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保尔不能“篡改”保尔——评梁晓声的《重塑保尔·柯察金》
曾庆瑞 赵遐秋
随着20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及播后如潮的好评在人们眼前充分展现,制作方最初约请的剧本改编者梁晓声和该剧制片人郑凯南、导演韩刚之间的严重分歧,终于浮出了水面,公诸媒体,暴露在广大读者和观众面前了。
不过,这浮出水面的,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双方分歧的实质,其实也不只一个简单的“按照谁的标准重塑”问题,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编剧、导演谁是‘主宰’”的问题。
读一读梁晓声对记者发表的一些谈话,再仔细阅读梁晓声交由同心出版社在今年1月印行了3万册的《重塑保尔·柯察金》(以下简称《重塑》)一书,我们就明白了,梁晓声的策划、创意和他统稿、定稿的剧本之所以被正上演的电视剧有较大不同,是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改编后一定要使它和原著非常不一样”,“必须”“违反”“忠实于原著的原则”,“全方位篡改了原著”,而且是“严重的、简直大相径庭的‘篡改’”。
梁晓声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原著的“篡改”,的确是“全方位”的、“严重的”、“大相径庭”的,限于篇幅,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只就他《重塑》一书所表现的最主要的问题先谈一下初步的意见。
梁晓声在《重塑》一书里说,原著中,保尔作为“一名典型的阶级的战士对革命的忠诚”,“乃是它所注定了要死去的那一重书魂”,即使电视剧要“着力表现”“保尔无怨无悔的革命性”,那也“不再是为了继续弘扬他那一种忠诚,而是要尽量可信地告诉今人——在革命的时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在革命的队伍中和革命的漩涡里,人会变得怎样?以及为什么?”好,“人会变得怎样?”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梁晓声的答案,就是“时代对人的异化”,就是保尔“被‘异化’和‘自我异化’”。而这种“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一是“惟我独革”的“革命理念”,二是“将党、革命、爱情和亲情在理念上截然对立起来。”原来,“保尔·柯察金这一文学人物被尴尬地夹在阶级斗争的史页中了”。梁晓声说,这样的保尔,“是不可爱的”,他“绝不欣赏”。连生命只有一次的那一段名言,他也“非常不喜欢”。梁晓声还说,原作只有写保尔与冬妮娅初恋的“前七章写得棒”,七章之后,“有些情节味同嚼蜡,令人无法读下去”,要不是承诺了改编任务,他“便会放下不再读”。他表示,保尔这个人,使他钦佩的,“只剩下了两点——修铁路和全身瘫痪以后写书”。为了表示对这部小说的“不怎么欣赏”,梁晓声甚至设计了原作中没有的高尔基和保尔·柯察金在一起交谈的情节,为的就是说明,“高尔基并不怎么欣赏这一部在诠释一名年轻的忠诚得近乎偏执的革命者人生观的书。所以他在一片赞誉声中,保持他矜持的沉默。”于是,梁晓声的策划和剧本改编,重点放在了“三组维系其书魂,将死未死的血管”的“一定的韧性”上,即“特殊时代的爱情;革命背景下从乡村到小镇到大城市躁动不安的社会图画;人与自己厄运不妥协的,可悲又可敬的抗争。”“这便是它的今天的中国改编者们应浓淡相宜地落笔发挥的地方。”梁晓声声明,他就是“企图将与原著不同的人性诠释作书中人物们的影子,使之延长到我们的理解范围里”,使“人性仁慈的美点尤其闪耀光辉”,“始终盘桓于现实,并导引我们做客观公正的思考。”
这样的策划和剧本改编,没有被现在的电视剧采用,真是万幸!否则,重塑的保尔,将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保尔了,也不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里的保尔了,更不是前苏联从1918年到1931年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上可能存在、也的确存在过的保尔了。
梁晓声对保尔和保尔的人生道路以及保尔所处的那个时代作如是观,也许跟他作为“知青”对“文革”浩劫的种种感悟有关,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但这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对于由这种“感悟”而导致的梁晓声在《重塑》一书中表现出来的有关保尔的一些错误认识和主张,我们必须公开加以辨正。
第一,梁晓声误会了“时代对人的异化”的学说,在批判异化,拯救主体的斗争中,自己就站错了位置,还错怪了保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学说,是从异化劳动入手来加以展开的,揭示了劳动者成为劳动产品和劳动对象的奴隶,劳动者作为人异化为非人,就说明了私有制的产生,也展现出了这种异化劳动的发展必然又将对私有制加以扬弃的道路。保尔和他同时代的劳动者,被私有制及其代表德军侵略者、彼得留拉匪徒所异化,又起而对其加以扬弃,于是无怨无悔地参加了批判异化、拯救作为主体的人——劳动者的革命斗争。在那个时代,保尔和他那一代人追求革命、追求推翻私有制
而后世界大同的历史活动,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很有代表性、普遍性、典型性、进步性。他们的行为,是当时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够作出的唯一进步的、推动社会前进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为人类造福的选择,唯一的能够批判异化、拯救作为主体的人——劳动者的选择。忠诚于这种选择,忠诚于革命,他们就抒写了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天性,抒写了人性的最美点,绝不能轻易地否定他们的选择和忠诚,行为和追求。就此而言保尔作为“一名典型的阶级的战士对革命的忠诚”,恰恰是原著永远不死的书魂,一定不能随意置换和嘲弄,万万不可以随意扭曲和消解。梁晓声这样“篡改”式地“重塑”保尔,对保尔和他那一代人非但是不公允的,还简直就是割断和歪曲那一段历史了。
第二,梁晓声在重塑保尔改写历史而又割断和歪曲那一段历史,还一不留神掉进了非历史主义的泥潭。“唯我独革”也好,将“革命”和“爱情”对立起来也好,甚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原著里写到的“红色恐怖”也好,革命队伍内部的混乱和斗争也好,都是事实。问题是,在改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这些事实。梁晓声应该知道,古今中外,一切变革社会的历史潮流和运动,或者说,一切革命或革新的运动,在它的进行过程中,几乎都难免带有种种的局限性,甚至难免带有内部的血污,但人们并不因此而否定这种历史运动实行的意义。看历史的整体、大方向、大事相,我们改编《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就不能只钦佩保尔修铁路和全身瘫痪以后写书这两件事,而“非常不喜欢”保尔的其他行为。那样改编,也不真诚。因为,将孩子连同污水一起泼掉了,也就无法描绘“革命背景下从乡村到小镇到大城市躁动不安的社会图画”了。而不真诚,一旦不真诚了,梁晓声重塑的保尔·柯察金,改编的这部电视剧,还有什么艺术的生命力呢?
梁晓声的重塑,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对保尔爱情观的歪曲和嘲弄,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异化了保尔的人性、伦理道德观念才导致保尔这样对待爱情的。同时,梁晓声对保尔和丽达的关系的“篡改”式的重塑,还往这两位英雄人物身上一起拨了污水。
好在,撇开梁晓声的《重塑》一书,看今日之中国版的“钢铁”故事的电视剧,重逢保尔·柯察金这位旷世的英雄,我们还是能够深深的感到,保尔和保尔那钢铁一样的精神,灵魂,作为人生的路标,作为人的崇高品格和意志的一种象征,作为一种人格的魅力,还在使人们感动,让人们敬仰,吸引人们去热情而又执着地追随。而且,这种感动,敬仰和追随,还会一代又一代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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