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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是近期出现的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颇具特色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尽管作者用很大篇幅描写了生息、繁衍在吉林、内蒙交界处那个白茫茫如“冰原”般盐碱地上张氏家族三代人的生活故事，为了分析这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我们还是要从第三代中的“我”和雪雪的爱情故事着眼。说实在的，如果只是讲述了姥姥、姥爷、奶奶、爷爷、舅舅、舅母、大哥、二哥、姐姐、妹妹在两性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野蛮、屈辱、顺从中又不断激起反抗和追求的悲喜剧，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故事联辍在一起，那么，这个中篇最多也就只能向人们提供一点儿带有亚原始意味的某种生存状态的资料罢了。这，在前一时期出现的作品中早已不乏先例。而且，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热衷于展览某种奇异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即使不是胡编乱造，亵渎历史和现实，那也不能算真正完成了文学使命。在这方面，我觉得《瀚海》的作者是相当清醒而自觉的。 作者基本上是把每个人的故事都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来展开的，讲到“我”和雪雪的爱情故事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我”的爱情故事，不仅与清末民初之际姥姥、姥爷、奶奶、爷爷那种纯粹出于盲目冲动，“扑上去摁住”就“成了事”的原始方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也走出了二哥、玲姐在“文革”期间所演出的悲剧境地。二哥和他的情侣各自都出于保卫对方的考虑参加武斗，结果双双身亡；玲姐有了意中人竟又违心地同造反派坏头头结婚，婚后因那坏头头被捕入狱而不得不离婚，罪责主要是在于父亲的胁迫，同时也表明她本人尚缺乏坚定的信念。发生在“文革”中的两个悲剧故事都深深地打着这个时期的生活印证，同时也带着张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某些特点。历史的阴影在“我”和雪雪的爱情生活中当然不会消失殆尽，问题在于他们已有了新的态度。所以，当雪雪要“我”讲讲她当过“胡子”也为抗日做过贡献的生父是怎样被其养父亦即“我”那做过公安局副局长的舅舅在肃反扩大化中杀掉的真相时，“我”立刻觉得爱情陷入了危机：“我娶雪雪这容易让我想到舅舅娶雪雪的姑姑”——舅舅娶雪雪的姑姑尽管是出于他对她绰约风姿的倾慕，但那是在昧着政治良心的情况下实现的，其方式也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原始的冲动方式。作为舅舅的外甥，“我”觉得“自己没脸娶雪雪”，直到彼此在感情和理智的激流中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无需承担这种历史责任，才去叩开幸福的大门。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庸人自扰，但是一经同祖辈那种仅仅把两性关系当做生理需要相比，同舅舅那种仅仅出于单方面的感情需要玩弄手腕去占有对方相比，同二哥、玲姐在爱情婚姻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相比，身处八十年代的“我”在爱情上所表现出来的自省、自尊以及对对方的高度责任感，这不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吗？ 情感是主观的东西，但却又不是脱离历史土壤而凭空存在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情感素质和情感方式；历史在不断前进，人的情感素质和情感方式必然要相应地发展变化。只有在这方面有了高度自觉的今天，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推动历史前进，也不断提高自己的情感的素质和方式。这就是《瀚海》所展示出来的意趣，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 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瀚海》的表层结构看起来很粗疏，好象真的是因为“我”对故乡和家族成员所发生的一切“无法解释”或“说不清楚”，于是便信手拈来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照实讲来，讲完作罢。其实，作者一开始就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妹妹疯和死，并把她的命运同现今邻家的一个疯姑娘相对照，这便是涵盖全篇、引导读者注意对照此后所讲的一系列故事之间差异的总的楔子。他有意识地打乱时序，首先讲姥姥姥爷故事，接着就讲二哥的故事，形成强烈对照；然后再用与姥姥、姥爷同时代的爷爷奶奶的故事与“我”的故事再一次进行更加强烈对照。舅舅、舅母的故事、玲姐的故事、大哥的故事和妹妹的故事都因与“我”的故事有着直接关系，所以都糅和在“我”的故事里，既便于同姥姥、爷爷的故事相对照，又便于它们彼此之间形成对照，更可以表明“我”的精神生活是在一种什么样曲折坎坷的历史道路上升腾起来的。这纵横交错的对照，就形成了作品的内层结构。而“我”对故乡历史变动的思索和认识，对爱情的态度和实践，在作品中则属于它的总体结构的内核。在同“我”有着直接关系的一系列故事中，“我‘杀’了我大哥”的故事，最令人惊心动魄。大哥是个疯子，在“性”的问题上，他倒退到比姥爷、爷爷更加野蛮的状态，竟然要强奸妹妹，以至吓疯了妹妹（这一点，作者写得悲怆而又含蓄）。“我”有意识地把他引入河里溺死，这实际上意味着与野蛮状态决裂的决心，哪怕是对于疯子，也决不姑息。没有这种摧毁一切野蛮状态的决心和行动，“我”的爱情是无法升腾到当今文明的历史阶梯上来的。在行文过程中，作者一再通过叙述者“我”的口，声称这些故事之间没有多少关系，恐怕这是打马虎眼，故意在叙述者和读者之间拉开一点距离，以引起读者去做更深入的思考，领会作为作品表层结构与内层结构之张力的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 《瀚海》在结构形态上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叙述方式。整个内容，基本上是由“我”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出来的，但其间也有巧妙的变化：或者把某个故事里的人物先暂时从表面上切断同“我”的关系，用第三人称冷静地加以叙述，然后点出某人与“我”是什么关系，接上去继续使用第一人称叙述下去；或者干脆让故事中的人物来一段“夫子自道”，形成另一种第一人称。这两种叙述方式和总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交相使用，活而不乱，既体现出叙述者“我”在情绪上有时热烈有时冷静的变化，又使这个没有中心事件的几万字的中篇，波澜起伏，跌宕腾挪，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再一个是有意识地留下一个叙述空白。“我”讲了整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但在涉及到父母时，却省略了他们的两性关系问题。其所以然，原因恐怕还不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顾忌，而在艺术表现本身。因为“我”在讲述这一本家史时，上溯姥姥、姥爷、奶奶、爷爷，中叙舅舅、舅母，下及哥哥、姐姐、妹妹以及自己，如果按照人的生存方式、情感方式随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基本思想线索来考察，上下对比，左右印证，“我”的父母在两性关系上的感情方式是什么水平，其大概情况是不难推想的。作者在篇章结构上故意留下这一块空白，既有利于激发读者想象、补充、再创造的能力，又可以使作品来得疏密有致，于平实中见空灵。倘若没有如此巧妙的结构艺术，我觉得作品那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7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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