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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为一次采访认识老孙的。 他在我家楼后不远的市场上摆小摊子。卖什么东西不固定，经营随着季节走，菠萝下来卖菠萝、草莓下来卖草莓，水果不丰富的季节，老孙卖各式各样诸如土豆、萝卜之类便于保存的蔬菜或者干脆就卖白薯和花生、瓜子，这样看来，老孙就显得比其他小贩脑筋活络，生意也显得要红火一些。 老孙卖东西的时候从来不是一个人，他的两个女儿总是缠绕在他左右。一大一小，大的4岁，小的刚刚可以自己走路、不用大人抱。两个孩子都是黑红的小脏脸、破旧的花布衣服、花布鞋，头发稀疏、泛着黄色。看上去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然而孩子在市场的人流中鱼一样地穿来穿去的时候，天然地就带上了一种健康淳朴的气息，叽叽嘎嘎的带家乡口音的叫喊让人觉得她们正开心着呢。 老孙的妻子侯姐白天没有时间管孩子，她在别人家里当保姆，主要是洗洗涮涮。最初，主人家知道侯姐曾经在老家开过饭馆，就要求她做午饭和晚饭，但是没出三天，主人就改变主意不要她做任何一顿饭了。据说，是因为侯姐做的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农村味儿”。侯姐的工钱也从每个月三百减到了每个月二百。侯姐心里可能有些不舒服，这是后来老孙告诉我的，她回家叨咕说：“饭还分什么城里的味儿和农村的味儿，农村味儿的饭怎么啦？农村的饭就不是人吃的？”但是侯姐还是没有离开这户人家，因为不用做饭，她的工作轻松了许多，而且有时候还可以到老孙的摊子上来帮着照应一下、看看孩子，一举多得。老孙说：“天下的便宜占不完，二百就二百吧。” 老孙是小市场的福尔摩斯，谁的事情都知道一二，不知道的事情问到他，他也会千方百计地去调查一番，尽可能把能了解到的情报搞到手。而且，老孙大概是这一条街上的小摊贩中很少的几个有寻呼机的人之一，可见他的确不一般。 我就是因为想采访那些据说以卖血为生的人而实在没有线索才找到老孙的。 我随口问老孙的时候，他的脸上突现出一种我没有见过的警觉表情，他说：“放心吧，我帮您问问，准能找到。” 第二天我到市场买菜，又见老孙，顺便问他“昨天的事情打听得怎么样了”。老孙沉吟片刻，说：“我没找到。”我有些失望，说：“没关系”。老孙想了想，小声说：“不过，我想了想，还是得帮您这个忙。孩子她妈也这么说。”我有些糊涂。这本来是一种不太光明的事情，我找起来都那么困难，更何况一个卖杂货的老孙。我说：“还是别为难你了。”老孙马上说：“不为难，不为难。跟您说实话吧，我就干过这个。” 我吓了一跳。 因为是中午阳光正足的时候，市场上买东西的人不是很多。老孙的两个孩子大概是跑累了，歪倒在三轮车后面的土豆堆上迷迷糊糊地打盹。我和老孙隔着他的权做菜摊用的三轮车低声说话。 老孙语调轻松地给我讲了一个在我听起来有些悲伤的故事。 老孙和侯姐是为了生孩子离开老家的，就是电视里演的那种所谓“超生游击队”。老孙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儿子，因为到了他这一代，他家已经是单传，如果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这个家庭就“绝户”了。在这个问题上老孙不相信诸如“命中无子”之类的话，他相信机遇，相信只要勤奋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望——“一个、一个生下去，总能碰到儿子”。于是，老孙带着侯姐来北京了。“北京也不是没有王法的地方，可话说回来了，北京这么大，人这么多，哪儿就轮到抓我们俩了？”老孙说他就是这么想的。 天遂人愿，老孙参加装修队不到两个月，侯姐就怀孕了。 那时候的老孙听说了医院里有一种先进的检查方法叫做B超，“超一下就知道是男是女”。老孙向往着自己的儿子被“超”出来。他不知道“超”这一下要多少钱，但是他认为这么神奇的检查一定是昂贵的。他老孙就是一个民工，一辈子也别指望自己老婆能跟城里人一样想“超”一回就“超”一回。然而老孙还有一个想法，侯姐是他的老婆，老婆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人，不能让这个人受罪，至少是能少受罪就少受罪。老孙想着，要是“超”出来又是一个女孩子，就可以马上流产，老婆也就免受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的苦楚了。 老孙揣着他的梦想和爱心来到医院，想问问B超的价格。医院里的人好像都特别干净也特别忙，这样比起来，老孙显得又脏又闲又讨厌，没有人搭理他。 老孙在收费处和计价处以及药房之间走来走去，结果，就有一个人来搭理他了。老孙说：“这个人就是找我卖血的人。”老孙相信他说的话，“卖了血就能有钱做B超，就能知道老婆怀的是男是女”。老孙就答应了。 老孙说“其实是挺简单的事儿”，他根本不用管任何手续方面的事情，自然有人给处理好了，只要“到时候抽血、拿钱就行了”，抽一次血，老孙可以得到200元钱，那是当时他和侯姐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 抽血那天侯姐哭了，说：“咱不能什么都卖了呀”。老孙说了一句气壮山河的话：“我禁得住，为了你，还有儿子，我什么都不怕。” 第一次卖血的收入到手，老孙立即带着侯姐去了医院，战战兢兢终于做成了B超，医生说孩子还小，看不出所以然来。遗憾之余，老孙也知道了B超的价格，原来只需要20元钱，才仅仅是卖掉200CC血所获得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老孙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血是可以长的呀。吃饭、喝水都能长出血来，长得多了也没有用。磕磕碰碰还要流血呢，这200CC又能算得了什么？” 老孙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跟那个偶然认识的人保持着联系，联系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就包括他用卖血的钱买来的一只二手的寻呼机。 老孙没有再让侯姐去做B超，因为侯姐说了，什么性别的孩子她都坚决不打胎，“自己的骨肉，越大越有感情”。 老孙因为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之后逐渐积累了本钱，离开了装修队，买了三轮车，重新租了一间稍微大一些、能住下一家人也能当库房用的平房，开始了小贩生涯。侯姐又经历了很多躲躲闪闪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儿，就是老二。 老孙在给我讲这些的时候越讲越眉飞色舞，最初的警觉已经荡然无存。他几乎已经陶醉在他意外获得的改善生活的成功之中。他的表情和神态告诉我，他根本不会在意我怎么想这件事和怎么评价他的生活。 我还是把我有限的医学知识尽可能通俗易懂地告诉了老孙，告诉他经常这样抽血对人的损伤很大，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孱弱和衰老，而且一个这样频繁献血的人，他的血液的质量越来越差。老孙似懂非懂地看着我，一声不响。我想不出来怎么劝老孙放弃这种对人对己都非常危险的营生。最后，我跟他说：“你不是还想要个儿子吗？你这样以后连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老孙顿时紧张起来：“真的？” 我说当然，人只有在最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才有可能生出健康、优秀的孩子。老孙想着，频频点头。 日子平静如水。我还是经常到市场去买菜，见到老孙和他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女儿，照样开玩笑、打招呼。侯姐还没有怀孕的消息，老孙悄悄告诉我，他把寻呼机卖了，他听我的，不再卖血，“就算是为了儿子”。 我写了有关老孙卖血的文章，字里行间批评了他的愚昧，我告诉他的时候，他憨厚地笑着说：“是愚昧，是愚昧。” 真正认识老孙的人品是在刚刚入夏的一个傍晚，小市场最热闹的时分。 这一天老孙卖的是才上市不久的西瓜，一块大硬纸上歪歪斜斜写着“海南西瓜，每斤X元，不甜不要钱”，和老孙仅隔一个卖大饼、面食的摊子，是一个卖炸鸡的摊子，主人是个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女孩子站在滚热的油锅前面，挥着油汁滴沥的大笊篱，费劲地把炸好的鸡腿捞出来晾在一旁的盘子里。 就在老孙帮我把一个西瓜装进提兜的时候，我们同时听到了一声惨叫。卖炸鸡的油锅不知怎么翻倒了，滚烫的油泼在姑娘的腿上，炉子里的火苗直窜上来，鸡腿散落一地。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老孙已经奔了过去，把姑娘从她摔倒的地方向后拖了好几米。 市场的这个段落乱作一团，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都不由撤出圈外，观望着。但是没有人帮忙。姑娘的裤管已经贴在腿上，还有些冒烟。 老孙把姑娘安置在小路边的土地上，走回来跟我说：“您能帮我照应着俩孩子吗？她妈一会儿就过来。我得送她上医院。” 我说：“没问题”。老孙三下两下把他没有卖完的西瓜搬到墙角，拉起三轮车就走。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看急诊，他大声说：“放心吧，我老去，熟着呢！” 那天老孙的两个孩子跟着我逛商店。逛的过程中，老大因为不放心爸爸的西瓜而不停地咕哝着说：“还是看着摊儿好。”于是我们就一起在墙角边守着西瓜，等着侯姐收工之后来接孩子。 有好心人把翻倒的炉子扶了起来，火已经熄灭了，油锅也被推到了一旁。老孙一直没回来。孩子说：“爸爸又做好事去了”，她们饿了，我从商店里买了火腿肠给她们吃。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一边吃一边给我讲他们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爸爸的英雄故事。从孩子嘴里，我知道了原来老孙在乡下的时候曾经一度当过村干部，还把一个掉进井里的两岁男孩救了上来。大女孩说：“我爸的腿上有一条大疤瘌，就是因为救人。”小女孩显然不会知道这些，但她知道姐姐讲的一定是一件好事，也费劲地说：“唔，救人……”大女孩说后来爸爸不是干部了，因为“爸爸老想要小弟弟”。 侯姐来接孩子的时侯，已经过了收市的时间，她千恩万谢，一定要我抱个西瓜回去。我问她知道老孙去哪儿了吗。她说：“我就是刚从医院回来。她爸让回家拿点儿钱，药费挺贵的。我拿了钱领着孩子给他送去。”我问姑娘的伤势，侯姐说：“没什么大事儿，送医院快，能好。”侯姐没把西瓜搬走，只在西瓜堆上罩了一块塑料布就匆匆忙忙地要走。 我说如果要帮忙，我也一起去。侯姐极力阻拦，说：“有老孙就行了”。我留下了我的电话，说随时找我都可以。 然而直到第二天我到市场去找老孙之前，他们两口子都没有跟我联系。 我在市场上又看到了老孙在卖西瓜，他的两个女儿在跑来跑去。看见我，老孙忙不迭地道谢，说孩子说了，阿姨会讲故事，还给她们“买肉吃”。 我问老孙花了多少钱。他想了一下，说：“200多吧。这孩子刚开始出来做买卖，都不容易，让她慢慢还吧。” 我没问老孙，花在别人身上的是不是当年他卖血攒下的钱。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善良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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