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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到底是有价的乎，抑无价的乎？没有定论，而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认为爱情至神至圣，千金不换。有些人认为爱情算啥，跟其他货物一样，照样可以买一火车。连爱情有价论者之中，爱情到底值多少钱，也同样没有公认行情，也同样地因人而异。像吴起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将”；像柏杨先生，爱情不如一个“官”；像那位诗人朋友断了线的连襟，爱情不如一辆电驴子。还有些赌徒朋友，赌得急啦，把如花似玉的娇妻都押到牌桌上，爱情价值就更可用筹码计算出来矣。 刘美枝女士对李森先生的爱情起初当然是无价的，但后来在贤明的嫂嫂帮助之下，她的那份爱情就有价啦，价钱是三万元。报上说，当王春瑷女士跟她谈及要她让出李森先生时，她泪流满面，痛苦应允，这是一种崇高的气质，也就是我们所歌颂的“爱是牺牲”的情操——我说这些，不是说她肯自我牺牲就对，不肯自我牺牲就不对。她如果强烈表示不肯出让，固也是对的也，她爱他既爱得真像她和她嫂嫂说的那么深，兼那么紧，她就不应该应允。换了柏杨先生，我宁可家破人亡，宁可冒天下人的拳头，我都不会放弃，拼着老命也要周旋到底，为她而死，为她而亡，呜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痴情照汗青。” 不过问题是，既然已经宽大量放弃了矣，就应该一直保持这种高贵的度量。我想刘美枝女士是有这种自我牺牲决心的，可是嫂嫂大人比较有学问，她就只好反过来要李森先生拿三万元。拿三万元我不反对，不要说三万元我不反对，三千万元我都不反对，盖这已不是爱情问题，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爱情有了价格，可以出卖，便只是看货出价问题矣。 于是，刘美枝女士适时而适度地自杀之后，不再是爱情的纠纷，而是债务的纠纷啦。李森先生如果早付了三万元她还自杀不自杀哉？就是现在吧，李森先生弄了三万元，限时专送，送到刘府，她还到处请愿不请愿哉？有些人疑心她自杀的目的不是争取爱情，只是在索取那三万银子。这种疑心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肚，但事实又真的有点像，怎能不教人泄气乎。 那位聪明的嫂嫂对记者们说，当初提那三万元，明知道李森先生拿不出来，只是为了教他知难而退，转回来再爱她妹妹。这话有没有道理是另一回事，但刘美枝女士已坚决表示不要嫁那个人面兽心啦，则李森先生想转回来再爱她也不行啦，剩下来只有一条路摆到面前，那就是，除了乖乖拿出万元，别无他法。咦，三万元的魔力大矣，有此三万元，刘美枝女士不致自杀，李森先生不致变成“始乱终弃”“人面兽心”；没有这三万元，他遂逃不掉“喜新厌旧”“一意孤行”“不堪为人师表。” 三角纠纷的症结只不过在三万元上，如此而已，泛道德论和代数学专家急吼吼而吼吼急，恐怕是有点表错了情。 前天接到一位署名阙先生的来信，指教了几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柏杨先生所提的读者来信，原来都是假的，文曰：“常看到你佬把读者的来信照登出来，我们知道不一定有这么一个读者，亦未必给你佬去过信，反正你人佬用这个方式，亦是一种表达的办法，也就无可厚非啦。”不称“老”而称“佬”，视道貌岸然如大侉子，已够不敬矣；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肚，说读者来信仿佛全是捏造的，就未免太明察秋毫矣。记得有位朋友，在某报当副刊编辑（现在他已经不当啦，请勿乱猜），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怎么搞的，得罪了他，他就不动声色，给他来了一个腰斩——不是把人腰斩，而是把文腰斩。腰斩之后，读者老爷纷纷来信责问，有的还以停报恐吓，而该编者老爷固无动于衷也，冷笑曰：“我干编辑三十年，投稿三十年，啥花样不知道，随便找两个人写写信，老套子啦。”结果如何，不必管他，我们只管他的“冷笑”就行矣。一个作者如果依赖自说自话窝里捧，其文便不值钱，即令编辑老爷不腰斩，他也会买一把刀自己腰斩。而一个编辑兼作家老爷，如果有这种亲自下手的光荣经历，因而推想别人也同样如此如此，就未免太头皮痒啦。 柏杨先生写这些，不是要向阙先生争取不平，而是又有信需要答复，连带想起来这么一个学说也。现在要答复的是一位“恕不具名”的限时专送，不但恕不具名，也恕不具地，不过邮戳却是“台南，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庚四”，我们且称之为恕先生。 恕先生第一个要求，是要我心平气和地看。第二个要求，是要我不可把他的信原文照抄发表。呜呼，凡是先要求对方心平气和的，一定自信他具有使对方跳高的本领。关于这一点，敬请恕先生放心，再厉害的信我都不会跳高，盖跳高乃年轻人的事，对于老头，不会有如许大的威力也。至于要我不照抄原信，遵照无误，柏杨先生所以要照抄原信，一则照抄原信可以不用大脑，而稿费照算，二则我不愿被人误认为我在断章取义，盖我最反对断章取义也。照抄而研究之，读者老爷就可发现是不是以偏概全矣，如果我是在断章取义，读者老爷就可青脸曰：“这老头瞎搅个啥？”如果不是断章取义，则大家都无所遁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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