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邮员
大柴旦在蒙古语里念作“伊克柴达木”。“伊克”是“大”，“柴达木”是“辽阔的地方”，汉语就简化成大柴旦。离大柴旦最近的一个公路道班叫“南八仙”。50年代有8名勘测者从这里进入戈壁，就再没有回来。“南八仙”因此得名。
我们中午到达柴旦县邮电局。局长查士强安排我们去草滩上的蒙古包。事先已经通知了局里的几位业务骨干和有代表性的职工，便于抓紧时间座谈。卢代宽是其中一个。他走进局长办公室，在一角坐下，就开始向我们讲他的故事。一边打开他随身带来的一个纸包，里面满是他多年来获得的奖状、登载他的事迹的报刊的剪报、他给许多单位或个人写的信和那些单位或个人给他回的感谢信。
查局长说，我们先去吃饭，边吃边谈。老卢听了好几遍，才明白现在还不到正式座谈的时间，便又赶紧把那些东西卷起来。
来柴旦之前，我们在德令哈州上已经听过有关这位老劳模的议论，说他好事倒是做了不少，但过于喜欢表现。我因此特别注意到他。
草滩一望无际。蓝天尽头，祁连山的雪峰闪闪发亮。远远近近的几个蒙古包，像晨星一样寥落。波浪一样隆起的沙梁子上有一些移动的黑点，那是一群悠闲的马。我们去的蒙古包搭在一条小溪边。溪水清澈见底，蜿蜒明灭流向远方。蒙古包的主人请来的阿訇做完祷告，在溪边宰了一头羊，剩下的事就留给了做饭的人。
开饭馆的是个蒙古人，名字就叫白蒙古，他做的是很地道的蒙古饭食。蒙古饭好，青稞酒香，众人兴起，就唱歌。大家用尽力气拍着巴掌，硬直了脖子海起来唱。在这大戈壁上完全不必担心吵扰了谁。
一首歌还没有唱完，包里就是一片闹哄哄的喝彩。我突然发现刚进来时坐在门口的卢代宽不在了。
在这样的气氛里座谈已经没有可能。整个下午卢代宽都不在人群里，等我们要离开草滩了他才又露面。他显然不习惯下午那样的场合。他穿着60年代的邮电工作服，已经发白了，缀了补丁。脚上是一双老旧的解放鞋。他一脸黧黑，须发花白，一口地道的胶东话，看上去像十足的刚从庄稼地回来的山东农民。
真正的座谈是在晚上进行的。仍在局长办公室，这里还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座谈一直进行到半夜以后。卢代宽其实并没有说几句话。上午见他有满腹的话要倾诉的样子，到了时候却木讷着。有关他的故事，大都是查局长说的。他自己只是专注地听着，点头，叹息，表示认可。
卢代宽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事。作为老劳模，他的故事甚至有些琐碎。他干了几十年的乡邮员。一只邮袋从没换过，破了就补，再破再补。到现在骑的还是一辆五八年生产的自行车。他的邮袋除了信件，还有邮票、信纸、信封、针头线脑，带给邮路上的牧民帐房和公路道班。在局里，他手脚不闲，扫楼道、扫院子、清理厕所。厕所建在一面坡上，踏板以下是敞开的，粪便在斜坡上堆得像金字塔，隔段时间就要到斜坡下去清理一次。多少年，这些事都是卢代宽做的。大家习惯了，以为厕所一直就是新的。退休后，这些事他还在继续做。因为不出外勤了，他还觉得空闲，就经常看报，就知道内地老家的山区有失学儿童，便写了信去，同好几个小学生建立起救助联系。跟如今内地的收入比，他的工资已经很微薄窘迫了。除了维持一家子最低限度的生活，他把钱都捐了出去。好在苦惯了，到青海几十年，最近几年才能经常吃上蔬菜和鲜肉。先前常年吃的只是晒干的薯条。从内地运来的咸肉要浸泡一个星期才能煮食，煮出来的汤是浑黄的，苦涩难咽。我想起在州上听到的对他的好表现的微词，便很直率地问他，这样做是不是只是为了得某种荣誉。他竟也很直率地回答：当然是。我们做了很光荣的事，为什么不该大家知道呢?我就是希望让老家的人知道从家乡出去的人不是孬种。他说着就沉默下来。一屋子人也都静静的。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起床，在路边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羊肉面，就要出发。这天要走的路很远，穿过八百里瀚海去芒崖的花土沟，要夜里才能到达。车子已经发动，卢代宽突然从朦胧中的一个什么地方向我们走来。他好像有许多话没有说完，我们也有许多问题想问他。一个人，几十年，那是一部大书，但一时竟不知从哪里问起。我觉得总该说些什么，就问，为什么不回内地老家去?按政策这是允许的。他很平静地看着我，说，他在老家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他也怕回去过不惯。说着他不知为什么忽然撩起他的裤腿。那是一双像炭一样发黑的腿，暴跳的青筋可怕地虬曲在上面。他说，那是多少年来趟冰水冻坏的。
这双腿已经走不回内地了。在青藏高原连续生活超过廿年以上的内地人，一旦回去，是很容易患富氧综合症，以至危及生命的。卢代宽未必知道这些。或许知道，只是不说。
马路对面不远的草滩上，有一大堆曾经打磨过的巨石和瓦砾。巨石和瓦砾堆上，耸立着一排高大的圆柱，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的圆明园。这是50年代首批开发青海的人建的礼堂和废墟，柴旦城保留着许多这样的废墟。时间和沙暴有可能使废墟消失，但那些高大的圆柱恐怕难以掩埋。
女门卫
访问她是很偶然的。我们在格尔木的访问日程已经全部完成。吃过早饭，道过别，车子已经开出格尔木市局大院，青海邮电总局的宣传处长忽然说：领你们去看个人，是我一个老同事的女儿。
她叫常西宁，听名字就让人知道是西宁人。五八年出生，初中毕业进青海电线厂，一直干到业务经理。九四年，这个厂破产了，她也同样被列入重新分配的队伍，分到格尔木市邮电局当警卫。她在邮运局当干部的丈夫和上高一的女儿仍留在西宁。格尔木到西宁400公里。她一年只能回去两三次。
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35岁的女人，这样的变故太大、太难于适应了。初到格尔木，面对一间空空如也的一面坡土屋，她甚至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尽头。
但她却终于战胜了绝望。
常西宁的父亲是省局职工，会武功。退休之后，有一天在河边散步，见一群流氓调戏妇女，即上前制止。流氓转而围攻他。他不动声色，从河滩上捡起一块卵石，双手一拍，卵石即碎。流氓惊散。
常西宁继承了父亲的豪爽。她从小对女红没有兴趣，喜欢的是体育，是跟父亲习武。宿舍大院里爷们儿下棋，她在旁边一蹲就是大半天，并且老是插嘴，甚至动手。她在西部三省邮电系统的运动会上拿过羽毛球单打冠军。她还写诗。不是那种充满了脂粉气的缠绵呓语，是老成持重的格律体：
御命征高远，岂敢恋高堂。
念旧八百里，途中显凄凉。
悲冬寒侵骨，昆仑裹银装。
草枯木枝秃，风啸黄沙狂。
翘闻马声嘶，孤影映新阳。
夫妇倍流离，依恋瞻路遥。
还伊慷慨歌，孔德铭心中。
奋发更图强，苍穹星闪烁。
万灵育己身，以苦仍为乐。
这首诗是我在她那间土屋的墙上一字不易地照录下来的。诗写得不是无可挑剔，比如，下岗再就业很难说是奉“御命”出征；诗中的“孔德”据注解是指“孔繁森的品德”，多少有些生硬，等等。令人顿生敬重之心的是《木兰辞》式的阳刚古韵。
问她“万灵育己身”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人是天地山川草木万物培育出来的，真能让自己的身心归于自然，苦中就有乐趣。
在那些苦闷艰难的日子里，她竟是考虑过哲学问题的。一个人能觉得自己是苍穹上的一颗星星(“苍穹星闪烁”)，她的苦乐观也便不是常人能够企及的了。
常西宁的宿舍是一间独院，屋子和院墙都是土坯砖。常西宁的业余时间，除了对亲人的思念，除了写格律诗，便是收集牛羊头、石头和树根。休息日，她便骑了自行车，沿公路去寻找这些。从格尔木到都兰，长长几百里的笔直劈开空茫大漠的公路上，沿途的公路道班没有地名，就叫白刺林道班或红柳道班。道班的工人们认识了她，就会把修路时挖出的白刺根保存好，等着她的到来。这种生长在贫瘠干旱的戈壁上的白刺，为了保持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有一个巨大的根部，用自行车驮回去并非易事。但她喜欢。
在苍凉寂寞的荒原，为了得到一只犄角优雅的羊头，她会跟着牧民走几十里路，直到这只羊被宰杀，她再向卖主买下这只羊头。从格尔木往上，便是昆仑山，她常去那儿捡石头。海拔将近5千米的昆仑雪峰，奇岩异石无数。
她那间土屋的里里外外，满墙满地，满桌满柜，都挂满了、放满了这些牛羊头、白刺根和石头。她在当地举办了展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报纸做了整版的报道，电视台做了长时间的专题。城里城外，远远近近的市民、牧民，看了报纸和电视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主动无偿地给她送来牛羊头、树根和石头，以及一切他们觉得奇异的自然造化的果实。
他们把这个充满了男人气的女人看成高原特异的艺术的保护神。人迹罕至的高原由此厚待她，她则由此找到日子的趣味。
县邮电局长
我们早上从格尔木出发，下午三时到达香日德镇。这里果然树木繁茂(香日德在藏语里是“树木繁茂的村庄”)。整个大半天，我们只是在这里才享受到一片林荫。已经有一个穿西装的壮实汉子在这里等我们，安排好了饭食。正狼吞虎咽着，有一个人走进来，向我们笑着，并且随即在我们桌上坐下，是一个小伙子，穿着短袖T恤，戴着一顶长檐小红帽。我们没有在意，以为他是来找局长的线务工、邮递员之类。
那个接待我们的壮实汉子却介绍说，这是局长，
而他自己则是办公室主任——我们起先把他当成局长了。
局长叫祁文泉，他上午就到香日德镇来了，一直在找他的两位在县政府担任领导工作的朋友来陪我们。他的朋友被什么事拖了一下，比我们晚到了一步。他们也就不肯吃午饭，等着我们吃完，便匆忙开始下午的日程。
他们一心一意要让我们看的是一处吐蕃和吐谷浑王朝的墓葬群。这个尚未开发的墓葬目前已经震动了世界。从当地盗墓者手上流失到国际市场上的巴掌大一块丝织品卖价是3万美元，超过了唐代文物的卖价。装饰品上的金丝直径只有0.02毫米，今天的工艺都难以达到这个水准。这里挖出的铜雕马踏飞燕有一米高，远大于甘肃雷台出土的、如今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那具马踏飞燕。国内外闻讯而来的文物专家面对被当地牧民挖掘得一片狼藉的残骸，抱头痛哭。好在古墓的大部分未被开发。青海省曾经投入百万巨资，仍没有找到墓道，只有暂时保护起来。
墓群离开公路二十多公里，在一片连绵黑色的山里。夕阳斜照，面目残破的墓葬抱恨苍天。山下的察汗乌苏河在一片砾石上蜿蜒弯曲，牦牛群、羊群和马群凝然不动。远处山尖的后面，藏族寺院的经幡悠悠飘忽。返回公路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砾石上颠簸，不时要趟过察汗乌苏河。车子把河水溅得老高，随时都有可能熄火，令人提心吊胆。但自己开着车的祁文泉却若无其事，一路说着当地藏人热情好客的笑话，他把那个长帽檐歪到头一侧，像个坏小子。
进都兰县城是夜里9点以后，已经有很重的寒气了(“都兰”在蒙语里是温暖的意思)，祁文泉让我们去一家清真饭馆吃“手抓”羊肉，这似乎是当地招待远方来客的最高方式。店主让一个叫娜仁花的蒙古少女唱歌敬酒。歌是地道的民歌，酒是地道的烈酒。大家也就敞开了怀，一个一个争着自己站起来唱歌，高声大气的歌满是醺人的酒气。轮到祁文泉了，他一直是最活跃的，却忽然迟疑了。大家就闹哄哄地催他。他忽然摘下帽子，摔在桌上，站起来，说，我唱个花儿。
人(家)们都说出门人好，
(可)出门人的寒苦谁知道，
三九天我们开上(着)走了。
十四五岁(上)出门去，
四十、五十(着)回家门，
小伙子变成老汉。
人(家)们都说出门人好，
(可)出门人的寒苦谁知道，
六月天反穿皮袄。
前面看(着)是黄河滩，
后面看(着)是鬼门关，
出门人的眼泪掉了。
唱罢，祁文泉眼已红，泪欲落。一屋子登时默然。
最先打破静默的是祁文泉的朋友，县文化局的颜局长。他说，这支歌就是祁文泉的写照。
祁文泉14岁背着褡裢上青海邮校，毕业后分到都兰局，干过邮电局的所有工种。最开始做线务工，去检查微波站线路，在《西游记》里写的“女儿国”一个无人站连着住了十几天。那里没有水，随身带的水得留着煮面条，上顿剩的汤得留到下顿。倒是带了大量的西瓜，便用吃剩的瓜皮洗脸。到戈壁滩上一晒，瓜汁全卷了皮，比不洗脸还难受。前年当了局长，事更多了，没法回去照顾父母，父母家就在离西宁20里的农村。父亲老了，以前拉着架子车翻山越岭到集镇上去卖自家种的菜，路上只要歇一次，现在要歇三次。今年过年，父亲在家烧火，母亲去买调料，在冰沟滑倒，后脑勺摔破了一点不知道，只顾在冰面捡摔散的花椒。父亲半天不见老伴儿回来，就去找。见到趴在地上的母亲，他一脚踢开那些刚捡起的东西，背上老伴儿就回家。没钱上医院，母亲在床上躺了才三天就又下地干活儿，她怕累坏了老汉。
祁文泉的泪到底没有忍住。村里人都羡慕他在外面做事，拿国家的工资。谁知道，就为这，他到西宁开会，离家才20里，也常常没时间回去一趟，总是忙活着。等有一天，他能长久地回去，那也是老汉了。他说，我也不知该咋办，忠孝不能两全呀。都兰海拔3千米，他12岁的儿子患先天性心脏病，常常不住地流鼻血，下到西宁就没事了。本来可以把儿子送到老家去养，可他怎忍心再给二老添活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