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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上的羊群
作者：迟子建
阴影
芦苇把我带入一个世俗、嘈杂、烦扰而又温情脉脉的世界。我开始操心他的一切事，长了几颗牙，能对什么举止做出何种反应等等。有一次他感冒发烧，我和于伟深夜带他去医院，直到第三日他退烧后我才有心情吃点东西。一个人的成长真是奇妙，我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觉到他的变化。他喜欢水，脾气有些急，有时他醒来饿了，林阿姨冲奶稍稍迟了一些，他就哭个不休。
我第一次打芦苇是在二月末的一个周末。那是因为吃奶。他睡醒后林阿姨忙三选四为他沏奶，奶斟进奶瓶后递给他，他便气急地用小手去拍林阿姨的脸，并且将奶瓶打翻在地。我不由分说从林阿姨怀中夺过他，然后将他放到小床上打他的屁股。我每打一下林阿姨就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行了，他知道了！”芦苇哭得几乎抽噎过去。不过事后他再接奶瓶时就现出俯首帖耳的样子，我可不想让林阿姨自幼纵容桑桑的悲剧在我们家重演。也正是由于这件事，我和于伟之间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那天他下班回来我沾沾自喜地报告我如何制服了芦苇，“他这么小就知道动手打人，而且他饿了，就因为迟了一些就抗议吃奶，这还了得？我一次就把他打服了。”我边说边指点着芦苇。那天晚上芦苇明显打蔫，看我时现出很生气的样子。于伟听完我的话气白了脸，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当着外人的面给我难堪：“你以为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能制服一个不足一周岁的孩子是件光荣的事，是吧？”他指着我的鼻子颤声说，“他这么小你就限制他的个性发展，你想把他塑造成什么人？道德上的伪君子？女里女气的太监？你不能拿你成人的观点去约束一个婴儿，这太不人道了！”
我屈辱而自尊地反驳：“他能拒绝吃奶，就能拒绝一切他本该接受的东西。恶习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
“你是不是希望他一出生就会很深刻地拿起画笔？”
“请你别嘲讽我的职业。”我哭了，“也许他在农村更利于他的成氏，他有小姐姐，小哥哥，有小院子和蟋蟀，他会懂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我歇斯底里地哭诉，“我们能给予他什么？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冷漠的城市、狭窄的街道、骨灰盒一样的死气沉沉的屋子。不错，农村孩子没有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他都应有尽有了，可他却失去了良好的空气和质朴的亲情。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推开奶瓶吗——”我不知怎的冲口而出，“他想要衔他亲妈妈的奶头！”
林阿姨面如土灰地抱着啼哭不止的芦苇回房间了。我的头嗡嗡地响。天哪，我说了什么？我在对别人说芦苇不是我的孩子，可他是我的孩子啊，他的一颦一笑都给我带来激动与欣喜。也许桑桑的故事带给我的负担太重了。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许久，于伟才说出一句道歉的话。可是这种道歉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林阿姨已经明白了芦苇是抱养来的孩子，她会怎么看我呢？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画家？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卧室，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黑暗的画室看着窗外。窗外也是黑暗的。为了维护我的自尊，朋友们一旦问起我们为什么婚后多年不要孩子时，于伟总是用幽默的口吻说他太爱我，不想让一个小孩子来干扰这种爱，而我则搪塞说想在年轻时过一段轻松自由的日子，为了抱养孩子，于伟甚至做了一个天真设想，让我一年前就回乡下的亲戚家过一段日子，好对外界说我怀孕了在乡下休息，谁也不会在意你怀孕了几个月，然后你会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婴儿神秘地回到家。我当即就拒绝了这个计划。但芦苇的到来还是使我在朋友们面前陷入尴尬的境地。不久前有两位一年多不见了的画友来访，忽然见到了童车上的芦苇，都狐疑地问我：“儿子都这么大了？”我自然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笑着点头，在他们惊奇的目光下和芦苇咿咿哇哇地对话，俨然是母子情长。于伟在公司，也不说抱养了一个孩子，只是称他有了一个儿子了。他们公司的所有朋友都认为白絮飞是一个神出鬼没的人，那么他们突然有了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奇怪呢？也许大家在背后有种种猜测，但当面都现出糊涂的样子。而我和于伟也正需要这种糊涂。这种糊涂是透过窗纸的温柔的光明，它给我制造了一种梦幻的感觉，而谁一旦捅破这层窗纸，泄漏进来的耀眼的光明也许会刺痛我的心。我没有想到是自己捅破了这层窗纸，这层纸是如此脆弱。
夜深了。偶尔还可以看见窗户上有微妙的光束一明一灭，那是街上仍有车辆在行驶。我觉得彻骨地寒冷，我的眼前开始闪现出桑桑的形象。当林阿姨在那个冬日的午后泪流满面地讲述桑桑的故事时，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紧。桑桑因为怀疑自己的出生而一步步走向极端，如果芦苇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会怎样呢？他会离我们而去吗？他会自暴自弃吗？
画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是林阿姨。她放慢脚步走到我身边，然后坐在我对面的矮凳上。黑暗中她那衰老的形象看上去是如此打动人心。
“芦苇睡了。”林阿姨嗓音沙哑地说，“睡觉时鼻子还一抽一抽的，他是受了大委屈了。”
林阿姨也在责备我。
“也许那天我不该给你讲桑桑的故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如果我知道芦苇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我绝对不会讲桑桑的故事，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
我没有答话，我想听听她还会说些什么。
“桑桑这种人在生活中是个例外，很难见到她这一种女孩子。我常常宿命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的天性。她即使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不会循规蹈矩地过正常人的日子。有人天生就喜欢堕落和吸毒，很难说是生活所迫或者是受到诱惑，有人就愿意这样做，谁也抵挡不住。”林阿姨停顿了一刻，用舒缓的口气说，“我最近老是这样想，桑桑其实从骨子里认为我们是她的生身父母，只不过因为她的行为方式与我们格格不入，她想从根本上摆脱我们，所以她便设想我们不是她的生身父母，为她的叛逆找到一种借口。”
“你是说她是故意给自己设计陷阱了？”我说。
“开始会是这样的。可是到了后来，她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怀疑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于是她相信了这个莫须有的事实。”
“可你说过，她小时候特别受到娇纵，没有人会件送她的意愿。如果不让她自幼就那么随心所欲，也许她长大后会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
“可芦苇不一样。”林阿姨说，“他还不到一周岁。”
“可他却知道拒绝他本能该接受的东西。他那时是多么饿呀，他想吃奶，可是奶送来得稍稍迟了，他就会动手打翻奶瓶，这无论如何不是好兆头。”我忧心忡忡地说。
林阿姨一时语塞了，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只能依稀分辨出脸的轮廓，但是从她的不均匀的呼吸声中我能感觉出她的激动。
“你不用担心——”林阿姨说，“我不会把芦苇的事情说出去。他其实已经是你们的孩子了，你不要往别处想。”林阿姨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于伟对你太好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体贴妻子的丈夫，他要是话说重了。你别计较了，何况他也认错了。”
我没有回答她什么，林阿姨起身离开了。我陷在黑暗中觉得头昏脑涨。我打芦苇这还是第一次，我打他时是那么心安理得，其实我已经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了。我下手是否重了一些？他明天是否会拒绝我抱他？
天还没亮我就悄悄离开家。冬天太阳出来得很晚，街面上的路灯惨淡地亮着。很少有行人，车辆也稀稀落落，我朝长途汽车站走去。我很想一个人去鱼塔镇苍茫的原野上走上一刻，也许那上面奔跑的羊群会给我信心和温暖。
只有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才路过鱼塔镇，而那班汽车要八点以后才能发车。我瑟瑟发抖地钻进汽车站旁一家私人餐馆。里面光线黯淡，桌和椅都不干净，几个早起的民工正在喝热气腾腾的豆腐脑。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婆娘，因为起了大早，她面色疲惫，呵欠连天。她见了我并没有现出很热情的样子，仿佛她的生意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我坐下来，问她有没有豆浆和油条，她肿着眼泡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没有。”
“那有米粥和酥饼呢？”我说，“鸡蛋羹也可以。”
“没——有——”她拉长了声调说。
“那有什么？”我接着问下去。
她懒得再和我说话，而是抬起浑圆的胳膊指了一下那几个吃饭的民工，意思是说他们吃的就是餐馆有的。
豆腐脑、馒头、花生米和威菜挺经典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恶作剧般地大声吆喝：“来碗豆腐脑！”
老板娘被吓得激灵一下，起身为我去端豆腐脑，待她转身的时候我又大喊一声：“外加一个白面馒头！”
几个民工发出窃窃的笑声。
老板娘端来了豆腐脑和白面馒头，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然后她歪着身子挑衅地看着我。
“再给我来碟花生米和咸菜！”我仍然大声说。
“我耳朵不聋。”她摇摆着身子说，“你一大早晨跟我喊什么呀？都是南来北往的客，大家客气一些不好吗？”
我装做浑然不觉地继续大声说：“我说话真有那么大的声音吗了！不会吧？！我怎么没觉得？！你们说我刚才的说话声吓着你们了吗？！”我转向那几个民工，他们笑得嘴中喷出白花花的豆腐脑。
老板娘终于被我给气精神了，对待下面进来的客人就不那么蔫头蔫脑的了。我心下想：这才像个老板娘的样子。而我自己也因为大声说了一通话神清气爽，我吃光了豆腐脑和馒头。花生米卤得时间过久，味道和颜色都不好，使我联想到死人的脚指头，所以全部剩下了。
吃过饭，天蒙蒙亮了。我走出餐馆，发现做小买卖的人已经出现在各个街角了。有人吆喝馅饼，也有人吆喝瓜果糖茶，还有人在卖热气腾腾的包子。我进售票处买了一张票，然后来到长途车前。司机正钻在车下用炭火烤车，跟车的女孩子因为穿着单薄而冻得哆哆嗦嗦的。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人。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用指甲轻轻刮着霜花，不觉刮透出一个婴儿的轮廓。晨曦就透过晶莹的划痕朝我涌来，那婴儿呈现出金黄色，毛茸茸的，分外可爱。立时我想起芦苇，眼睛便湿了。
我到达鱼塔镇的时间是九点半左右。我是长途车上最早下来的乘客。汽车像甩一个弃儿似的将我丢在远离镇子的路口，就加大马力朝楚天坝去了。我像落了群的孤单的羊一样东张西望地朝鱼塔镇走去。天色寡白寡白的，太阳呈现着贫血的憔悴姿态，不远处的鱼塔镇在原野上像块补丁似的贴在那。我没有碰见任何行人和牲畜。当我走进镇子，也没有看见炊烟升起，只有老羊倌的家散发出烟火气息。那头牛仍然在厕所旁垂头站着，它的身上沾满霜雪。我一直朝那片静悄悄的原野走去，我太想在此时见到那个神秘的牧羊人了。
冬日的天空因为与大地苍茫的色调相近而没有太大的反差，所以天与地之间分野不明，天也就显得低了许多，这使得原野相对获得了一种视野上的开阔。我一眼便望见了原野上那缕炫目的黑色，他被周围翻涌的白色包围着。那便是羊群中的牧羊人了。
我一直朝他走去，朝羊群走去。我的到来使羊群一阵骚动，它们发出咩咩咩的叫声。
牧羊人消瘦了许多，他的神情似乎更为阴郁。他甩了一下鞭子，羊群便撒了欢似的朝前方奔跑。
“你一个人来的？”他沙哑地问。
我点点头。
“你们两个人生气了？”他又问。
我摇摇头。
“你在骗我。”牧羊人的神色有些紧张，“你们一定是生了气了，这我能看出来。你们为了什么生气？”
我只能如实说了：“为了孩子。”
他倒噎了一口气，睁大眼睛，焦急地等待下文。
“孩子睡醒后饿了，保姆为他沏奶，只是迟了一些，他便拍保姆的脸，并且把奶瓶打翻在地。”我盯着牧羊人的眼睛说，“我打了他。”
“你打了他？”牧羊人轻声说，“你打了他……”跟着他又问，“你打了他哪里？”
“屁股。”我说，“我知道不能打小孩子的脑袋。”
“这就对。”牧羊人艰涩地笑了，“不能打脑袋。”
“孩子他爸爸因为我打孩子跟我吵了起来。”我摊开双手，“他从来没和我吵过架，他太溺爱孩子了，昨晚我们吵得很凶。”
“小孩子不能太惯着了。”牧羊人看了一眼说，“不能不承认棍棒出孝子，可也不能从这么小就体罚他。”
“我想从小时就注意对他教育。”我说。
“你们都没有错。”半晌，他才说出一句总结式的话，然后问我，“你是偷偷溜出来的？”
“是的。”我说，“我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坐的去楚天坝的长途汽车。”
“你男人一会准来接你。”他说。
“不会的。”我说，“他根本不知道我来这。”
“他会猜到的。”牧羊人咧嘴笑笑。
我和他在原野上散着步，他的目光追寻着前方的羊群，而我的目光则放在脚下的白雪上。我问他上个礼拜为什么没有来？他叹口气说：“我家姑娘病了，病得不轻，我不能来。”
“她得的什么病？”我问。
“她不吃东西，连水都不想喝。”牧羊人忽然蹲下身子，扔下羊鞭子，用双手抱住脑袋。“大夫说她得了厌食症，她瘦得不成人样，恐怕活不长了！”他抽泣起来。
“她几岁了？”
“刚过六岁。”他呜咽着说，“她生日小，其实还不到六整岁。”
“她怎么会得了厌食症？”我想起了得这种病早逝的美国乡村女歌手卡伦·卡彭特。
“她想事……”他号陶一声道，“她想——”
“这么小的孩子就有心事？”我有些不信地说，“这怎么可能？”
“她想……”他只能悲伤地吐出这两个字。
“厌食症不是不可以治的。”我说，“带她进城看过了吗？”
“该看的都看了，就是不行，她就是不吃东西，连水也不想喝。大夫只能给她推葡萄糖维持着。”他忽然分开双手，泪眼婆娑地看着我，说，“她老是想……”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我说可以想办法为他引荐一位城里的医生，我还可以到他家去看看那个孩子，问她究竟想要什么，尽量满足她。
“谁也满足不了她，”他又重复说，“她想——”
“她不至于想要天上的月亮吧？”
“她想——”他只能喃喃说出这两个字。
他的悲伤使我觉得天气分外寒冷。羊群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视野。一股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他哭过后倒显得平静多了，他呆呆地看着前方，说：“你看——你看----”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车声。吉普车正经过鱼塔镇朝原野驶来。
“我没说错。”他喃喃地说，“我得去看看羊群了。”
牧羊人告别我，有气无力地朝鱼塔镇走去。
吉普车一摇一晃地向我驶来，车轮搅起的雪粉纷纷扬扬，我对自己说，芦苇他爸爸来接我回家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于伟停下车，打开车门，他歪着头笑望着我：“嗨，一夜不同床就委屈了？”说着，朝我伸出一双温暖的手。
寂静
芦苇能扶着墙壁磕磕绊绊地走几步路了。每当他能多走几步而不至于摔倒时，他就得意洋洋地别过头来冲我们咿哇叫着，仿佛在欢呼他的胜利。而当他不慎摇晃着跌倒时，这小男子汉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他会马上撇着嘴放声大哭，直到大人把他扶起为止。过了春节，天气一天天转暖，不知不觉之中，大地上封存的积雪开始消融，一些小巷子就泥泞不堪了。天色转蓝，云彩也开始洁白地呈现，树木的枝条变得舒展柔软，总之春天正在无声地来临。
林阿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从家里带回了桑桑的死讯。她回去取换季的衣服，发现邮筒里有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林阿姨一看陌生的字体便明白是有人在报告桑桑的死讯了。她战战兢兢地打开信，是桑桑的一位华人朋友写来的，她告知桑桑死于一个礼拜日的傍晚，死时极其平静，脸上还挂着笑意。现在桑桑已经被安葬了。她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喝一大口甘美的红葡萄酒，结果她如愿以偿了。
“临死还恶习不改，还要喝酒！”林阿姨颤抖地说。
“她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遗言？”我问。
“没有。”林阿姨说，“她只是托她的朋友告诉我她的死讯，她连一个字都不给我留。”
“桑桑是很彻底的人。”我说，“她大概是不想让你为她难过。”
“她死了对她也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林阿姨缓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无牵无挂了。”
“别这么说，林阿姨。”我说，“还有芦苇呢。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林阿姨没有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厨房。我悄悄地跟过去，发现她一边给芦苇沏奶一边悄悄垂泪。
“等于伟忙过这一段，天气转暖了，我们一起到鱼塔镇的原野上写生。”我说，“我们还带上芦苇。”
她在点头的一瞬我的眼前忽然现出一朵苍老的浮云，那是林阿姨满头灰白的头发，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她的衰老。
四月末的一个礼拜日，天清气朗，我们一大早就驱车从城里出发了。林阿姨抱着芦苇，芦苇的怀中则抱着牧羊人为他做的木头熊。芦苇穿着一套雪白的毛衣毛裤，神情活泼，像只淘气的小羊羔。
出城以后太阳升得高了一些，雪亮的阳光照耀着起伏的原野，由于百草萌发，那种生机勃勃广阔的绿色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我不由哼起了一首美国乡村歌曲《昔日重来》。这首充满伤感怀旧情绪的歌常常把我打动。它的歌唱者卡伦·卡彭特就是那个因为得了厌食症而离去的天才歌唱家。唱完歌，我蓦然想起了牧羊人，我们已有一个多月没来鱼塔镇了，不知他的女儿的病怎样了？
“也许已经好了。”于伟试图打消我的担忧，“说不定一会便能见到羊群、牧羊人和他的女儿。”
“但愿如此。”我说。
芦苇因为在居室里蜷缩了一冬，所以他坐在车里望着车窗外不停变幻的景色兴奋得咿呀乱叫，活泼得像只兔子。他已经长了四颗雪亮的白牙，他能喝粥和吃鱼片了。他的头发在二月二被剪了之后，的确再发出的头发就密实和黑亮了许多。他在林阿姨怀中蹦跳着，林阿姨将双手捺在他的腋下，由着他蹦跳欢叫。
春忙时节了。鱼塔镇却没有播种的迹象。我们进入小镇时感觉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寂静。炊烟疏淡，少见人影，只有一些窗前经冬而变得发脆破烂的塑料布在春风中飘动着。
“农民不在地里，而在屋里猫着，还能富起来吗？”林阿姨说。
我觉得心情有些压抑。鱼塔镇颓败的气象与周围滚滚而来的春色是那么不谐调。
我们经过老羊倌的家门口一直把车开到原野上。
春天的原野袒露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大人都为它的美而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芦苇一下了车踏上毛茸茸的草地，便扯着林阿姨的手叫个不休。草已经长出一寸多高了，最早知春的小黄花已经点点簇簇地绽开了。远方靠近江水的那一侧，羊群在缓缓移动，它们的毛发一定干净了许多，因为它们是雪白的羊群了。只是没有看到牧羊人的影子，这使我有些失落和担忧。
“看来他的女儿还没有好。”我对于伟说。
“也许好了。”于伟安慰我，“今天他遇到了别的事情，所以就没有来。”
羊群在初春的原野上像朵巨大的云彩优雅地拂动着。
林阿姨神色分外开朗，当她发现芦苇因为急着朝前走而摔倒在地做出要哭的样子时，她并不像以往一样迅疾地扶他，而是也“唉哟”一声故意摔倒在地，并且“哎哟”叫着，做出痛苦不已的表情，芦苇便忘却了自己的处境，咯咯地嬉笑起来。
我们关照林阿姨让她先带着芦苇在这玩，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牧羊人的近况，于伟陪我返回鱼塔镇的老羊倌家。
老人的孙媳妇正领着孩子在园子里翻地，见了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将我们迎进屋里端水递烟。
老羊倌穿上了夹袄，正盘腿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烟。他边抽边咬着，他抱怨他的气管炎犯了。
“那就少抽两袋烟。”于伟说。
老人一撇嘴，咽了口唾沫：“犯了瘾就忍不住。”
“这跟赌钱是一回事。”我开了句玩笑。老人一抖肩膀，没有做声。
“您孙子呢？”于伟问。
“一大早就进城买水壶去了。”老人的孙媳妇殷勤地代为答复，“家里的水壶烧了十几年了，烧漏了。”
我们又问老人他的干儿子怎么没来？他的女儿的厌食症好了没有？老人抬起头哀怨地看了我们一眼，拼命吸了一口烟，颇为踌躇地看着我们。
我有些紧张了。
老人的孙媳妇扯着孩子又去翻地了。
“他以后不会再来这放羊了。”老人平静地说，“你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他出了事还是他女儿出了事？”我心急如焚地问。
“他那丫头死了。”老人又吧嗒一口烟，“才六岁的孩子，多让人心疼。”
“什么时候死的？”于伟问。
“半个月前吧。”老人说，“那会儿草才发出小芽。”
“这么快！”我说，“他一定很伤心。”我想起了牧羊人那双忧郁的眼睛，“他说他女儿老是想着什么事，她究竟是想什么做下了病？”
老人扔下烟袋锅，呆呆地看着我们，颤抖着嗓音说：“她想她的小弟弟，她喜欢她的小弟弟，可她小弟弟七个月时就让人给抱走了。从那天起她就不跟爸妈说话，她也不吃饭，她就想要她的小弟弟。”老人的眼里涌上泪花。
我和于伟大惊失色地互相对望着许久说不出话来。
“你们应该能想到，我那干儿子就是八方台镇的王吉成。”老人泪眼婆娑地望着我们说，“你们去抱孩子时，他躲在外面悄悄记住了你们的车号。他想你们永远不会去八方台镇了，他便来找我，说是你们礼拜天喜欢开车出来玩，离城里最近的两个镇子除了八方台，就是鱼塔镇了。他料定你们会来鱼塔镇，就把你们的车号给了我，让我帮着认一认。”
我想起了第一次来鱼塔镇时老人和他的孙子察看车牌号的怪异举止。
“我最恨他做出这事，我先是用烟袋锅敲了一通他的脑袋。”老人说，“也还是帮他出了主意，怕你们猜到他是谁，就让他礼拜天来赶我家的羊群。”
“他为什么非要见到我们？”我惊悸地问。
“开始时他只是想从你们口中打听一下孩子进城的情况，想看看你们对他究竟好不好，要是对他好就彻底放了心了。”老人又拈起烟袋锅，蓄足烟丝，划火点着，擦干眼泪吧嗒吧嗒地抽起来，“可是后来他的丫头想小弟弟想出了大毛病，他就慌了，他每次见到你们都想张口说让孩子回家一趟，兴许他的小姐姐见他会好起来。可他没法张这个口。”
“他为什么不对我实话实说？”我不知怎的有了罪人的感觉。
“他把孩子给了别人，他还有脸要求什么吗？”老汉说，“他有时盼着你们不喜欢那个孩子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他回去，可你们已经处出感情了，他是你们的儿子了，他还能张口吗？”老人叹了口气，“唉，那可怜的小丫头一天天瘦下去，埋她时我见了，跟棵干草一样细。”
“她被埋在了哪里？”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想起了那个抱着我的腿、用牙齿来咬我的、眼睛大大的小女孩。她才六岁啊。
老人说：“反正不能埋在家跟前，那样他们一家人还能活吗？”
“她一定是被埋在鱼塔镇的原野上了！”我冲口而出，“我没说错吧？”
老人点点头，说：“你们不会看出她被埋的确切位置的。她爸爸把她埋得很深，地上没有鼓起坟包，上面只是平平地培了一层土，现在已经长出草来了，连我都看不出来了。”
我不断地流着泪水。
“你们放心，王吉成再也不会来这里，也不会再来打听孩子的消息了。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们好好养着这个孩子吧。”老人又叹了一口气。
我们沉默着。
于伟朝我伸出手来，他触摸着我脸上的泪水，只能悲哀地摇着头。
“吉成不让我告诉你们实情。”老人低沉地说，“可我还是告诉你们了，你们通情达理，你们应该知道这事。你们不会为了这个不喜欢孩子了吧？”他担忧地说。
“相反——”于伟说，“我们会更爱这个孩子。”于伟看着老人，“因为这孩子的身上有两条命。”
“你们真是好心人。”老人又颇为疑虑地问，“你们还会再来鱼塔镇吗？”
“当然。”我流着泪说，“这里有羊群，还有芦苇的小姐姐。”
我们告别老人朝那片碧绿的原野走去。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的光芒也更灿烂了。于伟扳住我的肩头，我怕冷般地紧紧依偎着他。我的泪水静静地落，落在生机盎然的原野上，落到光滑的草茎上，落到绚丽的花朵上。前方，在原野深处，羊群依然像朵巨大的浮云悠闲地拂动，我看见林阿姨领着芦苇绕着羊群欢快地走着。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周围的原野太寂静了。我停住脚步，想对于伟说一句表达爱意的话，可我不忍心打破这种感人至深的寂静。我还想对着前方那个无忧无虑奔跑的孩子说上一句话，可是我们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我即使喊破喉咙他也不会听到我的话，而那种超然的寂静气氛又是不该遭到丝毫破坏的。但我还是在心底深深地对着芦苇说：“孩子，轻轻地走，别踩疼你的小姐姐。”
1994年圣诞前夜于哈尔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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