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屋常年是阴暗潮湿的，受不到一点阳光的照射。北平人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真是经验之谈。我虽然把两明一暗的三间南屋布置成很好的客厅——缎面的沙发，硬木的矮几，墙角的宫灯，仿古花纹的窗帘，脚下是软软的地毯；但是我们都没有兴趣到南屋去，熟识的朋友来了，也还是习惯到我们起居饮食的北屋来坐。 就这样，我们整年地把南屋冷落着。小三合院中心一棵好大的槐树，像一座天棚，整个夏天遮盖着这院子，但是南屋更阴暗了。秋天槐花落了满院子，地上像铺了一层雪。我一簸箕一簸箕地扫着，心里就打着南屋的算盘；煤这样贵，今年冬天我不打算在南屋装洋炉子了。把去年留下的两个炉子的烟筒挑一挑，用在北屋的一个炉子上大概够了。铁皮暴涨，烟筒省一节是一节，大家都尽量把炉子装得移近窗户，这叫做“缩短防线”。我又想，为什么不把南屋租出去呢？既节流，又开源。 这个主意说开了去，大嫂很快就引来了一位房客，她给我介绍说：“咱们南京老亲端木家的三太太，你仿佛说过，中学里教过你地理的，就是三先生。” 我说：“是呀！端木老师不容易被人忘记，他的……” “他的眼镜。”端木太太立刻微笑着接腔。 回忆到学校的生活，我很开心，我大笑着说：“是的，眼镜，还有冬天那条长长的围巾，脖子后面总拖着那么长的一大截，飘荡着。” 据说端木家这门老亲，和我们攀来巴去，算是平辈表亲。端木朴生老师已经死了十多年了。这位端木太太因为一直在外面做事，所以大家都称呼她一声“朱先生”。我对端木老师的印象，也只是那掉在鼻梁中间的眼镜和长围巾这一点点而已，他实在只教了我连一学期都不到。 说是平辈，朱先生比我年纪大多了，已经两鬓花白，她虽憔悴，但很稳重，也整洁，眉目间藏着年轻时代的风韵。这样的形容似乎很矛盾，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确是这样。 她是从东城她的亲戚家搬出来的，因为她在师大的图书馆工作，住亲戚家虽然方便，只是离学校太远，往返不便，我们家可离师大很近。 “老胳膊老腿儿啦！让我来来去去地赶电车，我也追不上，到了冬天，骨头节儿就仿佛泡在醋里，那么酸痛，真不是滋味儿。”她苦笑着说。 但是我想到阴暗的南屋，租给这样一个独身而患着风湿的老女人住，而我这年轻健康的却住着阳光普照的北屋，倒有点不自在，我只好说：“只要朱先生不嫌房子小，不嫌我三个孩子吵闹。” 朱先生搬来的时候，槐树叶已经掉完了，光秃秃的枝子在冷风里挺着。南屋里我们原来的那一套家具，都移到北屋来，北屋显得拥挤，但是却像暖和了些。太阳从宽大的玻璃窗透进来，照到紫红色的沙发上，发着亮光，摸摸是热的。我很喜欢这种气氛，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望着南屋朱先生在忙碌；盆儿呀，罐儿呀，煤球呀，都堆在南屋房檐下的石阶上。那地方原来我都摆着菊花，现在这么一来，原有的一点儿艺术气氛就没了。 宋妈和朱先生的一个侄女在帮着整理，中午我当然邀她来我家吃饭，她进屋来先在洋炉子旁烤着搓着她的冻得发僵的两手，看着墙上挂的我和凡带着三个孩子的照片说：“一个人也是一个家，什么都扔不下，就像蜗牛壳似的，再简单，也得把它背在身上，带来带去。” 她没有生育过，体态较少变化，也可想见她年轻时的轻盈。她如今穿着青哗叽的罩袍，平平贴贴，一点褶痕都没有，我只觉得她太整洁了。听了她的话，不知是出于安慰还是真的感觉，我说： “我现在就觉着一个人最舒服，三个孩子加一个丈夫，真乱死我了，我常对凡说，多咱能离开你们清净几天才好。要知道伺候大人也不比伺候孩子省事。”我最初是为了安慰她的孤寂，而故意说出羡慕她的话，但说来说去，也说出了我的牢骚。 “别这么说！”她笑着止住我。 “这是真话呀！”我也笑着说。 “真的离开你，你又不放心了。”她说着拍拍我的手背，仿佛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她搬来后，每天早出晚归，冬天日短，回来后，天都快黑了，大家都缩在屋里过日子。窗帘拉上，探到炉中去的尾巴壶的水滚开着，孩子的吵闹欢笑声，使我应付这三间北屋里的生活，已经来不及了，这晚上的几小时简直就和屋外隔绝了一样。有时我会猛想起，对面还有一家新街坊呢！我想着到朱先生屋里去谈谈，像拜访朋友似的。但是等到夜静后，我也疲乏了，掀开窗帘一角向南屋看去，外屋的灯已经熄了，里面是她的卧室，低烛光的灯亮着，怕她已经就寝了，也就不好去打扰。有一两次也仿佛听到乐器的声音，但被孩子或客人的说笑声遮盖了，就没有注意。 我是一个贪睡的人，冬夜起来弄孩子，真是一件苦恼的事，我常想恢复我的职业生活，然后多雇一个女仆，把孩子交给她去管，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是多么舒服！实在我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已经有六年不知道题整夜觉的滋味了。 那天我夜半醒来，给孩子换好尿布吃过奶，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忽然哪里传来低低的音乐声，我仔细地听，才觉出是南屋朱先生在吹箫。夜静静的，那箫声就仿佛是从山间来，从海边来，从长街来，幽幽的，钻进了人的心底。我竟幻想着朱先生吹箫的姿态，像是她坐在半空中，又像是远远地从海边走过来。迷离中我感到寒冷，原来是因纸白天被小猫抓破了一个洞，冷风钻进来，吹到脸上。我翻身理好棉被，向里面钻了钻，用被蒙住半个脸，才觉得暖和些。那南屋里的女主人是多么寂寞！我不禁关心起朱先生来。“闲夜寂以清，长笛亮且鸣。”不记得在哪儿看过这么两句诗，箫声低于笛声，但是在清寂的闲夜，就仿佛是一步步地逼进耳朵来。过了好久，我才睡去，不知是她的箫声先停，还是我先人梦乡的。 第二天晚上，我惦记着过去找朱先生谈谈，便把孩于们早早弄上床。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闲聊，很想把毛线也带过去织（织着毛线谈话是最快乐的），又怕那样显得是要在她屋里呆很久，结果从缸里拿了两棵腌白菜，送给她就早点吃，算是以此为题。 南屋里靠窗子摆了一张八仙桌，她工作、吃饭、会客都就着这张桌子，所以上面摆了茶具，也摆了文具，电灯便从屋中拉到窗前的桌子上面。炉子刚添上硬煤块吧，劈劈剥剥地响着，炉子上炖了一壶茶，她喜欢喝茶，搬来的头一天我就知道了。我推门进屋时，她正一个人坐在桌前擦箫，这情景很安静。我从自己乱哄哄的屋子过来，格外觉得舒适，昨夜那种替她孤寂的感觉没有了。但是我却仍要把那种感觉告诉她，我说： “昨夜是您吹来吧？” “罪过，吵了你了。” “哪里，”我赶紧接口说：“我睡觉大炮也轰不醒，是昨夜起来给孩子冲奶听见的。那调子听得人心酸，只觉得像没了着落。说实话，好一会儿我才睡着，不然每天我扔下奶瓶就睡着了。” “以后夜里可不能再吹了，你带孩子害你睡不够。”她抱歉地说。 “不，”我赶忙阻止她，“也只是碰巧我那时醒来，否则再大声音也听不见的。我觉得有时也应当让孩子吵闹以外的声音，陶冶一下我的心情，让这声音带着我的思想到更广阔的境界，您的箫声使我想想这，想想那，也是很有趣的。” “那么昨夜你想到什么了？”她直看着我的脸，认真地问我，我倒不好意思了，说：“想得很多呢！” 她起身又去墙上取下一支笛子来，也在擦拭着。我说：“也吹笛子吗？” “不，我吹不好，是朴生吹的。” 对于这种箫啦笛啦的乐器，我知道得太少了，她不说话，我就没话可接了。我心想送了腌白菜已经完成了人情，可以站起身回屋去了，幸亏没把毛线带过来，正这么想着，朱先生又说话了： “想不到朴生那样子粗心大意的人会吹笛子吧？他吹得好着呢！” “是的，从表面看起来，端木先生是不拘小节的，也许玩起乐器来很细心吧？” “他在这方面是满细心的，我却是个粗人。” “您要是粗人，我更不用提了。”我说着笑了，又问她，“端木先生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定常常箫笛合奏吧？” 她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中国的乐器有几种是适合夜阑人静时独自演奏的，箫或笛便都是。以前夏天晚上我们常常在北海的小划子上吹奏，那才有意思。” 我可以想象得出那种情趣来，因为夏夜在北海划船，常可以听见从水面传过来的口琴声，留声机声，以及情侣们的低吟浅唱。这种生活的享受，我和朱先生都没份儿了，她是失去了伴侣，我是因为增加了累赘。我对朱先生说出了我的感触，她也有同感。 我又问，她和端木先生，是谁先对这种乐器发生兴趣的？ 她今夜很兴奋，听我这样问，便擦拭着那根笛子说： “说来话长呢！你问问南京的老亲都知道一点儿，当年先父是不赞成我和朴生这门亲事的。原来我们两家都住在北京，而且是世交。朴生在北大，我在女高师，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毕业以后又同在一个学校教书，虽然接近的机会多了，并没什么密切的来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忽然给我写起信来……” “情书吗？”我听得有趣便插嘴问。 “敢！”她骄傲地说了以后，又天真地笑了，仿佛回到年轻的年月，她就是那无上威风的女王。“他所写的无非是讨论学问思想，当然字里行间也带着些情意。我一封也不回他，让他高兴就写他的！” “见面说话不说？”上一代“新人物”的恋爱，在我们看来有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不由得想多问几句。 “见面应酬话是说的，但他可不敢提写信的事，我只是在说话间透露出我已经看过他的信就是了。” “多有意思！”我不禁惊叹。 “1928年北伐成功后，迁都南京，端木一家都回南京了。这以前，他家曾央人来求亲，可是先父一口就回绝了，我连影子都不知道。家里只知道我和他同事，并不知道他写信的事，那年月，我们更新，可是家庭还守旧得很呢！我们再开通，也是半新不旧的，因为许多地方仍要顾到古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就变过来。他家回南京时，他也同去了，因为他是独子。他回南京后，信写得更勤，这时的倩就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意思了。” “那么这回您该回他信了吧？”我问。 她笑笑摇摇头，接着说： “可是有那么一天，他事先并没有写信说过，竟在学校里出现了，当然使我很惊奇，但他不远千里而来的坚决的情意，也不能说没感动我。这时我已经知道父亲拒绝求婚，所以答应和他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面，瞒着我的家庭。见面也只是见面罢了，我还是无意的。直到有一次，我们学校几个接近的同事相约到北海赏月，大家带了乐器去，我吹箫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北海的那天晚上，我才知道朴生吹笛子。我独奏“梅花三弄”，他竟悄悄地，悄悄地，吹起笛子来随着我的箫，吹着吹着，我们就变成二重奏了！……” 朱先生说到这里，起身到炉边去拿炖在火上的那壶酽茶，给我斟了一杯，她自己斟了一杯。然后又用煤钩子去播弄那炉火，炉门一打开，火光反映到她的脸上，红亮亮的。我两手捧着那杯茶，停了好一会没说话，看着她的脸，脑中幻想着当年夏夜太液池中箫笛合奏的情景，仿佛我也是客人中的一个。我不由得笑说： “那首‘梅花三弄’一定是您和端木先生的定情曲啦！” 她笑笑，回到桌前坐下，从桌上拿起那支笛子： “喏，始终是这支笛子陪着我，这么些年了。他走的匆忙，留在家里没带着，笛子留下了，吹笛的人可再没回来呢！”她不胜感慨地说着，把笛子又挂回到场上去。 “端木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您和他已经结婚了吧？”我也回忆起那吹笛的人了。 “他教你是哪年的事？” “1931年，我在初中二。” “已经结婚喽！我们结婚也还是经过一场奋斗呢！虽然我答应了他的求婚，但是不能得到父亲的谅解。他放弃了父亲给他在南京中央政府找到的好职位，而来北平做个中学教员，他的母亲也不满意他，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我。父亲后来算勉强答应了，也还是有婚后仍住在北平的约定。” “对于您来说，还是那笛子的力量吧？您的婚姻的故事多么美，它使我想起了‘吹箫引凤’的故事，您是那弄玉，端木先生正是箫史……”但是朱先生打断我的话，说： “箫史和弄玉是夫妇双双飞升而去，我们可是一个飞了，一个还在这儿挣扎求生呢！” “在心灵上，您仍是和端木先生在一起的，您的夜半箫声，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在冥冥中也跟您在合奏呢！” 爱情的故事，常常是因为那爱情发生了障碍，才使得故事更美，更动人。我后来听大嫂说，当初朱家的老太爷不答应这门亲事，是因为端木先生是庶出的关系，母亲的出身微贱，在家庭中没有地位，连带着儿子也遭了殃。端木先生排行第三，前面还有两个相差很多岁的哥哥，是嫡出的。在那讲究门第与身世的上一代，怎能怪他们为儿女的多方操心呢！可惜这一对在新旧时代交替中奋斗的夫妇，在如愿以偿之后，终不能白头偕老，他们只有短短不到八年的相守。端木先生是七七抗战那年由北平到内地去，在一次汽车失事中丧命的。意外的死，生者难堪，她怎么能不日日以来声唤回那荒野中的孤魂呢！箫声可以使她回到往昔月夜泛舟的情景中去，无怪其声哀以思了。 有一次在偶然的闲谈中，又提到了她的箫，她曾这么说过： “没有孩子的夫妻和有孩子的夫妻，毕竟不同啊！看你们小两口子虽然有时拌嘴，但是半天都忍不了，你们就忘了，因为有孩子一打岔就过去了。我们可就不同喽！婚后的现实环境，到底不是婚前所想到的，我从小长大什么苦头都没受过，所以有一点点不遂意，就使我几天不愉快，不和朴生说话。长日无聊，我只有吹箫来解心头之闷。常常在这种情形下，朴生便也不知什么时候，拿起笛来，和着我一起吹奏了。这样，一根笛一根箫，便像你家的老大和老二，把我们的不愉快，无形中合开了。” 我听说过，朱先生在婚后和婆母不和，这也是常引起他们夫妻不愉快的因素，端木先生在母亲的独子与爱妻的丈夫的夹层中，常常左右为难。据说在端木先生死后，婆媳反倒相安无事了。 一个冬天在蜷缩中过去了，今年春暖得早，阴历的正月过不久，家里的火炉就拆了。屋门敞开着，孩子们就骑在屋门坎上，享受着春日的阳光。但是南屋的炉火挨到阴历二月才拆除，因为朱先生在闹病，她有畏寒的毛病。上班也就是那末回事了，年轻的男女同事们听说她病了，倒是常常来看她。有时她们带了菜来做，哄着她说笑，像女儿对妈妈似的。 开春以来，她就很少吹箫了，看见墙上挂的笛子，我总会想起箫，也偶然问她： “朱先生，好久没吹箫解闷了吧？听你吹箫，对于我也是一种享受呢！” “提不起兴趣。怎么？又想听着箫声想心事了吗？” “其实我听着箫声，多半想的还是您呢！”我玩笑地说，但确是实在的话。有一次连偶然读到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诗，不知怎么却想到端木先生了。 交夏以后，时局急转直下的紧张起来，五月间凡去上海看全国运动会的热闹，到人九月，我们就筹划着到台湾的事了。要离开一个依赖了多年的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没出过远门，一下子就让我来个大迁徙，说实话，我连行李都不会捆呢！ “我留在这儿慢慢的结束，你一个人先走，你到台湾都安顿好，再来接我们。”我对他曾经这样建议，并且屡次讨论时，都坚持这个主张。 这时宋妈来告诉我，朱先生让我过去一起。她病病怏怏地躺在床上，我真抱歉不安，好多天都把她忘了，只顾闹我自己的情绪。 她倚在床栏上，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跟丈夫一起走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不要分离，一家人的手还是紧紧捏在一起的好，更不应当在这个时候闹别扭。” 她一定是从宋妈的嘴里知道这一切的，我告诉她我的不安的情绪和一些困难。她忽然拉住我的手，悲痛地说：“如果十二年前我和朴生一道走，我今天的情形也许不是这样子了。”她说着拍拍盖在身上的那条被。“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和朴生的事，只有一件没说过。”她停了一下，好像要拣个最合适的方法说出来，一在七七事变前，我因为家庭的苦恼——你知道就是为了朴生的母亲，和朴生闹得很不愉快。七七事变一起，朴生和我商量说，把母亲送到上海跟大哥过，然后我们一道南下。但是我不肯，我要他把母亲送到上海去，自己南下，我要先在北平清静清静。无论他怎么说，我执意不肯，直到他已被敌人注意而不能不走了，一切都来不及打算，便先离开北平。到上海他来信说，情绪很不好，因为担心着我们婆媳的安全，和想到没来得及安排我们的生活就离开了，心中始终是不安的。他要我仍及时准备，立刻和母亲到上海去，他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等待。我接到他的信，虽然心中略有所动，可是始终不肯去跟婆母商量，半个月这样抱过去了，朴生在上海不得不动身南下，还没走出江苏省境，他就死了。你不能让一个人不安地离开家，是不是？心中不安就会有不幸，这常是连带的。总要生活在一起，才能彼此安慰与照顾。听见没有！” 她的一大篇话，使我恍然明白这一对夫妻的整个故事，我一直知道的是那前半部完美的，但那一时的过错，却能使一个人永生赎不完。朱先生的箫声，不只是怀念和幽怨，还有着遗憾与仟侮，所以那声音才使人心弦震动。 晚上我同意了凡的建议，我们一起到台湾去，他感动而欣慰地吻着我，并且紧紧地捏住我的手。晚上我睡在被里，忽然听朱先生又吹起箫来，声音是那么微弱，一个调子重复了几次，都吹不成腔，想着她白天为我说出她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真是肺腑之言，但是我们就要离开她了，而她又正在病中。 来到台湾以后，立刻就给接住北屋的弟妇写信，除了报告平安抵达之外，还问候朱先生的病况，弟妇口信却没提起，她准是在匆忙中忘了。很迅速的，以后就音讯不通了。 在台湾，十年的厮守，全凭朱先生的一篇爱情的故事。朱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算一算，真不信，当年在太液池上吹箫的女人，如今已是望七之年了。 1959年1月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