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
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
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
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
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
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
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
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
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
他：
    “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
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
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
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
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
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小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
成的。
    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
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
    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
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
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
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
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
    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
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
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
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
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
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
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
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
《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
《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
《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
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
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
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
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
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
    “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
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
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
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
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
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
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
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
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
作品。
    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
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
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
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不定期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冰”。后来，他曾写作“宾”、
“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年11月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
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
    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
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
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
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
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
奋写作。