而起，与丽玉对舞同歌，并毫不掩饰地向朋友夸耀他的歌伎。
　　歌曰：

　　　　落落琵琶，悟通艺神。弹奏歌舞，乐班之魂。
　　　　娇娇胡琴，清雅无尘。洞箫横吹，淳水飘云。
　　　　怯怯倩楚，幽古吟今。古筝一曲，醉心恰人。
　　　　奕奕丽玉，光艳绝伦。舒袖吟歌，天地皆春。

　　章惇离席站出，举手投足，与苏轼、丽玉共舞。
　　“秦岭玉”远远见主人欢愉，按捺不住，似乎通了人意，昂首萧萧嘶鸣，四蹄踩着乐曲的节奏亦踢踏起来……
　　人们大惊大喜而更是狂欢。
　　苏轼有些醉了，痴望。“秦岭玉”，指点而语：
　　“神奇，千古之奇，旷世之奇，空前绝后之奇！苏轼若有此名马，当优之、养之、供奉之、教导之，编入乐班，以娱天下宾朋！”
　　章惇也有些醉了，豪情冲涌，放出高声：
　　“苏郎苏郎，奇思异想。谁为知音，章惇是也……”他踉跄走到桌前，拿起碧玉做柄的马鞭，双手托给苏轼：
　　“子瞻之才，章惇心眼，愿赠名马以成全子瞻心愿。”
　　苏轼接过马鞭，纵声大笑，摇摇晃晃，深深一躬：
　　“子厚豪爽，苏轼拜谢。无以为报，春兰秋菊，任君撷取。”
　　章惇一愣，恍悟苏轼欲回赠歌伎，急忙拱手致谢，望着身边已停止弹唱的诸女，醉眼朦胧地说：
　　“苏府乐魂，不敢乞取；苏府云水，不敢拂动；苏府古音，不敢贪求。愿子瞻惠赐晶莹之玉，为章惇的蓬荜陋室生辉滋春吧！”
　　苏轼大声允诺：
　　“妙！奕奕丽玉，歌舞兼优，才思泉涌，性情火炽，由子厚提携教导，定成大器。”说着，挽丽玉之手而至章惇面前：
　　“丽玉，随章惇大人去施展你的才智吧！”
　　十七岁的丽玉初以为是酒醉戏言，起哄逗乐，现见戏言成真，急忙理装整发，嫣然一笑，敛衽为礼：
　　“谢章惇大人见怜垂爱。”
　　章惇执丽玉之手大笑：
　　“丽玉，晶莹之玉，它山之王，借你的聪明才智，为章府也组建一个如此卓越的乐班吧！章惇生性好强喜胜，是不甘心落后于苏子瞻的。丽玉，我俩同唱一曲柳七的《凤栖梧》向子瞻致谢告别，如何？”
　　苏轼高声叫好。
　　琵琶、胡琴、倩楚等欢声祝贺，遂即抚弦弄琴。
　　章惇、丽玉唱起：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
　　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钦还无味。衣带
　　渐宽都不悔，况伊销得人惟悴。

　　歌声婉转。苏轼与歌伎们亦低声唱和。
　　这时苏辙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庭院，神情忧悒地走近酒桌，凄苦地喊了一声：
　　“别唱了！”
　　欢歌顿止，苏轼、章惇、众人惊异。
　　苏辙大声说：
　　“朝廷纷争又起，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公开弹劾介甫了！”
　　苏轼愕然。
　　章惇惊骇。
　　琵琶等茫然而退。

　　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公开弹劾王安石的事件，是当日午前在延和殿议事时发生的。这位太宗赵炚朝名相吕端的孙子，似乎已作了充分的准备。议事刚刚开始，他就突然站起，当着群臣和赵顼皇帝的面，先是情绪激昂地高声朗读挟风带雨的弹劾奏文，继而正气凛凛地将奏文跪呈给皇上，并庄严地叩了三个触地响头。然后昂首站起，挺直腰板，大步走出了延和殿。这种拼死一搏的架势，震呆了群臣，震懵了皇上，连王安石也有些失措了。
　　吕诲弹劾王安石的要害，是所谓王安石“骄蹇阴贼”的道德品质。他开列的王安石的十项罪名是：

　　　　　小官则避，重任不辞。
　　　　　不修臣节，傲慢无理。
　　　　　待读请坐，要君取名。
　　　　　掠美于己，敛怨于君。
　　　　　自为主张，挟情坏法。
　　　　　援引亲党，盘据要津。
　　　　　卖弄威福，背公结党。
　　　　　排除异己，以固权宠。
　　　　　拗执邪见，不通物情。
　　　　　追逐财利，动摇天下。

　　他的结论是：“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必须下台。
　　吕诲公开亮出反对“变法”的旗帜，谏官、御史刘挚、刘琦、钱(岂页)、孙昌龄、张戬等蜂拥而上，群起弹劾王安石“烦扰朝政”、“聚敛民财”、“使天下无一物得其所”，并公开批判“均输法”的推行是“吏缘为奸、揞克而深，民受其病”、“唯利是嗜，其害不胜言”……众口一词要求王安石滚下台，立即停止“均输法”的推行。
　　朝廷乱套了。
　　年轻皇上头一次见此阵势，惊得手足无措。
　　王安石被公开推至被告位置，当众受辱。

　　这场风暴，同样吓坏了苏轼，他惶遽地问苏辙：
　　“你写给介甫的那封信呢？”
　　苏辙喃喃回答：
　　“午后交给了王雱。”
　　苏轼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章惇摇头：
　　“子由，你不该此时卷入这场纷争啊。”
　　苏辙更加痛苦地从怀中取出一篇印刷的文章，交给苏轼：
　　“哥，祸从天降，我们已经被卷入了……”
　　苏轼接过文章读出声来：
　　“《辨奸论》。苏洵。这？这，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章惇茫然。
　　苏辙双手抱头，懵懂而语：
　　“满街都张贴着这篇文章，父亲的名字到处可闻，我全然糊涂了。”
　　苏轼双手发抖，细看全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
　　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
　　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
　　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
　　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
　　使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
　　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
　　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
　　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
　　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
　　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
　　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
　　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
　　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
　　是也……”

　　苏轼阅览未竟，冷汗涌出，面色苍白，踉跄一摇，险些跌倒，幸被章惇一把扶住。苏轼把《辨奸论》递给章惇，苦苦一笑，仰天而语：
　　“苍天作证，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沉默、在嵌口、在躲闪、在置身事外，可还是躲闪不过这飞来之灾啊！子厚，你看看这篇奇文吧，真是先父留给我与子由的遗产吗？”
　　章惇捧着《辨奸论》，更加茫然……
　　今日午前，似有意与御史中丞吕诲的弹劾相配合，一篇署名苏洵的政论文《辨奸论》出现于京都街头，到处张贴，吸引人群、文人们逐句朗读、讲解，以明理解与不理解的人群。这篇奇文，以“辨奸”为题，影射王安石之奸，有若晋惠帝时的尚书令王衍，有若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并从人身上攻击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死去三年多的苏洵，遗此文参加弹劾王安石的离奇，更增加了这篇文章的魅力和效力，半天之内，京都街巷到处在轰响着“苏洵”这个名字，到处在议论这篇《辨奸论》的预言之妙，针对之妙和现实之妙，都在以“死苏洵”的智慧文采，对照“活安石”的音容举止。文学本身的功德与缺德，产生了比御史中丞吕诲编织的“十项罪名”更为普及的影响。刹那之间，人们心头刚刚树立的孔、孟般的大儒王安石如同被扒光了衣服，活脱脱地倒挂街头。
　　苏氏兄弟毫无疑问地被拖进了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
　　章惇带着丽玉悄悄离去了。
　　夜幕降临。苏轼和苏辙依然呆坐在梨树下，在星光筛落的阴影里，苦苦考究那篇离奇出现的《辨奸论》。
　　“……此文论点鲜明，论理有据，气势磅礴，笔锋纵厉，繁而不乱，肆而不流。确有父亲为文之风……”
　　苏轼自言自语。苏辙似说非说：
　　“……父亲生前与介甫有隔，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仁宗嘉祐元年欧阳永叔公曾介绍介甫与父亲交游，父亲以‘其人行止怪异、孤傲奇特’而拒交。嘉祐八年八月，介甫的母亲吴太夫人病故于京，朝臣都去王府吊唁，唯父亲来往。父亲一直厌恶介甫孤傲奇特之论，违俗莫测之态和不修边幅之状。这篇《辨奸论》会不会是那时……”
　　苏轼摇头：
　　“不会啊，父亲生平著作数百篇，我们都是读过的。父亲写过《六国论》、《孙武论》、《子贡论》、《项籍论》、《高祖论》……从未见过、听过写什么《辨奸论》！再说，嘉祐年间的介甫，只是谏院里一名谏官，既非中枢之臣，又无参政之权，虽诗赋文章已名满京都，也不值得父亲以专论而影射啊……这篇《辨奸论》分明是伪造之作，是一篇类似父亲文风的高明伪造！可这伪造者又是谁呢……”
　　苏辙从兄长的苦状中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情急地又说出一件惊人传闻：
　　“街巷议论，无奇不有。有人说这篇文章是父亲当年在司马君实的府上写的，而且绘声绘色，如同眼见。”
　　苏轼猛地抬头，惊惶地望着弟弟。
　　苏辙嚅嚅：
　　“他们说，父亲当年初至京师，司马君实宴请父亲于府邸，介甫亦在座。酒宴之后，客去，父亲独留，询问君实：‘适有国首丧面而谈诗书者何人？’君实曰：‘文坛奇士王安石，子不闻耶？’父亲语君实：‘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君实何为与之交乎？’说罢挥笔而成《辨奸论》以行世……”
　　苏轼喟然而语；
　　“无中生有，居心险恶，栽赃苏门，移祸君实，伪造流言者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苏辙似乎也觉得有理，大声说：
　　“哥，此文若确系伪作，我们应以‘贴示’声明：此文决非父亲所著，乃别具心机之徒的诬陷！”
　　苏轼一声叹息，摇头默然。
　　苏辙愣住了。但从哥哥痛苦的摇头中，看出了哥哥进退两难之心：
　　“是啊，能完全肯定这篇文章不是父亲的遗作吗？父亲精通‘六经’、‘百家’之文，深得《孟子》、《战国策》之益，长于政论，又乐于评说古今人物，并有随情为文、随手赠友的习惯。酒杯之间，以介甫之举止为戏，遂成此文以遗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若‘贴示’声明之后，父亲手稿出现，何以安抚父亲之灵，自己与哥哥何以立足于世？况且，这样的无头公案，只能是越闹越乱……”
　　苏辙亦无可奈何地沉默了，唯于弯月、繁星、树影之下，陪伴兄长唉声叹气。
　　琵琶不知何时来到身边：
　　“先生，世上的事情原是一时难以说清的，别把委屈憋在心里，说给天上公正的明月、星辰吧！”
　　苏轼猛地抬起头来，月色中，望着身边身着一袭银白长裙、怀抱琵琶的歌女，陡地泪珠滚落，喉头气噎，发出碎心裂胆的苦叫：
　　“高明的伪造者啊，你借着‘死者’的名字著文‘辨奸’，居心良苦啊！这固然置王安石于难堪的境地，更置‘死者’的儿子于死亡之谷啊！你是胆怯的小人，你是卑鄙的懦夫，你是惧怕阳光，隐形隐影的螭魅魍魉啊！
　　“介甫，我的密友，你遭受着品德上、人身上无法容忍的凌辱，我是无言作解、无语相慰啊！可我，何尝不因友谊遭受着无法诉说的伤害而滴血于心啊……”

　　夜深了。福宁殿御堂里跳动的烛光，照映着御案前正在参阅“奏表”的皇上。他的额头淌着热汗，眉宇间堆着愤怒，两眼闪着冷冽的目光，双手在微微发抖，手中的“奏表”“嗦嗦”地颤响。站在御案边值夜的宦值，诚惶诚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似乎在随时等待一场雷霆的爆发。果然，皇上看完御案上的一份“贴示”，神情骤变，拍案而起，大声喝喊：
　　“来人！”
　　宦值闻声，一头栽倒听旨。
　　“传苏洵！”
　　宦值惊傻木呆。
　　皇上望着一副蠢相的宦值，醒悟是自己失态出丑了。颓丧地跌坐在御椅上。
　　“朕真地碰到鬼了……”说着，年轻皇上身子向后一仰，疲竭地闭上眼睛。
　　“怎么，连死人也弄出来了！王安石真的是罪在天下、罪在鬼神吗？苏洵的遗文，何以能流入街头？是苏轼、苏辙在借机捣乱吗？苏轼，坦荡之士，不会没入此流。可苏辙呢？城府深沉之人，难说。据讲，这几个月来，议‘均输法’而无语，议‘青苗法’而起争，今又出乃父遗文以谤世，情理可循也！苏辙，不忠之臣！如果王安石罪在天下，那朕不也是罪在社稷了……
　　“这一堆连篇累牍的参奏，喋喋不休的弹劾，所述王安石的罪过，也还是‘骄蹇阴贼’四个字啊！‘骄蹇’与‘卓越’的界线在哪里？‘阴贼’与‘奇崛’的区别是什么？人同有一双眼睛，为什么所见之差是如此的悬殊啊！御史、谏官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骄蹇阴贼’四个字不放？连知审官院的司马光不也认为王安石之短，只是‘性情执拗而已’吗……
　　“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
　　三更梆鼓敲响。
　　一名宦值禀报：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像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时年四十八岁，体态丰满，神情端庄，白晰清秀的脸上，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国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基地双膝跪倒，大声嚎吼：
　　“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讨伐：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
　　“谢诸位关心。男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
　　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
　　“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
　　“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
　　“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
　　“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
　　“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
　　“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做为砖头打人的。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
　　“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
　　“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
　　“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
　　“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仅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
　　“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
　　“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辨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风，但决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决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象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
　　“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
　　“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唯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
　　“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马雚)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
　　“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
　　“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马雚)鬼、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
　　“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
　　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
　　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
　　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
　　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
　　殿中侍御史钱(岂页)，被贬为衢州盐务；
　　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
　　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
　　枢密剧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
　　“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
　　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
　　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
　　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
　　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
　　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
　　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切事务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特别是在皇帝年幼、年轻的时期里，皇权的实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决定的。朝廷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功能的存在，是保证君权正常运转的必须。监察与弹劾机构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着对皇帝和重臣说力的约束，当然，这种约束同样是为了正确的实施君权。对监察和弹劾机构功能发挥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个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标志。又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当时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台，因而又成为一个朝代知识文明是否繁荣的象征之一。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为他的“变法”和他个人的命运自掘了壕坑。
　　罢贬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风初起的时候平息了，留下了一个寂寞无争的朝廷，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个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一个沉思的司马光和一个沉默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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