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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外边的克里斯


  第一次听一位做生意的美国朋友讲到那个“神经病的克里斯”,我就有一种直觉,这个人有朝一日会成为我的朋友,原因就是在很多人眼里他是“神经病”的。朋友说,克里斯得的这种病是无可救药型的,“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怪病”,而且在他看来,克里斯身上“激荡着浪漫主义狂流。
  克里斯和朋友是哈佛大学的同学,学的是著名的、让多少人艳羡并且趋之若骛的工商管理。据说在哈佛读这样的专业,几乎不会发愁没有工作。当年的克里斯曾经是高才生,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被不同的老师、朋友以及家人断定,他将前途无量。
  朋友来中国的时候,带有一张照片,上面的克里斯衣着非常体面,严谨的西装、领带,头发规规矩矩地向脑后梳,露出光洁的智慧前额。指点着这个前程似锦的人,朋友告诉我,如果克里斯想在事业上发展,他比别人容易成功,因为他的家庭非常富有,而他是独生子,但是现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儿哈佛的影子,他在缅甸,是一个当地女孩子的丈夫、一对儿女的父亲,他“也是在做生意”,所不同的是,他和他的缅甸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挣街坊邻居的钱,也挣旅游者的钱”。
  我周围认识克里斯的人不多,基本上都是和他一起来中国做贸易或者受聘于某一个跨国公司的他的同学,但是认识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他“有病”,言语间可以感受到的不是轻视和责备,而是由衷的欣赏。我的这个朋友就曾经在很多场合表示他在生意场的疲惫和无趣的时候说过同样的话:“真想像克里斯那样活着。”而且,我发现在这个小群体之中,“克里斯”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故人的名字,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比如,当朋友思念着远在纽约的女友、充满了希望地向往着一种稳定的家庭生活的时候,他会非常投入和热切地说:“上帝呀,让我们克里斯一回吧,哪怕只有一天。”
  日子久了,我就感到很好奇。我说我想认识克里斯,认识了才好更加深刻地体会他的生活,才知道“克里斯”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那段时间,朋友正在为了他的公司提高效益而绞尽脑汁地设计一些管理制度,我提到克里斯,他无奈地摇摇头:“克里斯一辈子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我们这是何苦?”
  朋友给了我克里斯的E-mail地址,让我自己跟他联系:“他会愿意给你讲他的故事的,闲着也是闲着。”朋友告诉我,克里斯现在的生活中如果说还有一点儿现代生活的痕迹的话,恐怕就是他还保留着一部上网的手提电脑了。
  我写了很短的信自我介绍。克里斯很快就回信了,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一直“不忙”。他的信非常平和,用的是那种简单的、初学英文的孩子都可以读懂的话,语句中流露出一种万物各得其所似的很安静的喜悦:
  我非常非常缅甸,就像我的妻子媚蓝一样。我的儿子4岁、女儿2岁。我们开着一家小杂货店,我是店主。缅甸很美,欢迎你来玩儿。城市不能去,太多的污染。乡下比较好,比如我们住的地方。
  我在回信中告诉克里斯,我把他妻子的名字译成中文的时候用了“媚蓝”这两个字,媚是明媚的媚,蓝是湛蓝的蓝。克里斯非常高兴,他说他喜欢《飘》那本书里面的那个叫做梅兰尼的女人,他不知道中文还有这么美丽的字眼:
  真是太准确了。我第一次到我住的这个地方,第一次见到我的妻子的时候,正是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就是为了这些我才决定留下的。现在,我已经和这些美景成为一体,所以我不可能离开这里了,那样我没法生活。我喜欢这两个中国字,我要学会写给我妻子看。
  我们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成为朋友的。逐渐地,我已经开始对克里斯讲我自己的事情,工作和家庭以及更多的内容。在克里斯的平和之中,我说什么,无所顾忌。他永远是一种情绪:祥和、宁静。在他的这种情绪之中,我的一切波澜都显得有些矫情。
  1998年初至的时候,我几乎是在一种类似于少年得志似的顺遂之中得到机会,可以去加拿大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雀跃了不足一天,就陷入了矛盾。人大概都是渴望鱼和熊掌兼得的,我很想能到那个据说很美丽也很可以让人生活闲适的国度,我很想能在我的平庸生活上镶一道金边,我想得到一个学位,然后就有资格对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指手画脚、用专业术语吓得别人不能不相信我对此的确有研究,我也想做衣锦还乡状之后让别人叫我“X专家”或者“X学者”,我想那时候讲英语就不会被看成是崇洋媚外……想足了这些好处之后,我就开始舍不得,舍不得我现在能工作的自得其乐而且还有读者叫好的报纸,舍不得熟悉的环境和偶尔还能互相吹捧聊以自慰的朋友圈子,更舍不得我已经非常依赖的两个人的小家……我想像不出来我离开以后会怎么样,我回来的时候又会怎么样。我问我自己很多眼下没法回答的问题:我还会回来吗?回来以后还会有现在这么开心的工作吗?我不回来,那我丈夫怎么办?他会来找我吗?我们会干什么呢?我们能开中餐馆吗?他要不来找我,我们会离婚吗?他还会不会再娶别人?那个人会比我好吗?……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要累死了。我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给丈夫,因为我知道答案,他除了会像每一次我想尝试一种生活的时候一样鼓励我去做之外,还会嘲笑我这种标准的患得患失;我也不敢对朋友讲,因为如果我顺利地出国那么一切还好说,假如我没有走,那么谁会相信我是因为舍不得家呢?别人只会认定我在吹牛……
  我越想就越想不清楚,于是,我选择了克里斯。他仅仅是一个网上的人,我可以非常主动地决定我们是否需要继续做朋友,如果我觉得和他交谈不自在了,只要不再跟他通信就可以了,我不怕他知道我的事情。
  我把简单的情况写下来,同时,把我想到的问题一个、一个提给克里斯。我在这封信的落款后面写上了紧急呼救的SOS。
  克里斯很快就回信了。跟以往的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信有标题——《我的故事》,用的仍然是小学生也可以读明白的英文:
我的故事

  我出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很多电影里表现过的阳光和现代生活。我的父亲是律师。他为很多有钱人打官司和做私人法律顾问,帮助别人保护财产和赚钱的同时,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我母亲去世非常早,那时候我还不到6岁。我父亲有过一些女人,但是没有再结婚。所以,我没有机会有兄弟姐妹,是独生子。我父亲希望我长大成人之后可以继承他的一切,因为我们这个家庭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从小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父亲安排了我的全部生活,送我上了哈佛大学。我上学的时候是很勤奋的,因为要子承父业,必须努力。大学第三年的时候我迷上了瑜珈,我很喜欢那种好像入定一样的感觉,我觉得那才应该是生命本来的状态。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到了中国,很辛苦,如果我自己没有改变,可能现在还是那样的。
  我是因为到缅甸出差偶然来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我们公司想从这里获得原材料。我遇到了媚蓝。媚蓝稍微懂一点英语,我们勉强交谈。她指责我们这些制造现代生活的人破坏了大自然,毁灭了她家乡的环境。在我眼里,媚蓝很美,她身上有一种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不可能见到的东西,非常淳朴,好像从来不会有人逼着她做什么,她可以过很自在的日子,用很简单的手段谋生,维持日常温饱之后剩下的时间都可以活在自我之中。我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媚蓝站在有些破落的村子里,就像你说的那样,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我看见这些,觉得她是我追求的那种东西——简单朴素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着的纯净女人。我决定留下来。
  当时我没问自己任何有关今后的问题,包括我父亲会怎样、我们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和我会不会有一天再回到美国等等。我想问了也没有用,我自己回答不了,问别人是见仁见智。所以我就什么也没多设计,跟着直觉做了我感到高兴的事情。到现在都是这样,有什么变化,我就去解决什么问题,不预支快乐也不提前烦恼。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要面对变化的,所以变化并不可怕。我觉得总是去想像变化的人,胆子大概是比较小的。
  ……
  读克里斯的信,觉得他好像已经完全无欲无求,完全沉浸在他的自得其乐里。但是,他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解决我心里的一系列问题。更何况,我很清楚一点,克里斯和我不一样。他有一个除了他就什么亲人也没有的有钱爸爸,他有随时可以回去的美国,他吃腻了面包黄油之后才会向往窝头咸菜,见惯了灯红酒绿之后才觉得阳光和蓝天非常珍贵。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没有这五斗米都能比别人活得好,这种人来讲什么“归田园乐”,不是虚伪是什么?讲清心寡欲是要有实力的,就像很多人说自己淡泊名利,其实根本不知道名利是什么,有什么资格说淡泊呢?我和克里斯就不一样。去加拿大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改变我的一生,我可能从此就区别于一般更为普通的老百姓,就脱颖而出了。这些,是克里斯永远无法体会的。
  然而我矛盾,越是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就越是矛盾,因为我总是相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世间的好处全部占尽,总要在获得的时候有相应的失去,这样才有平衡。我的问题在于我怕我失去的正是我想长拥有的,所以我连面对获得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我没有再给克里斯写信,当我明白了我们的不同之后,我觉得他也没法帮我。他是活在他的状态里,这种状态背后是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背景,就像没有人能给我拿主意一样。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一个人能从根本上帮助或者改变另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不可能与另一个人完全重合一般的相同。
  就在我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克里斯的信又不紧不慢地来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给我发了一张照片:麻布衣裳的他怀抱一只吉他,膝下是一双娇憨的儿女,身后是绝对称不上美丽却把他留在异乡的媚蓝。他还是写了一段话:
  有时候人的一生不在于做成了什么,而在于做过和做到了什么。我所做的,就是找到和守住了我最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你也应该一样。
  克里斯还是没有逐一回答我曾经提出的问题,相反,他的信使我增添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究竟更想要什么?或者就是说,我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同样是我在28岁的时候不会回答的。
  看着克里斯的照片,我觉得我对他的猜想有些狭隘。他明明是很真诚地快乐着,我为什么要去替他设计一个今后,并且跟伪善联系起来呢?就算有一天克里斯带着他的缅甸妻子和孩子回到美国,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要他自己认为那样能安心。我想,“克里斯”的确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非常根本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最基本的自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立场上去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来自其他人的隔岸观火似的感受其实并不能左右什么。相比之下,我觉得我自己是生活在一个网中,这个网里面盘根错节着许许多多干扰我的思想和选择的信号,这些信号来自我也许看重、也许并不看重的旁观者,我和很多人一样固执地相信旁观者清,但忽略了其实旁观者永远不会代替我去过完每一个在我的生命中顺理成章的日子。我的烦恼和痛苦里有多少是真正来自我的内心呢?克里斯生活在网外边,他只相信心的指引,所以他比我快乐。
  我给克里斯回了信,没有再提到困扰我的那些问题,说了很多关于我知道的瑜珈以及我了解的缅甸。我们跟一对轻松的朋友没有什么两样。
  大约在秋天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去加拿大学习的事情暂时搁浅。我写信告诉克里斯这些的同时告诉他,我原来设计的问题可能永远不需要回答了。
  对于一个幸福的家庭来说,什么样的获得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一个不幸的家庭,并不是什么样的给予都意味着雪中送炭,何况每个身陷苦难中的人通常都比那些快乐着的人更加珍惜尊严,卖煮花生的大老秦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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