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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名胜，因为观光事业最大的一环，但仅靠山川名胜不行。刚果共和国即令有再好的山川名胜，除了探险家外，恐怕没有什么旅客上门，盖面对着妇女随时有被奸，男子随时有被剥皮的危险，没有太多的人肯兴兴头头地前往那地方试运气也。何况，地文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地文非人文不名，老天赐给你再好的奇景，如果你一塌糊涂，再奇的景都会被淹没。我曾悲哀地想，如果日月潭、阳明山落到美国佬的手中，恐怕早面目一新矣。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一直缺乏灵性，很多道貌岸然闻之大怒特怒。但别的东西上有没有灵性，那是另一个问题，若仅论观光事业，固实在是看不出啥灵性也。观光过中国复又观光过洋人国的人，恐怕心中定有一个比较。有些卫道之士，著书立说，常曰：“我们中国人好客。”这种美德汉唐之世有没有，我不知道。孔丘先生言论集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确知不误的，乃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胞，实在并不怎么好客，而且非常地“欺生”，欺你是个生客也。 抗战时大家流落四川，四川为天府之国，比台湾大矣富矣，可是他们对非四种人一律称之为“下江人”，西康省明明居于上江，也硬称之为下江，以便简化。你到街上买东西，一听你是下江人口音，便自然而然地涨上一倍。有时和本地人起冲突，有人登高一呼曰：“打下江人呀！”真是耕者放其锄，骑者下其马，一拥而上，头破血出。抗战胜利后，我到东北，乃忽然一变而为“关里人”，乃山海关里边的人也，到东北的四川哥子此时也瞪了眼，初次尝到异乡人滋味矣。关里人的遭遇似乎比下江人更糟，不仅有挨打的危险，有一次我和某一位本地人打架，他告诉他的喽罗曰：“把那老头丢到野地里喂狼。”盖杀人易，灭尸难，东北地冻天寒，野狼如海，不要说一个尸体，便是一个活人，落入狼爪，一刻工夫，骨头都没有啦。再后则来到台湾，不用多加解释，又成了“内地人”矣。回首前尘，实在找不出中国同胞好客之道，故中国诗人作诗填词，每多伤离思乡，如果真的宾至如归，则乐不思蜀，何来那么多难过乎？ 这种不好客和欺生的气度，用到中国自己同胞身上，只好自叫倒楣，无话可说。但却不能不使人愤慨，愤慨积得太多，仇恨便油然而生。《稗官野史》上曾记载一故事曰：张献忠先生年轻时，推独轮车去四川做生意，被一群四川流氓推入谷底，把货抢走。他爬起来赴乡长那里理论，一口陕西土腔，众人竟反咬他一口，乃挨了一顿臭揍，驱逐出境。于是，不到十年，张先生成了贼大王，率兵屠川矣。欺生的结果竟至如此严重，而迄今仍有些地方照欺不误，你说人们能接受历史教训乎？ 对仅仅是异乡人尚且如此，对洋大人更不用说矣。“鹿特丹”号的洋旅客在基隆停留六个小时，前来台北参观手工艺品中心，其价钱之高足可把人吓跑，市价不过值三五十元，该中心硬要卖二百元，使洋大人大摇其头。洋竹杠敲到如此无耻程度，还搞啥观光事业？索性开个屠场，见洋大人即掳而烹之，岂不更简单明了。 其实，这种毛病，不单手工艺品中心一家才有，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洋大人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简直如置身亚马逊河吃人部落，每一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发一点洋财。被骗得晕头涨脑，回到船上，能对这个地方有好感乎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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