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夜晚。除过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岗黑幢幢地屹
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
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
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
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
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
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
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
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
—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
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
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
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
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
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汁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
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
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
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
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
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
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
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
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
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
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
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
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
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
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
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
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
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
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
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
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
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
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
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
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
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
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
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
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
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
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
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
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
“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
“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
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
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
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
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
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
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脸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
几年来有过一些考脸。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
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能：为什
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
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
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话，你把一
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
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
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
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
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
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
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
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
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经伫些人
记着帐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
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把自
己出过力的大手主在马延雄的腿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
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
的委屈，都不能失挤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
对我们的考脸。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
不是这样？……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杀了。挨打爱气不要
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葛情地
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
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
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