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祯
内容提要：路翎是一个"未成熟的天才"作家，为了追求某种生命的震撼，他在作品中尽情挥洒着自己的"疯狂"。本文以分析路翎文化人格的"疯狂性"入手，从"失衡"、"扭曲、夸张"、"复调"、"紧张"、"失语"五个方面剖析了路翎"疯狂"性叙述在其作品中的独特体现与得失。
"疯狂"，亦称"疯癫"、"癫狂"，不仅指"丧失理智或精神失常"的病理性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性的现象。它是生存的基本内涵之一，指个体生命在生存焦虑的压抑之下的一种心理能量的总爆发，主要表现为剧烈的兴奋、难以自抑的冲动等，具有较强的非理性特征。
"疯狂"的产生来源于个体生命对于生存的焦虑体验。焦虑是感到非存在威胁的意识，它源自恐惧。恐惧有一个确定的对象，如痛苦、灾祸、死亡的预期等；焦虑则相反，它没有确定的对象，它是"意识到非存在是人的存在不可消除的部分，它是人的有限性定义的组成部分"①。
保罗·蒂利希在《存在的勇气》中把这种焦虑区分为三种形式--本体上的(命运和死亡的焦虑)、道德上的(罪过和谴责的焦虑)、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
一
面对无边的个体生命的旷野，路翎体尝着人生的虚无(无意义，无信抑)和存在之荒诞(非理性，偶然性)，这是人类生存终极的根本的困境。它无所不在，不可逃避也不可超越。美国著名批评家欧文·豪曾指出："对尼采来说，也如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一样，对抗虚无主义的空虚成了人性复归的前提。"②路翎以他全部的身心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并在其中艰难地觅取着自己。
童年经验和现实人生中的焦虑体验是路翎人格形成、发展的基石。
来自童年时代的"创伤性情境"和现实人生的艰难悲苦导致了路翎的敏感与忧郁。路翎早年丧父。继父张济东是一个公务员，"是精神上的赤贫者，有小情感、愤怒、暴躁和慨叹。"童年时代父亲的缺失和继父恶劣的表现，造成了他人格中的一种"轻度弥散性焦虑"的特质。他说："我底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里度过的，匆匆地度过的。"这种"创伤性情境"使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他过早地拥有了孤立无助和自卑的感觉。这种感觉到了后来便化为一种对于现实人生的悲哀体验，"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着我底少年时代，压着我底恋爱。"③这是一种潜藏的含而不露但却刻骨铭心的悲哀，它不仅压迫着路翎的精神，也摧折着他的肉体，并注定要伴随他的一生。
同时，现实人生的艰难也使路翎无时无刻不处于本体焦虑的胁迫之下。死亡的念头经常纠缠着他："我怕我活不久，这想头真是离奇的，不可思议的，但是的确是这样。我底身体在这样的年纪就这么坏……"体质的羸弱使他感觉精微敏锐。他对前途的险恶充满了预感，预感着有什么东西或者就要把他的生命和生活夺走了，"那时候我就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嫉妒着别人了罢。"④
恐惧、忧烦、怀疑、嫉妒构成了路翎"轻度弥散性焦虑特质"的主要内涵。无边的苦难压抑着他的灵魂，一切障碍都试图摧毁他，然而生命的洪流是不可遏止的，唯有反抗才是路翎文化人格的核心。压抑得愈烈，反抗亦愈加悲壮激越。这反抗的本身是辉煌的。
二
诚如保罗·蒂利希所说："绝望是一种最终的或边缘的境遇，人再也不可能超越它了。绝望的本质已在词源学上被指明：无希望。绝望中绝无通往未来的出路。非存在(虚无)被感受为绝对的胜利者……绝望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由于非存在的力量，存在者知道它自己无力去肯定自己。"⑤但人类毕竟是要生存下去的，那就没有理由不去反抗。
反抗就是存在的勇气，是个体生命对存在境遇有了清醒意识之后的自觉选择。它包括对人类现状的险恶性的全部接受，以及对其本源意义上的非人性的根本拒绝。存在即绝望，绝望仍存在，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对于存在的自我肯定的积极姿态。
路翎"是一个内向的人，他生命的全部，就是他那颗晶莹的几近透明的艺术家的心灵……他是一个以赤诚的爱心拥抱这个世界的诗人"⑥。然而他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妒忌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⑦
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路翎"寻求而且宝贵"着"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他不再满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博大悲悯，而努力寻求着对于奴性的神经的"震惊"，他"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不惜因此"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的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所显现的"⑧。
路翎的态度决不是消极的。虽然他时常会感到"疲弱"，但探求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目光穿透历史与未来的迷障，赤裸裸地注视着现时。他的人物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负，艰难地走向未来的时空。虽然他们注定是"蕴藏着必然灭亡的东西"⑨，但他们的反抗却是无可消弥的。以精神的力量弥补肉体的不足，这当然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偏执、坚韧、倔强、百折不回，即使被击得粉碎也不改初衷。
克尔凯郭尔曾说："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个人的真理。"面对自我无可言喻的精神史诗式的悲剧性结局，绝望的反抗也注定只能是个人的反抗。这反抗是一座"自为性"的桥梁，它把现实世界与精神自我、存在境遇与个体行为、自由选择与命运归宿紧紧相连，使人能够在个体生命的旷野上，"自己造就自己的存在"⑩。
路翎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生命旷野上自由的个体，他们不能选择的只是历史重负的惯性和那无可回避的结局。他们思索、追求、反抗、疯狂，在有限的时空里让自我的生命燃烧得尽可能辉煌。
克尔凯郭尔把绝望分成两种：一种因不愿做他自己而绝望；一种因要做他自己而绝望。
萨特《理性的时代》的主人公想成为他自己，这种渴望使他拒绝承担人类的任何义务。这是一种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的极端形式，它的代价必然是彻底的空虚。路翎的主人公却远非如此单纯。他们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的自我肯定，他们的身上负载着历史的责任与使命，他们更要追求群体(民族)存在的自我肯定。因此，他们必然徘徊在个体与群体之间，演进着意识形态和个体生命欲求的战争。一方面他们要走出自我，到群体中去寻求力量，并谋求群体的解放，但丧失自我的危险使他们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造就自我的存在，为此必须廓清与自我之外的任何界限，这样就势必走向孤独。
蒋纯祖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体会到集体的力量，并强烈地憎恨着自身的个人主义残余，感到必须走出自我的狭小天地，到广阔的社会人生中去承担民族的命运，但在与群众的接触中，他又强烈地感觉着自身的优越与超卓，他渴望成为他自己，并炽热地爱着他自己。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他放纵着自己的爱与憎，却永远不能求得解脱。
反抗绝望并非是为了求得希望，因为"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11。在一个被剥夺了"终极意义的世界"，"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和意义之源"12。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允许的"13。路翎的作品中，无论是蒋氏三兄弟，还是罗大斗、郭子龙、王炳全、郭素娥，他们都超脱了世俗的某些方面，在一种自我权威的基础上建构存在的影像，试图以一种自我权威的"自明"来对抗绝望。他们伸出血污淫乱的指爪向世界讨还着希望，试图"用这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然而，这希望的盾的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14。绝望是无所不在、无由逃避的，它必将淹没一切纤弱的希望的萌芽。但洪荒之后，也必然会有新的萌芽"蠢蠢跃跃"。
"绝望是一种精神上的表现，它与人内在的永恒性有关。"15人是有限性的存在，但他却永恒地趋向着"可能性。"尼采说，人有一种追求形而上学的本性，并在这种追求中得到"形而上学的慰藉"。绝望也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本性"的产物，它意味着对存在自身的永恒挑战。勇敢地面对这种挑战，并积极地反抗它，就会导致乐观的情绪，反之，运用"瞒和骗"，消极地防御或胆怯地逃避，只能陷入悲观的泥淖。
路翎的作品永远带着某种强制的乐观的力量，即使在最阴暗的情境中，也腾跃着一种征服的激情与豪迈。他说："忧郁是生活的忧郁，艺术的目的不是忧郁。"16他的主人公大多是现实人生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17。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永恒姿态。
三
欧文·豪曾说："文学创作在伟大的现代作家手中已成为他们对抗荒诞的现实以确证自身存在的形而上手段。"18路翎也不例外。他的反抗的方式归结到一点，便是"疯狂"。路翎的小说(主要指1949年以前的小说)可说是一首生命的狂歌，其中满溢着个体生命的焦灼、反抗与疯狂。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在演进着同一个过程与主题：个体生命经历"疯狂"走向"死亡"。
主题的"疯狂"性必然导致叙述的"疯狂"性。在行文中表现为一种他所特有的在进行文本操作时的"疯狂"性把握。当理性精神无法把握当下的非理性情境时，就转而求助于"疯狂"，即用非理性的方式来反抗非理性。主人公的"疯狂"导致了肉体的死亡或精神追求的毁灭，而路翎的"疯狂"虽成就了他艺术个性的独特，但同时也造成了他无法克服的缺陷。
这是一场残酷的搏杀，从搏杀中走出的路翎新鲜、粗野而强力，他以这样的姿态坦然走向历史的前台，向世界发出了未成熟的天才的呐喊。
舒芜在1944年致路翎的信中曾指出路翎作品中的"矜张"和"自我扭曲"，并说他在逃避一些事情，又企求一些事情，两面交攻，就把他的"真我"弄得奇形怪状了19。其实舒芜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翎的自觉选择。他"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并说他笔下的"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面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当人们责备作者主题思想"不健康"，认为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些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
胡风在与路翎的谈话中曾指出："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并说路翎写作，塑造蒋纯祖的形象，就如他在南京上小学时买大饼给老虎吃一样，人们会说他"扰乱了民族精神，民族不这样干的"。"人们要求素淡与心理描写的撙节"，但路翎却过多地描写了病态的狂乱，心理描写也显得没有节制，胡风把这归结为"主观精神"与"人格力量自发性"的产物20。
正如《路翎小说选》的编者朱珩青所说："这小说是别一种声音。"的确，路翎的小说不同于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他的近于残酷的灵魂的拷问与"歇斯底里"的变态情绪，常使读者痛苦不已，进而"废书不观"。其人物心理、语言的过分知识分子化也导致了与现实人物的某种程度上的错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作品的价值。这是一种"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21。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于人的灵魂深层结构的探寻中去，使得长久以来埋藏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情感与理性冲突的火花得以闪现出来，丰富了现代文学对于人(尤其是下层劳动者)的心灵世界的描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强度"。
"疯狂"在这里既是一种叙述手段，同时更是路翎艺术人格的存在方式。它浸润于路翎作品的每个角落，造就了一道奇丽瑰秀、不同寻常的艺术风景。
失衡
依纳爵·罗耀拉用这样一句话表述了exereitia spirituatia(《神操》)的基本原则："灵魂越分离越孤独，它就越能找到和碰到自己的创造者和上帝。"22路翎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走向孤独的过程中寻觅着自我的本真的。他反对那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被世俗理性视为最终目的的灵魂的"平衡"，而对均势、完美有着绝对不能忍受的感觉，认为"它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HT5"SS〗23他无可避免地要走向残缺，走向失衡，以此来逃避"一般"。
失衡是路翎小说艺术的起点，表现在他作品中的方方面面。他力图打破传统小说中的秩序、均势与和谐，而代之以失衡的小说世界。他并不祈求建筑辉煌壮丽的城堡，而是竭力将现有的一切偏转、捣碎，尽可能地实现自我蛮力的拼贴。他把一切诗的、散文的技法嵌入小说，句子成分也在中西语法的边缘无节制地膨胀。倾斜的人性、失衡的结构，使得他的作品有如一架巨大的、失去重心的天平，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导致人性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外力的打击，如被抓壮丁的王兴发；有的是因为内在的欲求，如县政府的录事王静能；有的是因为恋爱的苦痛，如追求线铺姑娘王淑珍而不得的程登富；还有的是因为恶毒的复仇，如王炳全和郭子龙……于是在求生本能的压迫下，这些人便开始了向生存境遇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个体生命向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挑战，双方力量悬殊。一种巨大得超乎个体生命想象之外的力量沉重地压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性深层不堪重负的裂变。它们往往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如罗大斗的渴望刀刺、火烧、鞭挞、谋杀；蒋蔚祖的装扮"人间的王者"等。那么，寻求人格与心理的平衡便成为人物摆脱困境、确证自身存在的唯一手段。路翎的人物终生都在做着这种追求。然而追求的失败是早已注定的结局。因为他们所要对抗的是那无边无际的绝望与虚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能达到的。
路翎绝不刻求平稳均衡，而是力求拉大差距，产生落差，使人在巨大的势能面前感受到排山倒海的"力"的威压。艺术上的对位法在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路翎的作品中有着"旷野、荒原"与"乡场、都市"的对位、非存在与存在的对位、情感与理性的对位、自我与他者的对位等。这是一种具有巨大落差的对位，它直接地造成了结构上的失衡。《财主底儿女们》中便充满了这种对位，对立的一方往往以压倒的优势试图瓦解另一方的对抗，而另一方的反抗却从未停息。作品还集中反映了路翎力图打破传统的封闭家族模式走向人生长河的叙述欲望，然而过分的急切与粗糙的焊接，使得上、下部之间的转换生硬而造作，整部作品在结构上也呈示一种头重脚轻的非和谐态势。
扭曲、夸张
面对失衡的现实人生，路翎变得狂妄而任性。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自虐心态，他崇尚着苦难、混乱与破坏。他扭曲自我，企图以肉体的受难消解精神的创痛；他竭力夸张，企图以被拉长的瞬间将永恒定格。
路翎的主人公普遍带有一种强烈的浮雕感，线条粗犷、动作僵硬，缺乏现实人物的纤巧、灵敏与情味。每个人在生存的苦难中都表现出"拉奥孔"式的痛苦、绝望与疯狂。他们的形体极度扭曲，动作也极度夸张，极具生命的力度与震撼力。如《燃烧的荒地》中：
张老二面色灰白，激动地站着。郭子龙发现他的手在颤抖。他现在的这种激动，和刚才在茶馆里的那种激动联在一起，给了郭子龙强烈的印象。这种激动是苦痛的，窒息的，好象那种不能燃烧出来的火焰。他的那一双大的深陷的眼睛，可以说是正在因这种燃烧而冒着辛辣的烟。这乡人的这种静默，他的不能自主的激动，他的尖瘪的嘴边的干枯而尖锐的纹路，对于吴顺广是一个不愉快的反抗。
这是作品中张老二与吴顺广的第一次交锋。在这个被压榨的奴隶的静默中，有着因畏惧权威而生的自我扭曲--恭敬、忍从，也有着因自我抑制而"不能燃烧出来的火焰"。从苍白的面色到颤抖的手，从深陷的眼睛到嘴边的纹路，最细微的动作、表情都被扭曲、夸张到最大限度甚至超出极限，瞬息的静默的对峙也被强力拉长，其中的蕴含只有读到张老二斧劈吴顺广的章节才能了然。
极度的扭曲、夸张导致了路翎小说语言的"暴力化"。它不像抒情性语言那样静静地流淌，而是高举激情的重锤将语言像楔子一样夯入读者的头脑，以此来寻求语言最大限度的"张力"，使其更具震撼人心的效果。如《英雄底舞蹈》中：
……他凝聚着一种可怕的力气，慢慢地耸起他的瘦削的、仅剩了两块骨头的肩膀来，并且鼓起眼睛来，用那两颗露出的巨大的眼珠，轻蔑地凝视着什么一个地方，而他的那一件破旧的衣服，就从他的身上在寂静中滑落了。这就露出了十几年来这种生涯的记录，那一副可怖的、奇特的骨架，和它上面的那个魔鬼的头颅，在寂静中轻轻地颤动着。……他没有快乐，他假装着纵声大笑；他没有悲苦，他逼迫着高声假哭；他伸出两只手来舞蹈；他假装听到了询问，并且捶胸顿足。这样的被什么一种力量支配着而舞蹈的骨架，就真的能够在那些阴暗的茶馆的高台上，产生一种幽灵的气氛了。……
这是一个以自我全部的生命来反抗现代文明的丑恶以维护古典英雄时代的神圣的说书人，他在茶馆的高台上扭曲自我，动作夸张，试图以此来打动并唤回离他而去的观众。奇特的比喻、繁复的定语以及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式，使得这段文字极具线条感和"张力"，把说书人那种痛苦、绝望并试图进行垂死挣扎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读者头脑中也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扭曲与夸张也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疯狂痉挛性"，对此路翎解释说："唐突，突击时代我要寻找往前进的唐突与痉挛；沉滞的时代我也寻找，这种重压在沉滞的时代更多些。但歇斯底里，唐突，是一个爆发点，社会总是在冲突中前进，而反面人物的唐突，也说明他心中的和环境的激战点。"24
复调
M·巴赫金的复调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25。它强调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
复调本质上是一种"疯狂的叙述"，它在一种"巴赫金式的前提"(即"自明"性地肯定主人公与作者平等地位的可能性)之下强调作者对叙述客体进行主体性的最大投入，以便使叙述客体--主人公获得与作者平等的对话资格。这一点与胡风竭力主张的要求作家对现实客体"突入"、"搏斗"、"体验"、"扩张"的"主观战斗精神"不谋而合，这使得12岁便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崇尚陀氏那种"近于疯狂的向着灵魂的迫力"26的路翎在直觉、本能地师法陀氏小说的同时，在理论上也获得了相应的指导，陀氏小说的复调性因素便在他的小说中烙下深深的印迹。本文将从《罗大斗底一生》与《阿Q正传》的比较研究中探寻这种复调性因素的本真。
作为阿Q的隔代子孙，罗大斗以其鲜明的遗传基因与他的前辈取得了血缘上的认同。但由于两位作家创作方法的差异，使其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不同的光彩。
首先看一下作者和主人公在作品中的关系。
作为叙述的主体，作者在两篇作品中有着不同的地位。《阿Q正传》中"我"是一个传记家，他站在"现时"的时间维度上为一位无出身、无姓氏、无籍贯的阿Q作传。他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在通篇处于"全知"的地位。主人公阿Q作为叙述的客体始终处于主体的控制之下，他所能理解到的仅仅是自身意识领空之内的部分，对于作品中其他客体他只是感应性地作出反应。
他的思想意识消解于他的处世哲学。在作品中，阿Q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的行为和处境，他的"精神胜利"也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逻辑程序。一旦有外界刺激，这种程序的反应便迅速而机械地显现出来。可以说他只是一个"感应型"的人物，理性思维少得可怜，根本无法与作者和其他叙述客体构成平等对话的关系。主性与奴性、强者与弱者的单向性交流构成了作品中人物思想感情交流的主导成分。阿Q根本无法理解赵老太爷、王胡和小尼姑，同时，他们也无法知道阿Q的心理活动，他们之间真正的交流无非是欺压、痛打和凌辱，思想上的平等对话在他们不仅是没有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虽然在作品的后几章越来越多地将其主体性投入到主人公身上，以致"狼眼睛"的幻觉似有人工斧凿之嫌。但是阿Q的意识始终未能达到与作者同样的高度，也就无法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构成与作者的平等对话。
而《罗大斗底一生》中作者的地位已大大削弱，伴随而来的是主人公地位的大幅度提高。"狂热的、混乱非常的罗大斗，却有着一种清醒的能力，能够观察他周围的一切在它们各自底位置上。这是因为，他底软弱的心是容易感动，非常的敏锐。"在此，罗大斗具有了和作者同样敏锐的感受力和思考的能力，"精神胜利"已无法涵盖他性格的全部，在重重郁积的苦难面前他已开始了艰难的思考。他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型的"阿Q"。当面对一种外界刺激时，他不再简单机械地作出反应，而是更多地进行思索、求证，在多种复杂思想激烈碰撞的基础上完成自我思想维度的构筑，并在行为的多种可能中作出抉择。
罗大斗的自我意识是独立的，作者已无力控制它，"只能拿出一个客观的世界"同他"无所不包的意识相抗衡，这个客观世界便是与之平等的众多他人意识的世界"27。面对这个客观世界，主人公罗大斗与作者处于完全平等的对话关系，作者讲到他，"是把他当作在场的、能听到他(作者)的话，并能作答的人。"28在《罗大斗底一生》中，主人公不再是叙述的奴隶，对作者来说，他是他人另一个货真价实的"我"("自在之你")。
其次看一下"多种声音的存在"在《罗大斗底一生》中的意义。
《阿Q正传》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独白型的世界，其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这就是作者的声音。无论是主人公阿Q还是其他叙述客体都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声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作者对他们阶级地位的思考与评述。阿Q的悲剧也正是作者对于农民阶级前途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在作品中阿Q不具有独立发言的资格，他也不可能意识到作者对于自己命运的安排与评价，也就无法以自己的方式对于这种安排与评价作出反抗，甚至连一点反抗的姿态也没有。作者从不面向他、询问他，也不等待他的回答，而只是谈论他、批判他。
《罗大斗底一生》中则不仅有作者的声音，主人公罗大斗的声音，甚至母亲、周家大妹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声音。他们争相倾诉自己的衷肠，渴望能够找个人发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多种声音"相互影响、斗争，共同决定着情节的发展。罗大斗的悲剧正是在这多种声音的合力作用下逐步被推向高潮
的。作者不再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威地位，他的评价只是这多种声音中的一种。主人公罗大斗不仅具有和作者平等对话的资格，在很多时候能够以病态的激情与狂乱对作者的价值评判作出反抗，而且要和来自其他叙述客体的评判论争，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思想也在激烈交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争，它的无休无止决定了罗大斗形象的未完成性。死亡虽然使这场战争提前中止，但也留下了人物形象的永恒残缺。这种残缺具有一种犷放的美感。有别于完整形象那种宁静谐和。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典型形象，阿Q的形象是完整的。他的一切思维与行动无不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阿Q性"为根本出发点，也无不以此为范围。在外在的稳定的作者立场、稳定的作者视野的前提下，阿Q作为特定的现实形象被局限于自己的范围之内，他只能永远是阿Q，不可能超出阿Q式的性格、典型、气质。而罗大斗的形象却远非完整，甚至只能说是一件未完成的毛坯，粗糙、怪异而且狰狞。他不再拘囿于特定的典型范围，甚至可以超越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应有的性格、气质，表现出复杂多变、难以捉摸和不可预测的特点。作者对于他的态度早在题记中已说得很清楚，然而作品中的罗大斗却笼罩着某些"英雄主义气质"的光环。他的一些行为甚至是最卑劣的行径都被渲染得悲壮、神圣，使人很难判定作者是在批判还是赞美。作者似乎已无力评价这一切，而将权力完全交给了罗大斗，任由他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评判，而这种评判又往往表现为瞬息万变的情绪的碎片。很难用一种价值标准衡量罗大斗，也不可能用准确鲜明的语言对罗大斗的一生作出令人信服的盖棺论定。作为一种情绪与思想的载体，他在现实世界的苦难面前煎灼、痛苦、挣扎、绝望，最终归之于死灭。这一切在作品中似乎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他完全
可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命运。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代表，他的最终命运是无可挽回的，然而作为个体形象，他却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当你读到罗大斗之死的章节时，你将困惑于他的悲壮与决绝，以至很难认定他就是那个该遭到鞭挞的"卑劣的奴才"。
同样的复调性也表现在《财主底儿女们》等篇什中。
可以说，复调性因素是路翎疯狂性气质的一种意外投射，他在非自觉的状态下实现了对陀氏复调小说的借鉴，同时也将这种复调性融入到史诗性的写法中去，多条线索齐头并进而又相互交织，使得《财主底儿女们》在追求人性深度的同时又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这在陀氏小说中是找不到的。
紧张
近于疯狂的激情式创作造就了路翎小说的戏剧化风格--紧张。路翎非常注重场面的集中。虽然他的作品大多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但他总是尽量选取最典型的场景，让他的人物相聚一处，进行争论、倾轧、反抗，冲突蕴藏在每一个瞬间。由冲突而危机进而情感迸发，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人物行为大起大落，情绪跌宕起伏，造成人物关系和场面的极度紧张。即使是死去的人物或缺席者，也会随时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和在场的人进行对话交流。如蒋捷三死后，金素痕劫走了大部分财产，蒋家的人们在分崩离析的局面下和金素痕进行抗争。蒋家姐妹及她们的丈夫、蒋蔚祖和金素痕、姨姨和仆人冯家贵以及蒋捷三那无所不在的衰朽而神圣的阴魂，都加入到一场为争夺遗产而爆发的战斗中去。这里既有宏观的声讨，又有私下的交易；既有在共同利益前提下的协作，又有内部芜杂的纷争；既有道德与亲情的感化，又有发自肺腑的愤怒与疯狂……在金钱面前人们褪去了虚假的伪装，进行着赤裸裸的灵与肉的鏖战。其中情节的戏剧性又往往让位于情绪的戏剧性，整个场面显得紧张、激烈而又错综复杂。
场面的紧张导致了作品总体风格的紧张。《财主底儿女们》表现的是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争斗与沉浮，其中虽然也有乡村郊外温柔的小曲，亲情、友情淳厚的馨香，但从总体上看，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以及生命本体与外在压力之间的关系无不如张满之弓，紧张而激越。个体生命的争斗不仅停留在外在的行动中，同时灵魂的深处亦有血淋淋的谋杀与吞噬。整部作品就如一座巨大的舞台，充斥其间的是紧张的激情与冲突。
失语
怀着拥抱整个时代精神的渴欲，年轻而急切的路翎必然进入一种"失语"的状态。这里的"失语"有着两方面的涵义：一是由于个体能力所限，在所要表达的意象面前，丧失了言语的能力；二是由于言语能力的缺失，导致语言的失控，形成语言混乱芜杂的特征。
在路翎的作品中，言语能力的缺失，总是以语言的失控的形式表现出来。
感受着时代精神的方方面面，路翎急切地寻求着最富表现力的表达方式。但人类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在五光十色的客观世界面前总显出无能的窘相。路翎也失望地感到无力用语言将自我心中的感触精确完美充分地表达，年轻气盛的他陷入一种"失语"的绝望窘境。于是焦灼、反抗，当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中时，语言之流便汩汩滔滔，裹挟着珍珠与泥沙，以不可阻遏之势倾泻而下。激情掩盖了无能，芜杂代替了精确，从中我们体味到现实人生的深邃、博大，如海洋般无际无涯，但另一方面，难以把握的困惑也随之而来。人们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的任何一种情绪、意象，因为在你把握了一种之后，必然会在同一部作品中发现与之相矛盾的同体异质。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原生态，是超乎于批判现实主义典型观的一种艺术美学。它可以说是一种胜利，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失败。它是由路翎内在的艺术气质决定的，它无可超越。
语言的杂乱、重复与情绪转换模式的雷同是语言失控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路翎的小说中，"英雄"、"狂热"、"旷野"、"忧愁"、"嘲弄"、"光荣"、"命运"、"复仇"、"漂泊"、"爱情"、"孤独"、"美丽"、"柔弱"、"女性"等词汇都高频率复现，前后的意思却可能迥然相反。比如"英雄"一词，有时表达一种热烈的向往，有时则表示一种退回内心的忍从，有时甚至作恶也被作为"英雄作为"，如罗大斗偷刘寿春的剪刀，就被作为一种"英雄"气魄的显现。再比如"爱情"一词，有时表达真正的男女恋情，有时则为一种基督式的仁爱，有时更成为"憎恶"的代名词，即使被殴打之后，也会对殴打自己的人产生一种甜蜜的"爱情"，甚至感动得流泪，如《破灭》中的夏颖开。作者似乎无力了解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
，面对自我无力捕捉的情绪的碎片 ，尽力将单纯的语义复杂化 ，强制增加语词的替代能力，这起源于作者"对熟悉的字句的暧昧的反感"29，却给读者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情绪转换模式的雷同表现为人物在外界刺激下情绪的热点在对立的两极间迅疾跳跃，一忽儿愤怒，一忽儿狂喜，一忽儿信心十足，一忽儿又彻底绝望……这是一个奇怪的序列，"甚至是突然的、无法解释的狂喜同极端的、亦无法解释的绝望的混合物。他准确地从悬崖峭壁掉下来，拼命地高速度地跌入无底深渊。这是从未经历过的愉快的飞行感，是对毫无根基，对吞噬一切的深渊的恐惧。"30路翎感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抓住了他，疯狂的快感掠过他的全身。带着他的人物，他向前疾走，自己不知去向何处，也不知在期望什么。他只是感到压迫、窒息，他必须反抗，抓住身边所能抓住的一切，无论是什么，他都毫不犹豫地掷向那一步步向他逼进的空虚。对此唯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疯狂"。
四
路翎是一个真诚的作家，对艺术他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但对于现实人生的热爱迫使他走出唯美的光环，投入到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中去。在一个"亟待毁灭，也亟待新生、创造的时代"，他同蒋纯祖一样"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他"奋力地突击，而结果弄得好象夸张、错乱、迷惑而阴暗了：结果是暴露了我底弱点。但这些弱点，是可以作为一种痛苦的努力而拿出来的，它们底企图，仅仅是企图，是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我一直不愿放弃这种企图，所以，也由于事实上的困难，就没法再改掉它们"31。
这是路翎心灵的告白。这个"未成熟的天才"为了追求某种生命的震撼，付出了自我的代价，这代价"是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在得到的同时必然要失去，路翎是深谙这个道理的。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①⑤《存在的勇气》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②1218Irving Howe:The Culture of Modernism,见Decline of the New.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rold,1970年。
③④29《胡风·路翎来往书信选》，《新文学史料》1991年3期171-196、170页。
⑥《胡风案蒙冤在狱中》，林希《白色花劫》，载《蓝盾》1994年4期。
⑦彼兑非诗，引自路翎《两个流浪汉·题记》。
⑧参看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1942年6月7日)，《饥饿的郭素娥》，希望社1943年3月桂林初版。
⑨2230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
⑩萨特语。
1114鲁迅《野草·希望》。
13伊凡·卡拉玛佐夫语，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
15克尔凯郭尔语，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1719《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024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收入《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21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
23冰菱《〈何为〉与〈克罗采长曲〉》，《希望》第1集第1期，1945年1月出版。
252728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
26冰菱《纪德底姿态》，《希望》第1集第4期，1945年12月出版。
31路翎《财主底儿女们·题记》。
〔此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00年3期，作者单位：群众出版社〕
【此文章由“公益书库”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