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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啥时候才有的，言人人殊。最权威的说法出自阿尔玛的大主教犹施尔先生，他在一六五○年，斩钉截铁地宣言，宇宙创始于纪元前四千四百零四年，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甚至敢肯定创造在该年的某月某日时。看起来洋大人真是小家子气，中国神话学家的尊口就大得多啦，认为宇宙创始于纪元前二百七十六万零四百八十年。——是年也，盘古先生劈下他最后的一斧，于是轻轻上升者为天，沉沉下降者为地，一个糊里糊涂的世界，就糊涂地出现。 东西两方，除了时间上的不同，还有坚持程度的不同。中国神话学家信口开河，你怎么拆穿他的西洋镜他也不在乎。而犹施尔先生可不行，他绝不允许反对，以致搞得学术界焦头烂额。数学家丰罗诺斯基先生忍不住，戳着犹施尔先生的屁股叹曰：“他唯一的武器是教条和无知。” 呜呼，用教条和无知作为武器，盘马弯弓，杀声连天的朋友，举目皆是，又岂只犹老夫子一人乎哉。于是布罗诺斯基先生写了一部书，希望被教条酱住的头脑解一点冻，也希望凿一凿被无知塞满了的心灵，看看能不能凿出一点窍。这部书就是被汉宝德先生译出，被吾友李大人俘走，又被柏老收复失地的《文明的跃升》。 这本巨著在美国是畅销书，但在中国未必就是畅销书。这跟在美国是畅销唱片，在中国一定是畅销唱片，情形恰恰相反。一个高水准国家的国民，求知欲一定十分强烈。当台湾光复初期，连所谓知识积蓄较低的女工、下女，在火车上，巴士上，都要拿一本书的那个伟大时代，早已昨日黄花。现在，大概是已成了文化大国之故，普天之下，只有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不得不苦苦地去磨敲门砖，一旦学堂毕了业，就烧香拜祖，誓死跟书不相往来。一个当经理的，或一个当科长的，看看风花雪月的小说，间或有之。如果有人在看进德修业的书，准被疑心神经有点毛病。这就注定了我们知识的永远恐慌，恐慌到汉宝德先生所感叹的：“中国教育整个在一种肤浅的专门教育的观念笼罩之下，在职业主义的支配之下，青年朋友要长成为有眼光、有识见，以天地为心，对人类前途有见解的胸襟广阔分子，相当困难。如果没有广大的人文精神的准备，知识与人都是一些工具，都会为野心家所利用，或为自身欲望所驱策，浑浑噩噩地在社会里钻营而不知所为。” 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画像，严重性固然在于知识的低落，更在于知识的隔阂。干每一个行业的人，都真的相信他那一个行业掌握了社会、国家，甚至人类的命运。都把头埋在权势或钱眼里，认为天下就这么大啦。 《文明的跃升》是一部静静品味的巨著，作者布罗诺斯基（虽然他名字有“斯基”，却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跟柏老也没有交情，特此声明，以免误会），他写这本书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如果没有人文，不可能有哲学，甚至不可能有良好的科学。对自然的了解是以对人性的了解为目标和以了解在自然中的人类情态为目标。” 所以，政治有黄金时代，科学没有黄金时代。科学精神是永远不向屁股后看，而永远向前看的焉。动不动就提“想当年”的人，准是对现状自顾形惭。好汉不谈当年之勇，科学精神就是不在乎过去，他们不把死翘翘的大家伙或小家伙，酱在他们的尊脑里，动也不敢动。欧几里德先生的几何学，被奉行了两千年（柏杨先生年轻时念洋学堂，就是念的他那玩意，现代学生老爷已很少知道他是谁了啦）。牛顿先生的三定律，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一律，似乎已垮了台。 科学家的奋斗是人文精神的，《文明的跃升》介绍死里逃生的医生莱斯格罗先生所自述的，在一六二○年跟教条和无知奋战历程中的奇遇： 我被带到刑架，绑在上面。我的双腿穿过三板架的两边之间，脚踝系着绳索。将把手向前推，我的双膝的主力顶着两板，把大腿上的腱内，顶得爆裂似的粉碎，膝盖被压破。我的双目直瞪，口吐白沫而呻吟着，牙齿战抖如鼓手槌子。我的嘴唇战粟，没命地喊叫，鲜血自手臂与断裂的腿、膝上溅出。自这痛苦的尖端放下来，我被绑着两手，丢在地板上，我不停地大声喊叫着：“我招供，我招供！” 这是文化人寻求真理所付出的典型代价。伽利略先生的遭遇比较舒服得多，他仅只在法庭上，匍匐在地，自动招认兼坦诚不讳地“跪拜在最高贵、最可敬的红衣主教们尊前，及统理基督国度反异端妖言的裁判长尊前”，才免除了皮肉之苦。然而布罗诺斯基先生引用法国剧作家布马歇先生《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的话，对加诸莱斯格罗先生、伽利略先生身上的“教条和无知”下一个定律曰：“印刷品的胡说八道，只有在不准自由传播的国家才有危险。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与认可同样的毫无价值。”布马歇先生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物，根据这项定律，他那尖锐的鼻子就嗅到了政治里煮的是啥菜。“路易十六是被《费加罗的婚礼》拖下王位斩首的乎？当然不是。讽刺并不是社会的炸弹，但却是社会的指标：说明有新人来敲门啦。” 旧的文明形态被新的文明形态代替，可不容易。于是，有想象力的天才，就成为瑰宝，作者对在推进人类文明进展过程，对促使人类向前跃升的建设性的天才，如牛顿先生和爱因斯坦先生，下一个界说曰：“他们伟大的天才所在，仍在于他们问一些近乎明显而天真的问题，却找出一些对传统具有破坏性的答案。”（可惜作者孤陋寡闻，不认识与莱斯格罗先生同一命运的柏杨先生，否则准把我也算上一个，这是该书唯一不能原谅的缺点。）很显然地，相对论一发明，就立刻对旧有的物理学原子论给予一个很大打击，使很多物理学家因恐惧没得饭吃而暴跳如雷。当希特勒先生努力排犹，要向爱因斯坦先生下毒手时，爱因斯坦先生一溜逃到美国。否则的话，第一颗原子弹就要属于德国，世界形势，将大大改观。这正是文明跃升中的人文因素。 一种新的文明，必然地要破坏旧的文明。作者举出欧洲接受阿拉伯数字的例证曰：“欧洲当时（八世纪）对数目的记法，仍是愚笨的罗马式，比如一八二五作MDCCCXXV，M是一千，D是五百，C是一百，三个C是三百，XX是二十，V是五。伊斯兰人把这套东西换上现代十进位法，只要简单地写下1825就可以啦，因为它是用每一单数的位置来决定它是千、是百、或十、或个的。” 科学不是孤立的，我们可想象到，当愚笨的罗马式传统数字被破坏时，卫道之士如丧考妣的情形，因为一直到现在，阻挠人类进步的所谓卫道之士，用异端裁判所来阻止荒谬的文明被破坏时的嘴脸，仍惊心动魄。 科学和人类文明相偕跃升，给人类带来的绝对不是灾祸，而是幸福。动辄怀念过去好日子的人，事实上并不知道过去好日子的内容是啥。西方人士总是认为十八世纪的乡村是诗情画意的，犹如中国儒家系统总是认为尧舜时代是诗情画意的一样。诗人古德斯密先生描写那失掉的乐园曰： 甜蜜的奥本，平原上最可爱的村落 健康与丰收鼓舞了青年的工作 多么幸福啊，他在树荫下完成了这些 年轻的工人，休闲的岁月 这真是隔山观虎斗，看人挑担不费力。作者布罗诺斯基先生斥之曰：“完全胡说八道。”在乡下当牧师，对当时乡村生活有深刻体验的克拉比先生，看了之后，几乎气死，也报之以诗： 是的，缪斯为那些快活的工人歌唱 因为缪斯不知道他们的创痛 辛苦的工作，无时或休 真的能会为这乏味的诌媚音律所感动 《文明的跃升》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过去的成就虽然很重要，但它必须受到无数挑战，人类文明才能有进步。人类的美景和幸福，不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而在未来。这世界充满了因新事物的产生而随之产生的希望。布罗诺斯基先生曰：“如果我们一定要信仰，则必须是知识分子的民主。我们不能因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权力之间的距离而衰亡。巴比伦、埃及、罗马，都失败于此。这一距离要想缩短，要想集结，只有知识流传人间，或领导人民，没有控制别人的意图，不孤立于权力之中，才有可能。” 我们需要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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