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城”押往茶淀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
“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
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
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
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
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
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
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
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
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
“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
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
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
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
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
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
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
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
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
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
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
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
“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
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
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
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
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
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
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
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
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
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
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
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
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
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
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
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
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
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
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
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
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
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
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
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
“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
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
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
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
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
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
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
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
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
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
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
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
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
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
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
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
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
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
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
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
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
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
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
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
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
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
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
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
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
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
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
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
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
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
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
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
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
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
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
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
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
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
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
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
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
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
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
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
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
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
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
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
“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
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
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
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
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
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
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
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
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
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
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
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
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
“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
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
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
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
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
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
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
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
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
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
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
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
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
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
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
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
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
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
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
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
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
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
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
他那口破了边沿的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
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
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
菩萨”的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
到处点火熏黑了院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
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
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
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
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
几个身患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
已记不起他的姓氏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
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
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
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
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连连说：“红军过草地
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厕所方向一掷，
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
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
是，待麻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
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
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
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
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
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
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
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
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
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
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
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
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
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
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
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
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
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
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
为他的“进口货”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
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
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
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
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
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
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
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
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
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
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
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
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
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
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
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
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
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
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
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
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
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
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
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
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
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
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
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
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
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
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
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
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
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
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
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
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
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
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
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
“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
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
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
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
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
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
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
他说：“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
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
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
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
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
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
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
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
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
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
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
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
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
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
“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586”，他爱人在某
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
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
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
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
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
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
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
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
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
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
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
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
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
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
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
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
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
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
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
与这些“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
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
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
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
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
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
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
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
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
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
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
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
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
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
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
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
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
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
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
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
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
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
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
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
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
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
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
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
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
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
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
加上清河农场为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
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
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
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
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
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
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
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
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
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
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
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
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
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
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
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
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
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
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
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
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
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
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
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
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
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
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
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
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
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
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
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
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
中文系的学生，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
目四望，“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
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
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
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
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
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
次像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
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
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
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
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
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
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
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
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
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
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
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
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
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
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
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
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
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
到“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
子说道：“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
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
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
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
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
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
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
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
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
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
向‘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
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
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
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
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
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
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
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
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
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
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
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
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
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
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
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
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
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
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
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
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
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
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
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
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
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
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
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
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
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
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
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
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
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
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
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
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
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
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
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
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
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
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
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
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
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
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
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
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
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
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
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1988牟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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